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碳环保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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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生活是一种非常环保、文明的生活方式。节水、节电、节油、节气,可以帮助我们将低碳生活变为现实。
现在我们国家对全世界公开承诺减排指标,决定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低碳时代已经如约而至,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低碳"就在我们身边。
夏天,我们在家用空调时,不要长时间开着,用了几个小时后,就关掉,再开电风扇。这样就能省50%的电;在冰箱内放食物时,食物的量以占容积的80%为宜,用塑料盒盛水制冰后放入冷藏室,这样能延长停机时间、减少开机时间,更节电;用微波炉加工食品时,最好在食品上加层无毒塑料膜或盖上盖子,这样被加工食品水分不易蒸发,食品味道好又省电;开车时尽量避免突然变速,选择合适档位,避免低档跑高速,定期更换机油,轮胎气压要适当和少开空调。短时间不用电脑时,启用"睡眠"模式,能耗可下降到50%以下;关掉不用的程序和音箱、打印机等外围设备;少让硬盘、软盘、光盘同时工作;适当降低显示器的亮度。
平时我们勤动手动脑, 也可以实现 "低碳"。一般家庭都有很多废弃的盒子,如肥皂盒、牙膏盒、奶盒等,其实稍加裁剪,就可以轻松将它们废物利用,比如制作成储物盒,可以在里面放茶叶包、化妆品之类的物品;还可以利用方便面盒、罐头瓶、酸奶瓶制作一盏漂亮的台灯;喝过的茶叶渣,晒干做一个茶叶枕头,既舒适还能改善睡眠……
另外,将普通灯泡换成节能灯,尽量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出行,随手拔下电器插头……你看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小事,都是在为"减碳"做贡献。
我们应该从节电、节水、节碳、节油、节气这种小事做起,低碳生活是我们要建立的绿色生活方式,只要我们去行动,就可以接近低碳生活,达到低碳生活的标准。"总之,低碳生活,既是保护环境,也是拯救自己。"
那么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还有其它降耗低碳的好方法吗?来看看我的建议吧。
纸张的双面使用,节约用纸;
不用一次性的筷子和一次性的饭盒;
不用一次性的塑料袋;
减少粮食的浪费;随手关灯,随手关好水龙头。
使用手帕,少用纸巾……
我们的地球需要我们共同来爱护,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珍惜资源,降低能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现在我们国家对全世界公开承诺减排指标,决定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低碳时代已经如约而至,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低碳"就在我们身边。
夏天,我们在家用空调时,不要长时间开着,用了几个小时后,就关掉,再开电风扇。这样就能省50%的电;在冰箱内放食物时,食物的量以占容积的80%为宜,用塑料盒盛水制冰后放入冷藏室,这样能延长停机时间、减少开机时间,更节电;用微波炉加工食品时,最好在食品上加层无毒塑料膜或盖上盖子,这样被加工食品水分不易蒸发,食品味道好又省电;开车时尽量避免突然变速,选择合适档位,避免低档跑高速,定期更换机油,轮胎气压要适当和少开空调。短时间不用电脑时,启用"睡眠"模式,能耗可下降到50%以下;关掉不用的程序和音箱、打印机等外围设备;少让硬盘、软盘、光盘同时工作;适当降低显示器的亮度。
平时我们勤动手动脑, 也可以实现 "低碳"。一般家庭都有很多废弃的盒子,如肥皂盒、牙膏盒、奶盒等,其实稍加裁剪,就可以轻松将它们废物利用,比如制作成储物盒,可以在里面放茶叶包、化妆品之类的物品;还可以利用方便面盒、罐头瓶、酸奶瓶制作一盏漂亮的台灯;喝过的茶叶渣,晒干做一个茶叶枕头,既舒适还能改善睡眠……
另外,将普通灯泡换成节能灯,尽量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出行,随手拔下电器插头……你看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小事,都是在为"减碳"做贡献。
我们应该从节电、节水、节碳、节油、节气这种小事做起,低碳生活是我们要建立的绿色生活方式,只要我们去行动,就可以接近低碳生活,达到低碳生活的标准。"总之,低碳生活,既是保护环境,也是拯救自己。"
那么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还有其它降耗低碳的好方法吗?来看看我的建议吧。
纸张的双面使用,节约用纸;
不用一次性的筷子和一次性的饭盒;
不用一次性的塑料袋;
减少粮食的浪费;随手关灯,随手关好水龙头。
使用手帕,少用纸巾……
