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梁启超简介

简介啊``

Answer 1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Answer 2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梁启超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短短时间内，松坡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1927年6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1925年起到1929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1925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1926年4月14日至张元济的信说："闻东方图书馆购取孟苹蒋氏密韵楼之藏，神往无已。……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见让者，愿为北京图书馆求分一脔，则南北学者，胥渥嘉惠，宁非盛事。"
在争取图书馆办公和购书经费方面，更让梁启超费尽精力。1926年7月5日，梁启超致信李四光、袁同礼："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眈眈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在至任志清等人信中又云:"馆中国宝甚多，仆尸馆长之名，而未举其实，万一有疏虞，责将谁卸？半年以来为兹事寝不安席。"1926年10月15日又致张东荪信云："此馆诚为美庚款所办，但款极有限，开办费仅一百万元，建筑及购书在内（现所划建筑费仅六十万元，实不成门面，余三十五万供购书费），无法敷分配，每月经常费仅三千耳。"甚至在不得已之中，将自己十余年来在永年保险公司所买保险单向北京通易信托公司押款，用以支撑经费周转，半年之间，共垫出九千七百五十元。
1927年梁启超因身体状况，辞去馆长职务。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1930年2月24日，梁启超后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尊梁启超遗嘱，委托天津律师黄宗法致函国立北平图书馆，就寄存梁启超图书事声明如下：
迳启者：
关于梁任公先生口头遗嘱愿将生平所藏书籍借与贵图书馆一事，前荷惠寄《善本阅览室规则》、《普通阅览室规则》暨《收受寄存图书简章》各一份，比即抄送任公先生之继承人。兹受该继承人等之委托，正式函达贵图书馆，对于前述章则表示同意，并按贵馆《收受寄存图书简章》第十条内开各项声明如下：
（一）藏书人之姓氏为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其代表人为该氏之连续继承人所组织之梁氏亲属会，住所在天津义租界西马路二十五号；
（二）关于寄存图书之卷数，拟俟点交接受时确定之；
（三）永远寄存，以供众览；
（四）关于公开阅览及出贷之办法，悉愿遵照前述各项章则办理，但上述之梁氏亲属会对于寄存书籍，愿保留自行借用之优先权利，并愿遵守一切有关之规则。
以上所开各节，即请查照见覆，如荷赞许，并希克日派员来津点收，至纫公谊。
此致
国立北平图书馆
律师黄宗法（钤印）敬启 十九年二月廿四日
国立北平图书馆收到来函以后，当即派采访部兼阅览部馆员爨汝僖、编纂部馆员梁启超族侄梁廷灿、金石部馆员范腾端、编纂部馆员杨维新四人赴天津点收饮冰室全部藏书，共二千八百三十一种，约四万一千四百七十四册；新书一百零九种一百四十五册，日文书四百三十三册，石刻碑帖五百余种一千四百多件。此外尚有一批墨迹、未刊稿及私人信札。这批书稿主要是梁启超饮冰室所藏书籍。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图书馆筹建手稿专藏文库，大批名家手稿入藏本馆。1954年3月，馆方派冯宝琳与梁氏亲属取得联系，得到梁令娴（思顺）、梁思成及其梁氏家属支持，慨然捐赠全部手稿。
梁启超长女梁令娴女士致北京图书馆的赠书函如下：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来信收到，当时因舍弟思永病危，不幸逝世之后，又办丧事，所以许久没有回信，抱歉得很。
先父手迹，得贵馆负责保存，十分欣兴。文稿三大箱在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梁宅，请于下星期一日--四月十九日--上午前往搬取。我处有目录一份，其他墨迹也愿一并奉赠，请派人来取。
专此布覆，并致
敬礼！
梁令娴启 一九五四.四.十六
这批全部著作手稿包括了收入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的全部文稿， 也包括相当一批未入《合集》的稿件。 为答谢梁氏家属，文化部长沈雁冰亲自签署了褒奖状，谢词如下：
梁令娴、梁思成先生以所藏梁启超先生饮冰室文稿三百九十三种计八千二百六十六页捐献国家，公诸人民，特予褒扬，此状。
部长：沈雁冰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七日
回答者：a492224880 - 经理 四级 3-21 21:27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学者对他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研究颇多，但是对他的经济思想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他说不上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在经济方面却发表过不少言论，写过不少文章，里面有不少闪光的东西。这不仅他知识广博又关心国家经济问题，还由于他曾经在袁世凯府里担任过几个月的币制局总裁，又在段府里担任过几个月财政总长。这些实际工作的需要，使他不得不棉队当时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一番研究。他本人也曾想在经济方面有所建树，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特别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使他不能有所作为，抱负无法实现。他在经济方面的某些观点和设想，是有相当价值的。

