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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古代史学家多认为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个是为了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其实，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只要深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细加钩沉比勘，就不难揭示其事实真相。
扩展资料：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董仲舒传》中记载了董仲舒提议的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近代中国史，率先揭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一文。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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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独尊儒术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并不单单是儒家的思想。董仲舒的新儒学实际上已经掺进了封建神学，儒学成为儒教，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另外，独尊儒术表面上否定法家，事实上仍然采用了法家的许多原则，即所谓“外儒内法”。但是，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过程来看，汉代独尊儒术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因为在它之后，还有魏晋、隋唐盛极一时的佛教思想与之抗衡，并由此创造了六朝文化的繁荣和唐宋的全面辉煌。
真正儒家思想成为一种阻碍发展的力量，应该是在宋以后，统治者采用了程朱理学的思想。但这已经与汉代相隔伸远。倒不如把它与八股取士归为同一件事
由于秦朝的迅速崩坏，取代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
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上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集道德，政法，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
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汉书 武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个丞相绾叫做卫绾，是汉武帝的老师，说使用韩非，商鞅的学说的人只能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
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使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现在社会上，我们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断有人以权盖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从这件事种下的根。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是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路。
这一点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来说，在以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也造成了特别厚重的枷锁，使的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
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便不觉的是很丰富的感觉。
但是由于中国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还是创造出盛唐这样的文明高潮。
分析汉时独尊儒术的影响利弊，对今天的中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代大一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事件之一。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中国的哲学、社会、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儒、道、墨、法、阴阳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真可谓“茫茫九派流中国”，泱泱大国的气派已然奠定！秦时借重法家，汉初崇尚道家，各门各派尚无尊卑主末之分野。直至汉武帝时，儒家才得以独享尊荣，孔子才被视为千古第一圣人，并流被后世。
其实，就思想体系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并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学说积极入世、接受并顺应历史前进的现实态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适宜用来治理国家，同时，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当时所有学派中，只有儒家学说同当时的中国古典学术和历史知识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些古籍经典本身即极为宝贵，从而使儒家学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的典范，可以说，儒家思想后来的深入人心，与它以教材为载体进行传播密不可分。
闲话少讲，单说这汉代思想的大一统，产生的正反两面影响都非常显著：
积极方面，思想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使得中国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无论出现何种形式、多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人始终不忘国家统一，并且这种统一的意识几乎是出自中国人天性的要求，无论天南地北，人人皆认为统一是理所当然，人人皆视能为统一做出贡献为光荣，在分裂与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的豪情。这种统一意识与当初所奠定的“大一统”思想，与中国数千来的思想统一，与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皆一脉相承。
思想的大一统，还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外学者都常常惊异于中国文化伟大的“同化”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正统政权”、“中原王朝”屡遭侵略，除元、清两代为非汉族统治外，还有十六国、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逐鹿纷争的时代，但无论草原文化规模大小，皆最终淹没、融化在浩浩荡荡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这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明就真如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开胸怀，任你们在我的怀抱里折腾，反正大家终究免不了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心理认同，从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却很难有本质上对中国的撼动。
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简单地讲，首先，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不得光大，甚而渐渐失传，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空间。
其次，独尊儒术，使得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最终，儒学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这种文化因成熟过度而走向了糜烂，走向了极度保守，所以，闻一多先生说：简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国的盛世时间一长，就要走向腐败，必得外来文明的冲击，才能获得新鲜血液，才能注入兴奋剂，重新容光焕发，光彩照人。
