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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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三皇五帝的活动区域未超出河北省的中南部,从大禹治水的范围亦可得到佐证。
《史记》说大禹治水足迹遍及了冀、徐、兖、青、杨、荆、豫、梁、雍九州。但这只不过是司马迁以汉代人的眼光和地理概念、据《尚书》描绘出来的。就连《尚书》也不过是秦末汉初博士伏生以其时文法写成的二十五篇《今文尚书》。汉孔安国所传二十八篇《古文尚书》还被认定是伪书。
战国墨翟所说的“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防原泒,注后之邸、虖池之窦,洒为砥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并无九州之谓,但同样是为了阐述其“兼爱”理念而将大禹政绩夸大了。
不过依清代孙诒让《墨子间诂》的注疏及综合有关史料来看:大禹所治理的西、北两面所涉地名、水名均在冀西的平山、灵寿和行唐、新乐一带。有关“西河”:孙引《尚书》说“会于渭汭”;引汉孔安国《尚书传》“龙门西河在冀西”;引唐孔颖达《疏》“在冀州西界故谓之西河”;引清毕源说“在陕西山西间”。“渠孙皇”据《周礼•职方》疑当陕西扶风的“蒲弦泽”或陇州的“弦蒲薮”—即“渠”由“蒲”来、“孙”由“弦”讹、“皇”字近“皋”通“睾”近“泽”。“后之邸”疑当《职方》说的并州泽薮“昭余祁”或《尔雅•释地》说的燕地“昭馀祁”。“虖池”即今滹沱无异议。“底柱、龙门”疑当山西平陆的“三门山”和陕西韩城的“龙门山”。如果我们将这些相互割裂、孤立的说法系统链接起来,甘肃的“西河”和山西的“西河”何以能泄陕西的“蒲弦泽之水”?又是怎样注进“后之邸、虖池之窦”的呢?唐虞之“西”与秦汉之“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站在唐虞帝都-新乐的区位上,称其西边灵寿境内的磁河和平山境内的滹沱河为“西河”当不为过。《禹贡》说:黑水西河会“渭汭”。《史记•陈杞世家》说:“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沩汭”—即平山王坡至灵寿慈釉间的磁河支流-濊水拐弯处(参见《磁河析》、《发祥地》等篇)。“濊、沩、渭”三字应有内在关联,当是周族先民受“獯鬻戎狄人”驱赶初由冀西逃亡陕西时将原居地水名也带到了新居地。而磁河古名“兹水”,“兹”字通“玆”,“玄”字同“漆”皆指黑色,“黑水西河”舍此其谁哉!只不过周、秦两代才将其“搬”到甘肃去了。且“渠”字音近“沮”字,“沮水”即泛指滹沱河的众多支流;“孙”字形似“弦”字和“漆”字,“漆水、玄水”即磁河;“皇”字形似“皋” 字,“皋”字音同“郜”字。所以大禹所泄“渠孙皇之水”定当今滹沱、磁河、郜河三水无疑。其所注“后之邸”即唐虞帝都和伏羲台北边的沙河(古名氐水。参见《派水》篇)。至于大禹所洒之“砥柱”所凿之“龙门”并未明说一定是山。行唐县城至今仍名“龙州镇”,县北沙河岸上有“龙岗”村名及“龙兑”古地名;沙河下游名“潴龙河”,上游水中的“夏令山”古名“见龙山”。“见龙山”虽小难不恰为氐水中流的石柱吗?“龙兑”既指龙的洞穴就不可称其龙门吗?所以把墨子的话说白了就是:大禹治水时,首先疏浚了帝都西边的诸条河流,以泄滹沱、磁河、郜河三股水,又向北筑堤连接原来的土疙瘩,把水注进帝都后面的沙河和前面的滹沱,并将夏令山两侧挖开,使其成为“龙门砥柱”。便利了燕代等地的胡貉及西河人民。
大禹向东所方的“漏之陆、孟诸”,所洒之“九浍”:依其“以利冀州之民”说,不可能到河南睢阳,也不可能到山东青州,只能在今河北的黑龙港流域。“漏之陆”应指河北宁晋的“大陆村”一带;“孟诸”当今山东的禹城一带;“九浍”即便不全是今滏阳、滏新、滏东、索泸、凉江、漳、卫、马颊、徒骇九河,也离不开它们的原来古道。至于大禹再向南所为之“江汉淮汝”、所利之“荆楚干越”:若非谀美之词,即是应景之作。因仅前边诸项工程,以其时的劳动力资源和生产力水平别说“十三年”,就是三十年也够他干的了。由此大禹治水主要工程均在冀中南一带,“遍九州说”不过是大而话之、谀而奉之了。看来大禹虽然功勋卓著,也不脱一个喜欢政绩注水、自我标榜之徒,与“不矜己功、羞伐己德”的儒家风格相去甚远。不然在其与舜帝、皋陶、伯益、后稷和夔等人一起讨论怎样才能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和谐时何以仅说:“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如何治水—只予“表扬和自我表扬”呢?并以“多戴花少栽刺”策略斗败知识渊博、滔滔善言、恬为帝师的“政治理论家”皋陶。博取好感,打消了舜帝杀其父后的心存顾忌、选其做“接班人”。终于在舜死后跑到河南另起炉灶,建立了自己的家天下。
