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母亲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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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
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得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调往台湾供职。到一八九三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0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哑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两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具体不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六年三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
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得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调往台湾供职。到一八九三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0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哑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两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具体不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六年三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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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母亲个人简介：
冯顺弟（1873一1918），安徽省绩溪县人，著名现代学者胡适的母亲。
冯顺弟生平：
17岁时成了比她大三十岁的胡适父亲胡传的续弦。家里的心愿是盖一座瓦房，但因贫穷盖不起，遂在当地的媒婆介绍下,嫁给了年长她30岁左右的胡传。胡适的父亲胡传是清末贡生，曾在东三省、广东及台湾省任官职，然而天不假年，50出头便离开人世 ，剩下了孤儿寡母。成了寡妇冯顺弟无奈中不得不带着胡适回到老家寻找生路让孩子接受教育。23岁的冯顺弟成了乡村大家族主母。冯顺弟尽管出身农村不会识文断字，但对唯一儿子胡适悉心教育，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个乡贤。46岁逝世。
胡适回忆其母的文章。
正文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
戏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身份！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冯顺弟（1873一1918），安徽省绩溪县人，著名现代学者胡适的母亲。
冯顺弟生平：
17岁时成了比她大三十岁的胡适父亲胡传的续弦。家里的心愿是盖一座瓦房，但因贫穷盖不起，遂在当地的媒婆介绍下,嫁给了年长她30岁左右的胡传。胡适的父亲胡传是清末贡生，曾在东三省、广东及台湾省任官职，然而天不假年，50出头便离开人世 ，剩下了孤儿寡母。成了寡妇冯顺弟无奈中不得不带着胡适回到老家寻找生路让孩子接受教育。23岁的冯顺弟成了乡村大家族主母。冯顺弟尽管出身农村不会识文断字，但对唯一儿子胡适悉心教育，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个乡贤。46岁逝世。
胡适回忆其母的文章。
正文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
戏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身份！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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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母亲叫冯顺弟，19岁时成了比她大三十岁的胡适父亲胡铁花的续弦。胡适的父亲胡铁花是清末贡生，曾在东三省、广东及台湾省任官职，然而天不假年，50出头便撒手人寰 ，抛下了孤儿寡母。成了寡妇的冯顺弟无奈中不得不带着胡适回到老家寻找生路，让孩子接受教育。23岁的冯顺弟成了乡村大家族的主母。
冯顺弟尽管农村出身，不会识文断字，但对惟一的儿子胡适悉心教育，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乡贤。
胡适3岁前，母亲即让他认方块字，学了约有一千字。回到安徽家乡时，母亲望其读书心切，就让他在其四叔开的私塾里念书。因为个子太小，还要把他从念书的高凳上抱上抱下。胡适从小就对读书有兴趣，母亲对他也格外照顾。别的小孩学费只有二元，而胡适的母亲渴望他读书，故学费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元，以后每年递增，最后一年加到二十元。母亲嘱托先生要为他"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这使胡适在学习上比一般的孩子更扎实。9岁时他就能看《水浒传》了。他不但把大量的小说"看"进去，还能把小说"讲"出来，向周围的本家姐妹们说书。这种办法使他更了解了古文的文理。
冯顺弟仁慈而质朴，为了主持好一大家子，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宁愿自己委屈也不愿弄得家庭不和。胡适的大嫂二嫂都生的是儿子，她们一不顺心便打孩子出气，一边打还一边说些尖刻的话来刺激胡适的母亲。母亲总是装着听不见，忍辱负重，从来没说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也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尽管处事逆来顺受，但却不接受人格的侮辱。胡适的五叔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胡适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肯定给他好处不少。不知怎么的，此话传到胡适母亲的耳中。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这一切胡适都看在眼里，他的身上留有卑贱低微的母亲的品格的烙印。胡适后来也坦承，他日后好脾气的养成，和他这段日子的冷眼旁观很有关系。
年的乡村生活，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深刻、无以替代的影响。胡适在上庄读到13岁时离开母亲赴上海求学。
冯顺弟对胡适既是慈母兼严父，又是"恩师"兼"严师"。她从不溺爱独子。胡适说："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望一眼，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目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
有一个初秋的夜晚，胡适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胡适家住，她怕胡适冷，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他穿上。胡适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胡适随口答道："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胡适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来，我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胡适跪下，重重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母亲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胡适上床去睡。胡适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霉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胡适叫醒，真用舌头舔他的眼翳。