第二，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反思汉以后的历史是错误的。汉、唐儒治时期，明确反对独尊儒术，反对思想专制。如汉宣帝告诫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住（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40）东汉桓谭以儒反谶，光武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41）唐代韩愈以儒反佛，被贬潮州。董仲舒主张以“阴阳错行”乱杀重臣，坐罪当诛，武帝赦免了他。王充批判儒家先师，著《问孔》、《刺孟》，未被追究。唐代还为《老子》等四部玄学经典置博士，并以其取士。（42）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玄学统治，玄学非儒学甚明；宋明是理学时期，我们知道，理学亦非儒学。因此怎么能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思考武帝以后的中国历史和思想史呢？
第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班固、司马光的学术谎言。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首提此事，但其说：1、与司马迁的《史记》不合。司马迁在《董传》中绝口未提此事。2、与整个西汉文献不合。除司马迁外，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此事。3、内在矛盾百出：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春秋》博士，怎么会再参加《五经》博士考试；董仲舒被评为《五经》博士考试第一，为什么不先授博士，只给一“江都相”；董仲舒《天人三策》的考题，无一与武帝七年的考题相同；而且董仲舒考试的第二道题，明确写着是百家考题，非《五经》策问；4、认为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根据不足。班氏只说，既对毕，武帝“任仲舒江都相”，“任江都相”怎么能代表武帝采纳了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了呢？自班氏之后，汉唐无人提及此事，只是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才又将其完善化：他将董仲舒的对策由原来的武帝七年，提到元年，然后将二年的“罢申、商、韩”等学说和七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当做实证。然而，司马光此说并未解决班氏的矛盾，反而带来了新问题：1、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博士，可以直接上书朝廷，为何要在武帝元年再参加博士考试，并上此建议呢？2、此时崇尚“黄老”的窦太皇太后健在，他若敢出此言，定招杀身之祸。3、既然武帝已在元年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为何二年还要卫绾来罢“申、商、韩”，还要王臧、赵绾以儒反“黄老”？为何还要等到七年再由田蚡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4、武帝元年未置《五经》博士，董仲舒若此时对策，何来儒学之《天人三策》？可见伪痕斑斑。事实上，武帝二年的“罢申、商、韩”是术家与“黄老”的斗争，与儒家无关。田蚡在七年“绌抑黄老”虽与儒家有关，但只是将“黄老”由统治地位上拉下来，把儒学当做了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非是对“黄老”进行剿杀。二年的“罢申、商、韩”亦如此。“黄老”与术家都仍是治国的辅助思想。
第四，武帝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基点应是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过去，笔者在否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曾矫枉过正，提出“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43），其实欠妥。“推恩令”只是武帝以儒学治国最后取得成功的标志，不是其起点标志，起点标志还应是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时间为武帝六年。
但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
1、它只是将儒学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并未剿杀百家，百家仍是治国的辅助思想；
2、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是“百家合流”，而非“独尊儒术”；
3、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儒”、“德”、“术”轮为主导，非是一儒到底。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阳）人，西汉著名思想家，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对策，据《公羊春秋》立说，作了发挥，提出大一统思想。他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所谓大一统，即损抑诸侯，统一于天子。他宣传天是万物的主宰，皇帝是天的儿子，即天子，代表天统治人民。因此全国人民都要服从皇帝的统治，诸侯王也要听命于皇帝。他又认为，为了维护政治上的一统，就需要实行思想上的统一。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法维持统一，因此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求“凡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也就是只提倡儒家学说，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其他各家思想都禁止传播。董仲舒的主张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因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董仲舒著有《春秋繁露》等书。
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吗？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理论概括和历史概念，基本得到史学界的公认。孙文把它称之为“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其最主要的证据是汉武帝在建元六年根本没有采纳过董仲舒的建议。他根据有三：一、《史记》未记仲舒对策；二、《汉书》虽书，但自相矛盾；三、《资治通鉴》载之不实。现在我们就来对这三点根据分别作出辩证，其余则后文论及。
第一，《史记》未记，需要分析。《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著作，荜路蓝缕，功不可没；但我们对它也不应搞新版“凡是”，特别是在论证这样重大历史课题时尤其不应忽视其下列不足：其一，其言秦汉之事虽详，但“采经抵捂（牾）”。其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1）其三，“编次同类，不求年月。”（2）其四，特别关健的是内容有缺失。刘知己指出，《史记》在司马迁生前“十篇未成，有录而已”，至元成、间，褚（少孙）先生曾更补其缺，作《武帝纪》等，但“辞多鄙陋，非迁本意。”（3）因此，史学界一直对《史记·孝武本纪》颇有微词，只是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司马迁“遭彼腐刑，怨剌孝武，故书违其例，志存激切”（4）的一种情结罢了，现在看来，不独如此。
第二，《汉书》所书，并无抵牾。孙文指责班固是“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的“始作俑者”，主要根据《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孙文特别指出，该段文字“背离了自身的《武帝纪》和《儒林传》”。果真如此，当然是自相矛盾，但所谓“背离”，原非出自《汉书》，而是孙文误解所致。
首先，这里的“初立”不能仅指建元元年，至少应包括汉武帝即位后的前六年。其次，这段文字已经透露了董仲舒对策的时间信息，即在“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之后，与《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的记载完全一致，与《汉书·儒林传》“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的记录也绝无矛盾。再次，这段文字实际上已经反映出《汉书》对窦婴、田蚡、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活动中各自贡献的评价。前二位的主要功绩在“隆儒”，这可以理解为重视儒学，重用儒生。但纵观他们全部所为，重视儒学层次太低，只是“俱好儒术”而已；重用儒生，充其量只不过延了几百个文学之士。而董仲舒则不然，他一开始就从思想和政治战略的高度，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立点之高，无与伦比。