一、 经济为立国之本
在梁启超的笔下，经济问题被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今天的世界只有在经济占优胜者，才能安定繁荣。所以，“国家之荣悴消长，惟于国民生计竞争之胜败决之”。梁启超认为，经济与政治常常是密切相关的，经济上的侵略和经济上的防卫，是全球政治家所必须时刻考虑的最大问题。当经济侵略开始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是个人行动，与国家无关，是经济现象，与政治武官。其实，立夫个人之后者，莫不有国家，个人先登，国家必从之。而生计现象与政治现象，常刻不可离。凡是在经济上被奴役的国家，不久就会在政治上被奴役。
梁启超不仅看到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而且还看到经济和军事的关系。他引用宾斯塞的话说：“古代为军政社会，凡一切产业上设施，皆以为发达军事之补助；今世为产业社会，反一切军事上设施，皆为保护产业之补助。”宾斯塞的话并不完全正确，但他点出了在近代社会，军事行动最后是为经济利益服务这一特点，还是很有道理的。
梁启超还指出，无论在生活上，税权上，企业竞争上，举借外债上或是在外交上，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上，“其动机起于生计，而影响必及政治”所以，经济问题是立国的根本问题。
上面这些话，是他在民国元年讲的，不仅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深刻。那时候，封建顽固派迷信政权，以为有了政权就会有一切，而封建军阀迷信武力，以为有了枪杆子就会有一切。特别是袁世凯，可以说是两者的典型。当他蛮横霸道，不可一世，正通过施展各种压力，取代孙中山当上大总统的时候，梁启超却从爱国的立场出发，提出经济为立国之本的论断。虽然，他后来在袁氏政府中当了官，但是和袁世凯唱反调。袁世凯想以大总统位为台阶，再登上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把中国占为己有；而梁启超的却是如何才能救中国，他总结西方各国经验，认为搞好经济是使国家走向富强的根本途径。
民国初年，面对由于封建主义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所造成的经济破产和财政危机，梁启超一方面感到十分棘手，另方面有为争取财政情况的好转而提出与治标并行的方针：“治标策，与捂平昔所言治本策，绝非不能相容，非不能相容，而实乃必当并行也”
他认为，要整理当时中国的财政，若只进行小修补漏的方法是不能成功的，必须采取根本的措施，其治本的“纲领旨趣，则在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租税政策治为一炉”又说：“治本之策，一曰改正税制，而曰整顿金融，三曰改良国库”而听他说的治标的办法，则主要是指改革财政，奖励公债，裁减军费和行政费用等。
在九段话啊

