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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善待盲人和狗
孔子去世以后，学生们不但经常谈起他的思想、道德、遭遇，还常常清晰地回忆起他的日常为人。孔子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仪表。在待人接物方面，事事处处做到有礼有节，言行适度，举动文雅，在衣食住行方面也养成了一些好习惯。例如，和乡下人一块饮酒时，喝完酒以后总是让年长的先走，然后自己才退出来。吃着饭的时候，不和别人交谈；临睡之前，不高谈阔论。
孔子既注重礼貌，又很强调要有真情实感。他很富有同情心。本来孔子好唱歌，但是遇到人家办丧事的时候，这一天他就不再唱歌了。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他不曾吃饱过。他看见盲人、穿孝服的人，即使对方年轻，也一定站起来；路上碰到的也赶快迎上前去。一天，有位盲人乐师来见孔子，孔子赶紧迎上去。乐师走到台阶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台阶”。当走到席子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席子”。等乐师坐下以后，孔子又向他一一介绍屋子里的人，说：“某某坐在这里，某某坐在那里”。送走乐师以后，学生子张便问道：“这样不是太麻烦吗？”孔子回答说：“接待盲人就应该这样”。有一次马棚失火，孔子赶紧问：“伤着人了吗？”并不问伤没伤马。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事被捕，进了监狱。孔子并没有嫌弃他，认为“他虽然进了监狱，但并不是他的罪过”，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孔子也很爱惜动物。据说孔子养的一条狗死了，便叫子贡给埋起来。他对子贡说：“我听说，破帐子别扔，好埋马；破车盖儿别扔，好埋狗。我连车盖儿也没有，你拿我的破席子把狗盖上吧，别叫他脑袋露着啊！”
孔子很喜欢结交朋友。对于朋友之情，他很珍惜，就是和自己作风不同的人也不肯轻易绝交。他和原壤的交往就是如此。原壤是鲁国人，孔子早年的朋友，为人狂放，不拘礼节，思想作风和孔子很不同。可是孔子和他相处得很好，直到老年仍保持着密切交往。孔子给人的印象是谦和的，可是他对于认为应该做的事，便坚决地去做，百折不挠。他说：“看见道义上该做的事而不去做，这就是没有勇气”。他还提出“当仁不让于师”。
蔡元培：称新生为“先生”
1916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先生从马车上下来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您请。”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不住地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们见此情景，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佩服。
当时，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报到那天，天空晴朗，气候宜人，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迈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谁知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张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的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霎时涌上了心头。他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信发出去以后，马兆北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本来嘛，人家是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愤恨情绪而已。于是，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谁曾想，过了几天，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信，打开一看，见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材谨启”，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急忙观看全文，只见信中写道：“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信中表现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他办事绝不擅做主张，独断专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字里行间还表达了蔡元培先生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马兆北看完信以后，心情很不平静：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后来，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陶行知：甘为骆驼
一个孩子的母亲，因孩子把她刚买回家的一块金表当成新鲜玩具给摆弄坏了，就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孩子的老师。不料，这位老师却幽默地说：“恐怕一个中国的‘爱迪生’被你枪毙了。”这个母亲不解其意，老师给她分析说：“孩子的这种行为是创造力的一种表现，你不该打孩子，要解放孩子的双手，让他从小就有动手的机会。”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这位母亲听了老师的话，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迭。
“补救的方法是有的。”老师接着说：“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把金表送到钟表铺，让孩子站在一旁看修表匠如何修理。这样，钟表铺就成了课堂，修表匠就成了先生，你的孩子就成了学生，修表费就成了学费，你孩子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说不定，他还可以学会修理呢！”
这个故事中的那位老师就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自己进入反省室
陶行知先生，在创办南京晓庄学校的初期，曾作过一条规定，即全校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喝酒，违者要进自省室里反省。
一次，晓庄的农友请陶校长吃饭，农友们敬他一杯酒，陶行知一再解释说不能喝，农友们却坚持道：“您不喝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瞧不起我们就不算我们的朋友。”
陶行知没办法，只好把酒喝掉了。农民们非常高兴，把陶校长引为自己的朋友。他们哪里知道，陶行知一返回学校，便立即进自省室里了。
为了苦孩子，甘为骆驼
1941年，在极端困难和不断遇到迫害的严重情况下，陶行知更表现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反共的阴霾笼罩下，物价暴涨不停，育才学校开支发生了极大困难，常有断炊之忧。他以至于发出了现在“我不得不和米价赛跑”的感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乘机向他提出，如同意他们派训育主任，即可拨给全部经费，但遭到陶行知断然拒绝。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刻，陶行知不得不忍痛宣布，全校节衣缩食，每天改吃两餐。他甚至提出要像武训那样用“行乞兴学”的精神来度过难关。1944年9月25日，陶行知在为画家沈淑羊画的《武训画像》题词时，深情地写道：“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陶行知自己节衣缩食，把捐到的涓涓滴滴都拿去哺养儿童。常穿着敝衣奔走于富贵大人和太太之门，他从英国回来之时曾买了一件晴雨夹大衣，穿久了，又脏又破，他便把它翻过来穿。一次去找一位阔大人，通报的人说：“先生，对不起，我们老爷向来不接待这样装束的人，请你回去吧。”陶行知不慌不忙，掏出一张名片来递给他，那人只好恭顺地送进去了。
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粪、种田、种菜、养鱼，他请唐家洼一位出色的庄稼人唐老头教大家耕种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头的学生。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我们的老师。那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扫地、抹桌、烧饭……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听差、伙夫，陶行知也亲自参与其事。
梅贻琦：不苟取分文
1931年冬，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自此连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他上任后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按旧例，连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由公务人员按时送到。他却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他的小轿车。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从不讲究吃饭，处处精打细算。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见证着他廉洁、持身以俭的工作作风。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民众生活极其贫困。作为教师阶层的教授的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出国生活的舒适而甘于清贫，从教不辍，这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崇高精神气节的体现。梅贻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教师一样，抱定了“科教救国”的信念。他的弟弟梅贻宝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在西南联合大学还流传着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话。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1939年间还能维持一家人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物价飙升就不能撑到下半个月了。于是，教授夫人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梅夫人视力不好，就与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为“定胜糕”，隐含“一定胜利”之意。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掩，但还是被人知道了。于是，梅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流传得很远。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紧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陈鹤琴：来世还想做教师
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14年，陈鹤琴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学医，是当时许多留学生的志愿。因为一则利国利民，二则学成后就业容易。陈鹤琴最初也是这个志愿。但是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轮上，陈鹤琴的思想上却展开了斗争：“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人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医人的。我喜欢儿童，儿童也喜欢我。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的好。”满怀救国热望的陈鹤琴，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打定主意，放弃学医，献身于苦难祖国的教育事业。
陈鹤琴对学生关怀备至，胜过自己的儿女。有一个同学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眼看就要失学。陈鹤琴设法把她母亲接来，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使这个学生能够读下去。还有一个学生的祖父强迫她嫁给姐夫当填房，并以断绝经济支持相要挟。陈鹤琴给那个学生的家乡的地方长官写了封信，请他秉公处理，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那位地方长官很敬佩陈鹤琴，责令那个学生的祖父按时供应她必需的钱粮，并尊重她婚姻自主。后来，那位地方长官放弃官职俸禄，慕名而来，到陈鹤琴的幼师任教。
1951年8月，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陈鹤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在会议闭幕宴会上，他被代表们推举出来讲几句话。他说：“我今年60岁。假如有人问我：‘你来生愿意干什么？’我说：‘我还愿意做教师’。要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太喜欢孩子’。”
李敷仁：最后一个过河
我国人民教育家、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很强调“为人师表”、“以身作则”。1947年8月16日，李敷仁带领延安大学师生住在黄河岸边的木头峪。这时，蒋胡(指胡宗南)的军队从三面开来，上级命令沿大河向东转移。但当时木头峪渡口渡船很少，人员、物资和牲口聚集很多，敌军迫近，师生情绪紧张，争着抢渡船。李敷仁毫不慌张，命令高中部和教育班先渡河，然后又组织其他师生住宿等待。有人关切地让他先上船，他说：“我要最后过河，我要看着把每个学生送过河去，我才上船！”第二天，李敷仁带领其余师生，沿河北上，到谭家坪才乘船过了黄河。
杨昌济：伦理教授重言更重行
杨昌济字华生，后改名怀中。湖南长沙板仓人，是近代知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湖南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晚年任北京大学“伦理学”和“伦理学史”教授。他以高尚的道德修养，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和影响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群有为的青年。
1909年，杨昌济在英国学习。他十分注意研究英国人民的生活风貌，并从中肯定那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不随便借钱和用别人的钱，等等，他都一一注意观察，加以肯定。他十分赞赏“西洋人于小事亦分明有界限”的习惯，如寄信时，向别人借了邮票一定要给钱；几个人同坐公共汽车，进餐馆，一人付了款，其他人也要把钱凑足交他。杨昌济说，中国人就是不一样，认为这么一点钱不值得还，如果还了，就是轻视出钱者；有时候即使真还钱，受钱者也往往佯推故逊，或伪为发怒，实际上心里并不是真不要。他认为这样做很不好，容易导致伪善。后来杨昌济回国后曾认真实行这种“银钱上权限分明主义”。他在长沙经常要过江授课，有时同舟学生代他交了船钱，他事后一定把船钱还给学生。
杨昌济是一个治学严谨，而且道德高尚的人，他坚信他的伦理学，努力向学生灌输一种公正、道德、正义、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准则。1912年他从伦敦留学回国，正巧，当时湖南都督谭延闿正在罗致人才。听说杨昌济素有声望，就想请他担任省公署的教育司长，他婉言谢绝了。他不愿意去逢迎官场的卑鄙肮脏，却选择了被人冷落的师范学校教员的职务，而且自题了这样一副对联以明志：“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张伯苓：与学生一起戒烟
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1919年之后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一次，他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俏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责难，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唤工友将自己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打那以后，他再也不吸烟了。
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并不是生财赚钱的工具。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诉你，这确实不是大话。他以身作则节约学校的每一个铜板。他每月取于学习的报酬，只是中心校长的一份薪水。大学成立后，他也只在此之上加三、四十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分之一。他每次到北京办事，为替学校省钱，总是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一元。张伯苓常常在外为学校募款，几千、几万、几十万元，都分毫不差交到学校，未有一文入了私囊。
徐特立：以诗育德
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当校长时，他在学生由自修室通往教室、饭厅的走廊上，悬挂两块很大的黑板。这两块黑板不贴布告，不写格言，也不报告学校里面的消息，它是专供徐老写诗的。徐老发现学生有优点时，必定写诗加以表扬；发现学生有缺点时，必定写诗加以批评。所以写诗成了徐老每日不可缺少的工作和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有一次，一个叫单秀霞的学生，因寝室熄了灯，便约了同学偷偷地跑到厕所为她爱人打毛线衣。厕所里的电灯是通宵不熄的。徐老站在门外细声叫喊：“睡呀，睡呀！”单等即时就寝，并以为明天徐老一定会骂他们，但次日她们并没有挨骂，只看见黑板上写了一首诗：“昨天已经三更天，厕所偷光把衣编。爱人要紧我同意，不爱自己我着急。东边奔跑到西边，不仅打衣还聊天。莫说交谈声细细，夜深亦复扰人眠。”
斯霞：学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斯霞，出生于诸暨一个贫寒家庭的孩子，先后在浙江绍兴、萧山、杭州等地的小学任教，1932年进入南师大附小工作后，她就再也没离开过小学教育这块土地。在70年的执教岁月里，斯霞老师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为教育思想宝库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她的“童心母爱”论。用她的解释就是：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掌握知识，更要有童心，有母爱。要与孩子打成一片，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这一理论在她退休后的很多年里仍一直坚持不懈地实践着。学生已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003年6月底，斯霞老师因为肾衰竭住进了医院，从那时起一直到她去世这段日子里，斯霞老师是在病床上与病魔作最后的斗争。期间，大部分时间里斯霞老师一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中，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每当有学生来探望时，斯霞总能睁开双眼，准确地叫上学生的姓名，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感动。斯霞老师为什么能记起每个学生呢？据知情人介绍，斯霞老师在任教期间对她的每一个学生都十分了解，都要逐一进行家访，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给老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在教一年级时，孩子们还没来报到之前，斯老师会拿着学生的名单，一家一家去家访，了解孩子的个性特点，有什么喜好，所以当斯老师在开学时见到孩子们时，她对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斯霞老师的孙女今年30岁，小时候只上过一个月的南师附小，问及原因，她有点羞涩：“奶奶在南师附小工作，妈妈怕我在那儿上学影响不好，就让我转学了……”
斯霞老师70多岁时和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帮孩子们甩长绳。
退休后的很多年，90高龄的斯霞都坚持每天到学校看看，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她要走遍学校的30间教室，看看每个孩子；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斯老师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她还是坚持每天“踱”到学校，再后来，斯老师由女儿扶着来学校看看。
苏步青：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
1931年，苏步青获理学博士，在研究院里有点“名气”，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职、高薪聘请他，爱人和孩子也都在日本，何去何从？他想到，自己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现在祖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要以自己的学识和才智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他毅然回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拍来特急电报，再次聘请他就任该校数学教授，各种待遇从优；不久又接到一份特急电报，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火速去日本仙台见最后一面。苏步青体谅夫人的心情，对她说，你回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松本来子想到丈夫的生活和事业，她担心万一战局恶化，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苏步青的身边，也打消了日本之行。