第三，《通鉴》之误，无关宏旨。司马光之误，古今史家多有驳证。孙文只是再次特别强调了这个纪年之误。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视角，把董仲舒对策作为一个特殊阶段，纳入到整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之中，被孙文特别强调的这一点，顿时就变成了一个无关宏旨的细节而已，更不能作为“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的证据。
二、汉武帝是怎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理论概括，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汉武帝时期国家指导思想重大转型及其历史影响作出基本评估。我以为，这个过程应由六个阶段构成。
（一）罢黜刑法——剪枝弱干。罢黜刑名、法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步，因为汉初统治思想首推黄老。次崇刑名，法家名声虽然不佳，其术仍在实际中运用，所以此举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黄老之术在汉初走上治国安邦的历史舞台后，独领风骚几十年并取得了文景之治的辉煌成果，它也因此成为汉武帝之前几朝君主们的一种思维定势。但是转型时期的社会，必须要有新的理论作为实践指导，至少也要对旧有的理论作出新的解释，这已经被历史千百遍地证实。汉武帝即位后，改换统治思想已经具有主客观的基本条件，但他毕竟少年执政，加之传统势力十分强大，特别是大权在握的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5）变之过速，恐怕反倒欲速则不达，所以只能打迂回战——罢黜刑法就是其第一个回合的基本策略。
建元元年冬十月，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6）“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7）卫绾是文、景、武帝三朝元老，又是武帝为太子时的太子太傅，尤受文景“尊宠之。”（8）他原是一位本份为官之人，在景帝时已经为相，但作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宦至相，终无可言。”（9）现在汉武帝一上台，他一反常态，第一个站出来指责申商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实际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第一，他身居相位，对国家的政治走向不可能毫无识见，但是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不任儒者，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的大气候使他只能终无所言，无所兴废，不便表明自己的立场。武帝即位，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方才一露峥嵘。第二，作为武帝的老师，一方面他至少是汉武帝向往儒学的思想注入者之一，另一方面，他又必然比一般人更了解汉武帝的思想倾向，纵观他一生的表现，此举实属非凡，既可能是摸到了“今上”的精神，也可能是奉了“今上”的密旨，君相合谋而为之。第三，此举的实质意在黄老。黄老之术统治多年，一时还不具备根本否定的政治条件，所以“打擦边球”，剪除枝蔓而弱其主干，卫绾批评的几种学说，核心是对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刑名之术的批判，因为“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10）明白了这一点，其政治意图就昭然若揭了。孙文所言：罢黜申商韩苏张之言乃黄老所为，证据不足，不合逻辑。
但是，很快，卫绾就被“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虽然《史记》、《汉书》对于此事均语焉不详，如果把它置于特定的背景之中考察，不难发现，这是黄老派的政治报复。我们可以说，卫绾既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的第一个发难者，也是汉武帝上台后上层政治斗争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二）、议立明堂——公开较量。议立明堂，以宣政教，既是儒势继续进攻的态势，又是黄老进一步反击的契机，围绕此事，双方展开了一次最重大的政治较量。
卫绾免相后，汉武帝以魏其侯窦婴为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但是，窦婴、田蚡因“俱好儒术”，一上台，即“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12）王臧乃读《诗》之人，“赵绾亦尝受《诗》于鲁申公。”绾、臧登台即唱戏，“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但又“不能就其事”，于是推荐鲁申公。当汉武帝问申公治乱之事时，他只说了一句：“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14）此话绕水，实则告诉武帝：看准的事情就去干，不用多渲染。从申公的态度可以折射出当时政治和学术上两大派系的暗中较量。
果然，列侯“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15）“菲薄五经，”“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更有赵绾不避风险，“请无奏事东宫”，“是以窦太后不说”，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武帝无奈“尽下赵绾，王臧吏”，（17）对此险恶形势，绾、臧以自杀了事；而“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18）申公则“疾免以归”，一场热热闹闹的议立明堂终于未得善终。在这个回合中。儒势损兵折将，黄老出尽风头。
（三）、增置博士——表彰儒学。议立明堂的一帮哥们被打倒以后，汉武帝因身边的班子被改组，只好以退为进，静待势变，好几年不在意识形态领域做敏感的大文章，直到建元五年，地位进一步巩固以后，才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动作：“置五经博士。”（20）此举对儒学的表彰意义不容小视。其一，增加儒学经典作为官学。西汉初年，博士之职百家都有，儒学只有《诗》和《春秋》等设置博士，现在增加到五经，且使之官学化，不仅对统制社会思想具有深远影响，而且使博士一职从此质变，开始向儒家经学博士演进。其二，壮大了儒学势力。置五经博士后又规定每一个经学博士可以教授十个弟子，此举大大增加了高层次的儒学人才，壮大其势力不言而喻。其三，提高儒学地位。其后汉武帝又批准公孙弘为博士弟子“复身”（21）的奏请，使儒学的徒子徒孙们得以终身免除徭役，专心治学，其社会地位的特殊化决定他们所从事的术业也随之特殊化了。其四，有利益统一儒学思想。汉代推重师道，不改师法，违者会受到严重非议。五经设置博士，博士传弟子，弟子再传，层层教授，易于避免对经学理解的纷争歧见，便于统一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
（四）、绌抑黄老——政治实现。绌抑黄老宣告儒势取得政治上的最终胜利，为儒学的发展与被尊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建元六年，窦太后崩，黄老派树倒旗折，失去了最重要的后台老板和政治保护神；汉武帝立即重新起用窦婴、田蚡，以田蚡为相，窦婴为太常，同时任命韩安国为御史大夫，迅速地控制了政权，儒势因此而柳暗花明。田蚡以外戚和丞相双重身份，乘势“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22）“使天下之学士靡然成风矣，（23）从而把这出戏推向了新的高潮，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完成。汉武帝如果不是真心尊儒，大可不必在大权独揽的条件下多此一举。
（五）、制策贤良——理论完成。政治胜利只是为理论实现开辟了道路，但政治代替不了理论价值。于是元光元年，汉武帝诏告天下，策间（问）贤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适逢此时，“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24）“出焉”是指出来对策，而不是象孙文所说的“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董仲舒是汉代今文经儒学大师，早在景帝时即以即以治《春秋》为博士，“学者皆师尊之”，（25）“为群儒首”。在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惟董仲舒使汉武帝独“贤其对而异之”，可谓一鸣惊人。
董仲舒在对策中以天人感应为基础，引伸出君权神授理论，主张任德不任刑，以五常之道教化人民，达到更化善治。最后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26）这就为绌抑黄老之后的历史任务首先破了题，指出了方向，从而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活动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大而言之，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收刑名、阴阳家言所创立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不仅为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提供了最适用的思想武器，也从理论上最终完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任务。所以，从特定意义上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系采纳董仲舒建议并无不实之处。
