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其中之一（邓稼先、杨振宁除外)的简介

Answer 1

　　钱学森 中国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4 年6月25日生于安徽怀宁，1986 年7月29日卒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50年获美国普度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易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学术秘书，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后改为第九研究院）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研究员、院长，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主要从事核物理、理论物理、中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流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自1958年调入北京第九研究所以后 ，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 ； 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70年代以后，在组织、领导、规划新的核武器工作方面付出了艰辛劳动。他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曾获1982年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6年两项中国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7 年和1989 年中国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86 年7月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荣获中国七五期间第一枚全国劳动模范

　　陈能宽院士，湖南省慈利县人，著名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6年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毕业，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威斯汀豪斯公司研究员。
　　1955年，正是他的事业和声望如旭日东升的时候，他坚决要求回国。他的同学、同事加好友，更是他学业、事业之知音的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麦登，百思而不得其解，执意挽留：“你一走，我将失去一位优秀的合作者，美国也将失去一个特殊的人才。美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这么好，你非走不可吗?新中国那样穷困!”
　　陈能宽说：“这些，我明白。正因为新生的祖国还那样贫困，就更需要我们去建设她。”
　　麦登说：“我理解，我理解。我只是感到可惜，你是个难得的人才。”
　　“祖国大地更广阔。生于斯长于斯，祖国更适合我的学习和发展。”
　　回国后不久，他就被调入研究祖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战斗行列。由金属物理学专业改行为原子弹爆轰专业。虽然这个专业对他来说还算不上一张白纸，但也十分陌生。好在“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是当年的时尚，加之“我以我血荐轩辕”早成他的信条，更有他丰厚的物理学功底和百折不挠的意志。从长城脚下的爆轰试验场，到青海高原的铸弹车间，从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到中国核物理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他都是披星戴月、劈风斩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在祖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浩繁而神秘的科学工程中，他带领他的爆轰队伍完成了燃爆原子能的关键工程。即核试验前的全部爆轰物理、动高压物理、中子物理、火工品及炸药的质量控制、核材料部件制造过程中与核武器可靠动作直接相关的技术工艺等等系列工程。而且，他们创造了有别于世界有核国家的试验方法——冷试验。
　　在祖国的第一颗氢弹更加神秘、浩繁的科学工程中，他又率队完成了结构件的动态、断裂与防护、波形调整与冲击起爆、二维影响与减弱措施等等试验的成功，以大量的数据，论证了氢弹原理方案的可行。
　　在祖国的导弹核武器之较原子弹、氢弹更神秘、更浩繁的科学工程中，他与他的同事们，历尽10余年的艰辛，改写了中国核武器定型方法的历史，开辟了用冷试验来定型的新途径。从70年代开始，中国核导弹从近程、中程一直到洲际导弹，都是采用这种办法来定型的，不仅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更为重要的是，保证了沿线居民的绝对安全。专家们每每自豪地谈及这项技术，都无不称赞：“陈能宽功不可没!”
　　在空爆核弹试验中，在核爆试验方式的改进上，在核九院的建设上，在新时期高新技术的发展上等等，陈能宽都是“功不可没”!
　　也正因此，他先后出任九院科技委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国家“863”计划激光领域专家组的首席科学家、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等。他还长期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1996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
