余光中诗歌的特点
从诗歌蕴含的情感来谈：余光中的诗歌不管是题咏爱情、风物还是怀念故土，都充满了感伤凄美的色彩，如“月是盗梦的惊魂，今夕，回不回去？”、“轮回在莲花的清芬里，超时空地想你，浑然不觉蛙已寂，星已低低”（《中元夜》），寥寥数语，寂静的夜和深沉的思念，便如在眼前。除了爱情，“乡愁”是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的另一个主题，家国之思亦是若隐若现贯穿“乡愁”的始终。无论是《漂给屈原》，《夜读》，还是《乡愁》，都展现了诗人那伤感而悲壮的情感历程，在诗人的诗歌中，处处蕴含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命运的双重关系。
从表现形式来谈：他的诗歌格律不是句句押韵，而是情感的互渗，在他的诗歌里可以找到整个情感流动的脉络历程。“空中有风，风中隐隐，有钟声，自无处来，向无处去，无始无终。背风而立，钟声涌起，如潮生远海，如回忆。钟声沉寂。”（《升》），这首诗多用四言句式，间杂三言、五言于其中，使得节奏轻盈，再加上以“忆”、“寂”结尾，不仅押韵有致，而且给人以悠远空灵的虚无之感，从而使得字面意义与蕴含的思想感情相契合，“风”、“海”、“钟声”、“回忆”浑然一体，一种落寞却不凄凉的美感萦绕于读者心中，这也是诗人情感的流动与诗句中的表征。再从字面上来看，余光中先生的诗歌，文字简洁易懂，简洁流畅的文字里蕴含了丰富的感情，同时具有西方象征派的特色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美感，这也是诗人写诗歌的成功之处。余光中先生的用字可以说信手拈来，在诗人的组织下成了情感丰富，意义深刻的抒情诗歌，这不得不叫人佩服。
席慕容的诗歌特点
一、至善纯情，恬静从容:
席慕容的诗体现着纯真、宽容、仁爱的精神内涵。诗人追求绝对的爱、永恒的爱，在《七里香》、《一棵开花的树》等众多爱情诗中都体现了这种纯真、痴情的特点。而不论是情爱还是工作、生活，单纯真挚容易在复杂的事相中遭遇痛苦的折磨。尤其身处工业社会、商业浪潮中，人的隔膜、自我分裂成为现代人的顽疾，诗人由此剖白了她的《诗的成因》：“我”“整个上午”“努力调整步伐好进入行列” “却并没有人察觉我的加入”，而“我”“整个下午”又要为“寻找原来的自己而走出人群”竟“也没有人在意我的背叛”。面对社会病态，诗人用一首《诗的价值》道出了她的达观、仁善的生活态度：“我如金匠/日夜捶击敲打/只为把痛苦延展成/薄如蝉翼的金饰”，并且“把忧伤的来源转化成/光泽细柔的词句”，同时抒发了对过去的日子、对大自然的“淡淡的阳光和淡淡的花香”的广义的“乡愁”。像《如歌的行板》等代表作品，那些来自生活的智慧和生命的体悟，均以一种恬淡、安适、从容的态度和文字表现，不仅使读者得到启发而且赏心悦目。这对于身处80年代经济大潮中的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读者而言，不啻一缕春风、一片阳光。
二、通俗浅白，中国韵致:
席慕容的诗完全没有艰涩聱牙的文句，用语浅白却清新淡雅，这比较贴近一般读者的审美品质。由于精熟古诗词，诗人还善于取读者所熟悉的古典意象入诗，使诗歌具有浓郁的中国韵致。《莲的心事》、《缘起》、《乡愁》等，就像岁月馈赠的一杯杯清香习习、淡涩而回甘的中国茶一样，令人品了还品，饮了又饮。
台湾现代诗的代表中，洛夫的诗歌具古典之美，余光中沉郁，郑愁予属于天才写作。与台湾现代诗潮的“世界性”、“超越性”和“纯粹性”以及所造成的某些晦涩难懂相比较，席慕容的诗却更具普适的人间情怀。这种“人间情怀”堪称“世俗情怀”，既是对现代人精神茫然的现实关怀，也是对大众审美品质的贴近关照。不论诗人本身是否具有这样的写作意识，但事实的结果已经如斯造就。尽管诗人创作时是个人化的，却反映出了整个时代的平均诗歌水准，因此能够获得广泛的认同。而同时，作为诗歌艺术品之一种而又获得畅销，诗人却仍然保持了为诗的本色，在写法、取意上既接近于70年代末台湾现代诗的重写古典题材或衍化古诗意象的探索，又颇能体现新世代对现实的关注精神，当然，这属于一种宏观关照。诗人是在个性抒写、现实普照与艺术镂刻之间、无意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席慕容曾经在2006年的上海书展会上谦虚地说：“我写书是为了我自己，我是自己的第一个读者，我觉得写诗是我生命里面最自由的，不受人干扰的……从1981年到2004年，从我第一本诗集出版到现在（2006年——作者引）23年了。如果非要问面对畅销的感觉，我只能说这是我的幸运。”
三、诗中有画，琅琅上口:
席慕容首先是个优秀的画家，因此她的诗，每每透出一股画意。她融合中西绘画的技巧，以敏感细腻之笔，表达了对永恒爱情的渴盼与追忆，对美好青春的悠悠冥想和对易逝岁月的无奈与感伤。诗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中有很多诗画之笔，《山月——旧作之一》可谓代表之一。"在山中 午夜 松林象海浪/月光替松林剪影/你笑着说 这不是松/管它是什么 深远的黑 透明的蓝/一点点淡青 一片片银白/还有那幽幽的绿 映照着 映照着/林中的你 在 你的林中"。
诗人运用色彩、色调、明暗、光线等绘画手法将诗意图景化，远近相宜，古雅清淡，富有中国水墨的意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古代王维的经典，亦属于70年代台湾“新世代”的创作倾向之一。但席慕容似乎并没有把自己归为哪个世代、哪个流派的倾向，她是与世无争的，她的诗仿佛就是为自己写的，以手写心，因此真诚感人。