（六）任用儒吏——组织更新。一种统治思想的贯彻，是离不开组织保证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活动在理论完成之后逻辑地提出组织换班的问题。这个阶段是以公孙弘上书（元光五年）为标志的。公孙弘在元光五年的贤良文学对策中被汉武帝擢为第一，“拜为博士”。他乘机上书，说汉武帝“有先王之名而无先王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吏邪”而致“民薄”，因此要求实行组织更新，得“先王之吏”而化民，为实现这一点，他主张立学校，“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择民年十八已（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此（比）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每年一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以文学礼仪为官”，“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27）他不仅提出明确的组织路线，而且还辅以周密详备的实施意见，真是纲举目张。有些思想，早在董仲舒元光元年的对策中就已从理论上提出。但他作为高级行政官员，把任用儒吏的思想提到吏治原则上，细化到操作规范的程度，就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汉武帝当然地批准了这个建议。从此以后，功臣、贵族、富豪及其子嗣垄断权力的局面有能改变，儒家一向追求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事实决非子虚乌有。但是孙文在否定“独尊儒术”的同时，又创造出一个“崇高（尚）儒学”的新概念。其实，这只有文字学意义上的微妙分歧，很难说有什么本质不同。罢黜不是消灭，独尊也是崇尚，怎么能一边说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边又认定崇尚儒学是客观事实？
三、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不是随从所欲的行为，从根本说，只是历史规律的能动反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是由以下三点决定的。
（一）、政治转轨变型，思想必须改弦更张。
西汉立国之后，内忧外患百弊并存。政治上，不得不暂行分封，但为时不久，诸王坐大，“藩国大者夸（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28）至景帝时，终于爆发“七国之乱”。虽然旋即被平定，由于并未从体制上真正解决问题，隐患依然存在。这是长期困扰西汉政府的一件事情，也是景帝留给武帝的一道历史难题。西汉前期最大的边患是匈奴的掠夺侵扰。由于汉廷反击匈奴尚无实力。于是采取娄敬“和亲”之策，苟安延年，以待时机。景帝时，已经作了反击匈奴的准备，但未真正实施，这一历史重任又留给了武帝。经济上，西汉初年承接秦末大乱之势，社会凄凉残破，经济彻底崩溃。为了恢复经济，西汉政府早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经过文景两朝的薄赋轻徭，励精图治，终于造就了“文景之治”的伟大盛世。
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雄厚之时，好大喜功的特性，加上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决定他一定会奋然跃起，内多兴作，以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扩大汉家基业。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而黄老之术“出世”的性质和“无为”的取向，与其政治抱负处处相左，显然已经过时。于是绌抑黄老，以新的思想取而代之就必然地提出了。
（二）儒学名高势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并不单单是儒家的思想。董仲舒的新儒学实际上已经掺进了封建神学，儒学成为儒教，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另外，独尊儒术表面上否定法家，事实上仍然采用了法家的许多原则，即所谓“外儒内法”。但是，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过程来看，汉代独尊儒术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因为在它之后，还有魏晋、隋唐盛极一时的佛教思想与之抗衡，并由此创造了六朝文化的繁荣和唐宋的全面辉煌。
真正儒家思想成为一种阻碍发展的力量，应该是在宋以后，统治者采用了程朱理学的思想。但这已经与汉代相隔伸远。倒不如把它与八股取士归为同一件事
由于秦朝的迅速崩坏，取代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
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上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集道德，政法，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
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汉书 武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个丞相绾叫做卫绾，是汉武帝的老师，说使用韩非，商鞅的学说的人只能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
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使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现在社会上，我们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断有人以权盖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从这件事种下的根。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是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路。
这一点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来说，在以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也造成了特别厚重的枷锁，使的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
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便不觉的是很丰富的感觉。
但是由于中国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还是创造出盛唐这样的文明高潮。
分析汉时独尊儒术的影响利弊，对今天的中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代大一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事件之一。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中国的哲学、社会、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儒、道、墨、法、阴阳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真可谓“茫茫九派流中国”，泱泱大国的气派已然奠定！秦时借重法家，汉初崇尚道家，各门各派尚无尊卑主末之分野。直至汉武帝时，儒家才得以独享尊荣，孔子才被视为千古第一圣人，并流被后世。
其实，就思想体系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并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学说积极入世、接受并顺应历史前进的现实态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适宜用来治理国家，同时，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当时所有学派中，只有儒家学说同当时的中国古典学术和历史知识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些古籍经典本身即极为宝贵，从而使儒家学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的典范，可以说，儒家思想后来的深入人心，与它以教材为载体进行传播密不可分。
闲话少讲，单说这汉代思想的大一统，产生的正反两面影响都非常显著：
积极方面，思想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使得中国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无论出现何种形式、多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人始终不忘国家统一，并且这种统一的意识几乎是出自中国人天性的要求，无论天南地北，人人皆认为统一是理所当然，人人皆视能为统一做出贡献为光荣，在分裂与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的豪情。这种统一意识与当初所奠定的“大一统”思想，与中国数千来的思想统一，与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皆一脉相承。
