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古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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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自诗经以降，经历代累积，浩渗明察如烟海，蔚为大观。整个诗歌，有关情、色、性的描写，绵延不绝，贯穿始终，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笔者沿这条线路寻幽探胜，时有所得，集成一文，分期贴出来，向方家请教，与读者分享。
分列目录如下：
情
一．诗缘情
二．情是何物
三．打情骂俏
四．相思调色
一．美女如云
二．螓首蛾眉
三．软玉温香
四．病态美
性
一．巫山云雨
二．浅斟低唱
三．良宵苦短
四．*词艳赋
一．诗缘情
《诗经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爱情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文学作品有多种形式，但在最初就是诗歌，其它文学形式是后来才陆续出现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按林语堂的说法，中丛茄国人缺少宗教情怀，就和诗歌有关，因为诗歌取代了宗教，为人提供灵性，活跃感情，医治心灵创伤。中国古代所有的学者都是诗人，至少是装出一副诗人的模样。即使在近、现代，小说、戏曲及其它一些种类的文学作品大行其道，诗仍然常常被当作的文学形式。
诗的原始形式应该是歌，有文字以后，歌词被记录下来，并逐渐与音乐脱离，就成为诗。中国的早期著作，如儒家六经，其中就有许多韵文，显示其与音乐的关系。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先秦典籍中只称为《诗》，汉朝独尊儒术，学者们将其奉为经典，成为儒家六经之一。《诗经》中的作品，本来就是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就说明诗三百余篇都可以歌唱、伴舞、或用乐器演奏。《史记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自己也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诗本来可唱，当为定论。
诗歌是如何产生的，要表现什么，这些问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也有许多说法。一般认为，诗歌最初是简单的歌谣，与音乐和舞蹈结合在一起，有韵律，有节奏。《吕氏春秋古乐篇》有葛天氏“投足以歌”的记载，就是载歌载舞。歌舞又是如何产生的？许多人认为产生于劳动，《淮南子道应训》云：“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鲁迅接受了这个说法，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举例说，在大家抬木头觉得吃力时，有人发出“杭育杭育”的叫声，就是文学创作，此人就是作家，是所谓的“杭育杭育派”（其实，“杭育杭育派”是林语堂对左翼作家的讽刺）。当然这只是后人的推测，远古的人对此没有记载，也无法记载，因为歌舞的产生必然早于文字。我们观察一般动物，它们“劳动”（比如捕食）时，并不一定发出声音，倒是它们发情时，会作出非同寻常的举动，发出特异的声音，与原始人类的歌舞颇有相似之处。因此笔者认为，人类的歌舞更可能是产生于情 欲的表达，歌舞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迷人的舞姿吸引异性，传达爱慕之情。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就是诗歌是有感而发，表现人的感情冲动。《毛诗序》说得好：“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然而千百年来，人们用诗歌表现情感的欲 望，常常受到排斥和压抑。《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就是所谓的“诗言志”。闻一多先生考证，“志”从士从心，“士”训“止”，“志”的本义是停止在心上，指记忆、怀抱、意愿等。“诗言志”的意思就是，诗歌是用来表达襟怀抱负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四科八体的文体论，曾指出“诗赋欲丽”，陆机在《文赋》中更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意思是诗歌由情感而发，要绮丽华美，这就是所谓的“诗缘槐戚情”。“缘情”说后出，比“言志”说更准确地表达了诗歌的特征。其实二者本来相差无几，情和志的意思相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第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有点和稀泥，唐孔颖达《疏》则干脆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长期以来，“诗言志”中的“志”被解释成经过礼教规范的思想，是“文以载道”之“道”，“诗缘情”中的“情”则被视为未经礼教规范的男女私情，造成古代文学批评“言志”与“缘情”的严重对立。
