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迷之一生：兵圣孙武到底有无其人？
在论述孙武的一生行事之前，必须先了解一下经历将近千年的关于孙武的有无及其著作真伪的争论。由于《孙膑兵法》在魏晋以后的亡佚，详载春秋史事的《左传》、《国语》等典籍中丝毫不涉及孙武，而现存《孙子兵法》中又有似乎是战国时期的现象，因而自北宋以来，就不断有人怀疑孙武及其著作《孙子兵法》的真实性。问题讨论颇为热烈，各家意见众说纷坛。除明宋濂在《诸子辨》、胡应麟在《四部正讹》、清纪陶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孙星衍在《孙子十家注序》中，继续肯定孙武为春秋末年人，兵法出于其手定外，怀疑者的人数远比此诸人为多，否定的意见占了上风。
兵圣孙武存疑的八大迷团归纳各方的论点主张，约有如下八种：
1、孙武无其人，著作是伪托。主其说者有南宋的叶适、清代的全祖望和现代学者齐思和等。叶适以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为由，指出：凡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想标指，非事实。接着他列举了一些《孙子》书中的论题，认为都是战国时始有之事。因而他主张此书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习学记言》卷四十六《孙子》）。清人全祖望随之议论道：水心（叶适字）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者，可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于知兵者之手。
2、孙武有其人，但兵法非其所著。主此说者有北宋的梅尧臣、清代的姚鼎和近代的梁启超等。梅氏曾作过《孙子注》，认为此书非武所著，而是战国相倾之说也（见欧阳修《梅尧臣〈孙子注〉后序》，《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四十一）。姚鼐也持同样的看法，云：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因为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惜抱轩文集》卷五《读孙子》）。梁启超亦说：此书未必孙武所著，当是战国人依托。书中所言战事规模及战术，虑皆非春秋时所能有也。（《饮冰室专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又说：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
3、孙武其人之有无，兵法是否自著，不可知。主此说者有南宋的陈振孙和清代的姚际恒等。陈氏在其《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中称：孙武事吴阖庐而不见于《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姚氏在《古今伪书考》中更玄虚莫测他说：然则孙武者，其有那？其无耶？……其书自为耶？抑其后之徒为之那？皆不可得而知也。
4、孙武与孙膑乃一人，兵法为孙膑所著。主此说者有日本学者斋藤拙堂和中国现代学者钱穆等。斋藤作《孙子辨》一文主张：今之《孙子》一书，是孙膑所著。孙武与孙膑，毕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钱穆亦认为：《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孙膑之称，以其膑脚而无名，则武殆即膑名耳；孙子在吴、齐两国都呆过，后世说孙者，或曰吴，或曰齐，世遂莫能辨，而史公亦误分以为二人也。
5、武与膑为二人，十三篇为孙膑所著。日本学者武内义雄作《孙子十三篇之作者》一文，根据《史记》载孙武、孙膑二人均有兵法著述，而《汉志》又有《吴孙子》、《齐孙子》两种，故断武与膑是别人，各有著述；但今《孙子》十三篇从其内容看，非孙武所著之书，而出于孙膑所作。
6、孙武系伪托，无其人，今本《孙子》作于孙膑。现代学者金德建撰《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膑考》一文，从《左传》不载孙武而《史记》所述孙武事又极简略，内容上完全近于传说，不足为信，从而认定：所谓孙武，全为伪托之说；则《孙子》这部书的作者，当为孙膑无疑。（《古籍丛考》第80—82页，中华书局1941年版）
7、孙武就是伍员，二者实为一人。清人牟庭在《校正孙子》中认为，孙武事迹与伍员甚相似：二人都从他国来到吴国，统帅吴军破楚人郢；二人都讲究军事策略，著有兵法。伍员托其子与齐鲍氏，居阿、鄄之间；伍员后代在齐国改姓孙，其后百年有孙膑出。故孙膑的先辈孙武，实即伍员。
8、孙武实有其人，兵法著作源出于武，完成于膑。这种意见比较普遍。明吴兴松筠馆主人在《孙子参同序》中说：按《史记·列传》称武为膑之祖，膑之兵法传于后世云，则是书殆传于膑，而本与武者欤？现代学者陈启天进一步阐发此论点云：古人为学，均有传授。孙膑既为孙武之后世子孙，则武之兵法授之于膑，膑即据之撰成十三篇，而署武之名以行世；谓此书为武自撰者固误，而谓此书与武绝无因缘者亦非也。（《孙子兵法校释》第41页，中华书局1947年版）
本来，孙武的生平事迹及其兵法著作，在《史记·孙子传》和《汉书·艺文志》中是记载得相当清楚的。成书于东汉初年的《越绝书·记吴地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也都有关于孙武事迹的记述。先秦古籍，如《荀子·议兵》有言：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韩非子·五蠹》云：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吕氏春秋·上德》亦谓：孙、吴之兵，不能当矣。然则孙、吴连称已成习惯用语。吴指吴起，孙置于吴前，自然是指比吴起时代稍前的春秋末年的孙武。
然而，《孙膑兵法》后来失传了，《隋书·经籍志》中即不见著录。《史记·孙子传》明明说孙膑有兵法传世，它的亡佚，人们自然会怀疑《孙子兵法》的作者问题。再说，《左传》中吴国的阖闾、伍员、伯、专诸等人物以及吴国攻人楚都的情况都写得十分详细，却没有一言记及孙武。虽然有人曾竭力为此书辩解：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宋濂《诸子辨》，《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六）但无法消除年版。
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汉墓中，同时发现了书写《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大批竹简。这不仅使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著作得以重见天日，而且使怀疑孙武其人的有无和《孙子》是否孙武所著的悬案得以涣然冰释。从发现的这两部兵法著作来看，孙武和孙膑显然是不同时期的两个人，他们的著作也反映了具有各自时代特点的战争方式和军事思想，有着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