Answer 3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梁启超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短短时间内，松坡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1927年6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1925年起到1929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1925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1926年4月14日至张元济的信说："闻东方图书馆购取孟苹蒋氏密韵楼之藏，神往无已。……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见让者，愿为北京图书馆求分一脔，则南北学者，胥渥嘉惠，宁非盛事。"
在争取图书馆办公和购书经费方面，更让梁启超费尽精力。1926年7月5日，梁启超致信李四光、袁同礼："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眈眈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在至任志清等人信中又云:"馆中国宝甚多，仆尸馆长之名，而未举其实，万一有疏虞，责将谁卸？半年以来为兹事寝不安席。"1926年10月15日又致张东荪信云："此馆诚为美庚款所办，但款极有限，开办费仅一百万元，建筑及购书在内（现所划建筑费仅六十万元，实不成门面，余三十五万供购书费），无法敷分配，每月经常费仅三千耳。"甚至在不得已之中，将自己十余年来在永年保险公司所买保险单向北京通易信托公司押款，用以支撑经费周转，半年之间，共垫出九千七百五十元。
1927年梁启超因身体状况，辞去馆长职务。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1930年2月24日，梁启超后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尊梁启超遗嘱，委托天津律师黄宗法致函国立北平图书馆，就寄存梁启超图书事声明如下：
迳启者：
关于梁任公先生口头遗嘱愿将生平所藏书籍借与贵图书馆一事，前荷惠寄《善本阅览室规则》、《普通阅览室规则》暨《收受寄存图书简章》各一份，比即抄送任公先生之继承人。兹受该继承人等之委托，正式函达贵图书馆，对于前述章则表示同意，并按贵馆《收受寄存图书简章》第十条内开各项声明如下：
（一）藏书人之姓氏为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其代表人为该氏之连续继承人所组织之梁氏亲属会，住所在天津义租界西马路二十五号；
（二）关于寄存图书之卷数，拟俟点交接受时确定之；
（三）永远寄存，以供众览；
（四）关于公开阅览及出贷之办法，悉愿遵照前述各项章则办理，但上述之梁氏亲属会对于寄存书籍，愿保留自行借用之优先权利，并愿遵守一切有关之规则。
以上所开各节，即请查照见覆，如荷赞许，并希克日派员来津点收，至纫公谊。
此致
国立北平图书馆
律师黄宗法（钤印）敬启 十九年二月廿四日
国立北平图书馆收到来函以后，当即派采访部兼阅览部馆员爨汝僖、编纂部馆员梁启超族侄梁廷灿、金石部馆员范腾端、编纂部馆员杨维新四人赴天津点收饮冰室全部藏书，共二千八百三十一种，约四万一千四百七十四册；新书一百零九种一百四十五册，日文书四百三十三册，石刻碑帖五百余种一千四百多件。此外尚有一批墨迹、未刊稿及私人信札。这批书稿主要是梁启超饮冰室所藏书籍。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图书馆筹建手稿专藏文库，大批名家手稿入藏本馆。1954年3月，馆方派冯宝琳与梁氏亲属取得联系，得到梁令娴（思顺）、梁思成及其梁氏家属支持，慨然捐赠全部手稿。
梁启超长女梁令娴女士致北京图书馆的赠书函如下：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来信收到，当时因舍弟思永病危，不幸逝世之后，又办丧事，所以许久没有回信，抱歉得很。
先父手迹，得贵馆负责保存，十分欣兴。文稿三大箱在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梁宅，请于下星期一日--四月十九日--上午前往搬取。我处有目录一份，其他墨迹也愿一并奉赠，请派人来取。
专此布覆，并致
敬礼！
梁令娴启 一九五四.四.十六
这批全部著作手稿包括了收入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的全部文稿， 也包括相当一批未入《合集》的稿件。 为答谢梁氏家属，文化部长沈雁冰亲自签署了褒奖状，谢词如下：
梁令娴、梁思成先生以所藏梁启超先生饮冰室文稿三百九十三种计八千二百六十六页捐献国家，公诸人民，特予褒扬，此状。
部长：沈雁冰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七日
回答者：a492224880 - 经理 四级 3-21 21:27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学者对他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研究颇多，但是对他的经济思想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他说不上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在经济方面却发表过不少言论，写过不少文章，里面有不少闪光的东西。这不仅他知识广博又关心国家经济问题，还由于他曾经在袁世凯府里担任过几个月的币制局总裁，又在段府里担任过几个月财政总长。这些实际工作的需要，使他不得不棉队当时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一番研究。他本人也曾想在经济方面有所建树，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特别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使他不能有所作为，抱负无法实现。他在经济方面的某些观点和设想，是有相当价值的。