诗三百篇的诞生早于儒家，其中多有语言朴素感情纯真之作。朱熹《诗集传序》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说明“国风”中的诗歌多来自民间爱情歌谣。这些作品是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源头，表现了人的真情实感，反映了人性的本质意愿，具有超越时代的艺术魅力。《诗经》之后，楚辞、汉赋、乐府诗，及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南北朝至明清的大量民歌，继承了“国风”的传统，使抒情诗在各方面茁壮成长。从总体上来说，抒情诗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叙事诗基本上不成气候。如果诗不能“缘情”，只能“言志”，恐怕大多数诗歌都要被否定了。
孔子与《诗经》有不解之缘，司马迁记载孔子曾对《诗经》动过大手脚：“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就是说，孔子删除了十分之九的诗篇。学者们对删诗说疑而不信，但孔子对《诗》确有许多论述，特别强调《诗》的重要作用。他教导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提出“温柔敦厚”的“诗教”：“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这些都对后世评价《诗经》和整个文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思无邪”本是一句诗，出自《诗经鲁颂駉》，按闻一多的解释，“邪”为“穷”意，“思”本是语助词，这句诗的大意是“啊，无边无际”，但孔子却把它解作“思想无邪”了（《诗经讲义》）。其实，这一点早有人指出过，朱熹在《诗集传卷二十》中评注该诗时，虽重弹儒家老调，将“思无邪”解为“必使无所思而不出于正”，却引前人话说：“昔之为诗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读诗至此，而有合于其心焉，是以取之，盖断章云尔。”等于默认孔子“合于其心”地断章取义。“思无邪”作为孔子对《诗经》的概括，过于简单和片面，却成为儒家的文学批评标准。孔子的本意似乎是说，《诗经》中的作品总体上没有很出格的地方，因此可用以教化百姓。但这三个字被后世奉为作诗的标准，要求诗歌内容符合社会道德，不能表现异端思想，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有害的影响，曾被鲁迅斥为“囚人的牢笼”。
历代许多名家都曾撰文，强调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抒情特征。《文心雕龙物色第四十六》云：“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钟嵘《诗品》序言开篇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并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明确地指出能充分表达人七情六欲的只有诗歌。梁简文帝萧纲指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戒当阳公大心书》）梁元帝萧绎则说：“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脣吻遒会，精灵荡摇。”（《金楼子立言》）二萧都提到一个“荡”字，就是强调在文学创作中放任感情，不受拘束。白居易也指出诗以真情实感打动人的心灵，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从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韩愈的“不平则鸣”，都表明文学创作常常是感情涌动，一吐为快。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进一步指出诗人受到困苦环境的磨砺，“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才能写出优秀作品，引起人们的共鸣。
其实，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说，曾指出过诗“可以怨”。对于“怨”，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毛诗序》也说“下以风刺上”，但又说“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仪”，给怨刺加上了框框。朱熹将孔子的“怨”注为“怨而不怒”，淮南王刘安《离sao传序》也早就说过：“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悱而不乱”，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则说：“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所以怨刺是有界限的，“刺”只是所谓的“美刺”，不能违反“温柔敦厚”的诗教，更不能破坏封建伦 理秩序。
明朝文学家冯梦龙曾刊行民间歌曲集《山歌》，他在《山歌序》中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晚明公安派提出在文学创作中“独抒性灵”，清代中期的袁枚将“性灵”说借来论诗，指出“性情以外本无诗”，并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模仿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也作了一首“论诗”诗：“天涯有客号玲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随园诗话卷五》）还有大批民间作者，不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何物，管它什么“言志”、“缘情”，只是有感而发，直叙心声，正如金圣叹指出的：“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转引自林语堂《吾国吾民》）笔者在这篇系列文章里，除了谈论很多文人学士精美的诗歌作品外，也将提到不少民歌，它们虽多为粗俗之作，但是真情流露，也颇有趣味。