冯顺弟这种既严厉又保护其自尊心的教育方式，使胡适从小就懂得正经做人，爱惜名誉，这为他日后的不断上进奠定了基础。
胡适13岁时，冯顺弟毅然将他送往上海求学。徽州人固有"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送男孩出外学徒经商的习惯，但胡适毕竟是他母亲年轻守寡朝夕相处的独子！深明事理的母亲送儿子上路时没有在儿子和众人面前掉一滴泪。
到上海后，胡适初进梅溪学堂，后因其课程设置不完备，又进澄衷学堂，后转学中国公学。接受了许多新知识、新观念的胡适，经过一番曲折，于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赴美留学。此时他年仅19岁。因行期由政府决定，他竟未能回家乡向母亲告别。
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初读农科，一年半后改读政治、经济，兼攻文学、哲学，后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
在美留学七年间，胡适与母亲只能保持书信来往。他母亲在病重时也不让人告诉儿子，以免他中断学业。
母亲冯顺弟早知邻人宋焕家中有一部《图书集成》是儿子一直求之未得的，当她得知宋家减价到八十元时，便借贷为儿子买下。为了资助胡适读书，她甚至不惜变卖自己的首饰。
胡适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1917年7月，他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然而第二年的11月，胡适劳碌一生的母亲在家乡不幸病逝。悲痛欲绝的胡适与刚完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江冬秀回家奔丧，写下《先母行述》："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胡适成为中国白话文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并荣获三十五项美国博士桂冠。
冯顺弟尽管农村出身，不会识文断字，但对惟一的儿子胡适悉心教育，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乡贤。
胡适3岁前，母亲即让他认方块字，学了约有一千字。回到安徽家乡时，母亲望其读书心切，就让他在其四叔开的私塾里念书。因为个子太小，还要把他从念书的高凳上抱上抱下。胡适从小就对读书有兴趣，母亲对他也格外照顾。别的小孩学费只有二元，而胡适的母亲渴望他读书，故学费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元，以后每年递增，最后一年加到二十元。母亲嘱托先生要为他"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这使胡适在学习上比一般的孩子更扎实。9岁时他就能看《水浒传》了。他不但把大量的小说"看"进去，还能把小说"讲"出来，向周围的本家姐妹们说书。这种办法使他更了解了古文的文理。
冯顺弟仁慈而质朴，为了主持好一大家子，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宁愿自己委屈也不愿弄得家庭不和。胡适的大嫂二嫂都生的是儿子，她们一不顺心便打孩子出气，一边打还一边说些尖刻的话来刺激胡适的母亲。母亲总是装着听不见，忍辱负重，从来没说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也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尽管处事逆来顺受，但却不接受人格的侮辱。胡适的五叔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胡适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肯定给他好处不少。不知怎么的，此话传到胡适母亲的耳中。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这一切胡适都看在眼里，他的身上留有卑贱低微的母亲的品格的烙印。胡适后来也坦承，他日后好脾气的养成，和他这段日子的冷眼旁观很有关系。
年的乡村生活，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深刻、无以替代的影响。胡适在上庄读到13岁时离开母亲赴上海求学。
冯顺弟对胡适既是慈母兼严父，又是"恩师"兼"严师"。她从不溺爱独子。胡适说："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望一眼，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目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
有一个初秋的夜晚，胡适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胡适家住，她怕胡适冷，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他穿上。胡适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胡适随口答道："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胡适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来，我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胡适跪下，重重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母亲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胡适上床去睡。胡适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霉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胡适叫醒，真用舌头舔他的眼翳。
冯顺弟这种既严厉又保护其自尊心的教育方式，使胡适从小就懂得正经做人，爱惜名誉，这为他日后的不断上进奠定了基础。
胡适13岁时，冯顺弟毅然将他送往上海求学。徽州人固有"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送男孩出外学徒经商的习惯，但胡适毕竟是他母亲年轻守寡朝夕相处的独子！深明事理的母亲送儿子上路时没有在儿子和众人面前掉一滴泪。
到上海后，胡适初进梅溪学堂，后因其课程设置不完备，又进澄衷学堂，后转学中国公学。接受了许多新知识、新观念的胡适，经过一番曲折，于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赴美留学。此时他年仅19岁。因行期由政府决定，他竟未能回家乡向母亲告别。
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初读农科，一年半后改读政治、经济，兼攻文学、哲学，后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
在美留学七年间，胡适与母亲只能保持书信来往。他母亲在病重时也不让人告诉儿子，以免他中断学业。
母亲冯顺弟早知邻人宋焕家中有一部《图书集成》是儿子一直求之未得的，当她得知宋家减价到八十元时，便借贷为儿子买下。为了资助胡适读书，她甚至不惜变卖自己的首饰。