我们的地球需要我们共同来爱护,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珍惜资源,降低能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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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1.5%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2~1.8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1.5%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2~1.8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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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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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读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即京梅与郭耕合著的《地球伦理》。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因为,地球发生了问题。“地球怎么了?1这是两位作者开门见山发出的一问,其实也是作为读者的我辈,常常感到纠结的问题。北京这个冬天超过一百天未见雪花,这难道是正常的吗?坐在温暖的书房里,窗外是初阳的勃勃生机,我捧读此书,心里想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地球本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但对于它,我们却越来越感到陌生和恐惧。我们不知道在最近的将来究竟会发生什么,尽管有许多关于世界末日的传说,比如《2012》。
传说往往把地球的毁灭归于宿命,归于冥冥之中的一种力量,其实,地球的问题更多的还是源于人类无穷无尽的欲望和自以为是。如果说人类有原罪的话,那么,这就是它的原罪之一。和地球的生命长度相比,人类的历史微乎其微,但人类始终没有学会以谦逊的态度处理与地球的关系,不肯承认我们在与地球有关的时间-空间中所处的次要地位。相反,在很多时候,人类是以征服者自居的。虽然它曾是地球所创造的众多物种之一,但在与其他数百万物种的激烈竞争中,人类竟然脱颖而出,逐步占了上风,在其他竞争者面前掌握了绝对优势。特别是在最近这一百个世纪,人类在地球上的地位已经变得高不可攀,不仅自命为万物之灵,而且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心态君临地球。如果说,我们对于人类在迄今为止一万个世纪中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内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遭遇的艰难困苦所知甚少的话,那么,对于最近这一百个世纪人类究竟做了什么,我们还是比较清楚的。
京梅与郭耕在其著作中所探讨的就是这一百个世纪之内的情形。我不知道是否与郭耕一直在做动物保护有关,书中比较多地探讨了人与动物的关系,其中专有一章聚焦触目惊心的人类餐桌,进而讲到动物的处境,再进一步讲到自然环境,讲到森林、湿地的破坏,河水的被污染。他们选择对话的方式,多从具体的生活经验切入,很少讲大道理,但其中又隐含着必不可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特别突出的是,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思想在他们的议论中都有所体现;他们未必是其信徒,但他们的一些论述未必不能成为当今提倡“地球伦理”、“生态文明”、“绿色环保”的思想资源。他们的谈话,轻松自然,生动活泼,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书中对于“素食”近乎神圣的强调,其中讲道:“素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内修,一种内敛,一种学养,人应该有所禁忌,素食,既是行为举止的改变,更是精神境界的提升……”这是从人的精神、道德层面讲的,强调人的自我修养和约束;他们还从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界内部关系中发展出一套逻辑,强调素食对于平衡各种关系的重要性。比如他们讲到,如果全人类都选择肉食,则地球的石油储藏只能消费13年,而如果全人类都选择素食,则可以延长至260年。
还有,过度肉食已经使得中国土地不堪重负,甚至雪上加霜,草场沙化,水资源匮乏,污染严重,能源过度消耗;还有,为了满足人的消费欲望,对野生动物大规模地屠杀,很多物种灭绝,生态平衡被打破,引起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反应;最后,他们归结到一种理念,就是回归自然,天人合一,这也正是他们对于地球伦理的一种解释,一种认定。
我想,这里所谓回归自然,恐怕还不是要把人类轰到森林里去,重新过上茹毛饮血的日子,这是不现实的。重要的是使人类认清自己在自然中,也就是地球中的地位,别把自己当成统治地球的暴君,别以为自己有多少特权,要学会与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和平共处,平等相待。
这不仅是素食还是肉食的问题,更是一个哲学信仰和世界观的问题。人类从自身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人道主义,其实就相当于现代世界的宗教,它与以往宗教的区别就在于,它相信人的力量,维护人的尊严,相信人的至高无上性。它的积极的一面,是引领人类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包括现代科学、技术、文化以及工农业;而它的消极的一面,则表现为以人为中心来规划这个世界,最初的动因也许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和反抗超自然的上帝的需要,但随着人类知识和力量的增加,人道主义那种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就有可能破坏人与整个世界的和谐关系。