《诗经》的开篇《关雎》，是千古传颂的名篇。对这首诗的解释众说纷纭，有说是讽刺帝王的，有说是颂扬后妃之德的，有说是婚礼上的赞歌，还有说是民间情歌。这些说法似乎都有些问题，而儒家“后妃之德”的说法可能是最牵强的。孔子说：“《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给儒家对《关雎》的评价定下了一个基调。《毛诗序》首句就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这种解释被后人继承，如《文心雕龙比兴第三十六》云：“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像义。”孔颖达《疏》亦云：“二《南》之风，实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妇之性，人伦之重，故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此诗之作，直是感其德泽，歌其性行，欲以发扬圣化，示语未知，非是褒赏后妃能为此行也。”以上的说法都比较笼统，属于概念化的评价，朱熹《诗集传关雎》则说得比较具体：“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按他们的说法，《关雎》中的“君子”是指文王，“淑女”就是文王之妃太姒，而这篇诗作是借后妃之德来教化百姓。此种解释，不是将《诗》作为文学作品，而是当成了伦 理的附庸、政治的工具、宣扬儒家思想的教科书。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因读《关雎》而春心萌动，废书而叹曰：“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看来深闺之中的娇小姐比那些腐儒还更能体会到《关雎》一诗表现男女情爱的实质。清人华广生收集改编的《白雪遗音》是一部民间艳歌集，卷二中有一首马头调《诗经注》，笔者觉得倒是挺符合《关雎》的本意：
关关雎鸠今何在，在河之洲，各自分开。
好一个，窈窕淑女人人爱，只落的，君子好逑把相思害。
辗转反侧，悠哉悠哉，好叫我左右流之无其奈，怎能彀钟鼓乐之把花堂拜。
汤显祖《牡丹亭第一出蝶恋花》：
忙处抛人闲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
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
“诗缘情”指出了诗歌抒情的特征，清乾隆年间大才子袁枚说“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又指出了男女情爱在“情”中的显著地位。本文所谈论的“情”就具体指男女之情，包括夫 妻情、恋人情、婚外情、恋ji情、相思情等等。
《诗经》中有许多表现男女情爱的诗歌，《周南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提出了对理想爱人的追求；《郑风女曰鸡鸣》中的“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描绘了夫 妻生活的和美；《邶风击鼓》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表达了白头谐老的意愿；《王风大车》中的“榖则异室，死则同xue。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更是发出了生死不渝的誓言。《王风采葛》描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思念，急切之情如跃纸上：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反映女子热烈追求爱情的诗歌也有很多，《诗经》里的《召南摽有梅》和《郑风子衿》就是描写姑娘迫不及待地希望有小伙子来追求。晚唐诗人温庭筠喜欢作“浮艳之词”，有一首《南歌子》写少女思春，非常传神：
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
少女一边刺绣，一边偷看意中人，最后“不如从嫁与，作鸳鸯”一句大胆直率，被古人评为“有《乐府》遗风”（《栩庄漫记》）。
与温庭筠齐名，同是花间派名家的晚唐诗人韦庄有一首《思帝乡》，更加憨直泼辣：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怀春少女与风流少年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立即决定要嫁给他，即使将来被抛弃也不羞愧。清代贺裳《皱水轩词筌》云：“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所举的例子就是这首词。对比温韦这两首词，对两人风格上的差异也可见一斑。按现代词学名家夏承焘的说法，温庭筠“密而隐”，韦庄“疏而显”，“温庭筠作这类恋情词，最直率的也只能如《南歌子》词中所说：‘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而韦庄词于‘一生休’之下，却又加上‘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两句，简直是说到尽头了。”（《唐宋词欣赏》）
