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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的实用机能-----器完而不饰 所谓“实用机能”,就是物品的功能,是为了达到预定的目的、满足某种用途所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的实用机能可以用“器完而不饰”来概括。 "器完不饰"出自西汉刘安《淮南子·齐俗训》,在这里"器完而不饰"意为不作多余无谓的修饰、不虚饰无用之物。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的目的首先应该是为了用,即物必须具备一定的实用价值,设计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实用价值的设计。 早在先秦时期,墨子就提出功利主义原则,极力强调产品物态生产的实用性,主张“先质而后文”,所谓“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这就是实用第一性。而且,他以实用作为美的评价的基础,“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墨经》对设计行业提出一种评判标准,“兼相爱,交相利”,即:重功能设计而反对无谓的装饰,以追求“器完而不饰”为评判标准以及“质真而素朴”的设计审美意趣。 2 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的美感机能-----文质彬彬 对一件物品的设计、制作与使用,除了考虑它的实用性之外,同时还要考虑到物品作用与人体感官的感受。它介与人与物之间,通过人的审美感官而得到的审美感受,既要达到人心理上的舒适感还要达到精神上的愉悦感,此谓之为“美感机能”。 光是有用是不够的,还必须美,设计的价值还取决于美的价值。因此,用与美的统一成了古代设计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古代艺术设计中,用与美的统一实际上就是文与质的统一。作为艺术设计的原则,用与美的统一早在先秦时代就被人注意到了。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主张“文质兼备”充分发挥和利用物的质美则是中国古代艺术设计的基本要求。 中国古代的设计艺术一直将庄子自然朴素之美作为理想之美的典范,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顺应自然,完全按照事物的自然本性任其发展和表现,不去施加人性的力量,使其改变原有的自然之性,保全其“真”美。主张无雕饰的朴素美。即所谓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匠不雕”的天然之境。这一点在历代的设计艺术中的体现,可谓比比皆是: 唐代越窑盛产青瓷,如玉似冰,其表面不作具体的图案描绘,用釉色的自然变化来表现抽象美。 3 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的象征机能----物以载道 所谓“象征机能”,是指一件物品所蕴涵的意义与精神特质,也是一件物品的“内容”所在。有国家的象征,企业的象征,社会地位、声誉、财富的象征,功能的象征,情感因素的象征等。 在封建社会中,设计艺术的象征机能代表着社会的地位、身份、权势等等。 “中国哲人无论是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还是观赏自然动植物,他们的兴趣和考察的重点都不在于了解或把握它们各自具有的内在的客观规律。他们更多地是借助于自然万物所呈现的表面的现象如天灾、地震,松树的耐寒等来说明或解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现象。”这便是中国古代设计艺术象征机能的渊源。 这一点中国人自己可能已经司空见惯,而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中国就很明显了。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说:“作为这一东方民族群体的‘人’,无论宫殿、寺庙,或是做建筑群体的城市、村镇,连分散于旷野田园中的居民,也一律常常体现出一种关于‘宇宙图景’的感觉,以及作为方位、时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 不错的,我国古人在创造浩瀚、瑰伟并且质美的设计文明时,其不可思议的造型想象力大抵都受一种理性的“礼”之影响,设计艺术的目的是诠释“德”这一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政治的综合观念。于是乎,不仅“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以象德”,而且对于设计艺术来讲,“物也载道、言志、象德”。即是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所独具的象征机能。 “以玉比德”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古人对玉的解释除了物质的特征之外,还赋予它以“德”的概念。孔子在《礼记》中写道:“君子比德于玉”。玉在古代是道德标准的象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玉,石之类有五德者”(五德:仁、义、礼、智、信),对玉的传统文化内涵进行了典型的概括。后来又有“玉有九德”之说,君子以“九德”作为终身治事的行为准则,不同等级的人所执玉器不同,表示的身份属性和概念也不一样。 