然而,希望人类放弃人道主义,从而选择一种更好的世界观,其实是比放弃肉食,选择素食更难实现的目标。在这里,自然保护问题也许会陷入两难,因为,以人道主义为底色的自然保护论者,往往还是从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现实出发,主张保护对人类有用的资源。
事实上,自然是个有机的整体,有用与无用,都是地球的一部分,按照佛学的说法,一粒微尘也是有灵性的,也是应该平等相待的,只保护“资源”,不顾及其他,这样的环保是没有前途的。只有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人类才会有未来。这个未来是个什么样子,现在也许没有人知道,但它恰恰给人类提出了一个真正的理论问题,也是对于人类智慧的一种挑战
传说往往把地球的毁灭归于宿命,归于冥冥之中的一种力量,其实,地球的问题更多的还是源于人类无穷无尽的欲望和自以为是。如果说人类有原罪的话,那么,这就是它的原罪之一。和地球的生命长度相比,人类的历史微乎其微,但人类始终没有学会以谦逊的态度处理与地球的关系,不肯承认我们在与地球有关的时间-空间中所处的次要地位。相反,在很多时候,人类是以征服者自居的。虽然它曾是地球所创造的众多物种之一,但在与其他数百万物种的激烈竞争中,人类竟然脱颖而出,逐步占了上风,在其他竞争者面前掌握了绝对优势。特别是在最近这一百个世纪,人类在地球上的地位已经变得高不可攀,不仅自命为万物之灵,而且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心态君临地球。如果说,我们对于人类在迄今为止一万个世纪中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内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遭遇的艰难困苦所知甚少的话,那么,对于最近这一百个世纪人类究竟做了什么,我们还是比较清楚的。
京梅与郭耕在其著作中所探讨的就是这一百个世纪之内的情形。我不知道是否与郭耕一直在做动物保护有关,书中比较多地探讨了人与动物的关系,其中专有一章聚焦触目惊心的人类餐桌,进而讲到动物的处境,再进一步讲到自然环境,讲到森林、湿地的破坏,河水的被污染。他们选择对话的方式,多从具体的生活经验切入,很少讲大道理,但其中又隐含着必不可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特别突出的是,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思想在他们的议论中都有所体现;他们未必是其信徒,但他们的一些论述未必不能成为当今提倡“地球伦理”、“生态文明”、“绿色环保”的思想资源。他们的谈话,轻松自然,生动活泼,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书中对于“素食”近乎神圣的强调,其中讲道:“素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内修,一种内敛,一种学养,人应该有所禁忌,素食,既是行为举止的改变,更是精神境界的提升……”这是从人的精神、道德层面讲的,强调人的自我修养和约束;他们还从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界内部关系中发展出一套逻辑,强调素食对于平衡各种关系的重要性。比如他们讲到,如果全人类都选择肉食,则地球的石油储藏只能消费13年,而如果全人类都选择素食,则可以延长至260年。
还有,过度肉食已经使得中国土地不堪重负,甚至雪上加霜,草场沙化,水资源匮乏,污染严重,能源过度消耗;还有,为了满足人的消费欲望,对野生动物大规模地屠杀,很多物种灭绝,生态平衡被打破,引起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反应;最后,他们归结到一种理念,就是回归自然,天人合一,这也正是他们对于地球伦理的一种解释,一种认定。
我想,这里所谓回归自然,恐怕还不是要把人类轰到森林里去,重新过上茹毛饮血的日子,这是不现实的。重要的是使人类认清自己在自然中,也就是地球中的地位,别把自己当成统治地球的暴君,别以为自己有多少特权,要学会与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和平共处,平等相待。
这不仅是素食还是肉食的问题,更是一个哲学信仰和世界观的问题。人类从自身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人道主义,其实就相当于现代世界的宗教,它与以往宗教的区别就在于,它相信人的力量,维护人的尊严,相信人的至高无上性。它的积极的一面,是引领人类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包括现代科学、技术、文化以及工农业;而它的消极的一面,则表现为以人为中心来规划这个世界,最初的动因也许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和反抗超自然的上帝的需要,但随着人类知识和力量的增加,人道主义那种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就有可能破坏人与整个世界的和谐关系。
然而,希望人类放弃人道主义,从而选择一种更好的世界观,其实是比放弃肉食,选择素食更难实现的目标。在这里,自然保护问题也许会陷入两难,因为,以人道主义为底色的自然保护论者,往往还是从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现实出发,主张保护对人类有用的资源。
事实上,自然是个有机的整体,有用与无用,都是地球的一部分,按照佛学的说法,一粒微尘也是有灵性的,也是应该平等相待的,只保护“资源”,不顾及其他,这样的环保是没有前途的。只有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人类才会有未来。这个未来是个什么样子,现在也许没有人知道,但它恰恰给人类提出了一个真正的理论问题,也是对于人类智慧的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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