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语言是否决定思维?

Answer 1

Answer 2

不一定，不能明确说是语言决定思维。

仅仅根据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思维，并不能说明是语言塑造了思维，还是思维塑造了语言。为了说明语言塑造思维的作用，就需要直接操控语言，研究其对认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实验表明，如果改变人们说话的方式，就会改变思考的方式。如果人们学会了另外一种语言，那么他们也会不经意地学会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法。

如果在人们执行一种简单的非语言性任务时去掉他们使用语言的能力，他们的表现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有时会表现得不比老鼠和婴儿更聪明。

扩展资料

关于语言是否决定思维方式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以前。

查理曼大帝宣称，“学会了第二种语言，就拥有了第二个灵魂。”但是，这个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诺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大行其道时就不再受科学家认可了。而随着语言学家对世界上各种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无数预料之外的差异显现了出来。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人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就推断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不同。过去十年来，认知科学家们不仅已经开始研究人们如何讲话，也开始研究人们如何思考，探索我们对空间、时间以及因果关系等基本概念的理解是否可以由语言来构建。

以澳大利亚偏远的土著部落Pormpuraaw为例，当地土语中不使用“左”和“右”这样的表述。不论他们谈论什么都是以绝对的基本方向(即东西南北)来表达，这意味着他们会说出这样的话，“你西南方的腿上有一只蚂蚁。”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语言塑造思维