汉无名氏所作乐府诗《上邪》，描写一位女子对“君”剖白心迹，连用五种绝不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表达自己坚贞的情意，率直决绝的程度超过韦词，被梁启超称之为“奔迸的表情法”（《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敦煌曲子词里有一首《菩萨蛮》，形式上比《上邪》更成熟一些，极有可能是其仿制品：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作者在“枕前”所发之愿，情意更加浓烈，不可能的自然现象也多了一种，共六种。
明朝文学家冯梦龙刊行的民歌集《挂枝儿卷二》有一首歌《分离》与上面两首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是官做了吏。
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
《情史》载元代书法家赵孟钕悠拮庸芊蛉四昀仙衰，欲纳妾，管夫人写了下面这首《我侬词》作答，立刻打消了丈夫纳妾的念头?nbsp;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上面这些诗歌表现忠贞不愉的爱情，海誓山盟，激 情奔放，而很多表现离情别恨的诗歌，则是凄风苦雨，缠绵悱恻。晚唐李商隐是写情的高手，他的一首《暮秋独游曲江》，用江水表现爱情，表示情意绵绵不绝：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北宋张先的《木兰花》更进一步：
相离徒有相逢梦，门外马蹄尘已动。怨歌留待醉时听，远目不堪空际送。
今宵风月知谁共，声咽琵琶槽上凤。人生无物比多情，江水不深山不重。
末句“人生无物比多情，江水不深山不重”，用江水和山来与情比，情比水深，比山重。
宋朝文学家司马光一次在宴会上看到一位舞ji，为其美姿所打动而写了一首《西江月》词：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司马光为人方正，难得有这样的艳 情之作，因此被人讥为：“此公风情亦不薄”（《情史卷十五》）。其实作者还是很克制，用语平淡，含蓄不露，正是“发乎情，止乎礼仪”。“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一句是用反语来表现单相思的痛苦：早知道相思如此折磨人，倒不如不见的好；早知道有情徒增烦恼，那还是无情更好受，无情便六根清净。
“有情何似无情”的反语手法，晏殊《玉楼春》中也用到过：“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其实两者都是化用杜牧《赠别二首》（其二）的诗句：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两人离别前夕相对无言，似乎无情无义，其实恰好相反，正是多情的缘故，才不象过去那样谈笑风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自是天上痴情种，不是人间富贵花”，康熙朝的纳兰成德，一生富贵荣耀，却是个情痴。清人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中云：“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这是针对宋人说的，我看在中国古代男性诗人中，成容若才更当得“古之伤心人”之称。他留下来的《饮水词》多为表现离情别恨或悼亡之作，有一首《摊破浣溪沙》云：
风絮飘残已化萍，泥莲刚倩藕丝萦；珍重别拈香一瓣，记前生。
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又到断肠回首处，泪偷零。
“人到情多情转薄”是“多情却似总无情”的翻版，“而今真个悔多情”比“无情不似多情苦”更进一步，情多到了使自己反悔的地步，可知多情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之深。
用反语表达深情的古代诗词还有不少。两宋之交的词人吕本中有一首《采桑子》：
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这首词富有民歌风味，真情自然流露，不用典故，只是白描。上下阕的第一个字“恨”其实表示的是“爱”，恨由爱生。
《全唐诗》录有太原ji《寄欧阳詹》诗一首，对一去不复返的旧情人，表达了爱恨交织的复杂心情：
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在中国古代，女人 大多不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旦别离，除了又思又恨，容光日减，还能怎样？
北宋优秀的女词人魏夫人，曾得到朱熹颇高的评价：“本朝妇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魏夫人为宰相曾布之妻，其词清丽委婉，一首《系裙腰》云：
灯花耿耿漏迟迟，人别后，夜凉时，西风潇洒梦初回。谁念我，就单枕，皱双眉？
锦屏绣幌与秋期，肠欲断，泪偷垂，月明还到小楼西。我恨你，我忆你，你争知？
人生多有不如意处，富贵如魏夫人者亦如此。“谁念我，就单枕，皱双眉？”表现的是空床独守的幽怨；“我恨你，我忆你，你争知”，也是一种爱恨交织、柔肠回转的情态。
由爱生恨是人之常情，当然不一定是真恨，更多是怨，怕对方不了解自己的心意，一汪深情没有着落处。古《越人歌》唱道“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吴均《青溪小姑歌》有“日暮风吹，叶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韦庄《菩萨蛮》也有“凝恨对斜晖，忆君君不知”，此正所谓“今古同怀”。元朝有一位才女萧淑兰，看上了在自己家里借住的张生，就写诗词求爱，但张生不领情，稍后不辞而别，萧淑兰又写到：“有情潮落西陵浦，无情人向西陵去。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恋伊。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毕竟忆时多，恨时无奈何”，将得不到对方情感上的回应而爱恨交加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分列目录如下：