中国古代的青铜设计艺术同样如此。青铜器是国家的重器,也是“王权”的象征。铸鼎象物,目的在于使“民知神奸”。青铜器的设计制作不仅是造型创意,更重要的是成为国家政治的文化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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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艺术设计思想的三个主要观点 一、“ 坚而后论工拙”—以实用为根本中国古代设计注重产品的实用功能。这一点是中国古代的美学家和工艺家都十分强调和重视的, “ 坚而后论工拙” 就是要求产品设计首先要有实用的价值, 其次才考虑好不好用, 最后才解决好不好看的向题。这与现代设计思想是相通的。比如, 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中就强调, 制作椅子要讲究如何让人坐得舒服。他认为, 冬季和夏季的椅子做法要有所不同。对于茶壶, 李渔同样要求以人的使用为中心进行设计。他说“ 置物但取其适用, 何必幽渺其说, 必至理穷尽而后止哉凡制茗壶, 其嘴务直, 购者亦然, 一曲便可忧, 再曲则称弃物矣。盖贮茶之物与贮酒不同, 酒无渣滓, 一斟即出, 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论茶则有体之物也, 星星之叶, 人水即成大片, 斟泄之时, 纤毫入嘴则塞而不留, 吸茗快事, 斟之不出, 大觉闷人。直则保无是患矣, 即有时闭塞, 亦可疏通, 不似武夷九曲之难力导也。”〔1〕可见李渔十分重视产品“ 好不好用” 的问题, 这与现代“ 以人为本” 的设计理念十分吻合。 二、“ 体舒神怡,—实用和装饰互相促进实用与装饰是工艺品性能的两个组成部分, 二者只有巧妙结合, 才会使两方面的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 从而使工艺品设计趋于完美, 满足使用者的需求。但是如果二者的关系处理不当, 就会成为失败的设计。中国古代的美学家和工艺家很早就开始将工艺品的审美与实用相结合。中国陶瓷发展史就是一部装饰和实用互相促进的历史。陶瓷造型的不断变化, 最初多是出于增强、改变器具实用功能的目的, 与此同时带来陶瓷新的审美效果, 发展到后来, 出于审美考虑而对造型加以改进也就渐渐成为陶瓷发展的一个新动向。陶工们把实用和装饰两方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陶瓷工艺品。比如陶扇的足是由陶鼎的三足而来, 但在改进时, 为了在使用中扩大陶扁的受热面积, 缩短烧煮时间, 因而把三个实心的足改为肥大中空的款足, 在造型上给人以浑朴庄重的美感。此外,陶工们在许多器物上设置了方便使用的部件,如盖、钮、把手、高足等。这些部件的设计往往别具匠』臼, 如将某些部件设计成动物形状等, 体现了设计者追求实用和美观相结合的设计观念。有的美学家还提出了装饰对实用有促进作用的观点。 李渔对实用与美观的问题作过很好的总结, 他在《闲情偶寄》中多次表达了实用和装饰需要结合的思想。比如他在谈到“ 床” 的制作时, 就强调装饰和实用的结合问题“ 其法维何一曰床令生花, 二日帐使有骨, 三日帐宜加锁, 四曰床要着裙。”〔3〕所谓“ 床令生花” , 是说在床头摆上鲜花。李渔认为这样的摆设有两个好处一来花可以对卧室起装饰作用二来花的清香能给人以舒适的感觉, 可助人入睡。李渔甚至把花的作用上升到了“ 庄周梦蝶” 的审美境界, 认为到此境界时, “ 人非人也, 仙也” 。“ 帐使有骨” , 就是将蚊帐挂得平整利落, 看去美观且实用“ 帐宜加锁” ,就是在蚊帐上加上质料、色彩、造型相和谐的锁, 不仅可以起到防蚊的作用, 而且可以增强蚊帐外观的美感“ 床要着裙” , 一方面是使整个床具完美统一, 避免“ 精其始而不能善其终, 美其上不得不污其下者” , 另一方面又可以保持床的干净整洁。李渔对床的设计思想,不仅合乎人对床的生理要求, 而且更注重生活环境对人的美感陶冶作用。 三、“宜简不宜繁, 宜自然不宜雕琢”——外观形式要简朴自然 在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影响下, 中国古代工艺设计一直崇尚简朴的风格。虽然个别时期的个别设计也有极尽雕琢之能事的情况,但从总体上讲, 中国古代的工艺设计者对外观形式基本上都是强调适度, 反对华丽奢侈的。李渔将中国古代工艺设计风格归结为“ 总其大纲, 则有二语宜简不宜繁, 宜自然不宜雕琢。凡事物之理, 简斯可继, 繁则难久,顺其性者必坚, 栽其体者易坏。” 他还认为“ 土木之事, 最忌奢靡, 匪特庶民之家, 当崇简朴,即王公大人, 亦当以此为尚。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 贵新奇大雅, 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 非好富丽, 因其不能创异标新, 舍富丽无所见长, 只得以此塞责” 。 中国古代工艺设计对简朴形式的崇尚有其丰厚悠久的文化渊源, 占据封建意识形态重要地位的封建礼教对设计者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设计者设计得美还是不美, 必须首先按封建礼教的要求来评价。礼乐精神主导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在中国你会发现任何事物都受到过礼乐的影响, 古代设计自然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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