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是怎样演变成世族的？西晋时期有哪些世族？
不管是中国的研究学者还是外国的研究学者都十分关注门阀问题，把它当作是东汉时期至南朝时期的社会阶层。而也曾有书籍记载，门阀政治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形式，它的变化关系到皇权的稳定与否。
我们知道，儒学在东晋历史上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关于儒学和门阀之间关系记载的书籍却始终没有出现，所以接下来我将对其二者的关系分三条进行论述，第一点是东晋时期儒学发展的原因，第二点是东晋时期儒学的主要思想内容和特征，第三点是东晋时期的用人问题。
东晋时期儒学发展的原因东晋时期的门阀是由西晋时期的世族发展来的，而对于门阀政治的发展来说，儒学的复振是极其重要的。在西晋灭亡后，以王导为首的世族集团执掌朝廷政务，天下就成为了王导和司马睿的囊中之物。后来王导死了，但此时门阀并没有改变对朝廷的控制，就连到了简文帝即位后，依然如此。
西晋时期，虽然门阀控制的权政，但人们依然不满于此时的现状，集团之间勾心斗角，致使政局动乱。到了东晋社会，政局动荡的来源变为门阀世族，也是因为从西晋时期就私下里不对付。
虽然有十个皇帝在东晋即位，但是实际上却是王导、庾亮、桓温、谢石这四个门阀集团轮番掌权，皇帝形同摆设。门阀与门阀之间相互钳制，任何门阀都不能对其他门阀发起进攻。
面对这番景象，皇权的地位岌岌可危，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一个新的集团来遏制门阀的发展，以此来巩固皇权。
于是人们将视角转到玄学，但许多忠臣都斥责玄学，认为它华而不实，不适合政局向好的方向扭转，后来，人们注意到了儒学，于是新的统治秩序诞生了。在东晋时期，门阀对于自己权力的着想，对儒学进行了调整，也让儒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虽然东晋时期的统治者没有选择玄学但它却是三国魏晋所推崇的。由此可见，儒学是从曾经并不是被人特别重视到后来逐步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魏晋时期深受玄学影响，所以在后来推崇儒学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玄学的影子，这也是东晋儒学的一大特色。
东晋时期儒学的思想内容和特征在东晋时期，张湛和葛洪是门阀的利益出发，对儒学进行了演变，以其适应自己的发展，从而也形成了儒学的一些特征。
“顺性而洽，趣举绝远”
汉代时期的儒学崇尚知书尚礼，对于这一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如王弼认为这一标准很正常，是成为圣人的必备条件，而葛洪则认为圣人应该有不同种类的，各有千秋，而不是一个模板，之后二人都对自己的想法进行了论证。
葛洪从儒学的圣人仲尼和道家的圣人老子进行了对比来证明自己的想法；张湛则认为圣人要从某件事情上进行有感而发，顺性而洽。张湛认为，诗书礼乐对于圣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如果使用不当就，就会适得其反，让别人有机可乘，也让人们不能接受。
此外，张湛也提出了趣举绝远这一命题，对自己的观点惊醒了进一步补充。所谓趣举绝远，就是圣人一定要有长远的目光，给人以希望。
“明于仁先，刑为仁佑”
葛洪充分的发挥了对仁的思想。孟子也认为历代君王走向衰落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仁，他们没有重视仁，所以就让百姓对其感到伤心，而最后人心涣散，导致灭亡。后来，葛洪对仁和明进行了具体的论述，以对魏晋时期的问题进行总结归纳。
他认为统治者对于礼和仁直接导致国家的兴衰，门阀们既想用礼和仁来控制皇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又不愿意受到礼和仁的束缚，所以他们才会想要通过改变儒学的内容以确保自己的既得利益。葛洪还曾提到一个敏感话题，皇帝的废立问题。
他认为废立君主会让世人唾弃，费力不讨好，还不如好好的辅佐君王，保证天下太平，还可以落得一个好名声。后来，葛洪又对仁和刑的问题进行阐述，提出“刑为仁佑”的论点。
他认为早期统治者把刑罚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但这样做是十分不对的，一个君主要有仁的思想，而不是把刑放在首位。这一内容的提出，一语道破了门阀统治时的实质。后续为了社会的发展，人们也听取了葛洪的建议。
“尚礼简仪，割弃不要”
我们知道，儒学的核心思想是礼仪，而繁琐的礼节又对治国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就对礼产生了极大的厌恶。葛洪再次一语点破繁琐礼仪的弊端，他主张简化服饰、礼节、器具等，以此更让人们接受。
礼仪一直都被葛洪认为是安国治民最主要的因素，对于礼仪的思想已经渗入到每一个人的血液当中。为了东晋今后更好的发展，必须得对礼仪进行进一步的调整，来为统治者的皇权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
“贵贤使能，臣劳君逸”
对于统治者来说，贤能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果辅佐君主的人不是贤士的话，就势必会让小人得势，使得天下不能稳定，人心缭乱，所以对贤士的选择堪称是可以解决皇帝困苦的办法。
葛洪对于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统治者选取人才的标准应该根据守成之世和人的进取心来定夺，这也是从汉朝以来曹操的用人原则。下面也对东晋时期的用人问题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东晋时期的用人问题在东晋时期，葛洪指出人的品行可能会随着外界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当一个人品行改变了，那他的行为也一定会发生变化。可能一个人在开始的时候表现得很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事物的影响，可能最后呈现出来的行为就会变得不好。
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井田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瓦解；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是世族经济，联系东汉的庄园地主豪强势力，再联系魏晋时期的门阀政治，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产生相应的上层建筑，门阀政治依赖于世族经济；
隋唐时期没有放弃重农抑商，只是有所松动；
宋代士绅经济以后，租佃制逐渐普及，人身依附关系减弱。
……
门阀士族没有成长起来时，时代属于汉朝。
门阀士族早已发育壮大后，时代属于晋朝。
只有中间的成长道路，才属于三国。
南北朝时，士族族谱是选任官员的重要依据。唐朝初年，旧士族虽已没落，但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数家所谓“山东士族”，仍凭借其祖先的影响，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家族编写族谱，标榜为华夏“高门”，自诩“家风”优良，相互间通婚。唐初那些以军功起家的大臣，也把能与他们通婚视作荣耀。
对门阀士族的真正绝杀，来自黄巢之乱。
当维系社交关系的人都大半被杀之后，朋友圈也就散了。更重要的是，在一片大乱中，门阀士族的谱牒也丢了。没有谱牒，活下来的人都成了个体。社交网络，断的一干二净
门阀士族依靠社交关系兴旺了900年，最终又在时代变迁中，因为社交网络断裂而消散。
表面上，他们败给了黄巢的屠刀。
实际上，他们败给时代的进程。
归根结底，门阀士族在晚唐的社交关系，是寄生于朝廷的躯体之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加上社会秩序崩塌、平民崛起，他们再也不能像祖先一样，在乱世中重振家业。
这就是历史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