思想的大一统，还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外学者都常常惊异于中国文化伟大的“同化”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正统政权”、“中原王朝”屡遭侵略，除元、清两代为非汉族统治外，还有十六国、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逐鹿纷争的时代，但无论草原文化规模大小，皆最终淹没、融化在浩浩荡荡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这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明就真如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开胸怀，任你们在我的怀抱里折腾，反正大家终究免不了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心理认同，从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却很难有本质上对中国的撼动。
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简单地讲，首先，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不得光大，甚而渐渐失传，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空间。
其次，独尊儒术，使得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最终，儒学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这种文化因成熟过度而走向了糜烂，走向了极度保守，所以，闻一多先生说：简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国的盛世时间一长，就要走向腐败，必得外来文明的冲击，才能获得新鲜血液，才能注入兴奋剂，重新容光焕发，光彩照人。
第二，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反思汉以后的历史是错误的。汉、唐儒治时期，明确反对独尊儒术，反对思想专制。如汉宣帝告诫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住（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40）东汉桓谭以儒反谶，光武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41）唐代韩愈以儒反佛，被贬潮州。董仲舒主张以“阴阳错行”乱杀重臣，坐罪当诛，武帝赦免了他。王充批判儒家先师，著《问孔》、《刺孟》，未被追究。唐代还为《老子》等四部玄学经典置博士，并以其取士。（42）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玄学统治，玄学非儒学甚明；宋明是理学时期，我们知道，理学亦非儒学。因此怎么能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思考武帝以后的中国历史和思想史呢？
第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班固、司马光的学术谎言。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首提此事，但其说：1、与司马迁的《史记》不合。司马迁在《董传》中绝口未提此事。2、与整个西汉文献不合。除司马迁外，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此事。3、内在矛盾百出：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春秋》博士，怎么会再参加《五经》博士考试；董仲舒被评为《五经》博士考试第一，为什么不先授博士，只给一“江都相”；董仲舒《天人三策》的考题，无一与武帝七年的考题相同；而且董仲舒考试的第二道题，明确写着是百家考题，非《五经》策问；4、认为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根据不足。班氏只说，既对毕，武帝“任仲舒江都相”，“任江都相”怎么能代表武帝采纳了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了呢？自班氏之后，汉唐无人提及此事，只是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才又将其完善化：他将董仲舒的对策由原来的武帝七年，提到元年，然后将二年的“罢申、商、韩”等学说和七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当做实证。然而，司马光此说并未解决班氏的矛盾，反而带来了新问题：1、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博士，可以直接上书朝廷，为何要在武帝元年再参加博士考试，并上此建议呢？2、此时崇尚“黄老”的窦太皇太后健在，他若敢出此言，定招杀身之祸。3、既然武帝已在元年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为何二年还要卫绾来罢“申、商、韩”，还要王臧、赵绾以儒反“黄老”？为何还要等到七年再由田蚡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4、武帝元年未置《五经》博士，董仲舒若此时对策，何来儒学之《天人三策》？可见伪痕斑斑。事实上，武帝二年的“罢申、商、韩”是术家与“黄老”的斗争，与儒家无关。田蚡在七年“绌抑黄老”虽与儒家有关，但只是将“黄老”由统治地位上拉下来，把儒学当做了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非是对“黄老”进行剿杀。二年的“罢申、商、韩”亦如此。“黄老”与术家都仍是治国的辅助思想。
第四，武帝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基点应是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过去，笔者在否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曾矫枉过正，提出“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43），其实欠妥。“推恩令”只是武帝以儒学治国最后取得成功的标志，不是其起点标志，起点标志还应是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时间为武帝六年。
但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
1、它只是将儒学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并未剿杀百家，百家仍是治国的辅助思想；
2、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是“百家合流”，而非“独尊儒术”；
3、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儒”、“德”、“术”轮为主导，非是一儒到底。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阳）人，西汉著名思想家，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对策，据《公羊春秋》立说，作了发挥，提出大一统思想。他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所谓大一统，即损抑诸侯，统一于天子。他宣传天是万物的主宰，皇帝是天的儿子，即天子，代表天统治人民。因此全国人民都要服从皇帝的统治，诸侯王也要听命于皇帝。他又认为，为了维护政治上的一统，就需要实行思想上的统一。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法维持统一，因此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求“凡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也就是只提倡儒家学说，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其他各家思想都禁止传播。董仲舒的主张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因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董仲舒著有《春秋繁露》等书。
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吗？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理论概括和历史概念，基本得到史学界的公认。孙文把它称之为“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其最主要的证据是汉武帝在建元六年根本没有采纳过董仲舒的建议。他根据有三：一、《史记》未记仲舒对策；二、《汉书》虽书，但自相矛盾；三、《资治通鉴》载之不实。现在我们就来对这三点根据分别作出辩证，其余则后文论及。