《史记》说大禹治水足迹遍及了冀、徐、兖、青、杨、荆、豫、梁、雍九州。但这只不过是司马迁以汉代人的眼光和地理概念、据《尚书》描绘出来的。就连《尚书》也不过是秦末汉初博士伏生以其时文法写成的二十五篇《今文尚书》。汉孔安国所传二十八篇《古文尚书》还被认定是伪书。
战国墨翟所说的“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防原泒,注后之邸、虖池之窦,洒为砥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并无九州之谓,但同样是为了阐述其“兼爱”理念而将大禹政绩夸大了。
不过依清代孙诒让《墨子间诂》的注疏及综合有关史料来看:大禹所治理的西、北两面所涉地名、水名均在冀西的平山、灵寿和行唐、新乐一带。有关“西河”:孙引《尚书》说“会于渭汭”;引汉孔安国《尚书传》“龙门西河在冀西”;引唐孔颖达《疏》“在冀州西界故谓之西河”;引清毕源说“在陕西山西间”。“渠孙皇”据《周礼•职方》疑当陕西扶风的“蒲弦泽”或陇州的“弦蒲薮”—即“渠”由“蒲”来、“孙”由“弦”讹、“皇”字近“皋”通“睾”近“泽”。“后之邸”疑当《职方》说的并州泽薮“昭余祁”或《尔雅•释地》说的燕地“昭馀祁”。“虖池”即今滹沱无异议。“底柱、龙门”疑当山西平陆的“三门山”和陕西韩城的“龙门山”。如果我们将这些相互割裂、孤立的说法系统链接起来,甘肃的“西河”和山西的“西河”何以能泄陕西的“蒲弦泽之水”?又是怎样注进“后之邸、虖池之窦”的呢?唐虞之“西”与秦汉之“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站在唐虞帝都-新乐的区位上,称其西边灵寿境内的磁河和平山境内的滹沱河为“西河”当不为过。《禹贡》说:黑水西河会“渭汭”。《史记•陈杞世家》说:“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沩汭”—即平山王坡至灵寿慈釉间的磁河支流-濊水拐弯处(参见《磁河析》、《发祥地》等篇)。“濊、沩、渭”三字应有内在关联,当是周族先民受“獯鬻戎狄人”驱赶初由冀西逃亡陕西时将原居地水名也带到了新居地。而磁河古名“兹水”,“兹”字通“玆”,“玄”字同“漆”皆指黑色,“黑水西河”舍此其谁哉!只不过周、秦两代才将其“搬”到甘肃去了。且“渠”字音近“沮”字,“沮水”即泛指滹沱河的众多支流;“孙”字形似“弦”字和“漆”字,“漆水、玄水”即磁河;“皇”字形似“皋” 字,“皋”字音同“郜”字。所以大禹所泄“渠孙皇之水”定当今滹沱、磁河、郜河三水无疑。其所注“后之邸”即唐虞帝都和伏羲台北边的沙河(古名氐水。参见《派水》篇)。至于大禹所洒之“砥柱”所凿之“龙门”并未明说一定是山。行唐县城至今仍名“龙州镇”,县北沙河岸上有“龙岗”村名及“龙兑”古地名;沙河下游名“潴龙河”,上游水中的“夏令山”古名“见龙山”。“见龙山”虽小难不恰为氐水中流的石柱吗?“龙兑”既指龙的洞穴就不可称其龙门吗?所以把墨子的话说白了就是:大禹治水时,首先疏浚了帝都西边的诸条河流,以泄滹沱、磁河、郜河三股水,又向北筑堤连接原来的土疙瘩,把水注进帝都后面的沙河和前面的滹沱,并将夏令山两侧挖开,使其成为“龙门砥柱”。便利了燕代等地的胡貉及西河人民。
大禹向东所方的“漏之陆、孟诸”,所洒之“九浍”:依其“以利冀州之民”说,不可能到河南睢阳,也不可能到山东青州,只能在今河北的黑龙港流域。“漏之陆”应指河北宁晋的“大陆村”一带;“孟诸”当今山东的禹城一带;“九浍”即便不全是今滏阳、滏新、滏东、索泸、凉江、漳、卫、马颊、徒骇九河,也离不开它们的原来古道。至于大禹再向南所为之“江汉淮汝”、所利之“荆楚干越”:若非谀美之词,即是应景之作。因仅前边诸项工程,以其时的劳动力资源和生产力水平别说“十三年”,就是三十年也够他干的了。由此大禹治水主要工程均在冀中南一带,“遍九州说”不过是大而话之、谀而奉之了。看来大禹虽然功勋卓著,也不脱一个喜欢政绩注水、自我标榜之徒,与“不矜己功、羞伐己德”的儒家风格相去甚远。不然在其与舜帝、皋陶、伯益、后稷和夔等人一起讨论怎样才能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和谐时何以仅说:“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如何治水—只予“表扬和自我表扬”呢?并以“多戴花少栽刺”策略斗败知识渊博、滔滔善言、恬为帝师的“政治理论家”皋陶。博取好感,打消了舜帝杀其父后的心存顾忌、选其做“接班人”。终于在舜死后跑到河南另起炉灶,建立了自己的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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