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复活》梗概:
玛丝洛娃原是一个农奴的私生女,她天真,善良,真诚地爱上聂赫留朵夫。但这个腐化堕落的贵族少爷却诱奸了她,把她抛弃,使她陷入种种悲惨遭遇,最后沦为妓女。
妓女生活使她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她再也不相信什么善了。于是拼命吸烟、喝酒,麻醉自己。一次被诬告谋财害命,关进监狱,”并被昏庸的法官判处四年苦役,流放西伯利亚。
在审判玛丝洛娃时,正巧聂赫留朵夫做陪审员。当他认出她时,良心受到谴责,想通过拯救她以赎前罪,并准备和她结婚。
玛丝洛娃在聂赫留朵夫的真诚忏悔和关怀下,消除前怨,逐步恢复过去的爱情,重新唤起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美德,自动戒了烟酒,为了不损害聂赫留朵夫的名誉地位面拒绝与他结婚,而与另一她心爱的犯人西蒙斯结合,从而走向“新生"。
聂赫留朵夫也放弃贵族生活,把土地分给农民,与上流社会断绝交往,虔诚信奉宗教,相信《圣经》中说的:“人不但不可恨仇敌,而要爱仇敌”,认为这是克服种种社会罪恶的做法。
扩展资料:
在《复活》中,托尔斯泰最终也没能找到解决俄国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方法,作品最后也只写了聂赫留朵夫希望从福音书找到解决的方法。
不少人认为这是托尔斯泰的一个局限,他在小说中对革命者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所以也就没有深入去探讨这些革命者并持一定的反对态度。他宣扬的只是一种非暴力政策,即“不以暴力抗恶”,他虽然厌恶当局者,但是却反对报复政府的统治;
所以他通过革命者表达了这个思想,即书中纳巴托夫说的;“不应该摧毁整个大厦,只要把这个美丽,坚固,雄伟,为他们所热爱的古老大厦内的房间作一次重新分配就行了”。只希望通过福音书里的教义教导人们向善;
企图以此感动所有的人,使统治者也向善,达到社会的安定繁荣,人民生活幸福,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可是,这种改良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聂赫留朵夫最终也没有真正找到出路。
2、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奸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这时作家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芜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然而在《复活》中,托尔斯泰虽然对现实社会做了激烈的抨击,揭露了社会制度的本质,但是小说结尾,仍然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基督教,又把自己的宗教观强行植入小说当中,并且几乎否定了资本主义一切国家机器的一切作用,不得不说是小说思想境界上的一个遗憾。
小说原计划创作四部,但只创作了三部。
作于1889-1899年。主人翁聂赫留朵夫公爵是莫斯科克拉斯诺贝尔斯克地方议会的议员,也是地方法院的陪审员。有一次,他在审理一起毒害人命案时,发现了一名年轻美貌的妓女流宝芙。他认出了这个流宝芙实际上是多年前他在姑妈家认识的一个养女玛丝洛娃,当时大家叫她卡秋霞。聂赫留朵夫曾经爱过她,后来又玷污过她。法庭判处玛丝洛娃流放西伯利亚做四年苦役。玛丝洛娃听到判决后呼喊自己没罪。聂赫留朵夫心中有愧,决定帮助她上诉。他回忆过去与玛丝洛娃在一起的时光,非常愧恨自己过去对她的抛弃,觉得如果必要的话,情愿跟她结婚。他去探望玛丝洛娃,玛丝洛娃告诉他自己怀孕后,得知聂赫留朵夫路过当地不下火车时,去火车站去找,一节一节车厢地找,见到了在车厢里喝酒的聂赫留朵夫,她拍打车窗,但没有反映。她觉得自己受骗了,从此不再相信男人,而只是利用男人。聂赫留朵夫决定同玛丝洛娃结婚,只有这样,才能使她免除徒刑。但玛丝洛娃不同意。聂赫留朵夫一方面把自己土地以极低的租金租给农民,然后又把租金散发给农民。之后,他来到彼得堡全力为玛丝洛娃上诉,但遭到亲友的白眼。上诉没有成功,在炎热的七月,他同玛丝洛娃一道前往西伯利亚流放。他设法把玛丝洛娃调到了政治犯的队伍里,在这里,玛丝洛娃感到自己受到了公正的待遇,性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里,一个名为西蒙松的政治犯爱上了玛丝洛娃,在爱的感召下,玛丝洛娃复活了原来纯洁、明朗的天性。西蒙松和玛丝洛娃还准备结婚,聂赫留朵夫虽然有些失望,但也为玛丝洛娃找到自己的幸福而感到高兴。然而,聂赫留朵夫对这几个月来的耳闻目睹感到苦恼,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罪恶,后来,他在《圣经》中找到了答案:人不但不可恨仇敌,而要爱仇敌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