情
一．诗缘情
二．情是何物
三．打情骂俏
四．相思调色
一．美女如云
二．螓首蛾眉
三．软玉温香
四．病态美
性
一．巫山云雨
二．浅斟低唱
三．良宵苦短
四．*词艳赋
一．诗缘情
《诗经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爱情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文学作品有多种形式，但在最初就是诗歌，其它文学形式是后来才陆续出现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按林语堂的说法，中丛茄国人缺少宗教情怀，就和诗歌有关，因为诗歌取代了宗教，为人提供灵性，活跃感情，医治心灵创伤。中国古代所有的学者都是诗人，至少是装出一副诗人的模样。即使在近、现代，小说、戏曲及其它一些种类的文学作品大行其道，诗仍然常常被当作的文学形式。
诗的原始形式应该是歌，有文字以后，歌词被记录下来，并逐渐与音乐脱离，就成为诗。中国的早期著作，如儒家六经，其中就有许多韵文，显示其与音乐的关系。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先秦典籍中只称为《诗》，汉朝独尊儒术，学者们将其奉为经典，成为儒家六经之一。《诗经》中的作品，本来就是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就说明诗三百余篇都可以歌唱、伴舞、或用乐器演奏。《史记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自己也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诗本来可唱，当为定论。
诗歌是如何产生的，要表现什么，这些问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也有许多说法。一般认为，诗歌最初是简单的歌谣，与音乐和舞蹈结合在一起，有韵律，有节奏。《吕氏春秋古乐篇》有葛天氏“投足以歌”的记载，就是载歌载舞。歌舞又是如何产生的？许多人认为产生于劳动，《淮南子道应训》云：“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鲁迅接受了这个说法，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举例说，在大家抬木头觉得吃力时，有人发出“杭育杭育”的叫声，就是文学创作，此人就是作家，是所谓的“杭育杭育派”（其实，“杭育杭育派”是林语堂对左翼作家的讽刺）。当然这只是后人的推测，远古的人对此没有记载，也无法记载，因为歌舞的产生必然早于文字。我们观察一般动物，它们“劳动”（比如捕食）时，并不一定发出声音，倒是它们发情时，会作出非同寻常的举动，发出特异的声音，与原始人类的歌舞颇有相似之处。因此笔者认为，人类的歌舞更可能是产生于情 欲的表达，歌舞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迷人的舞姿吸引异性，传达爱慕之情。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就是诗歌是有感而发，表现人的感情冲动。《毛诗序》说得好：“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然而千百年来，人们用诗歌表现情感的欲 望，常常受到排斥和压抑。《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就是所谓的“诗言志”。闻一多先生考证，“志”从士从心，“士”训“止”，“志”的本义是停止在心上，指记忆、怀抱、意愿等。“诗言志”的意思就是，诗歌是用来表达襟怀抱负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四科八体的文体论，曾指出“诗赋欲丽”，陆机在《文赋》中更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意思是诗歌由情感而发，要绮丽华美，这就是所谓的“诗缘槐戚情”。“缘情”说后出，比“言志”说更准确地表达了诗歌的特征。其实二者本来相差无几，情和志的意思相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第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有点和稀泥，唐孔颖达《疏》则干脆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长期以来，“诗言志”中的“志”被解释成经过礼教规范的思想，是“文以载道”之“道”，“诗缘情”中的“情”则被视为未经礼教规范的男女私情，造成古代文学批评“言志”与“缘情”的严重对立。
诗三百篇的诞生早于儒家，其中多有语言朴素感情纯真之作。朱熹《诗集传序》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说明“国风”中的诗歌多来自民间爱情歌谣。这些作品是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源头，表现了人的真情实感，反映了人性的本质意愿，具有超越时代的艺术魅力。《诗经》之后，楚辞、汉赋、乐府诗，及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南北朝至明清的大量民歌，继承了“国风”的传统，使抒情诗在各方面茁壮成长。从总体上来说，抒情诗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叙事诗基本上不成气候。如果诗不能“缘情”，只能“言志”，恐怕大多数诗歌都要被否定了。