席慕容的诗还兼具中国古典诗歌“音乐性”的优秀传统，读来时而如慢板的音乐，时而如清澈的山泉，舒缓深情，富有韵味，也琅琅上口。这同样加强了艺术的感染力。
四、女性写作，婉约缠绵：
席慕容的诗，意境恬美清幽，情感质朴纯净，语言亲切柔美，犹如现代李清照，颇得婉约缠绵的精髓。她的柔媚、痴迷与伤感的言辞风格，是深深地打上了男权文化语境的烙印的；但她诗中所体现的对爱的态度、追求、理解，却充分体现着一个接受西方文明的现代女性的独立精神。与此同时，大陆的舒婷第一个因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写出了《致橡树》等杰出的作品。两者艺术倾向不一，而意识相近，影响力也不相上下，在女性诗歌中颇具代表性以及两岸同胞的地区差异性。
席慕容是个纯粹的艺术家，诗、画、文一体，而且均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在诗的创作上，席慕容不仅善于汲取中国古典的营养，遵循以情为中心的表现原则，采用中国古代诗歌的技法，追求诗的意境美；而且还受到50—60年代台湾现代诗的一点影响。因此，她的诗可以说是“既俗且雅”，既契合大众，又高于大众；既高于大众，又能被大众接受和喜爱；从而打开了大众通向诗歌的殿堂之门。
席慕容是台湾著名诗人,其诗歌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她的爱情诗大多蒙着一层淡淡感伤,因挥之不去的感伤而更动人心。诗人
格律诗时期
（1949-1956） 以《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天国夜市》为代表。大多数篇章均为二段或三段，每段四行，二、四句押韵。
现代化的酝酿时期
（1957-1958） 以《钟乳石》后半和〈西螺大桥〉为代表。开始衍出长短错落的句式。
留美的现代化时期
（1958-1959） 以《万圣节》为代表。爱荷华大学的写作训练与艺术课程启迪了余光中对现代艺术的接触，并普遍吸收了西洋音乐，作品有抽象的趋势。
虚无时期
（1960-1961） 以《天狼星》、《武陵少年》前半为代表。这个时期的余光中在西化的忧郁苍白里创造英雄的幻觉，无法向传统索取温暖。作品中时常透露末世一般的追悼，又始终无法自绝于传统，而有“真空的感觉”。《天狼星》投影的不但是个人或诗坛的无依、空虚，也是一个文化、民族对传统的怀疑和对接受外来冲击的疑惑。
新古典主义时期
（1961-1963） 以《五陵少年》后半、《莲的联想》为代表。无论在文白的相互浮雕上、单轨句法和双轨句法的对比上、工整的分段和不规则的分行之间的变化上，《莲的联想》都以二元手法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推向另一个高峰。
走回近代中国时期
（1965-1969） 以《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为代表。自我的剖析、形而上的主题、同一主题的两面探索、性与战争的交相对映，均承载深刻。技巧及思考到达高峰。
民谣风格时期
（1970-1974） 以《白玉苦瓜》为代表。作品吸收摇滚乐的浪漫精神，以回归故土的民族意识面对眼前的现实。这个阶段的余光中也挣脱了“我是谁”的迷惘，以“守夜人”自许，期待自己经由生命的苦楚而臻于永恒的诗艺。
历史文化的探索时期
（1974-1981） 以《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为代表，诗作的知性渐渐多于感性，也较不刻意锻字炼句，而趋于任其自然。
写实伤今、印证生命的秋收时期
（1981以后） 以《五行无阻》、《高楼对海》等为代表。这段期间余光中既歌咏亲情伦理、讽诵汉魂唐魄、参透生死玄想，也把地理的乡愁乘以文化的沧桑，由早年浪漫怀古转为写实伤今，成了低回的吟咏。
席慕容的写作笔法擅长运用重覆的句型，使她的文章呈现舒缓的音乐风格而充满了田园式的牧歌情调，在句法的经营上，除了着重整体的效果外，也追求词藻的华美。她的文章都以人物作中心，在浅白的诉说里，很容易看出她的真诚，具有冲澹型散文的特点。 可能是同时身为诗人的关系，席慕蓉的散文会有意或无意的出现诗中才有的‘跳跃感’，将散文中所需的连接词省略，或使用字句的排列，将诗感融入散文之中，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在席慕容的作品中‘问句的使用’是一大特色，无论是在文中或文末出现，事实上，她想要表达出的可能是一种模糊、不确定的心态，她不仅在自问同时也在向读者发问。尤其，当席慕蓉在使用问句时，通常不会只使用一次，常常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覆运用，连接而下，营造出一股沉重的气氛将全文笼罩。
席慕容是抒情的，而作品中所运用的技巧更是表达出此一讯息，重覆的句型、问句的使用，文中充满跳跃感，在不经意中仍有奇句，文体虽是散文，但诗的意味浓厚，这也是席慕蓉散文之作异于其它散文作家的。 ‘花’对于席慕容而言，不单单只花而已，而是已经被拟人化再出现作品之中，当它只是个静物时，殊不知其实他是个旁观者，当席慕蓉画它时、写它时，它像是她的知心好友，也从它身上得到回应‘看花不是花’应该是席慕蓉的另类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