一、 经济为立国之本
在梁启超的笔下，经济问题被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今天的世界只有在经济占优胜者，才能安定繁荣。所以，“国家之荣悴消长，惟于国民生计竞争之胜败决之”。梁启超认为，经济与政治常常是密切相关的，经济上的侵略和经济上的防卫，是全球政治家所必须时刻考虑的最大问题。当经济侵略开始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是个人行动，与国家无关，是经济现象，与政治武官。其实，立夫个人之后者，莫不有国家，个人先登，国家必从之。而生计现象与政治现象，常刻不可离。凡是在经济上被奴役的国家，不久就会在政治上被奴役。
梁启超不仅看到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而且还看到经济和军事的关系。他引用宾斯塞的话说：“古代为军政社会，凡一切产业上设施，皆以为发达军事之补助；今世为产业社会，反一切军事上设施，皆为保护产业之补助。”宾斯塞的话并不完全正确，但他点出了在近代社会，军事行动最后是为经济利益服务这一特点，还是很有道理的。
梁启超还指出，无论在生活上，税权上，企业竞争上，举借外债上或是在外交上，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上，“其动机起于生计，而影响必及政治”所以，经济问题是立国的根本问题。
上面这些话，是他在民国元年讲的，不仅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深刻。那时候，封建顽固派迷信政权，以为有了政权就会有一切，而封建军阀迷信武力，以为有了枪杆子就会有一切。特别是袁世凯，可以说是两者的典型。当他蛮横霸道，不可一世，正通过施展各种压力，取代孙中山当上大总统的时候，梁启超却从爱国的立场出发，提出经济为立国之本的论断。虽然，他后来在袁氏政府中当了官，但是和袁世凯唱反调。袁世凯想以大总统位为台阶，再登上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把中国占为己有；而梁启超的却是如何才能救中国，他总结西方各国经验，认为搞好经济是使国家走向富强的根本途径。
民国初年，面对由于封建主义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所造成的经济破产和财政危机，梁启超一方面感到十分棘手，另方面有为争取财政情况的好转而提出与治标并行的方针：“治标策，与捂平昔所言治本策，绝非不能相容，非不能相容，而实乃必当并行也”
他认为，要整理当时中国的财政，若只进行小修补漏的方法是不能成功的，必须采取根本的措施，其治本的“纲领旨趣，则在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租税政策治为一炉”又说：“治本之策，一曰改正税制，而曰整顿金融，三曰改良国库”而听他说的治标的办法，则主要是指改革财政，奖励公债，裁减军费和行政费用等。

他强调治本的重要性：“吾固深信吾国实行被治本政策，则财政基础，终无巩固之日也”。但也不否认治标的必要，“此治本指标两策，实当同时并举。今既未能，但使能先行此治标策，则做裨已多， 而将来续行治本策，亦可以省却无数障碍”
梁启超提出这种治本与治标“同时并举”的方针，是有一定见地的，但他所说的治本之策，并没有真正抓住当时经济和财政问题的根本，因此，不可能发挥什么具体的影响和作用。连他自己所担任的币制局总裁和财政部总长的官职，干了几个月也都干不下去，不得不呈请辞职，就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梁启超还认为，国家的财政，应该为一国的人半事情。若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取虽然多，“未有以为病者也”“吾所出者知其所用在何处，则群焉信之，欣然而输之。”“凡人之情，出其财而知其所用，虽巨万而不辞，出其财而不知其所用，虽一文必吝。故民政之国，其民为国家担任经费，洒血汗以报国，曾无怨词，虽有重费之事，苟属当办者，无不举焉”。也就是说，以民财政民事，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否则，这种财政是怎么也理不好的。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就指出过，中国当时的理财者，不是对人民进行搜刮，就是对应该发的俸饷加以克扣，催促人民交纳公债，比催交田赋来得更凶。人民的困难他们一概不管，但是国库的空虚仍然如故。难道中国真的缺乏钱财？难道中国人民较之西方各国人民更为吝惜钱财？不！而是由于以往的理财者没有“以民财治民之所致也。此吾所以虽理而无所得者也”梁启超的这些化，对清朝统治者的腐败统治和压榨行经的揭露和抨击。
梁启超又认为，了解财政学，并不只是一国之最高财政机关才需要。国家办一切事业，都需要钱财。无论承担什么职务，若对财政的常识一无所知，便很难把事情办理好。或者不考虑国家的财力所能及，而妄时兴作，就很可能会半途而废，或者国家要举办刻不容缓的政务，又由于无法求得相当的财源，被迫而不举。而“财政设施之得失，其利害之及于国民生计者，如影之斯随。”所以“各地方大小管理，于财政学之原则，皆不可以不粗知其概”。就是一般国民，对于财政的普通常识，也应该有所了解，这样，选举理财的人才就能选得恰当。监督财政的事情才能做好。梁启超这些建议的本身虽然无可非议，但是在当时劳动人民连饭也吃不饱，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情况下，要求人人都应该有财政的普通常识，是脱离实际而无法实现的。
当然，在距今七八十年以前，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任务梁启超，嫩够比较明确的看到经济为立国之本，经济决定政治和军事，政治，军事是为经济服务的，也就很不容易。这种看法，比较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加以肯定。