孔子去世以后，学生们不但经常谈起他的思想、道德、遭遇，还常常清晰地回忆起他的日常为人。孔子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仪表。在待人接物方面，事事处处做到有礼有节，言行适度，举动文雅，在衣食住行方面也养成了一些好习惯。例如，和乡下人一块饮酒时，喝完酒以后总是让年长的先走，然后自己才退出来。吃着饭的时候，不和别人交谈；临睡之前，不高谈阔论。
孔子既注重礼貌，又很强调要有真情实感。他很富有同情心。本来孔子好唱歌，但是遇到人家办丧事的时候，这一天他就不再唱歌了。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他不曾吃饱过。他看见盲人、穿孝服的人，即使对方年轻，也一定站起来；路上碰到的也赶快迎上前去。一天，有位盲人乐师来见孔子，孔子赶紧迎上去。乐师走到台阶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台阶”。当走到席子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席子”。等乐师坐下以后，孔子又向他一一介绍屋子里的人，说：“某某坐在这里，某某坐在那里”。送走乐师以后，学生子张便问道：“这样不是太麻烦吗？”孔子回答说：“接待盲人就应该这样”。有一次马棚失火，孔子赶紧问：“伤着人了吗？”并不问伤没伤马。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事被捕，进了监狱。孔子并没有嫌弃他，认为“他虽然进了监狱，但并不是他的罪过”，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孔子也很爱惜动物。据说孔子养的一条狗死了，便叫子贡给埋起来。他对子贡说：“我听说，破帐子别扔，好埋马；破车盖儿别扔，好埋狗。我连车盖儿也没有，你拿我的破席子把狗盖上吧，别叫他脑袋露着啊！”
孔子很喜欢结交朋友。对于朋友之情，他很珍惜，就是和自己作风不同的人也不肯轻易绝交。他和原壤的交往就是如此。原壤是鲁国人，孔子早年的朋友，为人狂放，不拘礼节，思想作风和孔子很不同。可是孔子和他相处得很好，直到老年仍保持着密切交往。孔子给人的印象是谦和的，可是他对于认为应该做的事，便坚决地去做，百折不挠。他说：“看见道义上该做的事而不去做，这就是没有勇气”。他还提出“当仁不让于师”。
蔡元培：称新生为“先生”
1916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先生从马车上下来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您请。”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不住地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们见此情景，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佩服。
当时，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报到那天，天空晴朗，气候宜人，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迈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谁知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张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的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霎时涌上了心头。他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信发出去以后，马兆北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本来嘛，人家是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愤恨情绪而已。于是，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谁曾想，过了几天，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信，打开一看，见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材谨启”，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急忙观看全文，只见信中写道：“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信中表现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他办事绝不擅做主张，独断专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字里行间还表达了蔡元培先生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马兆北看完信以后，心情很不平静：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后来，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陶行知：甘为骆驼
一个孩子的母亲，因孩子把她刚买回家的一块金表当成新鲜玩具给摆弄坏了，就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孩子的老师。不料，这位老师却幽默地说：“恐怕一个中国的‘爱迪生’被你枪毙了。”这个母亲不解其意，老师给她分析说：“孩子的这种行为是创造力的一种表现，你不该打孩子，要解放孩子的双手，让他从小就有动手的机会。”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这位母亲听了老师的话，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迭。
“补救的方法是有的。”老师接着说：“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把金表送到钟表铺，让孩子站在一旁看修表匠如何修理。这样，钟表铺就成了课堂，修表匠就成了先生，你的孩子就成了学生，修表费就成了学费，你孩子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说不定，他还可以学会修理呢！”
这个故事中的那位老师就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自己进入反省室
陶行知先生，在创办南京晓庄学校的初期，曾作过一条规定，即全校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喝酒，违者要进自省室里反省。
一次，晓庄的农友请陶校长吃饭，农友们敬他一杯酒，陶行知一再解释说不能喝，农友们却坚持道：“您不喝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瞧不起我们就不算我们的朋友。”
陶行知没办法，只好把酒喝掉了。农民们非常高兴，把陶校长引为自己的朋友。他们哪里知道，陶行知一返回学校，便立即进自省室里了。
为了苦孩子，甘为骆驼
1941年，在极端困难和不断遇到迫害的严重情况下，陶行知更表现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反共的阴霾笼罩下，物价暴涨不停，育才学校开支发生了极大困难，常有断炊之忧。他以至于发出了现在“我不得不和米价赛跑”的感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乘机向他提出，如同意他们派训育主任，即可拨给全部经费，但遭到陶行知断然拒绝。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刻，陶行知不得不忍痛宣布，全校节衣缩食，每天改吃两餐。他甚至提出要像武训那样用“行乞兴学”的精神来度过难关。1944年9月25日，陶行知在为画家沈淑羊画的《武训画像》题词时，深情地写道：“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陶行知自己节衣缩食，把捐到的涓涓滴滴都拿去哺养儿童。常穿着敝衣奔走于富贵大人和太太之门，他从英国回来之时曾买了一件晴雨夹大衣，穿久了，又脏又破，他便把它翻过来穿。一次去找一位阔大人，通报的人说：“先生，对不起，我们老爷向来不接待这样装束的人，请你回去吧。”陶行知不慌不忙，掏出一张名片来递给他，那人只好恭顺地送进去了。
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粪、种田、种菜、养鱼，他请唐家洼一位出色的庄稼人唐老头教大家耕种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头的学生。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我们的老师。那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扫地、抹桌、烧饭……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听差、伙夫，陶行知也亲自参与其事。
梅贻琦：不苟取分文
1931年冬，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自此连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他上任后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按旧例，连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由公务人员按时送到。他却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他的小轿车。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从不讲究吃饭，处处精打细算。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见证着他廉洁、持身以俭的工作作风。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民众生活极其贫困。作为教师阶层的教授的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出国生活的舒适而甘于清贫，从教不辍，这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崇高精神气节的体现。梅贻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教师一样，抱定了“科教救国”的信念。他的弟弟梅贻宝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在西南联合大学还流传着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话。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1939年间还能维持一家人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物价飙升就不能撑到下半个月了。于是，教授夫人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梅夫人视力不好，就与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为“定胜糕”，隐含“一定胜利”之意。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掩，但还是被人知道了。于是，梅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流传得很远。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紧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陈鹤琴：来世还想做教师
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14年，陈鹤琴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学医，是当时许多留学生的志愿。因为一则利国利民，二则学成后就业容易。陈鹤琴最初也是这个志愿。但是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轮上，陈鹤琴的思想上却展开了斗争：“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人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医人的。我喜欢儿童，儿童也喜欢我。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的好。”满怀救国热望的陈鹤琴，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打定主意，放弃学医，献身于苦难祖国的教育事业。
陈鹤琴对学生关怀备至，胜过自己的儿女。有一个同学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眼看就要失学。陈鹤琴设法把她母亲接来，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使这个学生能够读下去。还有一个学生的祖父强迫她嫁给姐夫当填房，并以断绝经济支持相要挟。陈鹤琴给那个学生的家乡的地方长官写了封信，请他秉公处理，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那位地方长官很敬佩陈鹤琴，责令那个学生的祖父按时供应她必需的钱粮，并尊重她婚姻自主。后来，那位地方长官放弃官职俸禄，慕名而来，到陈鹤琴的幼师任教。
1951年8月，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陈鹤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在会议闭幕宴会上，他被代表们推举出来讲几句话。他说：“我今年60岁。假如有人问我：‘你来生愿意干什么？’我说：‘我还愿意做教师’。要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太喜欢孩子’。”
李敷仁：最后一个过河
我国人民教育家、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很强调“为人师表”、“以身作则”。1947年8月16日，李敷仁带领延安大学师生住在黄河岸边的木头峪。这时，蒋胡(指胡宗南)的军队从三面开来，上级命令沿大河向东转移。但当时木头峪渡口渡船很少，人员、物资和牲口聚集很多，敌军迫近，师生情绪紧张，争着抢渡船。李敷仁毫不慌张，命令高中部和教育班先渡河，然后又组织其他师生住宿等待。有人关切地让他先上船，他说：“我要最后过河，我要看着把每个学生送过河去，我才上船！”第二天，李敷仁带领其余师生，沿河北上，到谭家坪才乘船过了黄河。
杨昌济：伦理教授重言更重行
杨昌济字华生，后改名怀中。湖南长沙板仓人，是近代知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湖南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晚年任北京大学“伦理学”和“伦理学史”教授。他以高尚的道德修养，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和影响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群有为的青年。
1909年，杨昌济在英国学习。他十分注意研究英国人民的生活风貌，并从中肯定那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不随便借钱和用别人的钱，等等，他都一一注意观察，加以肯定。他十分赞赏“西洋人于小事亦分明有界限”的习惯，如寄信时，向别人借了邮票一定要给钱；几个人同坐公共汽车，进餐馆，一人付了款，其他人也要把钱凑足交他。杨昌济说，中国人就是不一样，认为这么一点钱不值得还，如果还了，就是轻视出钱者；有时候即使真还钱，受钱者也往往佯推故逊，或伪为发怒，实际上心里并不是真不要。他认为这样做很不好，容易导致伪善。后来杨昌济回国后曾认真实行这种“银钱上权限分明主义”。他在长沙经常要过江授课，有时同舟学生代他交了船钱，他事后一定把船钱还给学生。
杨昌济是一个治学严谨，而且道德高尚的人，他坚信他的伦理学，努力向学生灌输一种公正、道德、正义、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准则。1912年他从伦敦留学回国，正巧，当时湖南都督谭延闿正在罗致人才。听说杨昌济素有声望，就想请他担任省公署的教育司长，他婉言谢绝了。他不愿意去逢迎官场的卑鄙肮脏，却选择了被人冷落的师范学校教员的职务，而且自题了这样一副对联以明志：“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张伯苓：与学生一起戒烟
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1919年之后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一次，他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俏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责难，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唤工友将自己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打那以后，他再也不吸烟了。
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并不是生财赚钱的工具。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诉你，这确实不是大话。他以身作则节约学校的每一个铜板。他每月取于学习的报酬，只是中心校长的一份薪水。大学成立后，他也只在此之上加三、四十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分之一。他每次到北京办事，为替学校省钱，总是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一元。张伯苓常常在外为学校募款，几千、几万、几十万元，都分毫不差交到学校，未有一文入了私囊。
徐特立：以诗育德
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当校长时，他在学生由自修室通往教室、饭厅的走廊上，悬挂两块很大的黑板。这两块黑板不贴布告，不写格言，也不报告学校里面的消息，它是专供徐老写诗的。徐老发现学生有优点时，必定写诗加以表扬；发现学生有缺点时，必定写诗加以批评。所以写诗成了徐老每日不可缺少的工作和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有一次，一个叫单秀霞的学生，因寝室熄了灯，便约了同学偷偷地跑到厕所为她爱人打毛线衣。厕所里的电灯是通宵不熄的。徐老站在门外细声叫喊：“睡呀，睡呀！”单等即时就寝，并以为明天徐老一定会骂他们，但次日她们并没有挨骂，只看见黑板上写了一首诗：“昨天已经三更天，厕所偷光把衣编。爱人要紧我同意，不爱自己我着急。东边奔跑到西边，不仅打衣还聊天。莫说交谈声细细，夜深亦复扰人眠。”
斯霞：学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斯霞，出生于诸暨一个贫寒家庭的孩子，先后在浙江绍兴、萧山、杭州等地的小学任教，1932年进入南师大附小工作后，她就再也没离开过小学教育这块土地。在70年的执教岁月里，斯霞老师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为教育思想宝库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她的“童心母爱”论。用她的解释就是：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掌握知识，更要有童心，有母爱。要与孩子打成一片，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这一理论在她退休后的很多年里仍一直坚持不懈地实践着。学生已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003年6月底，斯霞老师因为肾衰竭住进了医院，从那时起一直到她去世这段日子里，斯霞老师是在病床上与病魔作最后的斗争。期间，大部分时间里斯霞老师一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中，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每当有学生来探望时，斯霞总能睁开双眼，准确地叫上学生的姓名，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感动。斯霞老师为什么能记起每个学生呢？据知情人介绍，斯霞老师在任教期间对她的每一个学生都十分了解，都要逐一进行家访，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给老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在教一年级时，孩子们还没来报到之前，斯老师会拿着学生的名单，一家一家去家访，了解孩子的个性特点，有什么喜好，所以当斯老师在开学时见到孩子们时，她对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斯霞老师的孙女今年30岁，小时候只上过一个月的南师附小，问及原因，她有点羞涩：“奶奶在南师附小工作，妈妈怕我在那儿上学影响不好，就让我转学了……”
斯霞老师70多岁时和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帮孩子们甩长绳。
退休后的很多年，90高龄的斯霞都坚持每天到学校看看，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她要走遍学校的30间教室，看看每个孩子；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斯老师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她还是坚持每天“踱”到学校，再后来，斯老师由女儿扶着来学校看看。
苏步青：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
1931年，苏步青获理学博士，在研究院里有点“名气”，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职、高薪聘请他，爱人和孩子也都在日本，何去何从？他想到，自己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现在祖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要以自己的学识和才智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他毅然回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拍来特急电报，再次聘请他就任该校数学教授，各种待遇从优；不久又接到一份特急电报，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火速去日本仙台见最后一面。苏步青体谅夫人的心情，对她说，你回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松本来子想到丈夫的生活和事业，她担心万一战局恶化，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苏步青的身边，也打消了日本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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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善待盲人和狗