第一，《史记》未记，需要分析。《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著作，荜路蓝缕，功不可没；但我们对它也不应搞新版“凡是”，特别是在论证这样重大历史课题时尤其不应忽视其下列不足：其一，其言秦汉之事虽详，但“采经抵捂（牾）”。其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1）其三，“编次同类，不求年月。”（2）其四，特别关健的是内容有缺失。刘知己指出，《史记》在司马迁生前“十篇未成，有录而已”，至元成、间，褚（少孙）先生曾更补其缺，作《武帝纪》等，但“辞多鄙陋，非迁本意。”（3）因此，史学界一直对《史记·孝武本纪》颇有微词，只是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司马迁“遭彼腐刑，怨剌孝武，故书违其例，志存激切”（4）的一种情结罢了，现在看来，不独如此。
第二，《汉书》所书，并无抵牾。孙文指责班固是“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的“始作俑者”，主要根据《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孙文特别指出，该段文字“背离了自身的《武帝纪》和《儒林传》”。果真如此，当然是自相矛盾，但所谓“背离”，原非出自《汉书》，而是孙文误解所致。
首先，这里的“初立”不能仅指建元元年，至少应包括汉武帝即位后的前六年。其次，这段文字已经透露了董仲舒对策的时间信息，即在“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之后，与《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的记载完全一致，与《汉书·儒林传》“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的记录也绝无矛盾。再次，这段文字实际上已经反映出《汉书》对窦婴、田蚡、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活动中各自贡献的评价。前二位的主要功绩在“隆儒”，这可以理解为重视儒学，重用儒生。但纵观他们全部所为，重视儒学层次太低，只是“俱好儒术”而已；重用儒生，充其量只不过延了几百个文学之士。而董仲舒则不然，他一开始就从思想和政治战略的高度，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立点之高，无与伦比。
第三，《通鉴》之误，无关宏旨。司马光之误，古今史家多有驳证。孙文只是再次特别强调了这个纪年之误。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视角，把董仲舒对策作为一个特殊阶段，纳入到整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之中，被孙文特别强调的这一点，顿时就变成了一个无关宏旨的细节而已，更不能作为“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的证据。
二、汉武帝是怎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理论概括，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汉武帝时期国家指导思想重大转型及其历史影响作出基本评估。我以为，这个过程应由六个阶段构成。
（一）罢黜刑法——剪枝弱干。罢黜刑名、法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步，因为汉初统治思想首推黄老。次崇刑名，法家名声虽然不佳，其术仍在实际中运用，所以此举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黄老之术在汉初走上治国安邦的历史舞台后，独领风骚几十年并取得了文景之治的辉煌成果，它也因此成为汉武帝之前几朝君主们的一种思维定势。但是转型时期的社会，必须要有新的理论作为实践指导，至少也要对旧有的理论作出新的解释，这已经被历史千百遍地证实。汉武帝即位后，改换统治思想已经具有主客观的基本条件，但他毕竟少年执政，加之传统势力十分强大，特别是大权在握的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5）变之过速，恐怕反倒欲速则不达，所以只能打迂回战——罢黜刑法就是其第一个回合的基本策略。
建元元年冬十月，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6）“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7）卫绾是文、景、武帝三朝元老，又是武帝为太子时的太子太傅，尤受文景“尊宠之。”（8）他原是一位本份为官之人，在景帝时已经为相，但作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宦至相，终无可言。”（9）现在汉武帝一上台，他一反常态，第一个站出来指责申商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实际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第一，他身居相位，对国家的政治走向不可能毫无识见，但是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不任儒者，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的大气候使他只能终无所言，无所兴废，不便表明自己的立场。武帝即位，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方才一露峥嵘。第二，作为武帝的老师，一方面他至少是汉武帝向往儒学的思想注入者之一，另一方面，他又必然比一般人更了解汉武帝的思想倾向，纵观他一生的表现，此举实属非凡，既可能是摸到了“今上”的精神，也可能是奉了“今上”的密旨，君相合谋而为之。第三，此举的实质意在黄老。黄老之术统治多年，一时还不具备根本否定的政治条件，所以“打擦边球”，剪除枝蔓而弱其主干，卫绾批评的几种学说，核心是对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刑名之术的批判，因为“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10）明白了这一点，其政治意图就昭然若揭了。孙文所言：罢黜申商韩苏张之言乃黄老所为，证据不足，不合逻辑。
但是，很快，卫绾就被“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虽然《史记》、《汉书》对于此事均语焉不详，如果把它置于特定的背景之中考察，不难发现，这是黄老派的政治报复。我们可以说，卫绾既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的第一个发难者，也是汉武帝上台后上层政治斗争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二）、议立明堂——公开较量。议立明堂，以宣政教，既是儒势继续进攻的态势，又是黄老进一步反击的契机，围绕此事，双方展开了一次最重大的政治较量。
卫绾免相后，汉武帝以魏其侯窦婴为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但是，窦婴、田蚡因“俱好儒术”，一上台，即“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12）王臧乃读《诗》之人，“赵绾亦尝受《诗》于鲁申公。”绾、臧登台即唱戏，“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但又“不能就其事”，于是推荐鲁申公。当汉武帝问申公治乱之事时，他只说了一句：“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14）此话绕水，实则告诉武帝：看准的事情就去干，不用多渲染。从申公的态度可以折射出当时政治和学术上两大派系的暗中较量。
果然，列侯“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15）“菲薄五经，”“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更有赵绾不避风险，“请无奏事东宫”，“是以窦太后不说”，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武帝无奈“尽下赵绾，王臧吏”，（17）对此险恶形势，绾、臧以自杀了事；而“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18）申公则“疾免以归”，一场热热闹闹的议立明堂终于未得善终。在这个回合中。儒势损兵折将，黄老出尽风头。
（三）、增置博士——表彰儒学。议立明堂的一帮哥们被打倒以后，汉武帝因身边的班子被改组，只好以退为进，静待势变，好几年不在意识形态领域做敏感的大文章，直到建元五年，地位进一步巩固以后，才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动作：“置五经博士。”（20）此举对儒学的表彰意义不容小视。其一，增加儒学经典作为官学。西汉初年，博士之职百家都有，儒学只有《诗》和《春秋》等设置博士，现在增加到五经，且使之官学化，不仅对统制社会思想具有深远影响，而且使博士一职从此质变，开始向儒家经学博士演进。其二，壮大了儒学势力。置五经博士后又规定每一个经学博士可以教授十个弟子，此举大大增加了高层次的儒学人才，壮大其势力不言而喻。其三，提高儒学地位。其后汉武帝又批准公孙弘为博士弟子“复身”（21）的奏请，使儒学的徒子徒孙们得以终身免除徭役，专心治学，其社会地位的特殊化决定他们所从事的术业也随之特殊化了。其四，有利益统一儒学思想。汉代推重师道，不改师法，违者会受到严重非议。五经设置博士，博士传弟子，弟子再传，层层教授，易于避免对经学理解的纷争歧见，便于统一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