二、 鼓励农工业生产，开源节流
在经济问题上，梁启超非常重视发展生产。他说，现在有些谈论治理国家的人，研究如何使国家强盛声起来的较多，而研究如何是国家致富起来的比较少，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没有富，何来强？真是一语中的。
怎样才能致富？他认为“实业，交通二政为富国之本”他所说的实业，是工业和农业，说明他是看到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抓住了富国的根本。
他特别强调农业生产，认为是最根本的。有的人以为中国是农业立国，而欧美则是商业立国。梁启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当时，欧洲每年的总产值是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亿两，其中，农业产值为适宜万九千三百亿两。而商务仅为一万一千二百亿两。这说明，欧洲的上午虽然很繁荣，其利不过是农政的1/10，而欧美研究农学的，国家有农政院，民间有农学会，有关研究农业的言论，真是汗牛充栋。而中国只有农业新法一书。不及三千言。中国所患的是没有研究农业和发展农业，若真能发展农业，就不用担心贫困了。
对于交通事业，也很重视。他年轻时候就主张要修铁路。他说，当时学多中国认识孤陋寡闻，数百年来如坐在暗室中，对新事物没有一点认识。所以遇见心学，变不遗余力阻挠。看到维新人士，如同寇仇加以诋毁排斥。若兴修铁路，与外界交往多了，见识广了，就会明白使国家走向独立富强的道理。这样变革起来就容易多了，就不会遇到诋毁和阻挠。否则，坐而论道，将一事无成。
梁启超认定实业和交通为富国之本，那么应该如何去发展实业呢？在农业方面，他认为要垦辟荒地，改良农业。等到财政基础稳定，就要学习德国，法国普及农业银行，并以国力兴修水利。
在工业方面，他认为棉，铁，丝，茶，糖的生产最需要保护，普通的矿业则宜采取开放。外商在我国境内投资，所生之力，他们得三四成，我们得六七成。这样，政府和国民都会欢迎外商来投资。从这些具体措施来看，梁启超对于发展农业工业生产，是有他的见解和方法。并且能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应该加以保护的就采取保护政策，可以对外开放的就开放。从他对外商投资所提出的观点看，在执行开放政策的时候，他是注意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这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思想。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他能有这种见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从财政的角度看，发展农工生产是开源，此外，还必须注意节流。他把节流看成是财政上的治标方法之一。
对于节流，他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想：一是裁兵，削减军费。二是削减行政费用。这是有胆识的。
三 财政改革
早在清朝末年，由于帝国主义其略和清朝政府的腐败，造成的中国经济颓废和财政危机，梁启超就曾从爱国立场出发，表示了关心。他不仅研究了西方各国发展农工业生产的经验，举办公债的经验，还研究过货币的职能和历史。考证过中国古代货币材料。并且提出过改革财政的方案，辛亥革命以后，他进一步研究了货币制度和金融政策，研究了银行制度和纸币发行工作。提出了不少改革财政的建议。主要有整顿赋税，改革货币制度，建立银行制度以及举办与利用公债和改革财务行政几个方面。目的是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财政制度来取代中国封建的财政制度。
整顿赋税
梁启超认为，国家越是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就越多，而国家的财源以赋税为大，但是旧是赋税制度非常混乱，有的地方交纳过多，有的地方隐瞒很严重，形成赋税不均。全国不分宅地，耕地，税率相同，很不合理。官吏中饱私囊。必须整顿。
首先要改正田赋。对土地要进行调查，重新登记。要区分宅地和耕地。实行不同税率。这样，全国七万万余田，加上城镇宅地升税，可常年国库收入三万万两以上。
然后要整顿盐课。收全国之盐归政府专卖，设提盐使和各级盐务官。分管十盐区。制盐人必须登记，经批准才能开业。
再次要裁减旧税目。增加新税目。如茶税，为了保护茶的生产贸易，可以不抽税。赌博应该禁止，不再抽赌博税。其他杂税也不合理。都应该裁减。
在裁减旧税同时，增加新税目。根据各国通行税目，我国应该采取的除了田赋，盐税，海关税和酒烟糖印花税外，还应该设遗产税，通行税，登录税。家屋税和营业税为地方税，将来条件许可，还应该开征所得税。梁启超认为，开设税目的原则以不妨人民经济之发达，而负担均平者为贵，故选择税目最当加慎。