孔子与《诗经》有不解之缘，司马迁记载孔子曾对《诗经》动过大手脚：“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就是说，孔子删除了十分之九的诗篇。学者们对删诗说疑而不信，但孔子对《诗》确有许多论述，特别强调《诗》的重要作用。他教导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提出“温柔敦厚”的“诗教”：“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这些都对后世评价《诗经》和整个文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思无邪”本是一句诗，出自《诗经鲁颂駉》，按闻一多的解释，“邪”为“穷”意，“思”本是语助词，这句诗的大意是“啊，无边无际”，但孔子却把它解作“思想无邪”了（《诗经讲义》）。其实，这一点早有人指出过，朱熹在《诗集传卷二十》中评注该诗时，虽重弹儒家老调，将“思无邪”解为“必使无所思而不出于正”，却引前人话说：“昔之为诗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读诗至此，而有合于其心焉，是以取之，盖断章云尔。”等于默认孔子“合于其心”地断章取义。“思无邪”作为孔子对《诗经》的概括，过于简单和片面，却成为儒家的文学批评标准。孔子的本意似乎是说，《诗经》中的作品总体上没有很出格的地方，因此可用以教化百姓。但这三个字被后世奉为作诗的标准，要求诗歌内容符合社会道德，不能表现异端思想，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有害的影响，曾被鲁迅斥为“囚人的牢笼”。
历代许多名家都曾撰文，强调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抒情特征。《文心雕龙物色第四十六》云：“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钟嵘《诗品》序言开篇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并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明确地指出能充分表达人七情六欲的只有诗歌。梁简文帝萧纲指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戒当阳公大心书》）梁元帝萧绎则说：“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脣吻遒会，精灵荡摇。”（《金楼子立言》）二萧都提到一个“荡”字，就是强调在文学创作中放任感情，不受拘束。白居易也指出诗以真情实感打动人的心灵，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从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韩愈的“不平则鸣”，都表明文学创作常常是感情涌动，一吐为快。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进一步指出诗人受到困苦环境的磨砺，“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才能写出优秀作品，引起人们的共鸣。
其实，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说，曾指出过诗“可以怨”。对于“怨”，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毛诗序》也说“下以风刺上”，但又说“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仪”，给怨刺加上了框框。朱熹将孔子的“怨”注为“怨而不怒”，淮南王刘安《离sao传序》也早就说过：“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悱而不乱”，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则说：“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所以怨刺是有界限的，“刺”只是所谓的“美刺”，不能违反“温柔敦厚”的诗教，更不能破坏封建伦 理秩序。
明朝文学家冯梦龙曾刊行民间歌曲集《山歌》，他在《山歌序》中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晚明公安派提出在文学创作中“独抒性灵”，清代中期的袁枚将“性灵”说借来论诗，指出“性情以外本无诗”，并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模仿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也作了一首“论诗”诗：“天涯有客号玲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随园诗话卷五》）还有大批民间作者，不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何物，管它什么“言志”、“缘情”，只是有感而发，直叙心声，正如金圣叹指出的：“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转引自林语堂《吾国吾民》）笔者在这篇系列文章里，除了谈论很多文人学士精美的诗歌作品外，也将提到不少民歌，它们虽多为粗俗之作，但是真情流露，也颇有趣味。