（四）、绌抑黄老——政治实现。绌抑黄老宣告儒势取得政治上的最终胜利，为儒学的发展与被尊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建元六年，窦太后崩，黄老派树倒旗折，失去了最重要的后台老板和政治保护神；汉武帝立即重新起用窦婴、田蚡，以田蚡为相，窦婴为太常，同时任命韩安国为御史大夫，迅速地控制了政权，儒势因此而柳暗花明。田蚡以外戚和丞相双重身份，乘势“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22）“使天下之学士靡然成风矣，（23）从而把这出戏推向了新的高潮，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完成。汉武帝如果不是真心尊儒，大可不必在大权独揽的条件下多此一举。
（五）、制策贤良——理论完成。政治胜利只是为理论实现开辟了道路，但政治代替不了理论价值。于是元光元年，汉武帝诏告天下，策间（问）贤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适逢此时，“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24）“出焉”是指出来对策，而不是象孙文所说的“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董仲舒是汉代今文经儒学大师，早在景帝时即以即以治《春秋》为博士，“学者皆师尊之”，（25）“为群儒首”。在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惟董仲舒使汉武帝独“贤其对而异之”，可谓一鸣惊人。
董仲舒在对策中以天人感应为基础，引伸出君权神授理论，主张任德不任刑，以五常之道教化人民，达到更化善治。最后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26）这就为绌抑黄老之后的历史任务首先破了题，指出了方向，从而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活动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大而言之，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收刑名、阴阳家言所创立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不仅为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提供了最适用的思想武器，也从理论上最终完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任务。所以，从特定意义上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系采纳董仲舒建议并无不实之处。
（六）任用儒吏——组织更新。一种统治思想的贯彻，是离不开组织保证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活动在理论完成之后逻辑地提出组织换班的问题。这个阶段是以公孙弘上书（元光五年）为标志的。公孙弘在元光五年的贤良文学对策中被汉武帝擢为第一，“拜为博士”。他乘机上书，说汉武帝“有先王之名而无先王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吏邪”而致“民薄”，因此要求实行组织更新，得“先王之吏”而化民，为实现这一点，他主张立学校，“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择民年十八已（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此（比）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每年一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以文学礼仪为官”，“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27）他不仅提出明确的组织路线，而且还辅以周密详备的实施意见，真是纲举目张。有些思想，早在董仲舒元光元年的对策中就已从理论上提出。但他作为高级行政官员，把任用儒吏的思想提到吏治原则上，细化到操作规范的程度，就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汉武帝当然地批准了这个建议。从此以后，功臣、贵族、富豪及其子嗣垄断权力的局面有能改变，儒家一向追求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事实决非子虚乌有。但是孙文在否定“独尊儒术”的同时，又创造出一个“崇高（尚）儒学”的新概念。其实，这只有文字学意义上的微妙分歧，很难说有什么本质不同。罢黜不是消灭，独尊也是崇尚，怎么能一边说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边又认定崇尚儒学是客观事实？
三、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不是随从所欲的行为，从根本说，只是历史规律的能动反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是由以下三点决定的。
（一）、政治转轨变型，思想必须改弦更张。
西汉立国之后，内忧外患百弊并存。政治上，不得不暂行分封，但为时不久，诸王坐大，“藩国大者夸（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28）至景帝时，终于爆发“七国之乱”。虽然旋即被平定，由于并未从体制上真正解决问题，隐患依然存在。这是长期困扰西汉政府的一件事情，也是景帝留给武帝的一道历史难题。西汉前期最大的边患是匈奴的掠夺侵扰。由于汉廷反击匈奴尚无实力。于是采取娄敬“和亲”之策，苟安延年，以待时机。景帝时，已经作了反击匈奴的准备，但未真正实施，这一历史重任又留给了武帝。经济上，西汉初年承接秦末大乱之势，社会凄凉残破，经济彻底崩溃。为了恢复经济，西汉政府早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经过文景两朝的薄赋轻徭，励精图治，终于造就了“文景之治”的伟大盛世。
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雄厚之时，好大喜功的特性，加上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决定他一定会奋然跃起，内多兴作，以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扩大汉家基业。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而黄老之术“出世”的性质和“无为”的取向，与其政治抱负处处相左，显然已经过时。于是绌抑黄老，以新的思想取而代之就必然地提出了。
（二）儒学名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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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质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附: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
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1]。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或分析汉时独尊儒术的影响利弊，对今天的中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代大一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事件之一。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中国的哲学、社会、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儒、道、墨、法、阴阳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真可谓“茫茫九派流中国”，泱泱大国的气派已然奠定！秦时借重法家，汉初崇尚道家，各门各派尚无尊卑主末之分野。直至汉武帝时，儒家才得以独享尊荣，孔子才被视为千古第一圣人，并流被后世。
其实，就思想体系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并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学说积极入世、接受并顺应历史前进的现实态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适宜用来治理国家，同时，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当时所有学派中，只有儒家学说同当时的中国古典学术和历史知识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些古籍经典本身即极为宝贵，从而使儒家学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的典范，可以说，儒家思想后来的深入人心，与它以教材为载体进行传播密不可分。
闲话少讲，单说这汉代思想的大一统，产生的正反两面影响都非常显著：