　　当人们由衷称赞他的辉煌业绩和崇高声誉时，他总是摇头:“惭愧，惭愧!我所有成绩的取得都是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不过赶上了个祖国需要、中央重视、大家齐心的好时代。真正值得称赞和学习的是老一辈科学家。他们大多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很有造诣，世界知名。如果完全从个人选择出发，研制武器的吸引力就不一定处于首位。但他们毅然决然以身许国,把国家安全利益视为最高价值标准。他们的献身精神及对科学事业的执着,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
　　常青的精神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近十年来曾多次打搅他，而每次找他，他不是到外地公务，就是在京出席各种会议。但一旦他得知笔者找他，就会迅速安排时间予以接待，并想方设法满足笔者要求。从1994年5月12日第一次见他，到2003年2月20日为了这篇短文去拜访他，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儒雅端庄，依然神采奕奕，依然忙忙碌碌。以至此次拜访、笔者21时许到他府上时，他才刚刚参加一个高科技会议归来，而且近期连续都有类似的活动。已是 80岁的老人了，怎么还如此忙碌呢?他的身体和精神承受得了吗?对于后者，回答是肯定的，实践已作出了最好的说明。对于前者，他微笑着轻声慢语地解释：“曾作为‘86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当然地要积极主动地投入到项目的研究中；作为总装备部科技委、九院科技委的顾问，理所应当地既顾又问；作为院士，除积极参加有关院士的活动外，还要利用各种方式培养年轻人，参加他们课题的讨论研究，接受他们的咨询探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发之前完全在幕后，很少有人来找；而今到幕前了，各种新闻媒体的记者、作家，多少年未联系的同学、友人、以及一些大专院校学者等等，都来找。来找就说明我还能起点作用，因此，只要力所能及，我都尽力而为。我的故乡湖南省及我工作单位所在地四川省，都聘我为科学技术顾问，无疑地也要召之即去了。我们国家实行院士不退休制，那么就要愉快地工作到底……”认识决定实践。这样，他怎么能不始终处于繁忙之中呢？
　　记得2002年11月3日，笔者因母校50年校庆去请他为之题辞。他欣然应允，并当场命笔。同时也看到了他应邀为火炸药技术暨钝感弹药研讨会文集的题辞：“炸药似火，钝感如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谓辞精意准、匠心独运，而且还连题了几幅。可见他须付出多大的精力，又该是多么的忙碌！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始终繁忙，才使他的精神常青不衰。除此还有什么诀窍吗？
　　康寿的诀窍
　　当笔者向他请教康寿诀窍时，他依然微笑着轻声慢语地说：“没有。从未想过为了健康长寿而去选择一种什么办法，或加强哪些营养，也未考虑过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自己健康长寿。一切都是顺其自然，一切都在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之中。”当笔者问他“到了晚年对什么最感兴趣，或干什么事情最心情愉悦”时，他干脆地回答：“学习，每每学到或发现一些新的知识、新的理论甚至新的信息时，我都感到格外高兴和愉快。老夫子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千古不衰的真理。我对此的感受，愈来愈真切，愈来愈深刻。古人说的‘书山无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很有道理。但我认为学习不苦，下苦功夫去学，苦也变甜，学习本身就是享受。”
　　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这位功勋科学家一生中都把学习放在首位。这也许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到了晚年，他依然把学习放在首位。他在书本中学，也在实践中学；他向专家学，也向平常人学；他钻研他的科学专业，也研读中外名著；他读正规报刊，也读街头小报。他还有个习惯：凡他认为新颖的、有用的观点或词句，都记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凡一时读不懂或认不准的，他都要记述下来，直至读懂弄通为止。
　　有次，他在海南岛的一块巨石上看到了中国书协主席沈鹏题写的—首诗，字是行草，其中有几个字认不出来。他左瞅右看、上下端详都认不出，遂自语地说：“它（指这几个字）在向我挑战，我也只能应战了。”遂用相机把整幅字都照了下来。返京后，在较长一段的工余时间，他对照着行草的字典辨认，找书法家请教，终于以应战胜利而告终。
　　陈老的好学，他客厅内的茶几就是最好的佐证。笔者每次去，每次都发现茶几上摆放着正在看着的书刊；茶几的玻璃板下压有新的短文剪报、名言警句或理论前沿的论述。洁净的茶几玻璃，闪现出主人与时俱进的身姿和锲而不舍的步履。
　　有人说他的好学与他的名字有关，海纳百川是因为海的宽阔。在一次全国政协会上，一位委员为他撰了副藏头联：能容天下事，宽待天下人。心胸宽阔倒是他的美德之一，也不否认是他康寿的要诀之一，而勤于动脑也是不容忽视的。
　　业余爱好，他善书法，善诗词，也擅撰联。在氢弹试验成功30周年纪念的茶话会上，他即兴撰了付上联：回顾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尽管他自己已撰出了下联，但他还是希望同仁同事师友对出精妙的下联。事过不久，诗人科学家彭桓武电话中道出了下联：俯瞰洞庭湖南北，乾坤日月浮；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陈能宽说：“彭老的下联比我的下联好，我应该好好地向他学习！”
　　看看，又是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