Answer 3

70年前，也就是1940年，一本著名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短文，开启了20世纪一股最为盛行的知识浪潮。乍一看，该文似乎甚少预示其之后的名人鉄事，“科学和语言学家”以及麻省的《技术回顾》杂志都不符合大多数人眼中对魄力的定义。而该文作者，一名在保险公司工作以及在耶鲁大学兼任人类学家讲师的化学工程师，不大被看好能够具备国际超级巨星的风范。然而，本杰明.李.沃尔夫提出了关于语言影响思维的力量的观点，颇令人心动。另外，他撰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散文，让整整一代人相信我们的母语限制了我们的思维。沃尔夫宣称，尤其是美洲原住民的语言让说话人形成一种与我们所不同的真实的画面。因此，说美洲原住民语言的人，有可能不会理解我们当中大多数基本概念。譬如，时光流逝、或者物体（像“石头”）和行为（像“掉落”）之间的差别。数十年来，沃尔夫的理论让学界和大众颇为不解。在他的影响下，其他人也抛出了极富想象力的、有关假设中语言具有力量的一系列宣言，从假定美洲原住民的语言让他们深刻而直观地将爱因斯坦关于时间的概念理解为第四个维度，到犹太教的本质是由古代希伯来人神经系统决定的理论。最终，当沃尔夫的理论由于实际上缺乏任何可以支持他的大胆宣言的证据而慢慢失去威力时，沃尔夫的理论翅膀狠狠地摔在残酷的事实和坚实的大众意识上而惨遭折翅。数十年来，任何试图探究母语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影响的努力都被视为徒劳无功、沽名钓誉，人将对这种言论视为无稽之谈。但是70年的时光流逝，足够让我们把曾经的沃尔夫狂热抛之脑后。而在最近的几年中，新的研究披露，当我们学习自己的母语时，我们终究需要一定的思维定势，帮助我们以富有意义而令人惊喜的方式形成属于我们的经验。现在我们知道，沃尔夫当时的确犯了许多错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是，他假定我们的母语限制了我们的思维，使我们不能持有某种想法。其论证的大概框架在于，如果某种语言中没有表达某种概念的词汇，说话人就有可能无法理解这一概念。譬如，如果一种语言没有表示未来时态这一概念，说话人理所当然地，就无法抓住未来时间的这一理念。让人不能完全理解的是，基于如此论证，也许就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动作。因为无论你怎么看，摆在你面前始终是大量自相矛盾的证据。如果你用无可挑剔的大众英语以现在时态提出问题，“你明天会到这里来吗？”你是否会感觉你对未来概念失去了把握？一个从未听过德语“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一词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是否发现自己很难理解对他人不幸的体会？或者，这样认为：如果你使用自己母语中那些已经创造出来的词汇就能够理解的所要表达的概念，你怎么会学习其他新的词汇？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任何语言禁止说话人思考任何事情。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挖掘我们的母语是怎样真正地塑造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上的经验。大约50年前，以一句精辟箴言，著名语言学家罗曼.加科逊道出了一个残酷事实，不同的语言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就是说：“语言之间的差别根本在于，什么概念是必须传达的，而什么是可能传达的。”这一箴言向我们提供了解开母语具有何种真正力量的关键：如果不同语言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思维，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允许我们这样思考，而是由于其习惯性趋势促使我们作此想法。请看这样一个例子：假如，我用英语对你说“我昨天与一个邻居待在一起。”你可能马上反应，与我待在一起的那位是男的还是女的。但是我有权委婉地告诉你，这与你无关。但是如果我们之间是用法语或德语交流，我可能没有这样的权利以这种方式推诿，因为我可能受到这两种语言中语法的制约，在表达“邻居”或“睦邻”这一概念的法语voison或voisiner以及德语Nachbar或Nachbarin之间作选择；这些语言迫使自己告诉你，跟我待在一起的那个人是位男士还是女士，不管我是否觉得这根本就与你无关。当然，这并不意味说英语的人未能理解夜晚时与男性或者女性邻居呆在一起的差别。但是它的确意味着，即使以某语种为母语的人有义务这样做，他们也不必考虑向别人表明，每次与自己聊天的邻居、朋友、老师，和待他人为宾的主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另一方面，英语促使你阐明某些信息，而这些信息在其他语言行文说话中有可能会被忽略。如果我想用英语告诉你有关与邻居进餐的事，可能我不必提及邻居的性别，但我必须告诉你进餐的时间安排：我必须明确地告诉你，我和邻居是否已经、一直、正在、或者即将用餐等等信息。而另一方面，说中文的人不必用这种方式道出某种行为的确切时间，因为同样的动词形式可以用来表达过去、现在或将来时态。而且，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中文就不能理解时间的概念。