在改革货币制度方面，要救亡图存，必须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他是财政枢机，关系到国民生计命脉。
民国初年，中国货币制度不统一。所以他认为中国仍然是没有货币的国家。这种情况下他要提出执行新货币政策，建立新货币制度。他人文应该首先明确，货币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能成为一切物价的尺度。法律不能强顶金银的时价，但是应该强定金币，银币的比价。他还批评有的人以为改革货币制度必须准备一笔巨款才行，是多余的顾虑。按照他的分析，当改革开始时候，只要有一千万的铸本费就可行。
具体方案如下：
第一：中国货币适宜采用金本位。但是在过度阶段采用银本位。
第二：新的比适宜铸一种主币，九种辅币。并且对主币和辅币的大小重量都做了规定。主币为实价，辅币为名价，即法价。
第三：主币允许自由铸造，但是要收取铸造费用六厘。
第四：从前官局铸造的一元银币，暂士作为国币使用，旧铸币允许暂时按市价流通。
第五：钞票的发行数量，限定在不超过一年的赋税收入范围内，这样才不至于出问题。

在建立银行制度方面
建立银行制度和普及银行，在梁启超看来是十分必要的。银行关系到财政，利国便民。
因此，在民国初年，他认为设立中央银行为不便政策，奖励发展私立银行为当务之急。建立的办法是给予银行发行权。单一的银行发行和多数银行发行都不适用我国，只有这种。中央银行与国民银行制并行。最后过度到单一制。
后来他的调子多少有点变化，提出五项主张。
1反对银行停止市民以钞票兑换银币。
2要求发行权同意，即钞票的发行权应该统一于中央银行。
3将银行的准备金集中，每天公布准备金树木，并按比例发行钞票，单队滥发钞票
4划清银行的发行职务和普通营业界限。
5责成各个银行不许滥借钱给政府。

梁启超还提出举办和利用公债，他认为举办公债为财政伸缩的一大秒用。无论什么国家都应该举办，并不只是为了补国库临时之缺，而国家得借以为理财妙用。国家举办公债，一是减轻租税负担保护税源，一是吸收游资，不浪费。
中国内债之所以难推行，是因为没有把公债看做有价证券，不准买卖流通。以后的公债除了要看成有价证券外，还要采取低假廉息发行。

由于公债必须偿还本息，因此举债必须择时择事。经常开支不能举债，只有关系到国家长远利益，费用又不是一两年所能筹集的，比如铁路，工厂兴建。敌我交战，但也要看是否急需。

梁启超的改革财政的意见有的比较正确，比如整顿赋税，他认为开设税目要以不妨碍人民经济发展为原则。并要裁减不合理税目。在改革货币制度方面，认为货币能成价格尺度。在建立银行制度方面，重视银行作用，反对滥发钞票。要求限制钞票发行数量。在发行公债方面，认为举债要选择时间和事件。这都是很好的意见。