孔子去世以后，学生们不但经常谈起他的思想、道德、遭遇，还常常清晰地回忆起他的日常为人。孔子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仪表。在待人接物方面，事事处处做到有礼有节，言行适度，举动文雅，在衣食住行方面也养成了一些好习惯。例如，和乡下人一块饮酒时，喝完酒以后总是让年长的先走，然后自己才退出来。吃着饭的时候，不和别人交谈；临睡之前，不高谈阔论。
孔子既注重礼貌，又很强调要有真情实感。他很富有同情心。本来孔子好唱歌，但是遇到人家办丧事的时候，这一天他就不再唱歌了。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他不曾吃饱过。他看见盲人、穿孝服的人，即使对方年轻，也一定站起来；路上碰到的也赶快迎上前去。一天，有位盲人乐师来见孔子，孔子赶紧迎上去。乐师走到台阶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台阶”。当走到席子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席子”。等乐师坐下以后，孔子又向他一一介绍屋子里的人，说：“某某坐在这里，某某坐在那里”。送走乐师以后，学生子张便问道：“这样不是太麻烦吗？”孔子回答说：“接待盲人就应该这样”。有一次马棚失火，孔子赶紧问：“伤着人了吗？”并不问伤没伤马。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事被捕，进了监狱。孔子并没有嫌弃他，认为“他虽然进了监狱，但并不是他的罪过”，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孔子也很爱惜动物。据说孔子养的一条狗死了，便叫子贡给埋起来。他对子贡说：“我听说，破帐子别扔，好埋马；破车盖儿别扔，好埋狗。我连车盖儿也没有，你拿我的破席子把狗盖上吧，别叫他脑袋露着啊！”
孔子很喜欢结交朋友。对于朋友之情，他很珍惜，就是和自己作风不同的人也不肯轻易绝交。他和原壤的交往就是如此。原壤是鲁国人，孔子早年的朋友，为人狂放，不拘礼节，思想作风和孔子很不同。可是孔子和他相处得很好，直到老年仍保持着密切交往。孔子给人的印象是谦和的，可是他对于认为应该做的事，便坚决地去做，百折不挠。他说：“看见道义上该做的事而不去做，这就是没有勇气”。他还提出“当仁不让于师”。
蔡元培：称新生为“先生”
1916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先生从马车上下来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您请。”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不住地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们见此情景，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佩服。
当时，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报到那天，天空晴朗，气候宜人，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迈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谁知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张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的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霎时涌上了心头。他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信发出去以后，马兆北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本来嘛，人家是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愤恨情绪而已。于是，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谁曾想，过了几天，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信，打开一看，见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材谨启”，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急忙观看全文，只见信中写道：“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信中表现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他办事绝不擅做主张，独断专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字里行间还表达了蔡元培先生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马兆北看完信以后，心情很不平静：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后来，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陶行知：甘为骆驼
一个孩子的母亲，因孩子把她刚买回家的一块金表当成新鲜玩具给摆弄坏了，就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孩子的老师。不料，这位老师却幽默地说：“恐怕一个中国的‘爱迪生’被你枪毙了。”这个母亲不解其意，老师给她分析说：“孩子的这种行为是创造力的一种表现，你不该打孩子，要解放孩子的双手，让他从小就有动手的机会。”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这位母亲听了老师的话，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迭。
“补救的方法是有的。”老师接着说：“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把金表送到钟表铺，让孩子站在一旁看修表匠如何修理。这样，钟表铺就成了课堂，修表匠就成了先生，你的孩子就成了学生，修表费就成了学费，你孩子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说不定，他还可以学会修理呢！”
这个故事中的那位老师就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自己进入反省室
陶行知先生，在创办南京晓庄学校的初期，曾作过一条规定，即全校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喝酒，违者要进自省室里反省。
一次，晓庄的农友请陶校长吃饭，农友们敬他一杯酒，陶行知一再解释说不能喝，农友们却坚持道：“您不喝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瞧不起我们就不算我们的朋友。”
陶行知没办法，只好把酒喝掉了。农民们非常高兴，把陶校长引为自己的朋友。他们哪里知道，陶行知一返回学校，便立即进自省室里了。
为了苦孩子，甘为骆驼
1941年，在极端困难和不断遇到迫害的严重情况下，陶行知更表现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反共的阴霾笼罩下，物价暴涨不停，育才学校开支发生了极大困难，常有断炊之忧。他以至于发出了现在“我不得不和米价赛跑”的感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乘机向他提出，如同意他们派训育主任，即可拨给全部经费，但遭到陶行知断然拒绝。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刻，陶行知不得不忍痛宣布，全校节衣缩食，每天改吃两餐。他甚至提出要像武训那样用“行乞兴学”的精神来度过难关。1944年9月25日，陶行知在为画家沈淑羊画的《武训画像》题词时，深情地写道：“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陶行知自己节衣缩食，把捐到的涓涓滴滴都拿去哺养儿童。常穿着敝衣奔走于富贵大人和太太之门，他从英国回来之时曾买了一件晴雨夹大衣，穿久了，又脏又破，他便把它翻过来穿。一次去找一位阔大人，通报的人说：“先生，对不起，我们老爷向来不接待这样装束的人，请你回去吧。”陶行知不慌不忙，掏出一张名片来递给他，那人只好恭顺地送进去了。
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粪、种田、种菜、养鱼，他请唐家洼一位出色的庄稼人唐老头教大家耕种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头的学生。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我们的老师。那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扫地、抹桌、烧饭……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听差、伙夫，陶行知也亲自参与其事。
梅贻琦：不苟取分文
1931年冬，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自此连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他上任后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按旧例，连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由公务人员按时送到。他却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他的小轿车。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从不讲究吃饭，处处精打细算。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见证着他廉洁、持身以俭的工作作风。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民众生活极其贫困。作为教师阶层的教授的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出国生活的舒适而甘于清贫，从教不辍，这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崇高精神气节的体现。梅贻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教师一样，抱定了“科教救国”的信念。他的弟弟梅贻宝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在西南联合大学还流传着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话。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1939年间还能维持一家人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物价飙升就不能撑到下半个月了。于是，教授夫人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梅夫人视力不好，就与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为“定胜糕”，隐含“一定胜利”之意。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掩，但还是被人知道了。于是，梅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流传得很远。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紧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陈鹤琴：来世还想做教师
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14年，陈鹤琴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学医，是当时许多留学生的志愿。因为一则利国利民，二则学成后就业容易。陈鹤琴最初也是这个志愿。但是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轮上，陈鹤琴的思想上却展开了斗争：“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人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医人的。我喜欢儿童，儿童也喜欢我。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的好。”满怀救国热望的陈鹤琴，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打定主意，放弃学医，献身于苦难祖国的教育事业。
陈鹤琴对学生关怀备至，胜过自己的儿女。有一个同学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眼看就要失学。陈鹤琴设法把她母亲接来，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使这个学生能够读下去。还有一个学生的祖父强迫她嫁给姐夫当填房，并以断绝经济支持相要挟。陈鹤琴给那个学生的家乡的地方长官写了封信，请他秉公处理，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那位地方长官很敬佩陈鹤琴，责令那个学生的祖父按时供应她必需的钱粮，并尊重她婚姻自主。后来，那位地方长官放弃官职俸禄，慕名而来，到陈鹤琴的幼师任教。
1951年8月，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陈鹤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在会议闭幕宴会上，他被代表们推举出来讲几句话。他说：“我今年60岁。假如有人问我：‘你来生愿意干什么？’我说：‘我还愿意做教师’。要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太喜欢孩子’。”
李敷仁：最后一个过河
我国人民教育家、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很强调“为人师表”、“以身作则”。1947年8月16日，李敷仁带领延安大学师生住在黄河岸边的木头峪。这时，蒋胡(指胡宗南)的军队从三面开来，上级命令沿大河向东转移。但当时木头峪渡口渡船很少，人员、物资和牲口聚集很多，敌军迫近，师生情绪紧张，争着抢渡船。李敷仁毫不慌张，命令高中部和教育班先渡河，然后又组织其他师生住宿等待。有人关切地让他先上船，他说：“我要最后过河，我要看着把每个学生送过河去，我才上船！”第二天，李敷仁带领其余师生，沿河北上，到谭家坪才乘船过了黄河。
杨昌济：伦理教授重言更重行
杨昌济字华生，后改名怀中。湖南长沙板仓人，是近代知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湖南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晚年任北京大学“伦理学”和“伦理学史”教授。他以高尚的道德修养，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和影响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群有为的青年。
1909年，杨昌济在英国学习。他十分注意研究英国人民的生活风貌，并从中肯定那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不随便借钱和用别人的钱，等等，他都一一注意观察，加以肯定。他十分赞赏“西洋人于小事亦分明有界限”的习惯，如寄信时，向别人借了邮票一定要给钱；几个人同坐公共汽车，进餐馆，一人付了款，其他人也要把钱凑足交他。杨昌济说，中国人就是不一样，认为这么一点钱不值得还，如果还了，就是轻视出钱者；有时候即使真还钱，受钱者也往往佯推故逊，或伪为发怒，实际上心里并不是真不要。他认为这样做很不好，容易导致伪善。后来杨昌济回国后曾认真实行这种“银钱上权限分明主义”。他在长沙经常要过江授课，有时同舟学生代他交了船钱，他事后一定把船钱还给学生。
杨昌济是一个治学严谨，而且道德高尚的人，他坚信他的伦理学，努力向学生灌输一种公正、道德、正义、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准则。1912年他从伦敦留学回国，正巧，当时湖南都督谭延闿正在罗致人才。听说杨昌济素有声望，就想请他担任省公署的教育司长，他婉言谢绝了。他不愿意去逢迎官场的卑鄙肮脏，却选择了被人冷落的师范学校教员的职务，而且自题了这样一副对联以明志：“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张伯苓：与学生一起戒烟
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1919年之后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一次，他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俏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责难，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唤工友将自己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打那以后，他再也不吸烟了。
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并不是生财赚钱的工具。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诉你，这确实不是大话。他以身作则节约学校的每一个铜板。他每月取于学习的报酬，只是中心校长的一份薪水。大学成立后，他也只在此之上加三、四十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分之一。他每次到北京办事，为替学校省钱，总是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一元。张伯苓常常在外为学校募款，几千、几万、几十万元，都分毫不差交到学校，未有一文入了私囊。
徐特立：以诗育德
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当校长时，他在学生由自修室通往教室、饭厅的走廊上，悬挂两块很大的黑板。这两块黑板不贴布告，不写格言，也不报告学校里面的消息，它是专供徐老写诗的。徐老发现学生有优点时，必定写诗加以表扬；发现学生有缺点时，必定写诗加以批评。所以写诗成了徐老每日不可缺少的工作和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有一次，一个叫单秀霞的学生，因寝室熄了灯，便约了同学偷偷地跑到厕所为她爱人打毛线衣。厕所里的电灯是通宵不熄的。徐老站在门外细声叫喊：“睡呀，睡呀！”单等即时就寝，并以为明天徐老一定会骂他们，但次日她们并没有挨骂，只看见黑板上写了一首诗：“昨天已经三更天，厕所偷光把衣编。爱人要紧我同意，不爱自己我着急。东边奔跑到西边，不仅打衣还聊天。莫说交谈声细细，夜深亦复扰人眠。”
斯霞：学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斯霞，出生于诸暨一个贫寒家庭的孩子，先后在浙江绍兴、萧山、杭州等地的小学任教，1932年进入南师大附小工作后，她就再也没离开过小学教育这块土地。在70年的执教岁月里，斯霞老师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为教育思想宝库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她的“童心母爱”论。用她的解释就是：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掌握知识，更要有童心，有母爱。要与孩子打成一片，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这一理论在她退休后的很多年里仍一直坚持不懈地实践着。学生已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003年6月底，斯霞老师因为肾衰竭住进了医院，从那时起一直到她去世这段日子里，斯霞老师是在病床上与病魔作最后的斗争。期间，大部分时间里斯霞老师一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中，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每当有学生来探望时，斯霞总能睁开双眼，准确地叫上学生的姓名，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感动。斯霞老师为什么能记起每个学生呢？据知情人介绍，斯霞老师在任教期间对她的每一个学生都十分了解，都要逐一进行家访，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给老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在教一年级时，孩子们还没来报到之前，斯老师会拿着学生的名单，一家一家去家访，了解孩子的个性特点，有什么喜好，所以当斯老师在开学时见到孩子们时，她对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斯霞老师的孙女今年30岁，小时候只上过一个月的南师附小，问及原因，她有点羞涩：“奶奶在南师附小工作，妈妈怕我在那儿上学影响不好，就让我转学了……”
斯霞老师70多岁时和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帮孩子们甩长绳。
退休后的很多年，90高龄的斯霞都坚持每天到学校看看，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她要走遍学校的30间教室，看看每个孩子；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斯老师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她还是坚持每天“踱”到学校，再后来，斯老师由女儿扶着来学校看看。
苏步青：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
1931年，苏步青获理学博士，在研究院里有点“名气”，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职、高薪聘请他，爱人和孩子也都在日本，何去何从？他想到，自己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现在祖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要以自己的学识和才智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他毅然回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拍来特急电报，再次聘请他就任该校数学教授，各种待遇从优；不久又接到一份特急电报，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火速去日本仙台见最后一面。苏步青体谅夫人的心情，对她说，你回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松本来子想到丈夫的生活和事业，她担心万一战局恶化，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苏步青的身边，也打消了.我的老师