而是意味着说中文的人不必一定考虑如何说清楚他们所要描述的动作发生的时间。当你所使用的语言不无例外地促使你明确某种信息，它让你注意到这个世界的某些细节，还会注意到，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人可能完全不会去考虑的有关经验的某些方面。而且由于这种语言习惯是从很小就开始培养的，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一种超出语言本身的、影响你的经历、观察力、联想力、感觉、记忆和定位的思维定势，但是，在你的实际经历中有什么证据足以证明这一观点？让我们再以性别为例。在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和俄罗斯语等这些语言中，不但要考虑到朋友和邻居的性别，而且你会一时兴起给所有无生命的物体定义其性别。比如，法国人的面包（la barbe），哪一种更具女性化？为什么俄罗斯人把水比作女性“她”，但当你把茶包浸泡到水中，这样的水就成了“他”？马克.吐温写过一次著名悼文，哀悼人们将诸如此类不规则的性别比作充满女性魅力的郁金香和中立的女侍从，然后他愤愤的说：“见鬼，德语。”但是，他反而断言德语中描述性别的语言体系太有悖情理。事实上，英语是与众不同的语言体系。起码，在欧洲各种语言中，不会将郁金香花和茶杯以男性化或者女性化。将不规则的物体看作“他”或者“她”的语言让说话人将如此物体假设为男人或者女人。而且，当某种语言中存在描述性别的语言体系时，以该语言为母语的人就会告诉你，一旦形成习惯，就会形成主宰，极难摆脱其干系。说英语的时候，我可能会说“床”是一个柔软的物体。但是作为一个以希伯来语为母语的人，我真的感觉到“床”她是多么柔软。从说话人的肺部到声门，我们总感觉到他们将“她”视之为女性化，而从他们的舌尖跳出的语音我们每一次都能听到，“她”是个中立的单词。近年来，各种各样的经实验表明，语法上的性别能够让说话人对身边的事物形成一种感觉和联想。例如，20世纪90年代，语言学家比较了说德语的人和说西班牙语的人产生的联想。两种语言中许多无生命名词的性别是相反的。例如，德语中的桥（die Brücke）为女性，但西班牙语中桥（el Puente）为男性；同样，钟、公寓、刀叉、报纸、口袋、肩膀、邮票、票、小提琴、太阳、世界和爱在两种语言中表示不同的性别。另一方面，德语中的苹果是位男性，而在西班牙语中为女性，同样的，椅子、扫帚、蝴蝶、钥匙、山、星星、桌子、战争、雨和垃圾分别在德语和西班牙语中表示男性和女性。如果要求说话人对大量物体根据其特点进行分类，说西班牙语的人认为桥、钟鹤、小提琴具有更多“男子化的性质”，好些具有很大力量。但说德语的人趋向于认为它们较为苗条或优雅。诸如山、椅子这类物体，在德语中为“he”，而在西班牙语中看作是“she”，效果完全相反。在另外一个实验中，要求说法语和西班牙的人对卡通中的不同物体进行配音。说法语的人看到一个刀叉（la fourchette），都想用女人的声音来表达，而说西班牙语的人把表示刀叉的el tendor看作男性，选择了极具男性魅力的声音进行配音。最近一段时间，心理学家甚至表示，“性别语言”为各种物体在说话人的心中烙下了强烈的性别轨迹，以至于他们的联想阻碍了说话人对信息进行存储记忆的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的人无法理解，无生命的物体实际上是没有生物才有性别——说德语的女人极少把自己的丈夫误看作一顶帽子，而我们也很少听说西班牙语的人把床看作是自己的丈夫。然而，一旦性别概念对年轻人的思维形成长期的深刻影响，这些概念引导那些母语中有性别体系的人通过染上了联想和情感反应的镜片看待无生命的世界，而说英语的人依然深陷“its”单性别的沙漠，这一切都是明显不过的。例如，德语和西班牙语中表示“桥”的相反性别概念，是否在西班牙和德中影响到桥的设计？受性别系统影响的情感图表是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高层次的施为结果？他们是否在社会上形成了相关的品味、时尚、习惯和表现？就我目前对脑袋理解，也并非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实验室标准来衡量。但是，如果他们并非如此的话没，那将令人无比惊喜。语言对思想的影响这方面的课题最强有力的证据出现在空间语言上——我们怎么描述我们身边这个世界的定向？假如你想给某人指出到达你的房子的方向，可能说：“经过交通灯，左转，然后在第二个交通灯的地方右拐，就可以看到一座白色房子。我们家的门口在右边”。但是从理论上来讲，你也可以说：“经过交通灯，往北行驶，然后在第二个十字路口往东，你就可以看到一座白色的房子正面对东边。我们房子的门朝南”。这两组方位可能描述的是同样的路线，但是他们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组织体系。第一个以我为中心，从说话人的角度进行描述：即以左-右和前-后轴线的相交点为中心。第二个使用固定的地理方位，并不随我们本身位置的变化而变化。有用。但是当我们描述小规模的空间时，我们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坐标系进行交流。我们不会说：“当你走出电梯，往南走，然后在第二个门口往东。”以自己为中心进行描述的原因是，它容易被理解而且表述自然。毕竟我们永远知道什么位于我们的“后面”或“前面”。由于以自己为中心的坐标系直接基于我们的身体而且在我们直接的视觉范围内，所以我们不需要绘出地图，或者使用指南针进行引路，我们靠的是感觉。