但是有不好的主张，比如他认为可以允许自由铸造货币，奖励发展私立银行并给他们发行权，当时中国没有完全统一，还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具体条件下，按此防范办事，可能带来更大紊乱。对于当时财政危机，他只是从赋税，货币，银行，公债等具体财政制度上寻找原因和提出解决问题方法，没有真正认识到造成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因此他的意见再好也没有办法实行。实行了也无法有预期效果。
梁启超的改革财政意见，反映了辛亥革命后民族工业的发展遭到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的障碍，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要求摆脱压迫，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望，可是由于阶级局限性，使他不能看更远。比如银行，他不能看到当时中国银行从事公债投机，实质是以资本主义方式变相充实封建高利贷活动的表现。又如公债。北洋政府发行公债的目的是用资本主义手段来为其筹措战争经费。而筹措的资金没有转化为生产性的产业资本，不能发生增殖财富作用，反而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产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受到破坏。梁启超就事论事，单纯从财政角度考虑改革，使他的理论无法实现而不能不陷于空想。照搬照抄资本主义经济财政模式是不会成功的。

四．关于外债、
梁启超认为借外债是危险的。但是不能绝对否定。必须要有个先决条件：要有一个完善的国家、国会、统一的责任内阁、政府能够得人。他认为政府借外债是可以的，但是现政府借外债是不可以的。
其次他还认为借外债要看如何使用。若不用于生产发展，危害很严重。若用于生产发展，那么利处也多。
宣统二年，清朝政府向美国借一万万外债。对此，梁启超写了《评一万万元之新外债》《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等文章加以揭露抨击。他说这次借外债，供何种用途和用如得当与否，是政治问题，借外债没有经过资政院决议是违法的，而求助美国，会导致美国要求机会均等，总之，政府非人，无论如何外债都要反对。
辛亥革命以后，据统计，1912-1914年间，北洋军阀政府先后借外债达四亿元，对此梁启超评论不多。总之他反对随便街外债，坚持要从改革国内财政入手，去挽救财政危机。他倡导依靠自己努力去解决国内的财政问题，不要以来外国，否则很危险。
在外债问题上梁启超的观点总的来说是正确的，有些论述还很精辟。他抓住政府是否得人，外债是否该借，外债的使用是否得当等问题进行分析，是入木三分的。
回答者：niebin521 - 魔导师 十级 3-21 21:27

梁启超（1873－1929）著名的改良派政治家和报刊活动家。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次年访康有为，被这为今文经学大师所折服，于是依毅然退出学海堂，从学康三年，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戊戌政变后，出亡日本，广读西书。1902年创《新民丛报》。

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

1912年回国，1918-1920年旅欧，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一岁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

五岁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

十二岁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 甲申 应广州童子试 中秀才。

十六岁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 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

十八岁 一八九0年光绪十六年 卯寅 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

十九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 入京与李蕙仙完婚。

二十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乡居年余。

二十三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

二十四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 丙申 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

二十五岁 一八九七年光廿三年 丁酉 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

二十六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 戊戍 参与“百日维新”，光绪

Answer 4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Answer 5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梁启超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短短时间内，松坡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1927年6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1925年起到1929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1925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1926年4月14日至张元济的信说："闻东方图书馆购取孟苹蒋氏密韵楼之藏，神往无已。……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见让者，愿为北京图书馆求分一脔，则南北学者，胥渥嘉惠，宁非盛事。"
在争取图书馆办公和购书经费方面，更让梁启超费尽精力。1926年7月5日，梁启超致信李四光、袁同礼："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眈眈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在至任志清等人信中又云:"馆中国宝甚多，仆尸馆长之名，而未举其实，万一有疏虞，责将谁卸？半年以来为兹事寝不安席。"1926年10月15日又致张东荪信云："此馆诚为美庚款所办，但款极有限，开办费仅一百万元，建筑及购书在内（现所划建筑费仅六十万元，实不成门面，余三十五万供购书费），无法敷分配，每月经常费仅三千耳。"甚至在不得已之中，将自己十余年来在永年保险公司所买保险单向北京通易信托公司押款，用以支撑经费周转，半年之间，共垫出九千七百五十元。
1927年梁启超因身体状况，辞去馆长职务。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