《诗经》的开篇《关雎》，是千古传颂的名篇。对这首诗的解释众说纷纭，有说是讽刺帝王的，有说是颂扬后妃之德的，有说是婚礼上的赞歌，还有说是民间情歌。这些说法似乎都有些问题，而儒家“后妃之德”的说法可能是最牵强的。孔子说：“《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给儒家对《关雎》的评价定下了一个基调。《毛诗序》首句就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这种解释被后人继承，如《文心雕龙比兴第三十六》云：“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像义。”孔颖达《疏》亦云：“二《南》之风，实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妇之性，人伦之重，故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此诗之作，直是感其德泽，歌其性行，欲以发扬圣化，示语未知，非是褒赏后妃能为此行也。”以上的说法都比较笼统，属于概念化的评价，朱熹《诗集传关雎》则说得比较具体：“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按他们的说法，《关雎》中的“君子”是指文王，“淑女”就是文王之妃太姒，而这篇诗作是借后妃之德来教化百姓。此种解释，不是将《诗》作为文学作品，而是当成了伦 理的附庸、政治的工具、宣扬儒家思想的教科书。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因读《关雎》而春心萌动，废书而叹曰：“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看来深闺之中的娇小姐比那些腐儒还更能体会到《关雎》一诗表现男女情爱的实质。清人华广生收集改编的《白雪遗音》是一部民间艳歌集，卷二中有一首马头调《诗经注》，笔者觉得倒是挺符合《关雎》的本意：
关关雎鸠今何在，在河之洲，各自分开。
好一个，窈窕淑女人人爱，只落的，君子好逑把相思害。
辗转反侧，悠哉悠哉，好叫我左右流之无其奈，怎能彀钟鼓乐之把花堂拜。
汤显祖《牡丹亭第一出蝶恋花》：
忙处抛人闲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
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
“诗缘情”指出了诗歌抒情的特征，清乾隆年间大才子袁枚说“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又指出了男女情爱在“情”中的显著地位。本文所谈论的“情”就具体指男女之情，包括夫 妻情、恋人情、婚外情、恋ji情、相思情等等。
《诗经》中有许多表现男女情爱的诗歌，《周南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提出了对理想爱人的追求；《郑风女曰鸡鸣》中的“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描绘了夫 妻生活的和美；《邶风击鼓》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表达了白头谐老的意愿；《王风大车》中的“榖则异室，死则同xue。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更是发出了生死不渝的誓言。《王风采葛》描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思念，急切之情如跃纸上：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反映女子热烈追求爱情的诗歌也有很多，《诗经》里的《召南摽有梅》和《郑风子衿》就是描写姑娘迫不及待地希望有小伙子来追求。晚唐诗人温庭筠喜欢作“浮艳之词”，有一首《南歌子》写少女思春，非常传神：
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
少女一边刺绣，一边偷看意中人，最后“不如从嫁与，作鸳鸯”一句大胆直率，被古人评为“有《乐府》遗风”（《栩庄漫记》）。
与温庭筠齐名，同是花间派名家的晚唐诗人韦庄有一首《思帝乡》，更加憨直泼辣：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怀春少女与风流少年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立即决定要嫁给他，即使将来被抛弃也不羞愧。清代贺裳《皱水轩词筌》云：“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所举的例子就是这首词。对比温韦这两首词，对两人风格上的差异也可见一斑。按现代词学名家夏承焘的说法，温庭筠“密而隐”，韦庄“疏而显”，“温庭筠作这类恋情词，最直率的也只能如《南歌子》词中所说：‘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而韦庄词于‘一生休’之下，却又加上‘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两句，简直是说到尽头了。”（《唐宋词欣赏》）
汉无名氏所作乐府诗《上邪》，描写一位女子对“君”剖白心迹，连用五种绝不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表达自己坚贞的情意，率直决绝的程度超过韦词，被梁启超称之为“奔迸的表情法”（《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敦煌曲子词里有一首《菩萨蛮》，形式上比《上邪》更成熟一些，极有可能是其仿制品：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作者在“枕前”所发之愿，情意更加浓烈，不可能的自然现象也多了一种，共六种。