但是之后出现一种来自北昆士兰的地处偏僻的澳大利亚土著语——Guugu Yimithirr，紧接着，人们惊喜地发现，并非所有语言局限于我们一直以来简单地归类的“自然”。事实上，Guugu Yimihirr 根本没有使用到以自己为中心的坐标系。古人类学家约翰.哈维兰德以及之后的语言学家斯蒂芬.勒文森表示，Guugu Yimithirr没有使用诸如“左”或“右”、“前”或“后”等词汇描述物体的方位。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使用以自己为中心的体系，Guugu Yimithirr语却依赖基数方向。如果他们想要你腾出车位，他们会说“向东移动一点。”为了告诉你他们在你的屋里具体哪个地方留了东西，他们会说，“放在西边桌子的南角。”或者他们会提醒你“留意就在你的脚正北边的大蚂蚁。”甚至在播放某部电影或电视的时候，他们会根据屏幕的方位进行描述。如果电视机面对北边，屏幕上一位男士慢慢走过来，他们说他正“往北移动。”这些Guugu Yimithirr语言的细节披露后，促进了一场大规模针对语言空间的研究工程。随着研究的推进，人们发现Guugu Yimithirr的出现并非一无是处；主要依靠地理坐标的语言在世界各地，从波利尼西亚到墨西哥，从纳米比亚到巴里，都有分布。对我们来说，它好比舞蹈老师所说的、晦涩难懂、颇具艺术难度的动作，“现在，举起你北边的手，向东移动你南边的脚。”但是在一些语言中就失去了它的幽默效果：加拿大裔美国的音乐学家，柯林.麦柯菲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巴里度过几年的时光，提到了在那里一位对舞蹈有极高天分的少年。由于那条村子没有舞蹈老师，麦柯菲安排他师从另外一条村子的老师。但是几天后当他找到那男孩了解学习进度时，发现他出现抵触情绪，他的舞蹈老师也非常沮丧。教这个男孩学什么东西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无法理解任何指导。老师告诉他“向东移三步”或“向西南弯腰”，他一头雾水。在他的村子中，这位男孩对这些指导完全能够理解。但是由于在新的村子中环境完全不同，他变得非常迷茫，失去了方向。为什么老师不使用其他指导？他很有可能会说，“向前迈三步”或“往后弯腰”是个技术难关。所以，使用不同的语言我们表达空间的方式也就有所不同。但是这样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有区别的考虑方位？现在应该提出警告，因为即使一种语言中没有“后面”这个词语，这并非意味着说话人不能理解这个概念。相反，我们应该寻找一种地理坐标语言促使其说话人传达意思的可能结果。特别地，由于经常需要具体说明地理方向，我们应该时刻留意思维方式的发展。为了说像Guugu Yimithirr这样的语言，你需要时刻注意每走一步所处的主要方向。你需要在脑海中有个指南针的概念以便随时地、日日夜夜地、不分午饭或周休地指导你行走。否则你不能向你身边的人灌输自己的大部分基本信息或者理解他们所说。的确，使用地理语言的人似乎拥有几乎异于常人的方向感。不管怎样显而易见的情况，不管他们是否身处密林中或旷野上、室内或室外、甚至在山洞中，也不管是静止不动还是在不断运动中，他们对方向有一种胸有成竹的感觉。他们不用根据太阳以及暂停片刻进行盘算，就说,“有只蚂蚁正在你的脚的北边方向。”他们轻而易举地就感知东南西北，正如有的人拥有绝佳音高感，无需计算节拍间隙就能够知道每个音符的音高。有大量的例子说明我们可能具备难以置信的方位优势。然而，对于使用地理语言的人，却是理所当然的。有个报告叙述了一位来自墨西哥南部，说Tzetal语的人。在一个漆黑的房子里他被蒙上眼睛，然后转上20多圈。在他还被蒙着眼，感觉非常晕眩的时候，他可以毫不迟疑地指出地理方向。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使用地理坐标进行交流的习惯，使说话人从小开始每时每刻留意生活中物理环境（太阳、风等物体的位置）这些线索，以及发展出一种准确记忆这些物体时时刻刻改变的方位。所以，日常交流中使用地理语言向他们提供了在地理方位方面最激烈、最有想象力的训练（据估计，10个Guugu Yimithirr语的单词中就有一个词是“北”、“南”或“西”、“东”，经常伴以准确的手势）。这种对地理方向的持续意识几乎是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灌输：研究表明，身处这样环境的孩子从2岁就开始使用地理方向，到7、8岁时就能完全掌握这样的系统。从小就开始如此激烈的训练，习惯就变成了第二自然的、下意识的行为，根本不用费多大劲。当说Guguu Yimithirr语的人被问到，他们是怎样知道北方的位置，他们不会解释。正如同你不会解释你是怎样知道“后面”是哪里这样的概念。但是，讲地理方位语言的好处远远不止于此。这时因为，相对于眼前所见，方向感能够及时做出反应，看到更远的空间。如果你是说Guugu Yimithirr之类语言的人，对于任何有意向他人讲述的事物，它们在你脑海中是主方向的形式进行存储记忆的，这一点犹如每幅画作的一部分。在一段录影中，一位说Guugu Yimithirr语的人讲述了他朋友年轻时曾经有一次在鲨鱼出没的海域中翻船的经历。那个朋友和一位长者遭遇海上风暴，船被打翻。他们都跳到了水中，朝着海岸的方向奋力游了将近三英里，结果发现他们为之工作的传教士更加关心的是船被打翻所带来的损失，而非他们从凶险大海中的死里逃生。撇开充满戏剧性的历险不说，这个故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是，整个故事本身由始至终都是以主方向的形式进行描述的：说话人从船的西边跳到海中，他的那位传教士则从东边跃入，他们看到一条巨大鲨鱼在北边游弋，如此等等。主方向是否只能用来描述某些情况的发生？