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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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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所谓杂文, 也就是把所思所想记录下来,这些文字,有时可能是思想的闪光,有时是一声叹息,有时则是笑骂,一般说来,简单得如咳嗽一般真实,——不过,如果你不时地会来几声假咳嗽,那我又没话可说了。如果非得说什么“经验”,我认为目前一定要做到说真话,要把读者当作无须提防的朋友,诚实,诚恳。有了诚意,说错什么也不要紧。半个世纪前起,杂文很背时,写杂文麻烦多,有人甚至说写杂文的人危险。我至今也没弄明白,怎么说危险的事莫过于说假话,不但危险,而且也阴险,祸国殃民之外,还弄得人人自危,冷漠虚伪。而那些说假话成习惯的人,早就面不改色,面具已经植在了骨肉上,看那样的人,比读杂文更可怕!为什么他们说谎成性反而无所畏惧?我们经历的时代,害怕杂文的,或者说是恨杂文的,都让写杂文的人无话可说。无话可说不代表不敢说话,只是我们说话说得更加吃力,于是杂文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比较多的注意“身边小事”,这些小事经常促使我想写一点什么。小事都是人在做的,大事则不一定,不少是用来瞒和骗的。我想了解大事(不会是因为大事不值得我去了解),那些大事愿不愿意、肯不肯、或是能不能让我这样的公民知道,却又由不得我。所谓尝一脔肉而知一鼎之调,非得有吃肉的资格,并非人人得而尝之;但是荒野之上,牧人樵夫,见一叶而知秋,即使老天爷手眼通天,也无法遮蔽大地的现实。同时,于我而言,小事往往更具有思考的价值。欲知天下事,不出里巷,正常推导,也能八九不离十。文革期间,思想钳制得那样紧,并没能阻止独立思想者凭蛛丝马迹推测天下大势,而闹笑话的经常是藏藏掖掖以为一手可遮天的政治权贵。杂文的价值,首先在于作者的立场和智慧,至于技巧则未必足道。杂文可以大众化,也可以“小众化”,只要文章真,就会有想看的人。只是千万不要学人家的腔调,因为世界不能只有一个调子。比如我当教师,如果全班五十多学生,写出的文章是一种声音,一个调子,我会觉得那是教育教学的失败,因为我们没有培养出有个性的、有创造性的人。写杂文要有真情实感。以前看过棍子们的杂文,基本是走狗文章,打手文章,太监文章,那些人未必不聪明,可是做了棍子,做了打手和太监,没有立场,成了工具,他的爱憎就不是自己的内心反映,看那样的文章,最是无趣。有读者提议,杂文家不要再说什么“敢爱敢恨”了,要有点悲悯情怀,多讲讲博爱,多讲讲仁慈吧;即使对腐败分子或其他坏人,也要“不管怎样,总是爱他们”(特蕾莎嬷嬷语)。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要求杂文家多讲宽容和谐。可是看社会现状,就感到他那“需要宽容”可能是代表一些人说的,要不就是脑子糊涂。——他牵走了你的牛,扒了你家的房屋,还希望你对他们闭上眼睛;他逼你做了流汗的奴隶,还希望你继续要求进步,兼任有笑容无思想的奴才;他根本不愿意和你讲平等,却要告诉你,“时机很不成熟”,“国情不同”;他们不检讨自己的罪孽,却要你自觉地对恶魔讲博爱,讲仁慈……因为有人曾经、正在、或者将要吞噬国民的血汗,所以对他们讲博爱,讲仁慈,有可能会让更多的人长睡不醒。比如,把相当于几百亿美元的国有资产卷走了,在国外过着极度奢华的生活,对那样的人,我想中国劳动人民很难做到“不管怎样,总是爱他们”。在中国,还有饥饿的老人和儿童,还有像牛马一样被奴役的妇女,还有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童工,还有因为交不起医药费被挡在医院门外等死的老人,还有为了20元钱一天的工钱冒死到小煤窑替黑心矿主挖煤的农民……面对他们的苦难,我们徒有悲悯,我们的博爱远远不够弥合他们的创伤。 以前的习惯用语中有一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人民都知道的现实,杂文家却看不到,只爱不恨,我们能说他的眼睛是“雪亮的”吗?我们能认为他们有正常的情感吗?法律像徘徊游移的云彩,正义总是姗姗来迟;对恶的惩罚来得太晚,爱的呼唤就不能不变得廉价。所以,我想对那位读者朋友说的是: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我们的确应当有那样博大的爱,但是“国情不同”,“时机很不成熟”。这些天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中国舞台上没有了讽刺剧的?当代中国,还有没有喜剧?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这本身多像喜剧啊。如果这些问题想明白了,杂文真的不难写,只是你千万不要干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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