“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们哺育了一棵又一棵稚嫩的幼苗，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出色的人才。在她们那精心呵护之下，我们健康、活泼的成长。在那么多的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她——教了我半个学期的数学老师——陈老师。
陈老师中等身材，留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白净的脸上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仿佛能够看出我们同学的内心世界。但是，她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她那爱生如子的好品质。
记得有一次，我发了高烧，烧到了三十九度五。恰好爸爸出差了，妈妈又在值班，所以我没有去学校请假。陈老师知道后，立马来到我家看望我。她握着我的手，微笑着对我说：“孩子，你发烧了，高烧三十九度五呢！你想吃点什么，老师去给你买……”当时，我虽然高烧不退，但我神志很清醒。“陈老师，您来了。”我对陈老师说。“是的，孩子，老师来了。孩子，你感觉怎么样？”这时，我的眼睛湿乎乎的……第二天，我还是没有去学校上课，陈老师又来看望我了。她见我捧着语文书，便对我说：“孩子，你别太累了，等你病好后，我们都会帮你补课的，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休息……”我心中汹涌澎湃：陈老师，您每天忠于家务，忙于家务，现在我病了，您又来看望我……想到这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陈老师的关心下，我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回到学校，我就参加了期中考试，由于这几天没有上课，我才考了70多分。这时候，陈老师又忙来安慰我：“孩子，这次考试没有考好不怪你，来，我帮你把落下的功课补上吧！这道题……”在陈老师的帮助下，期末考试，我终于取得了100分的好成绩。陈老师在“寄语表”上写到:“‘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祝贺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成绩只能代表过去，不能够代表未来，愿你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看完这张“寄语表”后，我多想对陈老师说:“陈老师，在我这100分里，有一半分是您的，谢谢您！”
现在，我来到了北京。虽然离开了陈老师，可我还是想对她说:“陈老师，您永远是我最尊敬、最爱戴的人！”
2.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孙涵泊，是朋友的孩子。今年三岁半。他不漂亮，也少言语，平时不准父母杀鸡剖鱼，很有些良善，但对家里的所有来客却不瞅不睬，表情木然，显得傲慢。开始我见他只逗着取乐，到后来便不敢放肆，认了他是老师。许多人都笑我认三岁半的小孩为师，是我疯了，或耍矫情。我说这就是你们的错误了，谁规定老师只能是以小认大？孙涵泊！孙老师，他是该做我的老师的。
幼儿园的阿姨领了孩子们去郊游，他也在其中，阿姨摘了一抱花分给大家，轮到他，他不接，小眼睛翻着白，鼻翼一扇一扇的。阿姨问：你不要？他说：“花疼不疼？”对于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我也常常就不觉得了它的美好，不爱惜，不保卫，有时是觉出了它的美好，因为自己没有，生嫉恨，多诽谤，甚至参与加害和摧残。孙涵泊却慈悲，视一切都有生命，都应尊重和和平相处，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晚上看电视，七点钟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国歌，他就要站在椅子上，不管在座的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惊讶还是嗤笑，目不旁视，双手打起节拍。我是没有这种大气派的，为了自己的身家平安和一点事业，时时小心，事事怯场，挑了鸡蛋挑子过闹市，不敢挤人，唯恐人挤，应忍的忍了，不应忍的也忍了，最多只写“转毁为缘，默雷止谤”自慰，结果失了许多志气，误了许多正事。孙涵泊却无所畏惧，竟敢指挥国歌，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在他家书写条幅，许多人围着看，一片叫好，他也挤了过来，头歪着，一手掏耳屎。他爹问：你来看什么？他说：“看写。”再问：写的什么？说：“字。”又问：什么字？说：“黑字。”我的文章和书法本不高明，却向来有人恭维，我也是恭维过别人的，比如听别人说过某某的文章好，拿来看了，怎么也看不出好在哪里，但我要在文坛上混，又要证明我的鉴赏水平，或者某某是权威，是著名的，我得表示谦虚和尊敬，我得需要提拔加获奖，我也就说：“好呀，当然是好呀，你瞧，他写的这副联，××××××××××春，多好！”孙涵泊不管形势，不瞧脸色，不慎句酌字，拐弯抹角，直奔事物根本，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街上两人争执，先是对骂，再是拳脚，一个脸上就流下血来，遂抓起了旁边肉店案上的砍刀，围观的人轰然走散，他爹牵他正好经过，便跑过去立于两人之间，大喊：“不许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不许打仗！”现在的人很烦，似乎吃了炸药，鸡毛蒜皮的事也要闹出个流血事件，但街头上的斗殴发生了，却没有几个前去制止的。我也是，怕偏护了弱者挨强者的刀子，怕去制伏强者，弱者悄然遁去，警察来了脱离不了干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一走了之，事后连个证明也不肯做。孙涵泊安危度外，大义凛然，有徐洪刚的英勇精神，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春节里，朋友带了他去一个同事家拜年，墙上新挂了印有西方诸神油画的年历，神是裸着或半裸着，来客没人时都注目偷看，一有旁人就脸色严肃。那同事也觉得年历不好，用红纸剪了小袄儿贴在那裸体上，大家才嗤嗤发笑起来，故意指着裸着的胸脯问他：这是什么？他玩变形金刚，玩得正起劲，看了一下，说：“妈妈的奶！”说罢又忙他的操作。男人们看待女人，要么视为神，要么视神是裸肉，身上会痒的，却绝口不当众说破，不说破而再不会忘记，独处里作了非非之想。我看这年历是这样的感觉，去庙里拜菩萨也觉得菩萨美丽，有过单相思，也有过那个——我还是不敢说——不敢说，只想可以是完人，是君子圣人，说了就是低级趣味，是流氓，千刀万剐。孙涵泊没有世俗，他不认作是神就敬畏，烧香磕头，他也不认作是裸体就产生邪念，他看了就看作是人的某一部位，是妈妈的某一部位，他说了也就完了，不虚伪不究竟，不自欺不欺人，平平常常，坦坦然然，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话少，对我没有悬河般的教导，
孔子去世以后，学生们不但经常谈起他的思想、道德、遭遇，还常常清晰地回忆起他的日常为人。孔子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仪表。在待人接物方面，事事处处做到有礼有节，言行适度，举动文雅，在衣食住行方面也养成了一些好习惯。例如，和乡下人一块饮酒时，喝完酒以后总是让年长的先走，然后自己才退出来。吃着饭的时候，不和别人交谈；临睡之前，不高谈阔论。
孔子既注重礼貌，又很强调要有真情实感。他很富有同情心。本来孔子好唱歌，但是遇到人家办丧事的时候，这一天他就不再唱歌了。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他不曾吃饱过。他看见盲人、穿孝服的人，即使对方年轻，也一定站起来；路上碰到的也赶快迎上前去。一天，有位盲人乐师来见孔子，孔子赶紧迎上去。乐师走到台阶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台阶”。当走到席子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席子”。等乐师坐下以后，孔子又向他一一介绍屋子里的人，说：“某某坐在这里，某某坐在那里”。送走乐师以后，学生子张便问道：“这样不是太麻烦吗？”孔子回答说：“接待盲人就应该这样”。有一次马棚失火，孔子赶紧问：“伤着人了吗？”并不问伤没伤马。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事被捕，进了监狱。孔子并没有嫌弃他，认为“他虽然进了监狱，但并不是他的罪过”，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孔子也很爱惜动物。据说孔子养的一条狗死了，便叫子贡给埋起来。他对子贡说：“我听说，破帐子别扔，好埋马；破车盖儿别扔，好埋狗。我连车盖儿也没有，你拿我的破席子把狗盖上吧，别叫他脑袋露着啊！”
孔子很喜欢结交朋友。对于朋友之情，他很珍惜，就是和自己作风不同的人也不肯轻易绝交。他和原壤的交往就是如此。原壤是鲁国人，孔子早年的朋友，为人狂放，不拘礼节，思想作风和孔子很不同。可是孔子和他相处得很好，直到老年仍保持着密切交往。孔子给人的印象是谦和的，可是他对于认为应该做的事，便坚决地去做，百折不挠。他说：“看见道义上该做的事而不去做，这就是没有勇气”。他还提出“当仁不让于师”。
蔡元培：称新生为“先生”
1916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先生从马车上下来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您请。”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不住地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们见此情景，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佩服。
当时，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报到那天，天空晴朗，气候宜人，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迈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谁知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张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的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霎时涌上了心头。他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信发出去以后，马兆北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本来嘛，人家是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愤恨情绪而已。于是，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谁曾想，过了几天，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信，打开一看，见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材谨启”，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急忙观看全文，只见信中写道：“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信中表现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他办事绝不擅做主张，独断专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字里行间还表达了蔡元培先生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马兆北看完信以后，心情很不平静：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后来，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陶行知：甘为骆驼
一个孩子的母亲，因孩子把她刚买回家的一块金表当成新鲜玩具给摆弄坏了，就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孩子的老师。不料，这位老师却幽默地说：“恐怕一个中国的‘爱迪生’被你枪毙了。”这个母亲不解其意，老师给她分析说：“孩子的这种行为是创造力的一种表现，你不该打孩子，要解放孩子的双手，让他从小就有动手的机会。”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这位母亲听了老师的话，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迭。
“补救的方法是有的。”老师接着说：“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把金表送到钟表铺，让孩子站在一旁看修表匠如何修理。这样，钟表铺就成了课堂，修表匠就成了先生，你的孩子就成了学生，修表费就成了学费，你孩子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说不定，他还可以学会修理呢！”
这个故事中的那位老师就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自己进入反省室
陶行知先生，在创办南京晓庄学校的初期，曾作过一条规定，即全校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喝酒，违者要进自省室里反省。
一次，晓庄的农友请陶校长吃饭，农友们敬他一杯酒，陶行知一再解释说不能喝，农友们却坚持道：“您不喝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瞧不起我们就不算我们的朋友。”
陶行知没办法，只好把酒喝掉了。农民们非常高兴，把陶校长引为自己的朋友。他们哪里知道，陶行知一返回学校，便立即进自省室里了。
为了苦孩子，甘为骆驼
1941年，在极端困难和不断遇到迫害的严重情况下，陶行知更表现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反共的阴霾笼罩下，物价暴涨不停，育才学校开支发生了极大困难，常有断炊之忧。他以至于发出了现在“我不得不和米价赛跑”的感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乘机向他提出，如同意他们派训育主任，即可拨给全部经费，但遭到陶行知断然拒绝。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刻，陶行知不得不忍痛宣布，全校节衣缩食，每天改吃两餐。他甚至提出要像武训那样用“行乞兴学”的精神来度过难关。1944年9月25日，陶行知在为画家沈淑羊画的《武训画像》题词时，深情地写道：“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陶行知自己节衣缩食，把捐到的涓涓滴滴都拿去哺养儿童。常穿着敝衣奔走于富贵大人和太太之门，他从英国回来之时曾买了一件晴雨夹大衣，穿久了，又脏又破，他便把它翻过来穿。一次去找一位阔大人，通报的人说：“先生，对不起，我们老爷向来不接待这样装束的人，请你回去吧。”陶行知不慌不忙，掏出一张名片来递给他，那人只好恭顺地送进去了。
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粪、种田、种菜、养鱼，他请唐家洼一位出色的庄稼人唐老头教大家耕种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头的学生。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我们的老师。那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扫地、抹桌、烧饭……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听差、伙夫，陶行知也亲自参与其事。
梅贻琦：不苟取分文
1931年冬，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自此连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他上任后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按旧例，连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由公务人员按时送到。他却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他的小轿车。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从不讲究吃饭，处处精打细算。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见证着他廉洁、持身以俭的工作作风。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民众生活极其贫困。作为教师阶层的教授的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出国生活的舒适而甘于清贫，从教不辍，这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崇高精神气节的体现。梅贻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教师一样，抱定了“科教救国”的信念。他的弟弟梅贻宝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在西南联合大学还流传着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话。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1939年间还能维持一家人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物价飙升就不能撑到下半个月了。于是，教授夫人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梅夫人视力不好，就与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为“定胜糕”，隐含“一定胜利”之意。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掩，但还是被人知道了。于是，梅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流传得很远。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紧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陈鹤琴：来世还想做教师
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14年，陈鹤琴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学医，是当时许多留学生的志愿。因为一则利国利民，二则学成后就业容易。陈鹤琴最初也是这个志愿。但是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轮上，陈鹤琴的思想上却展开了斗争：“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人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医人的。我喜欢儿童，儿童也喜欢我。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的好。”满怀救国热望的陈鹤琴，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打定主意，放弃学医，献身于苦难祖国的教育事业。
陈鹤琴对学生关怀备至，胜过自己的儿女。有一个同学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眼看就要失学。陈鹤琴设法把她母亲接来，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使这个学生能够读下去。还有一个学生的祖父强迫她嫁给姐夫当填房，并以断绝经济支持相要挟。陈鹤琴给那个学生的家乡的地方长官写了封信，请他秉公处理，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那位地方长官很敬佩陈鹤琴，责令那个学生的祖父按时供应她必需的钱粮，并尊重她婚姻自主。后来，那位地方长官放弃官职俸禄，慕名而来，到陈鹤琴的幼师任教。
1951年8月，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陈鹤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在会议闭幕宴会上，他被代表们推举出来讲几句话。他说：“我今年60岁。假如有人问我：‘你来生愿意干什么？’我说：‘我还愿意做教师’。要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太喜欢孩子’。”
李敷仁：最后一个过河
我国人民教育家、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很强调“为人师表”、“以身作则”。1947年8月16日，李敷仁带领延安大学师生住在黄河岸边的木头峪。这时，蒋胡(指胡宗南)的军队从三面开来，上级命令沿大河向东转移。但当时木头峪渡口渡船很少，人员、物资和牲口聚集很多，敌军迫近，师生情绪紧张，争着抢渡船。李敷仁毫不慌张，命令高中部和教育班先渡河，然后又组织其他师生住宿等待。有人关切地让他先上船，他说：“我要最后过河，我要看着把每个学生送过河去，我才上船！”第二天，李敷仁带领其余师生，沿河北上，到谭家坪才乘船过了黄河。
杨昌济：伦理教授重言更重行
杨昌济字华生，后改名怀中。湖南长沙板仓人，是近代知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湖南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晚年任北京大学“伦理学”和“伦理学史”教授。他以高尚的道德修养，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和影响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群有为的青年。
1909年，杨昌济在英国学习。他十分注意研究英国人民的生活风貌，并从中肯定那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不随便借钱和用别人的钱，等等，他都一一注意观察，加以肯定。他十分赞赏“西洋人于小事亦分明有界限”的习惯，如寄信时，向别人借了邮票一定要给钱；几个人同坐公共汽车，进餐馆，一人付了款，其他人也要把钱凑足交他。杨昌济说，中国人就是不一样，认为这么一点钱不值得还，如果还了，就是轻视出钱者；有时候即使真还钱，受钱者也往往佯推故逊，或伪为发怒，实际上心里并不是真不要。他认为这样做很不好，容易导致伪善。后来杨昌济回国后曾认真实行这种“银钱上权限分明主义”。他在长沙经常要过江授课，有时同舟学生代他交了船钱，他事后一定把船钱还给学生。