嗯，纯属偶然，多年以后刚才那个人在录影中向我们讲述了同一个故事。主方向与两段叙述完全吻合。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说话人在讲述时下意识做出的手势。比如，在两段录影中无论说话人面朝哪个方向，翻船的方向与其所指的方向完全一致。同样，一些心理学实验表明，在某种情况下，说Guugu Yimitmirr风格语言的人记忆“同一实体”的方式与我们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如何讲解同样的一些实验，出现过很多争论。但是看起来令人信服的一个结论是，当我们受到训练，学习在提交信息进行记忆的时候忽略方向交替，而说地理语言的人不必这样做。为了对之进行理解，有一个方法就是想象你与一位说地理语言的人结伴旅行，在一个大型连锁旅馆驻留，然后以容易辨认的门口唯参照物一个走廊挨一个走廊地走动。你的朋友住在你的对门，而当你走进他的房间，你会看到他的与你的房间完全一致：房间左边是相同的浴室，右边是一个一模一样装了镜子的衣橱，主卧室靠左摆着一张同样的床，床的后面挂着同样的窗帘，一张相同的桌子挨着右边墙壁，一部相同的电视机在桌子左角摆放，而电话机则在右角位置。简单地说，你在同一个旅馆里看到了两件一模一样的房间。但是当你的朋友走进你的房间，他所见到的是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南-北方向调转了的。在他的房间，他的床在北边而你的在南边；电话在他的房间里本来靠西摆放，现在却在东边，如此等等。所以，同样的一间房，你的两次所见所忆都是相同的，而说地理语言的人完全不同。设想说Guguu Yimithirr语的人如何对在其心中任何图像以及图形记忆片断以纵横交错的主方向方式进行记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样，推断地理语言如何影响所经历区域而不是空间定向——是否它们影响了说话人的辨认感，比如，或对生活带着一份缺乏自我为中心的观感，也颇有难处。但是有一份证据说明：如果你看见一个说Guguu Yimitirr语的人用手指着自己，你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有意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事实上，他所指的是一个恰好在他身后的主方向而已。我们总是站在地球的中间，而手指我们的胸部方向可能代表其他事情而不是有意引起他人的注意，这样的事情好像永远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一位说Guguu Yimitirr语的人指向他自己，似乎他就是那薄薄的空气，与他本人的存在毫无关联。我们所说的语言是否会在其他什么方面影响我们的经历？最近，一系列不确切的试验表明，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我们母语透镜察觉各种颜色。语言中划分可视光线的光谱中存在根本变化；例如，绿色和蓝色在英语中是色彩分明的颜色，但是在许多语言中却被看作是完全相同颜色的色调。结果是，平时我们的语言促使我们队颜色进行区别对待，实际上这样可以把纯粹可见的感觉精确定位到某种颜色。这样一来，如果在我们的语言中有不同的名称，经过大脑训练，我们夸大了色彩的色调之间的差别。这听起来也许有点奇怪，我们对于夏加尔绘画的看法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我们的语言是否有描述蓝色的词汇。在接下来几年，研究人员也很有可能在知觉的更加细微领域上阐明语言的影响。比如，诸如秘鲁的Mateses语等一些语言好像最挑剔的律师一样，促使其话语者准确地阐述，他们是怎样知道他们正进行报告的事实的。你不能简单地，比如用英语说，“一个动物经过这里，”你必须使用不同的动词形式说明，这是否你的直接经历（你看到动物经过），推断（你看到脚印），揣度（平常动物都是在一天某个时间经过），听说或者其他经历。如果一篇说明用不正确的“证据”进行报告，就会被视为撒谎。例如，如果这样的话，你问一个说Mateses的男人有几个妻子，除非他就在那刻看见妻子，否则他会用过去式回答，并且说写诸如这样的话，“我查过，以前我有过两个妻子。”毕竟，考虑到并非现在的妻子这样的事情，他不能准确无误地确定，自从上次见面后（即使这只不过是五分钟前发生的），他的妻子中有的已经死去或者跟别的男人跑了。所以他不能用过去式把它当作确切事实进行报告。使用如此谨慎、复杂的方式不停思考认识论的需要是否告诉我们话语者对生活的展望或者对事实和缘由的感觉？当我们的经历工具变得越来越迟钝，这样的问题可以在现实中通过学习解决。 许多年来，据称我们的母语是一座“牢房”，限制了我们辩理的能力。一旦结果表明，这样的断定并无证据可寻，由此证明所有文化的人用基本相同的方式进行思考。但是，的确，过高估计我们生活中抽象辨理的重要性无疑是错误的。毕竟，相对那些受心里感知、直觉、情感、冲动或实际技能的指引，基于推导性逻辑我们做了多少日常的决定？我们的文化从婴儿时期开始植入我们脑海中的思维习惯，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方位感，以及我们对遇到的事物的情感反应。而且，其结果极有可能超出目前实践表明的论断；它们可能也对我们的信仰、价值和意识有显著的影响。我们可能仍未知道怎样直接衡量这些结果，或者怎样评估它们对文化或者政治误解的贡献。但是，作为互相理解的第一步，我们会比假装我们人全部想法一致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