明朝文学家冯梦龙刊行的民歌集《挂枝儿卷二》有一首歌《分离》与上面两首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是官做了吏。
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
《情史》载元代书法家赵孟钕悠拮庸芊蛉四昀仙衰，欲纳妾，管夫人写了下面这首《我侬词》作答，立刻打消了丈夫纳妾的念头?nbsp;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上面这些诗歌表现忠贞不愉的爱情，海誓山盟，激 情奔放，而很多表现离情别恨的诗歌，则是凄风苦雨，缠绵悱恻。晚唐李商隐是写情的高手，他的一首《暮秋独游曲江》，用江水表现爱情，表示情意绵绵不绝：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北宋张先的《木兰花》更进一步：
相离徒有相逢梦，门外马蹄尘已动。怨歌留待醉时听，远目不堪空际送。
今宵风月知谁共，声咽琵琶槽上凤。人生无物比多情，江水不深山不重。
末句“人生无物比多情，江水不深山不重”，用江水和山来与情比，情比水深，比山重。
宋朝文学家司马光一次在宴会上看到一位舞ji，为其美姿所打动而写了一首《西江月》词：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司马光为人方正，难得有这样的艳 情之作，因此被人讥为：“此公风情亦不薄”（《情史卷十五》）。其实作者还是很克制，用语平淡，含蓄不露，正是“发乎情，止乎礼仪”。“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一句是用反语来表现单相思的痛苦：早知道相思如此折磨人，倒不如不见的好；早知道有情徒增烦恼，那还是无情更好受，无情便六根清净。
“有情何似无情”的反语手法，晏殊《玉楼春》中也用到过：“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其实两者都是化用杜牧《赠别二首》（其二）的诗句：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两人离别前夕相对无言，似乎无情无义，其实恰好相反，正是多情的缘故，才不象过去那样谈笑风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自是天上痴情种，不是人间富贵花”，康熙朝的纳兰成德，一生富贵荣耀，却是个情痴。清人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中云：“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这是针对宋人说的，我看在中国古代男性诗人中，成容若才更当得“古之伤心人”之称。他留下来的《饮水词》多为表现离情别恨或悼亡之作，有一首《摊破浣溪沙》云：
风絮飘残已化萍，泥莲刚倩藕丝萦；珍重别拈香一瓣，记前生。
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又到断肠回首处，泪偷零。
“人到情多情转薄”是“多情却似总无情”的翻版，“而今真个悔多情”比“无情不似多情苦”更进一步，情多到了使自己反悔的地步，可知多情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之深。
用反语表达深情的古代诗词还有不少。两宋之交的词人吕本中有一首《采桑子》：
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这首词富有民歌风味，真情自然流露，不用典故，只是白描。上下阕的第一个字“恨”其实表示的是“爱”，恨由爱生。
《全唐诗》录有太原ji《寄欧阳詹》诗一首，对一去不复返的旧情人，表达了爱恨交织的复杂心情：
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在中国古代，女人 大多不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旦别离，除了又思又恨，容光日减，还能怎样？
北宋优秀的女词人魏夫人，曾得到朱熹颇高的评价：“本朝妇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魏夫人为宰相曾布之妻，其词清丽委婉，一首《系裙腰》云：
灯花耿耿漏迟迟，人别后，夜凉时，西风潇洒梦初回。谁念我，就单枕，皱双眉？
锦屏绣幌与秋期，肠欲断，泪偷垂，月明还到小楼西。我恨你，我忆你，你争知？
人生多有不如意处，富贵如魏夫人者亦如此。“谁念我，就单枕，皱双眉？”表现的是空床独守的幽怨；“我恨你，我忆你，你争知”，也是一种爱恨交织、柔肠回转的情态。
由爱生恨是人之常情，当然不一定是真恨，更多是怨，怕对方不了解自己的心意，一汪深情没有着落处。古《越人歌》唱道“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吴均《青溪小姑歌》有“日暮风吹，叶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韦庄《菩萨蛮》也有“凝恨对斜晖，忆君君不知”，此正所谓“今古同怀”。元朝有一位才女萧淑兰，看上了在自己家里借住的张生，就写诗词求爱，但张生不领情，稍后不辞而别，萧淑兰又写到：“有情潮落西陵浦，无情人向西陵去。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恋伊。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毕竟忆时多，恨时无奈何”，将得不到对方情感上的回应而爱恨交加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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