积极方面，思想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使得中国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无论出现何种形式、多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人始终不忘国家统一，并且这种统一的意识几乎是出自中国人天性的要求，无论天南地北，人人皆认为统一是理所当然，人人皆视能为统一做出贡献为光荣，在分裂与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的豪情。这种统一意识与当初所奠定的“大一统”思想，与中国数千来的思想统一，与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皆一脉相承。
思想的大一统，还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外学者都常常惊异于中国文化伟大的“同化”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正统政权”、“中原王朝”屡遭侵略，除元、清两代为非汉族统治外，还有十六国、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逐鹿纷争的时代，但无论草原文化规模大小，皆最终淹没、融化在浩浩荡荡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这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明就真如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开胸怀，任你们在我的怀抱里折腾，反正大家终究免不了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心理认同，从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却很难有本质上对中国的撼动。
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简单地讲，首先，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不得光大，甚而渐渐失传，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空间。
其次，独尊儒术，使得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最终，儒学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这种文化因成熟过度而走向了糜烂，走向了极度保守，所以，闻一多先生说：简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国的盛世时间一长，就要走向腐败，必得外来文明的冲击，才能获得新鲜血液，才能注入兴奋剂，重新容光焕发，光彩照人。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质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附: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
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1]。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或分析汉时独尊儒术的影响利弊，对今天的中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代大一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事件之一。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中国的哲学、社会、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儒、道、墨、法、阴阳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真可谓“茫茫九派流中国”，泱泱大国的气派已然奠定！秦时借重法家，汉初崇尚道家，各门各派尚无尊卑主末之分野。直至汉武帝时，儒家才得以独享尊荣，孔子才被视为千古第一圣人，并流被后世。
其实，就思想体系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并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学说积极入世、接受并顺应历史前进的现实态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适宜用来治理国家，同时，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当时所有学派中，只有儒家学说同当时的中国古典学术和历史知识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些古籍经典本身即极为宝贵，从而使儒家学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的典范，可以说，儒家思想后来的深入人心，与它以教材为载体进行传播密不可分。
闲话少讲，单说这汉代思想的大一统，产生的正反两面影响都非常显著：
积极方面，思想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使得中国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无论出现何种形式、多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人始终不忘国家统一，并且这种统一的意识几乎是出自中国人天性的要求，无论天南地北，人人皆认为统一是理所当然，人人皆视能为统一做出贡献为光荣，在分裂与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的豪情。这种统一意识与当初所奠定的“大一统”思想，与中国数千来的思想统一，与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皆一脉相承。
思想的大一统，还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外学者都常常惊异于中国文化伟大的“同化”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正统政权”、“中原王朝”屡遭侵略，除元、清两代为非汉族统治外，还有十六国、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逐鹿纷争的时代，但无论草原文化规模大小，皆最终淹没、融化在浩浩荡荡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这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明就真如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开胸怀，任你们在我的怀抱里折腾，反正大家终究免不了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心理认同，从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却很难有本质上对中国的撼动。
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简单地讲，首先，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不得光大，甚而渐渐失传，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空间。
其次，独尊儒术，使得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最终，儒学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这种文化因成熟过度而走向了糜烂，走向了极度保守，所以，闻一多先生说：简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国的盛世时间一长，就要走向腐败，必得外来文明的冲击，才能获得新鲜血液，才能注入兴奋剂，重新容光焕发，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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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在位时,百家争鸣的局面还在持续着.汉武帝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以儒家为正统学说,其他各家均被排斥.汉武帝还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举办太学,太学是我国古代最高的学府,以儒家的"五经"为主要教材,不学习其他各家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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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独尊，只是比以前重视了些把了，一向都是兼收并蓄的，形成一独立个体，狄山事件也是独尊吗，狄山这么好的主张，就给他个地方去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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