胡适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1917年7月，他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然而第二年的11月，胡适劳碌一生的母亲在家乡不幸病逝。悲痛欲绝的胡适与刚完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江冬秀回家奔丧，写下《先母行述》："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胡适成为中国白话文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并荣获三十五项美国博士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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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母亲个人简介 悬赏分：0 | 离问题结束还有 7 天 23 小时 | 提问者：167069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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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回答者： 我爆你头sb | 二级 | 2011-3-3 19:02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
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得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调往台湾供职。到一八九三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0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哑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两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具体不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六年三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回答者： 541926645 | 一级 | 2011-3-3 19:47
胡适的母亲叫冯顺弟，19岁时成了比她大三十岁的胡适父亲胡铁花的续弦。胡适的父亲胡铁花是清末贡生，曾在东三省、广东及台湾省任官职，然而天不假年，50出头便撒手人寰 ，抛下了孤儿寡母。成了寡妇的冯顺弟无奈中不得不带着胡适回到老家寻找生路，让孩子接受教育。23岁的冯顺弟成了乡村大家族的主母。
冯顺弟尽管农村出身，不会识文断字，但对惟一的儿子胡适悉心教育，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乡贤。
胡适3岁前，母亲即让他认方块字，学了约有一千字。回到安徽家乡时，母亲望其读书心切，就让他在其四叔开的私塾里念书。因为个子太小，还要把他从念书的高凳上抱上抱下。胡适从小就对读书有兴趣，母亲对他也格外照顾。别的小孩学费只有二元，而胡适的母亲渴望他读书，故学费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元，以后每年递增，最后一年加到二十元。母亲嘱托先生要为他"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这使胡适在学习上比一般的孩子更扎实。9岁时他就能看《水浒传》了。他不但把大量的小说"看"进去，还能把小说"讲"出来，向周围的本家姐妹们说书。这种办法使他更了解了古文的文理。
冯顺弟仁慈而质朴，为了主持好一大家子，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宁愿自己委屈也不愿弄得家庭不和。胡适的大嫂二嫂都生的是儿子，她们一不顺心便打孩子出气，一边打还一边说些尖刻的话来刺激胡适的母亲。母亲总是装着听不见，忍辱负重，从来没说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也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尽管处事逆来顺受，但却不接受人格的侮辱。胡适的五叔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胡适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肯定给他好处不少。不知怎么的，此话传到胡适母亲的耳中。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这一切胡适都看在眼里，他的身上留有卑贱低微的母亲的品格的烙印。胡适后来也坦承，他日后好脾气的养成，和他这段日子的冷眼旁观很有关系。
年的乡村生活，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深刻、无以替代的影响。胡适在上庄读到13岁时离开母亲赴上海求学。
冯顺弟对胡适既是慈母兼严父，又是"恩师"兼"严师"。她从不溺爱独子。胡适说："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望一眼，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目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
有一个初秋的夜晚，胡适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胡适家住，她怕胡适冷，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他穿上。胡适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胡适随口答道："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胡适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来，我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胡适跪下，重重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母亲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胡适上床去睡。胡适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霉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胡适叫醒，真用舌头舔他的眼翳。
冯顺弟这种既严厉又保护其自尊心的教育方式，使胡适从小就懂得正经做人，爱惜名誉，这为他日后的不断上进奠定了基础。
胡适13岁时，冯顺弟毅然将他送往上海求学。徽州人固有"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送男孩出外学徒经商的习惯，但胡适毕竟是他母亲年轻守寡朝夕相处的独子！深明事理的母亲送儿子上路时没有在儿子和众人面前掉一滴泪。
到上海后，胡适初进梅溪学堂，后因其课程设置不完备，又进澄衷学堂，后转学中国公学。接受了许多新知识、新观念的胡适，经过一番曲折，于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赴美留学。此时他年仅19岁。因行期由政府决定，他竟未能回家乡向母亲告别。
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初读农科，一年半后改读政治、经济，兼攻文学、哲学，后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
在美留学七年间，胡适与母亲只能保持书信来往。他母亲在病重时也不让人告诉儿子，以免他中断学业。
母亲冯顺弟早知邻人宋焕家中有一部《图书集成》是儿子一直求之未得的，当她得知宋家减价到八十元时，便借贷为儿子买下。为了资助胡适读书，她甚至不惜变卖自己的首饰。
