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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1)。
“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 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 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 “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口交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
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二、临危受命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 万两，而支出达到400 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
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6)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 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 。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成功之道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 非耶? 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 “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13)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15)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 “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 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18)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19)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20)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风水再好，也不见朽木再生，枯骨复华的，哪能长保后代的富贵? 又说:“葬者，藏也。”就是避免尸身外露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在《杂著》中又进一步说明，人畜死于雷击，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并非符咒。张居正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迷信说教，也表现出对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由此可见，张居正改革是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统，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21)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四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22)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 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23)
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24)，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25)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进。
但是，反对派并不轻易消声匿迹，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26)，“背公议而殉私情”(27)，“亲死而不奔”是“禽彘”(28)，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29)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 “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 ”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30)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自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按朝廷的旧规矩，京师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有人却放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31)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招致非议，其中是否有弊，史无明证，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传，至今也未弄清楚。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32)，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33)，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34)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35)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 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象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新政因而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耐，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又复苏的新局面。
五 、祸发萧墙
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身后隐伏的危机，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废除新政，首先从放松驰驿的限制开始，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36)
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 “身后一败涂地”。
为什么苦心经营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毫无招架之力，从客观上说有两个原因:
(一)、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张居正的威势是因为代行皇帝的权力，反
“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 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 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 “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口交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
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二、临危受命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 万两，而支出达到400 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
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6)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 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 。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成功之道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 非耶? 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 “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13)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15)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 “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 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18)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19)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20)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风水再好，也不见朽木再生，枯骨复华的，哪能长保后代的富贵? 又说:“葬者，藏也。”就是避免尸身外露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在《杂著》中又进一步说明，人畜死于雷击，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并非符咒。张居正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迷信说教，也表现出对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由此可见，张居正改革是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统，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21)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四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22)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 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23)
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24)，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25)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进。
但是，反对派并不轻易消声匿迹，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26)，“背公议而殉私情”(27)，“亲死而不奔”是“禽彘”(28)，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29)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 “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 ”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30)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自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按朝廷的旧规矩，京师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有人却放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31)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招致非议，其中是否有弊，史无明证，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传，至今也未弄清楚。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32)，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33)，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34)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35)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 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象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新政因而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耐，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又复苏的新局面。
五 、祸发萧墙
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身后隐伏的危机，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废除新政，首先从放松驰驿的限制开始，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36)
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 “身后一败涂地”。
为什么苦心经营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毫无招架之力，从客观上说有两个原因:
(一)、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张居正的威势是因为代行皇帝的权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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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改革（又称万历中兴），是在明神宗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一场变法革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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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改革使政权集中，他可以凌驾于六部之上,使处理问题更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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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你去看看＜惶惶治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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