杨昌济是一个治学严谨，而且道德高尚的人，他坚信他的伦理学，努力向学生灌输一种公正、道德、正义、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准则。1912年他从伦敦留学回国，正巧，当时湖南都督谭延闿正在罗致人才。听说杨昌济素有声望，就想请他担任省公署的教育司长，他婉言谢绝了。他不愿意去逢迎官场的卑鄙肮脏，却选择了被人冷落的师范学校教员的职务，而且自题了这样一副对联以明志：“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张伯苓：与学生一起戒烟
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1919年之后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一次，他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俏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责难，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唤工友将自己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打那以后，他再也不吸烟了。
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并不是生财赚钱的工具。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诉你，这确实不是大话。他以身作则节约学校的每一个铜板。他每月取于学习的报酬，只是中心校长的一份薪水。大学成立后，他也只在此之上加三、四十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分之一。他每次到北京办事，为替学校省钱，总是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一元。张伯苓常常在外为学校募款，几千、几万、几十万元，都分毫不差交到学校，未有一文入了私囊。
徐特立：以诗育德
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当校长时，他在学生由自修室通往教室、饭厅的走廊上，悬挂两块很大的黑板。这两块黑板不贴布告，不写格言，也不报告学校里面的消息，它是专供徐老写诗的。徐老发现学生有优点时，必定写诗加以表扬；发现学生有缺点时，必定写诗加以批评。所以写诗成了徐老每日不可缺少的工作和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有一次，一个叫单秀霞的学生，因寝室熄了灯，便约了同学偷偷地跑到厕所为她爱人打毛线衣。厕所里的电灯是通宵不熄的。徐老站在门外细声叫喊：“睡呀，睡呀！”单等即时就寝，并以为明天徐老一定会骂他们，但次日她们并没有挨骂，只看见黑板上写了一首诗：“昨天已经三更天，厕所偷光把衣编。爱人要紧我同意，不爱自己我着急。东边奔跑到西边，不仅打衣还聊天。莫说交谈声细细，夜深亦复扰人眠。”
斯霞：学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斯霞，出生于诸暨一个贫寒家庭的孩子，先后在浙江绍兴、萧山、杭州等地的小学任教，1932年进入南师大附小工作后，她就再也没离开过小学教育这块土地。在70年的执教岁月里，斯霞老师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为教育思想宝库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她的“童心母爱”论。用她的解释就是：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掌握知识，更要有童心，有母爱。要与孩子打成一片，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这一理论在她退休后的很多年里仍一直坚持不懈地实践着。学生已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003年6月底，斯霞老师因为肾衰竭住进了医院，从那时起一直到她去世这段日子里，斯霞老师是在病床上与病魔作最后的斗争。期间，大部分时间里斯霞老师一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中，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每当有学生来探望时，斯霞总能睁开双眼，准确地叫上学生的姓名，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感动。斯霞老师为什么能记起每个学生呢？据知情人介绍，斯霞老师在任教期间对她的每一个学生都十分了解，都要逐一进行家访，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给老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在教一年级时，孩子们还没来报到之前，斯老师会拿着学生的名单，一家一家去家访，了解孩子的个性特点，有什么喜好，所以当斯老师在开学时见到孩子们时，她对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斯霞老师的孙女今年30岁，小时候只上过一个月的南师附小，问及原因，她有点羞涩：“奶奶在南师附小工作，妈妈怕我在那儿上学影响不好，就让我转学了……”
斯霞老师70多岁时和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帮孩子们甩长绳。
退休后的很多年，90高龄的斯霞都坚持每天到学校看看，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她要走遍学校的30间教室，看看每个孩子；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斯老师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她还是坚持每天“踱”到学校，再后来，斯老师由女儿扶着来学校看看。
苏步青：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
1931年，苏步青获理学博士，在研究院里有点“名气”，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职、高薪聘请他，爱人和孩子也都在日本，何去何从？他想到，自己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现在祖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要以自己的学识和才智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他毅然回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拍来特急电报，再次聘请他就任该校数学教授，各种待遇从优；不久又接到一份特急电报，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火速去日本仙台见最后一面。苏步青体谅夫人的心情，对她说，你回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松本来子想到丈夫的生活和事业，她担心万一战局恶化，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苏步青的身边，也打消了.我的老师
“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们哺育了一棵又一棵稚嫩的幼苗，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出色的人才。在她们那精心呵护之下，我们健康、活泼的成长。在那么多的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她——教了我半个学期的数学老师——陈老师。
陈老师中等身材，留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白净的脸上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仿佛能够看出我们同学的内心世界。但是，她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她那爱生如子的好品质。
记得有一次，我发了高烧，烧到了三十九度五。恰好爸爸出差了，妈妈又在值班，所以我没有去学校请假。陈老师知道后，立马来到我家看望我。她握着我的手，微笑着对我说：“孩子，你发烧了，高烧三十九度五呢！你想吃点什么，老师去给你买……”当时，我虽然高烧不退，但我神志很清醒。“陈老师，您来了。”我对陈老师说。“是的，孩子，老师来了。孩子，你感觉怎么样？”这时，我的眼睛湿乎乎的……第二天，我还是没有去学校上课，陈老师又来看望我了。她见我捧着语文书，便对我说：“孩子，你别太累了，等你病好后，我们都会帮你补课的，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休息……”我心中汹涌澎湃：陈老师，您每天忠于家务，忙于家务，现在我病了，您又来看望我……想到这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陈老师的关心下，我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回到学校，我就参加了期中考试，由于这几天没有上课，我才考了70多分。这时候，陈老师又忙来安慰我：“孩子，这次考试没有考好不怪你，来，我帮你把落下的功课补上吧！这道题……”在陈老师的帮助下，期末考试，我终于取得了100分的好成绩。陈老师在“寄语表”上写到:“‘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祝贺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成绩只能代表过去，不能够代表未来，愿你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看完这张“寄语表”后，我多想对陈老师说:“陈老师，在我这100分里，有一半分是您的，谢谢您！”
现在，我来到了北京。虽然离开了陈老师，可我还是想对她说:“陈老师，您永远是我最尊敬、最爱戴的人！”
2.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孙涵泊，是朋友的孩子。今年三岁半。他不漂亮，也少言语，平时不准父母杀鸡剖鱼，很有些良善，但对家里的所有来客却不瞅不睬，表情木然，显得傲慢。开始我见他只逗着取乐，到后来便不敢放肆，认了他是老师。许多人都笑我认三岁半的小孩为师，是我疯了，或耍矫情。我说这就是你们的错误了，谁规定老师只能是以小认大？孙涵泊！孙老师，他是该做我的老师的。
幼儿园的阿姨领了孩子们去郊游，他也在其中，阿姨摘了一抱花分给大家，轮到他，他不接，小眼睛翻着白，鼻翼一扇一扇的。阿姨问：你不要？他说：“花疼不疼？”对于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我也常常就不觉得了它的美好，不爱惜，不保卫，有时是觉出了它的美好，因为自己没有，生嫉恨，多诽谤，甚至参与加害和摧残。孙涵泊却慈悲，视一切都有生命，都应尊重和和平相处，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晚上看电视，七点钟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国歌，他就要站在椅子上，不管在座的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惊讶还是嗤笑，目不旁视，双手打起节拍。我是没有这种大气派的，为了自己的身家平安和一点事业，时时小心，事事怯场，挑了鸡蛋挑子过闹市，不敢挤人，唯恐人挤，应忍的忍了，不应忍的也忍了，最多只写“转毁为缘，默雷止谤”自慰，结果失了许多志气，误了许多正事。孙涵泊却无所畏惧，竟敢指挥国歌，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在他家书写条幅，许多人围着看，一片叫好，他也挤了过来，头歪着，一手掏耳屎。他爹问：你来看什么？他说：“看写。”再问：写的什么？说：“字。”又问：什么字？说：“黑字。”我的文章和书法本不高明，却向来有人恭维，我也是恭维过别人的，比如听别人说过某某的文章好，拿来看了，怎么也看不出好在哪里，但我要在文坛上混，又要证明我的鉴赏水平，或者某某是权威，是著名的，我得表示谦虚和尊敬，我得需要提拔加获奖，我也就说：“好呀，当然是好呀，你瞧，他写的这副联，××××××××××春，多好！”孙涵泊不管形势，不瞧脸色，不慎句酌字，拐弯抹角，直奔事物根本，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街上两人争执，先是对骂，再是拳脚，一个脸上就流下血来，遂抓起了旁边肉店案上的砍刀，围观的人轰然走散，他爹牵他正好经过，便跑过去立于两人之间，大喊：“不许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不许打仗！”现在的人很烦，似乎吃了炸药，鸡毛蒜皮的事也要闹出个流血事件，但街头上的斗殴发生了，却没有几个前去制止的。我也是，怕偏护了弱者挨强者的刀子，怕去制伏强者，弱者悄然遁去，警察来了脱离不了干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一走了之，事后连个证明也不肯做。孙涵泊安危度外，大义凛然，有徐洪刚的英勇精神，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春节里，朋友带了他去一个同事家拜年，墙上新挂了印有西方诸神油画的年历，神是裸着或半裸着，来客没人时都注目偷看，一有旁人就脸色严肃。那同事也觉得年历不好，用红纸剪了小袄儿贴在那裸体上，大家才嗤嗤发笑起来，故意指着裸着的胸脯问他：这是什么？他玩变形金刚，玩得正起劲，看了一下，说：“妈妈的奶！”说罢又忙他的操作。男人们看待女人，要么视为神，要么视神是裸肉，身上会痒的，却绝口不当众说破，不说破而再不会忘记，独处里作了非非之想。我看这年历是这样的感觉，去庙里拜菩萨也觉得菩萨美丽，有过单相思，也有过那个——我还是不敢说——不敢说，只想可以是完人，是君子圣人，说了就是低级趣味，是流氓，千刀万剐。孙涵泊没有世俗，他不认作是神就敬畏，烧香磕头，他也不认作是裸体就产生邪念，他看了就看作是人的某一部位，是妈妈的某一部位，他说了也就完了，不虚伪不究竟，不自欺不欺人，平平常常，坦坦然然，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话少，对我没有悬河般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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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老师
“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们哺育了一棵又一棵稚嫩的幼苗，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出色的人才。在她们那精心呵护之下，我们健康、活泼的成长。在那么多的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她——教了我半个学期的数学老师——陈老师。
陈老师中等身材，留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白净的脸上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仿佛能够看出我们同学的内心世界。但是，她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她那爱生如子的好品质。
记得有一次，我发了高烧，烧到了三十九度五。恰好爸爸出差了，妈妈又在值班，所以我没有去学校请假。陈老师知道后，立马来到我家看望我。她握着我的手，微笑着对我说：“孩子，你发烧了，高烧三十九度五呢！你想吃点什么，老师去给你买……”当时，我虽然高烧不退，但我神志很清醒。“陈老师，您来了。”我对陈老师说。“是的，孩子，老师来了。孩子，你感觉怎么样？”这时，我的眼睛湿乎乎的……第二天，我还是没有去学校上课，陈老师又来看望我了。她见我捧着语文书，便对我说：“孩子，你别太累了，等你病好后，我们都会帮你补课的，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休息……”我心中汹涌澎湃：陈老师，您每天忠于家务，忙于家务，现在我病了，您又来看望我……想到这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陈老师的关心下，我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回到学校，我就参加了期中考试，由于这几天没有上课，我才考了70多分。这时候，陈老师又忙来安慰我：“孩子，这次考试没有考好不怪你，来，我帮你把落下的功课补上吧！这道题……”在陈老师的帮助下，期末考试，我终于取得了100分的好成绩。陈老师在“寄语表”上写到:“‘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祝贺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成绩只能代表过去，不能够代表未来，愿你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看完这张“寄语表”后，我多想对陈老师说:“陈老师，在我这100分里，有一半分是您的，谢谢您！”
现在，我来到了北京。虽然离开了陈老师，可我还是想对她说:“陈老师，您永远是我最尊敬、最爱戴的人！”
2.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孙涵泊，是朋友的孩子。今年三岁半。他不漂亮，也少言语，平时不准父母杀鸡剖鱼，很有些良善，但对家里的所有来客却不瞅不睬，表情木然，显得傲慢。开始我见他只逗着取乐，到后来便不敢放肆，认了他是老师。许多人都笑我认三岁半的小孩为师，是我疯了，或耍矫情。我说这就是你们的错误了，谁规定老师只能是以小认大？孙涵泊！孙老师，他是该做我的老师的。
幼儿园的阿姨领了孩子们去郊游，他也在其中，阿姨摘了一抱花分给大家，轮到他，他不接，小眼睛翻着白，鼻翼一扇一扇的。阿姨问：你不要？他说：“花疼不疼？”对于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我也常常就不觉得了它的美好，不爱惜，不保卫，有时是觉出了它的美好，因为自己没有，生嫉恨，多诽谤，甚至参与加害和摧残。孙涵泊却慈悲，视一切都有生命，都应尊重和和平相处，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晚上看电视，七点钟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国歌，他就要站在椅子上，不管在座的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惊讶还是嗤笑，目不旁视，双手打起节拍。我是没有这种大气派的，为了自己的身家平安和一点事业，时时小心，事事怯场，挑了鸡蛋挑子过闹市，不敢挤人，唯恐人挤，应忍的忍了，不应忍的也忍了，最多只写“转毁为缘，默雷止谤”自慰，结果失了许多志气，误了许多正事。孙涵泊却无所畏惧，竟敢指挥国歌，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在他家书写条幅，许多人围着看，一片叫好，他也挤了过来，头歪着，一手掏耳屎。他爹问：你来看什么？他说：“看写。”再问：写的什么？说：“字。”又问：什么字？说：“黑字。”我的文章和书法本不高明，却向来有人恭维，我也是恭维过别人的，比如听别人说过某某的文章好，拿来看了，怎么也看不出好在哪里，但我要在文坛上混，又要证明我的鉴赏水平，或者某某是权威，是著名的，我得表示谦虚和尊敬，我得需要提拔加获奖，我也就说：“好呀，当然是好呀，你瞧，他写的这副联，××××××××××春，多好！”孙涵泊不管形势，不瞧脸色，不慎句酌字，拐弯抹角，直奔事物根本，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街上两人争执，先是对骂，再是拳脚，一个脸上就流下血来，遂抓起了旁边肉店案上的砍刀，围观的人轰然走散，他爹牵他正好经过，便跑过去立于两人之间，大喊：“不许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不许打仗！”现在的人很烦，似乎吃了炸药，鸡毛蒜皮的事也要闹出个流血事件，但街头上的斗殴发生了，却没有几个前去制止的。我也是，怕偏护了弱者挨强者的刀子，怕去制伏强者，弱者悄然遁去，警察来了脱离不了干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一走了之，事后连个证明也不肯做。孙涵泊安危度外，大义凛然，有徐洪刚的英勇精神，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春节里，朋友带了他去一个同事家拜年，墙上新挂了印有西方诸神油画的年历，神是裸着或半裸着，来客没人时都注目偷看，一有旁人就脸色严肃。那同事也觉得年历不好，用红纸剪了小袄儿贴在那裸体上，大家才嗤嗤发笑起来，故意指着裸着的胸脯问他：这是什么？他玩变形金刚，玩得正起劲，看了一下，说：“妈妈的奶！”说罢又忙他的操作。男人们看待女人，要么视为神，要么视神是裸肉，身上会痒的，却绝口不当众说破，不说破而再不会忘记，独处里作了非非之想。我看这年历是这样的感觉，去庙里拜菩萨也觉得菩萨美丽，有过单相思，也有过那个——我还是不敢说——不敢说，只想可以是完人，是君子圣人，说了就是低级趣味，是流氓，千刀万剐。孙涵泊没有世俗，他不认作是神就敬畏，烧香磕头，他也不认作是裸体就产生邪念，他看了就看作是人的某一部位，是妈妈的某一部位，他说了也就完了，不虚伪不究竟，不自欺不欺人，平平常常，坦坦然然，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话少，对我没有悬河般的教导，不布置作业，他从未以有我这么个学生而得意过，却始终表情木然，样子傲慢。我琢磨，或许他这样正是要我明白“口锐者天钝之，目空者鬼障之”的道理。我是诚惶诚恐地待我的老师的，他使我不断地发现着我的卑劣，知道了羞耻，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人接触了我的老师都要羞耻的。所以，我没有理由不称他是老师！我的老师也将不会只有我一个学生吧？
3.敬爱的老师你们好：
今天——9月10日，又是一个祥和的日子，一个喜庆的日子，一个隆重的日子！敬爱的老师，今天是您又一个光辉的节日，在这里我向全体老师道声: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一棵禾苗的茁壮成长，离不开雨露的滋润，一朵含苞的花蕾，需要园丁的呵护，老师，您就是雨露，您就是园丁；老师，您是清晨第一缕霞光，融化了夜的愚昧和无知。老师，您是巍巍长城脚下的绿荫，遮住了塞北的寒风和黄沙！敬爱的老师，记不得多少次了，宿舍的灯熄了，稍一倾身子，隔着窗户便看到了您办公的屋子，您平时高大的背影在灯光中显得那么单薄，那时，我就想，老师，您是那天际的星辰吗？沉沉的夜色当中，披星戴月的工作您冷吗？您不孤独吗？您不疲倦吗？老师，您是不倦的春蚕，是不熄的蜡烛，您为了您的学生呕心沥血这样不辞劳苦的工作，我们每位学生都会铭记在心，永远的感谢你们，敬爱的老师！老师，您用您渊博的学识传授给我们知识，您无私奉献的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什么才是崇高，您用尽了您的一切铸就了我们将来的辉煌，敬爱的老师，您在我们心目中站里成了一片独特的风景，它平凡而伟大，它朴素而崇高！老师，您给我们这么多，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报答您，好好学习，用优异的成绩作为您的节日礼物。
教师节诗歌：
多少年季节轮回，多少个春夏秋冬，
你是红烛燃烧着亮丽的生命，
奉献几多血和汗，不求青史留英名，
你用真情传播着智慧的火种。
就象那春蚕献出一生的忠诚，
就象那冬梅吟唱着早春的歌声。
多少个不眼之夜，多少次灯光长明，
你在漫漫的长夜里有伏案的身影，
青丝之间添华发，三尺讲台荡笑声，
你用友爱缩短着心与心的路程。
你是那阳光融化冷漠的冰雪，
你是那向导引人走出科学的迷宫。
啊！光荣的教师，辛勤的园丁!