胡适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1917年7月，他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然而第二年的11月，胡适劳碌一生的母亲在家乡不幸病逝。悲痛欲绝的胡适与刚完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江冬秀回家奔丧，写下《先母行述》："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胡适成为中国白话文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并荣获三十五项美国博士桂冠。 回答者： 学习0为了谁 | 一级 | 2011-3-3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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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母亲个人简介 悬赏分：0 | 离问题结束还有 7 天 23 小时 | 提问者：167069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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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回答者： 我爆你头sb | 二级 | 2011-3-3 19:02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
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得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调往台湾供职。到一八九三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0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哑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两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具体不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六年三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回答者： 541926645 | 一级 | 2011-3-3 19:47
胡适的母亲叫冯顺弟，19岁时成了比她大三十岁的胡适父亲胡铁花的续弦。胡适的父亲胡铁花是清末贡生，曾在东三省、广东及台湾省任官职，然而天不假年，50出头便撒手人寰 ，抛下了孤儿寡母。成了寡妇的冯顺弟无奈中不得不带着胡适回到老家寻找生路，让孩子接受教育。23岁的冯顺弟成了乡村大家族的主母。
冯顺弟尽管农村出身，不会识文断字，但对惟一的儿子胡适悉心教育，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乡贤。
胡适3岁前，母亲即让他认方块字，学了约有一千字。回到安徽家乡时，母亲望其读书心切，就让他在其四叔开的私塾里念书。因为个子太小，还要把他从念书的高凳上抱上抱下。胡适从小就对读书有兴趣，母亲对他也格外照顾。别的小孩学费只有二元，而胡适的母亲渴望他读书，故学费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元，以后每年递增，最后一年加到二十元。母亲嘱托先生要为他"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这使胡适在学习上比一般的孩子更扎实。9岁时他就能看《水浒传》了。他不但把大量的小说"看"进去，还能把小说"讲"出来，向周围的本家姐妹们说书。这种办法使他更了解了古文的文理。
冯顺弟仁慈而质朴，为了主持好一大家子，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宁愿自己委屈也不愿弄得家庭不和。胡适的大嫂二嫂都生的是儿子，她们一不顺心便打孩子出气，一边打还一边说些尖刻的话来刺激胡适的母亲。母亲总是装着听不见，忍辱负重，从来没说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也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尽管处事逆来顺受，但却不接受人格的侮辱。胡适的五叔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胡适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肯定给他好处不少。不知怎么的，此话传到胡适母亲的耳中。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这一切胡适都看在眼里，他的身上留有卑贱低微的母亲的品格的烙印。胡适后来也坦承，他日后好脾气的养成，和他这段日子的冷眼旁观很有关系。
年的乡村生活，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深刻、无以替代的影响。胡适在上庄读到13岁时离开母亲赴上海求学。
冯顺弟对胡适既是慈母兼严父，又是"恩师"兼"严师"。她从不溺爱独子。胡适说："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望一眼，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目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
有一个初秋的夜晚，胡适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胡适家住，她怕胡适冷，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他穿上。胡适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胡适随口答道："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胡适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来，我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胡适跪下，重重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母亲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胡适上床去睡。胡适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霉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胡适叫醒，真用舌头舔他的眼翳。
冯顺弟这种既严厉又保护其自尊心的教育方式，使胡适从小就懂得正经做人，爱惜名誉，这为他日后的不断上进奠定了基础。
胡适13岁时，冯顺弟毅然将他送往上海求学。徽州人固有"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送男孩出外学徒经商的习惯，但胡适毕竟是他母亲年轻守寡朝夕相处的独子！深明事理的母亲送儿子上路时没有在儿子和众人面前掉一滴泪。
到上海后，胡适初进梅溪学堂，后因其课程设置不完备，又进澄衷学堂，后转学中国公学。接受了许多新知识、新观念的胡适，经过一番曲折，于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赴美留学。此时他年仅19岁。因行期由政府决定，他竟未能回家乡向母亲告别。
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初读农科，一年半后改读政治、经济，兼攻文学、哲学，后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
在美留学七年间，胡适与母亲只能保持书信来往。他母亲在病重时也不让人告诉儿子，以免他中断学业。
母亲冯顺弟早知邻人宋焕家中有一部《图书集成》是儿子一直求之未得的，当她得知宋家减价到八十元时，便借贷为儿子买下。为了资助胡适读书，她甚至不惜变卖自己的首饰。
胡适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1917年7月，他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然而第二年的11月，胡适劳碌一生的母亲在家乡不幸病逝。悲痛欲绝的胡适与刚完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江冬秀回家奔丧，写下《先母行述》："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胡适成为中国白话文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并荣获三十五项美国博士桂冠。 回答者： 学习0为了谁 | 一级 | 2011-3-3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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