桃李芬芳是你的欢乐，默默奉献无私的心灵。
啊！光荣的教师，辛勤的园丁！
4.教师节的感恩
一位退休教师说：“教师节应该是一个感恩的日子——学生感谢老师的爱护和教诲，老师们也应该感谢学生给予的信任和支持。”这是一组教师的文章，也是珍藏多年的对昔日师长的感激和对学生的谢意。
教师节的感恩
沈建华
想过要当教师，上师范大学的时候，我还总是想方设法要摆脱当教师的命运。可是，后来我竟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初衷，这种改变是从实习期接触学生的时候开始的。那群孩子让我拥有了生命中许多幸福的第一次，为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因为对生活的淡然，以前我从未想过要为自己的生日庆贺，可是在我成为实习老师的那个冬天，我第一次收到了学生给我的生日礼物和祝福，那一刻我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尽管常常羡慕有鲜花相伴的女孩，但我却从未得到过，也是在初为人师的那个教师节，我第一次收到了来自学生的玫瑰。这些生命中的第一次，足以让我回味到永远。
我要感谢教师节，它是一个让我收获自信和幸福的节日。在我的第一个教师节里，除了新学生送的鲜花，我还意外地收到了实习学校学生寄来的贺卡。这些贺卡上写着：“虽然我们的相处只有短短两个月，但我觉得你是一个相当好的老师，你待人温柔，关心、理解学生，真希望你永远做我们的老师！”“其实你一点不像老师，就像我们的姐姐一样……我们真的都很喜欢你，常和我们写信联络好吗？”虽然已经离开他们，可是一字一句地读着那些话语，我却感到他们离我很近，他们的信任和鼓励就像美丽的火花，不停地点燃着我的激情，让我勇敢而自信地向前走去。
当一张张充满情谊的贺卡轻轻飘落，当一句句炙热的话语映入眼帘，我在幸福地思考：该如何回报这种爱？尽管教师这个职业曾经让我不屑，但是当我真的成为教师，并且在学生的祝福声中度过一个个教师节的时候，我却开始埋怨自己为他们付出得太少，开始责备自己从前的无知与肤浅。孩子是最好的教育者，因为他们，我爱上了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
那一张新年贺卡
王幸福
1987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当新年临近时，每天都能看到学校里的哥哥姐姐聚集到小摊儿前，挑选着自己喜爱的贺卡，于是我心里也产生了一个想法：新年到了，我也要买上几张贺卡，送给我的老师。
以后的几天里，每天我都要节省父母给的零花钱，为的是能买上几张心爱的贺卡。一星期下来，买贺卡的钱已积攒得差不多了，我在小摊前挑了又挑，选了又选，买了两套自己喜欢的明信片：一套是《济公》的；一套是《西游记》的明信片。
离新年越来越近了，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拿出彩色画笔，在一张张明信片上写下了送给老师的心里话。12月31日这一天，可把我给忙坏了，我的小手里捧着数张明信片，在楼里跑来跑去。一会儿工夫，明信片都送了出去，我心里也踏实下来，赶紧跑回教室去参加年级联欢会。
不一会儿，教美术的高老师敲开了教室的门，向我招了招手，我马上离开座位跑出去。高老师说：“王幸福，老师今天亲手绘制了一张贺年卡，我把它送给你，祝你新年快乐！”当时，我真是激动不已，因为我从没想过老师竟然会给我送贺卡！这是我童年生活中收到的第一张贺卡，也是惟一一张老师送的贺卡。对于这意外的惊喜，我别提有多高兴了；同学们对这张漂亮的贺卡也都爱不释手，羡慕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向我投来。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如今，我也走上了教师的岗位，延续着我的老师的事业。去年秋天，我当上了一年级的班主任。一开学，就有孩子送给我“小纸花”、“小剪纸”和自己制作的“小衣服”、“小裤子”、“小照相机”……看着他们，我想起了儿时的自己。临近新年时，初为人师的我，也想学学我的老师的做法，亲手制作新年贺卡，送给孩子们一份祝福、一份快乐、一份期望。
微笑
于克欣
自从我踏上工作岗位成为一名教师后，我就不断地想起曾经教授我“教育学”的汝老师，总想写点什么，为了汝老师，也为了自己。
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汝老师的微笑，那自然而友善的微笑。课堂上，汝老师总是在微笑，微笑着把她收集的大量资料介绍给我们，微笑着引导我们投入知识的海洋……她用微笑与学生保持着联系与交流，我们从她的微笑中获得了鼓励与信任。
现在正大力提倡“研究性学习”，而早在8年前，汝老师已在课堂上教我们合作探究——她要求我们广泛地收集资料，写出一种教学法的渊源、发展、代表人物……在她的指导帮助下，同学们竟然都写出了洋洋洒洒的数千文字。现在想来，汝老师的超前意识让我佩服不已。
汝老师自己有很多藏书，她将这些图书带到学校与我们共享，帮我们建立读书卡片。师范学校的老师是不必“坐班”的，但她从不在课后一走了之，而愿意与学生在一起。她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在她微笑的目光中，我们开始读书，开始积累……
现在我也是一名教师了，几年的工作经历更使我体会到当年汝老师对教育的执着，对学生的热爱。每当想起汝老师优美的微笑，我也总是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对着我的学生、我的工作。
“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们哺育了一棵又一棵稚嫩的幼苗，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出色的人才。在她们那精心呵护之下，我们健康、活泼的成长。在那么多的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她——教了我半个学期的数学老师——陈老师。
陈老师中等身材，留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白净的脸上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仿佛能够看出我们同学的内心世界。但是，她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她那爱生如子的好品质。
记得有一次，我发了高烧，烧到了三十九度五。恰好爸爸出差了，妈妈又在值班，所以我没有去学校请假。陈老师知道后，立马来到我家看望我。她握着我的手，微笑着对我说：“孩子，你发烧了，高烧三十九度五呢！你想吃点什么，老师去给你买……”当时，我虽然高烧不退，但我神志很清醒。“陈老师，您来了。”我对陈老师说。“是的，孩子，老师来了。孩子，你感觉怎么样？”这时，我的眼睛湿乎乎的……第二天，我还是没有去学校上课，陈老师又来看望我了。她见我捧着语文书，便对我说：“孩子，你别太累了，等你病好后，我们都会帮你补课的，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休息……”我心中汹涌澎湃：陈老师，您每天忠于家务，忙于家务，现在我病了，您又来看望我……想到这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陈老师的关心下，我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回到学校，我就参加了期中考试，由于这几天没有上课，我才考了70多分。这时候，陈老师又忙来安慰我：“孩子，这次考试没有考好不怪你，来，我帮你把落下的功课补上吧！这道题……”在陈老师的帮助下，期末考试，我终于取得了100分的好成绩。陈老师在“寄语表”上写到:“‘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祝贺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成绩只能代表过去，不能够代表未来，愿你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看完这张“寄语表”后，我多想对陈老师说:“陈老师，在我这100分里，有一半分是您的，谢谢您！”
现在，我来到了北京。虽然离开了陈老师，可我还是想对她说:“陈老师，您永远是我最尊敬、最爱戴的人！”
2.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孙涵泊，是朋友的孩子。今年三岁半。他不漂亮，也少言语，平时不准父母杀鸡剖鱼，很有些良善，但对家里的所有来客却不瞅不睬，表情木然，显得傲慢。开始我见他只逗着取乐，到后来便不敢放肆，认了他是老师。许多人都笑我认三岁半的小孩为师，是我疯了，或耍矫情。我说这就是你们的错误了，谁规定老师只能是以小认大？孙涵泊！孙老师，他是该做我的老师的。
幼儿园的阿姨领了孩子们去郊游，他也在其中，阿姨摘了一抱花分给大家，轮到他，他不接，小眼睛翻着白，鼻翼一扇一扇的。阿姨问：你不要？他说：“花疼不疼？”对于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我也常常就不觉得了它的美好，不爱惜，不保卫，有时是觉出了它的美好，因为自己没有，生嫉恨，多诽谤，甚至参与加害和摧残。孙涵泊却慈悲，视一切都有生命，都应尊重和和平相处，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晚上看电视，七点钟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国歌，他就要站在椅子上，不管在座的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惊讶还是嗤笑，目不旁视，双手打起节拍。我是没有这种大气派的，为了自己的身家平安和一点事业，时时小心，事事怯场，挑了鸡蛋挑子过闹市，不敢挤人，唯恐人挤，应忍的忍了，不应忍的也忍了，最多只写“转毁为缘，默雷止谤”自慰，结果失了许多志气，误了许多正事。孙涵泊却无所畏惧，竟敢指挥国歌，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在他家书写条幅，许多人围着看，一片叫好，他也挤了过来，头歪着，一手掏耳屎。他爹问：你来看什么？他说：“看写。”再问：写的什么？说：“字。”又问：什么字？说：“黑字。”我的文章和书法本不高明，却向来有人恭维，我也是恭维过别人的，比如听别人说过某某的文章好，拿来看了，怎么也看不出好在哪里，但我要在文坛上混，又要证明我的鉴赏水平，或者某某是权威，是著名的，我得表示谦虚和尊敬，我得需要提拔加获奖，我也就说：“好呀，当然是好呀，你瞧，他写的这副联，××××××××××春，多好！”孙涵泊不管形势，不瞧脸色，不慎句酌字，拐弯抹角，直奔事物根本，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街上两人争执，先是对骂，再是拳脚，一个脸上就流下血来，遂抓起了旁边肉店案上的砍刀，围观的人轰然走散，他爹牵他正好经过，便跑过去立于两人之间，大喊：“不许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不许打仗！”现在的人很烦，似乎吃了炸药，鸡毛蒜皮的事也要闹出个流血事件，但街头上的斗殴发生了，却没有几个前去制止的。我也是，怕偏护了弱者挨强者的刀子，怕去制伏强者，弱者悄然遁去，警察来了脱离不了干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一走了之，事后连个证明也不肯做。孙涵泊安危度外，大义凛然，有徐洪刚的英勇精神，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春节里，朋友带了他去一个同事家拜年，墙上新挂了印有西方诸神油画的年历，神是裸着或半裸着，来客没人时都注目偷看，一有旁人就脸色严肃。那同事也觉得年历不好，用红纸剪了小袄儿贴在那裸体上，大家才嗤嗤发笑起来，故意指着裸着的胸脯问他：这是什么？他玩变形金刚，玩得正起劲，看了一下，说：“妈妈的奶！”说罢又忙他的操作。男人们看待女人，要么视为神，要么视神是裸肉，身上会痒的，却绝口不当众说破，不说破而再不会忘记，独处里作了非非之想。我看这年历是这样的感觉，去庙里拜菩萨也觉得菩萨美丽，有过单相思，也有过那个——我还是不敢说——不敢说，只想可以是完人，是君子圣人，说了就是低级趣味，是流氓，千刀万剐。孙涵泊没有世俗，他不认作是神就敬畏，烧香磕头，他也不认作是裸体就产生邪念，他看了就看作是人的某一部位，是妈妈的某一部位，他说了也就完了，不虚伪不究竟，不自欺不欺人，平平常常，坦坦然然，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话少，对我没有悬河般的教导，不布置作业，他从未以有我这么个学生而得意过，却始终表情木然，样子傲慢。我琢磨，或许他这样正是要我明白“口锐者天钝之，目空者鬼障之”的道理。我是诚惶诚恐地待我的老师的，他使我不断地发现着我的卑劣，知道了羞耻，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人接触了我的老师都要羞耻的。所以，我没有理由不称他是老师！我的老师也将不会只有我一个学生吧？
3.敬爱的老师你们好：
今天——9月10日，又是一个祥和的日子，一个喜庆的日子，一个隆重的日子！敬爱的老师，今天是您又一个光辉的节日，在这里我向全体老师道声: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一棵禾苗的茁壮成长，离不开雨露的滋润，一朵含苞的花蕾，需要园丁的呵护，老师，您就是雨露，您就是园丁；老师，您是清晨第一缕霞光，融化了夜的愚昧和无知。老师，您是巍巍长城脚下的绿荫，遮住了塞北的寒风和黄沙！敬爱的老师，记不得多少次了，宿舍的灯熄了，稍一倾身子，隔着窗户便看到了您办公的屋子，您平时高大的背影在灯光中显得那么单薄，那时，我就想，老师，您是那天际的星辰吗？沉沉的夜色当中，披星戴月的工作您冷吗？您不孤独吗？您不疲倦吗？老师，您是不倦的春蚕，是不熄的蜡烛，您为了您的学生呕心沥血这样不辞劳苦的工作，我们每位学生都会铭记在心，永远的感谢你们，敬爱的老师！老师，您用您渊博的学识传授给我们知识，您无私奉献的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什么才是崇高，您用尽了您的一切铸就了我们将来的辉煌，敬爱的老师，您在我们心目中站里成了一片独特的风景，它平凡而伟大，它朴素而崇高！老师，您给我们这么多，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报答您，好好学习，用优异的成绩作为您的节日礼物。
教师节诗歌：
多少年季节轮回，多少个春夏秋冬，
你是红烛燃烧着亮丽的生命，
奉献几多血和汗，不求青史留英名，
你用真情传播着智慧的火种。
就象那春蚕献出一生的忠诚，
就象那冬梅吟唱着早春的歌声。
多少个不眼之夜，多少次灯光长明，
你在漫漫的长夜里有伏案的身影，
青丝之间添华发，三尺讲台荡笑声，
你用友爱缩短着心与心的路程。
你是那阳光融化冷漠的冰雪，
你是那向导引人走出科学的迷宫。
啊！光荣的教师，辛勤的园丁!
桃李芬芳是你的欢乐，默默奉献无私的心灵。
啊！光荣的教师，辛勤的园丁！
4.教师节的感恩
一位退休教师说：“教师节应该是一个感恩的日子——学生感谢老师的爱护和教诲，老师们也应该感谢学生给予的信任和支持。”这是一组教师的文章，也是珍藏多年的对昔日师长的感激和对学生的谢意。
教师节的感恩
沈建华
想过要当教师，上师范大学的时候，我还总是想方设法要摆脱当教师的命运。可是，后来我竟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初衷，这种改变是从实习期接触学生的时候开始的。那群孩子让我拥有了生命中许多幸福的第一次，为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因为对生活的淡然，以前我从未想过要为自己的生日庆贺，可是在我成为实习老师的那个冬天，我第一次收到了学生给我的生日礼物和祝福，那一刻我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尽管常常羡慕有鲜花相伴的女孩，但我却从未得到过，也是在初为人师的那个教师节，我第一次收到了来自学生的玫瑰。这些生命中的第一次，足以让我回味到永远。
我要感谢教师节，它是一个让我收获自信和幸福的节日。在我的第一个教师节里，除了新学生送的鲜花，我还意外地收到了实习学校学生寄来的贺卡。这些贺卡上写着：“虽然我们的相处只有短短两个月，但我觉得你是一个相当好的老师，你待人温柔，关心、理解学生，真希望你永远做我们的老师！”“其实你一点不像老师，就像我们的姐姐一样……我们真的都很喜欢你，常和我们写信联络好吗？”虽然已经离开他们，可是一字一句地读着那些话语，我却感到他们离我很近，他们的信任和鼓励就像美丽的火花，不停地点燃着我的激情，让我勇敢而自信地向前走去。
当一张张充满情谊的贺卡轻轻飘落，当一句句炙热的话语映入眼帘，我在幸福地思考：该如何回报这种爱？尽管教师这个职业曾经让我不屑，但是当我真的成为教师，并且在学生的祝福声中度过一个个教师节的时候，我却开始埋怨自己为他们付出得太少，开始责备自己从前的无知与肤浅。孩子是最好的教育者，因为他们，我爱上了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
那一张新年贺卡
王幸福
1987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当新年临近时，每天都能看到学校里的哥哥姐姐聚集到小摊儿前，挑选着自己喜爱的贺卡，于是我心里也产生了一个想法：新年到了，我也要买上几张贺卡，送给我的老师。
以后的几天里，每天我都要节省父母给的零花钱，为的是能买上几张心爱的贺卡。一星期下来，买贺卡的钱已积攒得差不多了，我在小摊前挑了又挑，选了又选，买了两套自己喜欢的明信片：一套是《济公》的；一套是《西游记》的明信片。
离新年越来越近了，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拿出彩色画笔，在一张张明信片上写下了送给老师的心里话。12月31日这一天，可把我给忙坏了，我的小手里捧着数张明信片，在楼里跑来跑去。一会儿工夫，明信片都送了出去，我心里也踏实下来，赶紧跑回教室去参加年级联欢会。
不一会儿，教美术的高老师敲开了教室的门，向我招了招手，我马上离开座位跑出去。高老师说：“王幸福，老师今天亲手绘制了一张贺年卡，我把它送给你，祝你新年快乐！”当时，我真是激动不已，因为我从没想过老师竟然会给我送贺卡！这是我童年生活中收到的第一张贺卡，也是惟一一张老师送的贺卡。对于这意外的惊喜，我别提有多高兴了；同学们对这张漂亮的贺卡也都爱不释手，羡慕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向我投来。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如今，我也走上了教师的岗位，延续着我的老师的事业。去年秋天，我当上了一年级的班主任。一开学，就有孩子送给我“小纸花”、“小剪纸”和自己制作的“小衣服”、“小裤子”、“小照相机”……看着他们，我想起了儿时的自己。临近新年时，初为人师的我，也想学学我的老师的做法，亲手制作新年贺卡，送给孩子们一份祝福、一份快乐、一份期望。
微笑
于克欣
自从我踏上工作岗位成为一名教师后，我就不断地想起曾经教授我“教育学”的汝老师，总想写点什么，为了汝老师，也为了自己。
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汝老师的微笑，那自然而友善的微笑。课堂上，汝老师总是在微笑，微笑着把她收集的大量资料介绍给我们，微笑着引导我们投入知识的海洋……她用微笑与学生保持着联系与交流，我们从她的微笑中获得了鼓励与信任。
现在正大力提倡“研究性学习”，而早在8年前，汝老师已在课堂上教我们合作探究——她要求我们广泛地收集资料，写出一种教学法的渊源、发展、代表人物……在她的指导帮助下，同学们竟然都写出了洋洋洒洒的数千文字。现在想来，汝老师的超前意识让我佩服不已。
汝老师自己有很多藏书，她将这些图书带到学校与我们共享，帮我们建立读书卡片。师范学校的老师是不必“坐班”的，但她从不在课后一走了之，而愿意与学生在一起。她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在她微笑的目光中，我们开始读书，开始积累……
现在我也是一名教师了，几年的工作经历更使我体会到当年汝老师对教育的执着，对学生的热爱。每当想起汝老师优美的微笑，我也总是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对着我的学生、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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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称新生为“先生”
1916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先生从马车上下来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您请。”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不住地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们见此情景，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佩服。
当时，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报到那天，天空晴朗，气候宜人，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迈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谁知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张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的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霎时涌上了心头。他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信发出去以后，马兆北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本来嘛，人家是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愤恨情绪而已。于是，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谁曾想，过了几天，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信，打开一看，见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材谨启”，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急忙观看全文，只见信中写道：“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信中表现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他办事绝不擅做主张，独断专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字里行间还表达了蔡元培先生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马兆北看完信以后，心情很不平静：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后来，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在藏书镇无不传颂着藏书实验小学姚雪芳老师三年来精心照顾患病婆婆的故事。
十多年前，姚雪芳老师的婆婆王秀凤患老年痴呆症，不会说话，不会行走，大小便没有感觉，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以前患病婆婆由退休的公公照顾，但三年前公公患癌症病逝，照料婆婆的担子就落到了媳妇姚雪芳老师的身上。给患病婆婆洗澡、擦身、洗脚、喂饭、端便盆等事姚雪芳老师主动承担下来。为了方便照顾好婆婆，她把患病婆婆睡的床搬到自己的房间，让婆婆睡在自己的身边。为了减轻婆婆的痛苦，一有空就给婆婆按摩。冬天替婆婆暖身，夏天替婆婆打扇，尽心尽力地照顾好婆婆。
夏天，天气特别炎热，对于瘫痪的病人来说是最难熬的。对于照顾婆婆的姚雪芳老师来讲也是最艰难的日子。为了让患病的婆婆舒适一点，每个夏天，她天天都要帮婆婆洗澡，把婆婆从床上抱到浴缸内，又从浴缸抱到床上。有一次，姚雪芳老师刚刚帮婆婆洗好澡，从浴缸中抱到床上，就发现婆婆大小便在床上了，她二话没说，再帮婆婆擦干净，换上了干净的床被，重新给婆婆洗澡。
去年七月，姚雪芳老师的婆婆住进苏州附二院。在七天的住院期间，几乎天天由姚老师陪护。在医院里婆婆天天挂水，挂到深夜，有时要挂到凌晨两三点，姚老师只有在挂大瓶盐水的时候才敢稍微合合眼。同病房的人看了都说：“这怎么吃得消，身体健健康康的也要被拖垮的。”“长病无孝子，何况是媳妇呀！真是难得！”姚老师硬是挺了过来。临出院时，一个医院护工说：“我在这里做了十几年的护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媳妇。”
现在，由于婆婆大脑、小脑、脑干萎缩，她的面部肌肉松弛无力，因此下颌关节经常脱位，一个星期中要脱位五六次，为了婆婆的身体不受途中的颠簸之苦，姚老师心想：只有自己学会了复位的技术，才能免去把婆婆从医院送进送出的麻烦。于是姚老师主动到医院向医生请教怎样复位，在医生的精心指导下掌握了复位的技术，现在婆婆的下颌关节脱位在家中姚老师就能自己处理了。
三年过去了，姚老师以特有的孝心，精心照料着婆婆，支撑着婆婆顽强地活下去。难怪邻居和同事都纷纷感慨：即使是女儿服侍自己的母亲，也没有这样的耐心，这样的媳妇是打着灯笼也无处找啊！
1916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先生从马车上下来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您请。”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不住地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们见此情景，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佩服。
当时，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报到那天，天空晴朗，气候宜人，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迈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谁知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张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的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霎时涌上了心头。他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信发出去以后，马兆北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本来嘛，人家是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愤恨情绪而已。于是，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谁曾想，过了几天，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信，打开一看，见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材谨启”，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急忙观看全文，只见信中写道：“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信中表现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他办事绝不擅做主张，独断专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字里行间还表达了蔡元培先生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马兆北看完信以后，心情很不平静：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后来，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在藏书镇无不传颂着藏书实验小学姚雪芳老师三年来精心照顾患病婆婆的故事。
十多年前，姚雪芳老师的婆婆王秀凤患老年痴呆症，不会说话，不会行走，大小便没有感觉，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以前患病婆婆由退休的公公照顾，但三年前公公患癌症病逝，照料婆婆的担子就落到了媳妇姚雪芳老师的身上。给患病婆婆洗澡、擦身、洗脚、喂饭、端便盆等事姚雪芳老师主动承担下来。为了方便照顾好婆婆，她把患病婆婆睡的床搬到自己的房间，让婆婆睡在自己的身边。为了减轻婆婆的痛苦，一有空就给婆婆按摩。冬天替婆婆暖身，夏天替婆婆打扇，尽心尽力地照顾好婆婆。
夏天，天气特别炎热，对于瘫痪的病人来说是最难熬的。对于照顾婆婆的姚雪芳老师来讲也是最艰难的日子。为了让患病的婆婆舒适一点，每个夏天，她天天都要帮婆婆洗澡，把婆婆从床上抱到浴缸内，又从浴缸抱到床上。有一次，姚雪芳老师刚刚帮婆婆洗好澡，从浴缸中抱到床上，就发现婆婆大小便在床上了，她二话没说，再帮婆婆擦干净，换上了干净的床被，重新给婆婆洗澡。
去年七月，姚雪芳老师的婆婆住进苏州附二院。在七天的住院期间，几乎天天由姚老师陪护。在医院里婆婆天天挂水，挂到深夜，有时要挂到凌晨两三点，姚老师只有在挂大瓶盐水的时候才敢稍微合合眼。同病房的人看了都说：“这怎么吃得消，身体健健康康的也要被拖垮的。”“长病无孝子，何况是媳妇呀！真是难得！”姚老师硬是挺了过来。临出院时，一个医院护工说：“我在这里做了十几年的护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媳妇。”
现在，由于婆婆大脑、小脑、脑干萎缩，她的面部肌肉松弛无力，因此下颌关节经常脱位，一个星期中要脱位五六次，为了婆婆的身体不受途中的颠簸之苦，姚老师心想：只有自己学会了复位的技术，才能免去把婆婆从医院送进送出的麻烦。于是姚老师主动到医院向医生请教怎样复位，在医生的精心指导下掌握了复位的技术，现在婆婆的下颌关节脱位在家中姚老师就能自己处理了。
三年过去了，姚老师以特有的孝心，精心照料着婆婆，支撑着婆婆顽强地活下去。难怪邻居和同事都纷纷感慨：即使是女儿服侍自己的母亲，也没有这样的耐心，这样的媳妇是打着灯笼也无处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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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心中有爱
——记吴中区藏书实验小学周文英老师爱生小故事
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在第一线的最基层的教师，没有什么骄人的业绩，也没有什么耀眼的光环。从教整整二十年，年年担任繁重的班主任工作。但她感到很快乐，觉得生活很充实，很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她心中有一份爱，那是对工作的爱，对事业的爱，对学生的爱。在多年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她也深切地体会到，教育事业是一种爱的事业，教师只有心中有爱，才能把爱的阳光播洒到每个孩子的心中，使孩子在爱的阳光雨露中茁壮成长。她就是吴中区藏书实验小学的周文英老师。
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她怀着新的希望，带着真诚微笑，精神抖擞地踏进教室，（她总是喜欢用满腔的热情、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顿时班级里响起了师生亲热的问好声。突然，她看到前几天因为开盲肠炎而缺了一星期课的府宇杰同学，赶紧走过去，弯下腰，询问孩子的健康情况。不知是老师温柔的话语打动了他，还是孩子为落下一个星期功课而着急，他突然哭了起来。老师连忙轻拍孩子的肩膀，安慰并鼓励说，“别哭，你是个多么坚强的孩子，病还没好就来上学了。有这种精神，还怕跟不上其他同学？……”孩子听了，马上破涕为笑，其他同学也笑了，她也笑了。早读课结束了，她吩咐同学给府宇杰同学伸出帮助之手，又让该同学体育课暂时在教室休息，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
中午，她让那个生病孩子坐在她身边，和她一起吃午饭，不时把自己饭盒里的菜夹给孩子吃，顺便告诉孩子这几天的教学情况。孩子一边吃，一边不停地点着头。旁边的老师看见了打趣说，“周老师，你又多了一条小尾巴了？”
一天很快地过去了。清脆的下课铃响了。同学们都像小鸟一样飞出教室，兴高采烈地回家了。周文英老师又领着府宇杰同学来到办公室，帮助她补课。从识字到写字，从朗读到理解，只要孩子蹙起眉头，细心的她就耐心地再教一遍。不知不觉，办公室的教师都走光了，热闹的校园变得安静起来了。一篇课文终于辅导完了，可接送孩子的校车也开走了！
孩子的父亲在外地打工，母亲在上中班，家里没有人。周文英老师推起自己那辆破自行车，拖着疲惫的身躯，匆匆地送孩子回家。照着这对师生的，是夕阳的余辉；照着老师回家的，已是满天的星光……
这就是周文英老师紧张而普通的一天。怪不得，差生到了她的班级都能不断进步；怪不得，每一个学生都是那么热爱她，尊敬她。也正因为如此，她光荣地被评为苏州市优秀班主任工作者，苏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吴中区师德先进个人。
要得到学生的爱，教师首先需要付出爱，爱的教育才能唤醒学生心中的爱。周文英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心中有爱的老师。
“您就是我的母亲”
——记藏书实验小学殷培玲老师
殷培玲老师是一位在藏书中心小学辅导区任教多年的老教师。三十多年来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人们一谈起殷培玲老师就会不住地赞叹：殷老师对待学生真是‘不是母亲，却胜似母亲’。是的，殷培玲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师。“讲台上，书桌边，寒来暑往，洒下心血点点；润花蕾，育桃李，春华秋实，拳拳赤诚一片。”这首小诗就是殷培玲老师的真实写照。
有一年殷培玲老师任教一年级，班上转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这位学生叫马志良，一年级已经读了三年了，可是语文、数学两门功课还都是零分，显然是一位智力比较弱的学生。马志良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的情况非常着急，找到殷老师一边流泪一边说：“殷老师，我这个小孩怎么办呢？我们可就这么一个孩子呀！”殷老师看着家长那焦急的神情安慰他们说：“不要急，让我来试试。”为了更好地帮助这位学生，殷老师就让这位学生住在自己的家中，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带进带出。在生活上、学习上给予特殊的关怀。马志良识字慢，一个字，人家教三遍就会了，可他要教三十遍才能记住。但殷老师不怕麻烦，一遍又一遍地教，还动员全家人都教他。马志良虽然已经十岁，穿衣洗澡什么都不会，殷老师就每天给他穿衣、洗衣服、洗澡。就像母亲一样地照顾他。马志良有进步了，家长高兴地流出泪，连声说：“您真是我儿子的再生父母啊！”殷老师也会心地笑了。就这样马志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在殷老师家生活了整整六年。现在，这位同学不仅顺利地读完了初中，还独自在木渎开了一家羊肉店呢。
有一个学生名叫李倩，是殷老师同村的孩子，在殷老师所在学校读书，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这位学生的生活环境很不好，爸爸是个不负正业的人；妈妈是个外地人，常年也不回家，爷爷病重，只有奶奶一人工作。后来，爷爷也病逝了，奶奶又要上班又要送饭，那有这样的时间啊，十分着急。殷老师看到这种情况后就主动跟她奶奶说：“您不要着急，李倩今后跟我吃饭，您不要再送饭了。”李倩的奶奶听后感激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连声说谢谢。就这样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李倩转学为止，都跟着殷老师吃饭。平时，殷老师看到李倩同学的衣服破了，还给她买一些新衣服呢。现在，李倩同学读高中了，每个假期回家都去看望殷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您就是我的母亲！”
患病婆婆的好福气
——记藏书实验小学姚雪芳老师
在藏书镇无不传颂着藏书实验小学姚雪芳老师三年来精心照顾患病婆婆的故事。
十多年前，姚雪芳老师的婆婆王秀凤患老年痴呆症，不会说话，不会行走，大小便没有感觉，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以前患病婆婆由退休的公公照顾，但三年前公公患癌症病逝，照料婆婆的担子就落到了媳妇姚雪芳老师的身上。给患病婆婆洗澡、擦身、洗脚、喂饭、端便盆等事姚雪芳老师主动承担下来。为了方便照顾好婆婆，她把患病婆婆睡的床搬到自己的房间，让婆婆睡在自己的身边。为了减轻婆婆的痛苦，一有空就给婆婆按摩。冬天替婆婆暖身，夏天替婆婆打扇，尽心尽力地照顾好婆婆。
夏天，天气特别炎热，对于瘫痪的病人来说是最难熬的。对于照顾婆婆的姚雪芳老师来讲也是最艰难的日子。为了让患病的婆婆舒适一点，每个夏天，她天天都要帮婆婆洗澡，把婆婆从床上抱到浴缸内，又从浴缸抱到床上。有一次，姚雪芳老师刚刚帮婆婆洗好澡，从浴缸中抱到床上，就发现婆婆大小便在床上了，她二话没说，再帮婆婆擦干净，换上了干净的床被，重新给婆婆洗澡。
去年七月，姚雪芳老师的婆婆住进苏州附二院。在七天的住院期间，几乎天天由姚老师陪护。在医院里婆婆天天挂水，挂到深夜，有时要挂到凌晨两三点，姚老师只有在挂大瓶盐水的时候才敢稍微合合眼。同病房的人看了都说：“这怎么吃得消，身体健健康康的也要被拖垮的。”“长病无孝子，何况是媳妇呀！真是难得！”姚老师硬是挺了过来。临出院时，一个医院护工说：“我在这里做了十几年的护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媳妇。”
现在，由于婆婆大脑、小脑、脑干萎缩，她的面部肌肉松弛无力，因此下颌关节经常脱位，一个星期中要脱位五六次，为了婆婆的身体不受途中的颠簸之苦，姚老师心想：只有自己学会了复位的技术，才能免去把婆婆从医院送进送出的麻烦。于是姚老师主动到医院向医生请教怎样复位，在医生的精心指导下掌握了复位的技术，现在婆婆的下颌关节脱位在家中姚老师就能自己处理了。
三年过去了，姚老师以特有的孝心，精心照料着婆婆，支撑着婆婆顽强地活下去。难怪邻居和同事都纷纷感慨：即使是女儿服侍自己的母亲，也没有这样的耐心，这样的媳妇是打着灯笼也无处找啊！
——记吴中区藏书实验小学周文英老师爱生小故事
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在第一线的最基层的教师，没有什么骄人的业绩，也没有什么耀眼的光环。从教整整二十年，年年担任繁重的班主任工作。但她感到很快乐，觉得生活很充实，很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她心中有一份爱，那是对工作的爱，对事业的爱，对学生的爱。在多年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她也深切地体会到，教育事业是一种爱的事业，教师只有心中有爱，才能把爱的阳光播洒到每个孩子的心中，使孩子在爱的阳光雨露中茁壮成长。她就是吴中区藏书实验小学的周文英老师。
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她怀着新的希望，带着真诚微笑，精神抖擞地踏进教室，（她总是喜欢用满腔的热情、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顿时班级里响起了师生亲热的问好声。突然，她看到前几天因为开盲肠炎而缺了一星期课的府宇杰同学，赶紧走过去，弯下腰，询问孩子的健康情况。不知是老师温柔的话语打动了他，还是孩子为落下一个星期功课而着急，他突然哭了起来。老师连忙轻拍孩子的肩膀，安慰并鼓励说，“别哭，你是个多么坚强的孩子，病还没好就来上学了。有这种精神，还怕跟不上其他同学？……”孩子听了，马上破涕为笑，其他同学也笑了，她也笑了。早读课结束了，她吩咐同学给府宇杰同学伸出帮助之手，又让该同学体育课暂时在教室休息，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
中午，她让那个生病孩子坐在她身边，和她一起吃午饭，不时把自己饭盒里的菜夹给孩子吃，顺便告诉孩子这几天的教学情况。孩子一边吃，一边不停地点着头。旁边的老师看见了打趣说，“周老师，你又多了一条小尾巴了？”
一天很快地过去了。清脆的下课铃响了。同学们都像小鸟一样飞出教室，兴高采烈地回家了。周文英老师又领着府宇杰同学来到办公室，帮助她补课。从识字到写字，从朗读到理解，只要孩子蹙起眉头，细心的她就耐心地再教一遍。不知不觉，办公室的教师都走光了，热闹的校园变得安静起来了。一篇课文终于辅导完了，可接送孩子的校车也开走了！
孩子的父亲在外地打工，母亲在上中班，家里没有人。周文英老师推起自己那辆破自行车，拖着疲惫的身躯，匆匆地送孩子回家。照着这对师生的，是夕阳的余辉；照着老师回家的，已是满天的星光……
这就是周文英老师紧张而普通的一天。怪不得，差生到了她的班级都能不断进步；怪不得，每一个学生都是那么热爱她，尊敬她。也正因为如此，她光荣地被评为苏州市优秀班主任工作者，苏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吴中区师德先进个人。
要得到学生的爱，教师首先需要付出爱，爱的教育才能唤醒学生心中的爱。周文英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心中有爱的老师。
“您就是我的母亲”
——记藏书实验小学殷培玲老师
殷培玲老师是一位在藏书中心小学辅导区任教多年的老教师。三十多年来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人们一谈起殷培玲老师就会不住地赞叹：殷老师对待学生真是‘不是母亲，却胜似母亲’。是的，殷培玲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师。“讲台上，书桌边，寒来暑往，洒下心血点点；润花蕾，育桃李，春华秋实，拳拳赤诚一片。”这首小诗就是殷培玲老师的真实写照。
有一年殷培玲老师任教一年级，班上转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这位学生叫马志良，一年级已经读了三年了，可是语文、数学两门功课还都是零分，显然是一位智力比较弱的学生。马志良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的情况非常着急，找到殷老师一边流泪一边说：“殷老师，我这个小孩怎么办呢？我们可就这么一个孩子呀！”殷老师看着家长那焦急的神情安慰他们说：“不要急，让我来试试。”为了更好地帮助这位学生，殷老师就让这位学生住在自己的家中，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带进带出。在生活上、学习上给予特殊的关怀。马志良识字慢，一个字，人家教三遍就会了，可他要教三十遍才能记住。但殷老师不怕麻烦，一遍又一遍地教，还动员全家人都教他。马志良虽然已经十岁，穿衣洗澡什么都不会，殷老师就每天给他穿衣、洗衣服、洗澡。就像母亲一样地照顾他。马志良有进步了，家长高兴地流出泪，连声说：“您真是我儿子的再生父母啊！”殷老师也会心地笑了。就这样马志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在殷老师家生活了整整六年。现在，这位同学不仅顺利地读完了初中，还独自在木渎开了一家羊肉店呢。
有一个学生名叫李倩，是殷老师同村的孩子，在殷老师所在学校读书，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这位学生的生活环境很不好，爸爸是个不负正业的人；妈妈是个外地人，常年也不回家，爷爷病重，只有奶奶一人工作。后来，爷爷也病逝了，奶奶又要上班又要送饭，那有这样的时间啊，十分着急。殷老师看到这种情况后就主动跟她奶奶说：“您不要着急，李倩今后跟我吃饭，您不要再送饭了。”李倩的奶奶听后感激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连声说谢谢。就这样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李倩转学为止，都跟着殷老师吃饭。平时，殷老师看到李倩同学的衣服破了，还给她买一些新衣服呢。现在，李倩同学读高中了，每个假期回家都去看望殷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您就是我的母亲！”
患病婆婆的好福气
——记藏书实验小学姚雪芳老师
在藏书镇无不传颂着藏书实验小学姚雪芳老师三年来精心照顾患病婆婆的故事。
十多年前，姚雪芳老师的婆婆王秀凤患老年痴呆症，不会说话，不会行走，大小便没有感觉，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以前患病婆婆由退休的公公照顾，但三年前公公患癌症病逝，照料婆婆的担子就落到了媳妇姚雪芳老师的身上。给患病婆婆洗澡、擦身、洗脚、喂饭、端便盆等事姚雪芳老师主动承担下来。为了方便照顾好婆婆，她把患病婆婆睡的床搬到自己的房间，让婆婆睡在自己的身边。为了减轻婆婆的痛苦，一有空就给婆婆按摩。冬天替婆婆暖身，夏天替婆婆打扇，尽心尽力地照顾好婆婆。
夏天，天气特别炎热，对于瘫痪的病人来说是最难熬的。对于照顾婆婆的姚雪芳老师来讲也是最艰难的日子。为了让患病的婆婆舒适一点，每个夏天，她天天都要帮婆婆洗澡，把婆婆从床上抱到浴缸内，又从浴缸抱到床上。有一次，姚雪芳老师刚刚帮婆婆洗好澡，从浴缸中抱到床上，就发现婆婆大小便在床上了，她二话没说，再帮婆婆擦干净，换上了干净的床被，重新给婆婆洗澡。
去年七月，姚雪芳老师的婆婆住进苏州附二院。在七天的住院期间，几乎天天由姚老师陪护。在医院里婆婆天天挂水，挂到深夜，有时要挂到凌晨两三点，姚老师只有在挂大瓶盐水的时候才敢稍微合合眼。同病房的人看了都说：“这怎么吃得消，身体健健康康的也要被拖垮的。”“长病无孝子，何况是媳妇呀！真是难得！”姚老师硬是挺了过来。临出院时，一个医院护工说：“我在这里做了十几年的护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媳妇。”
现在，由于婆婆大脑、小脑、脑干萎缩，她的面部肌肉松弛无力，因此下颌关节经常脱位，一个星期中要脱位五六次，为了婆婆的身体不受途中的颠簸之苦，姚老师心想：只有自己学会了复位的技术，才能免去把婆婆从医院送进送出的麻烦。于是姚老师主动到医院向医生请教怎样复位，在医生的精心指导下掌握了复位的技术，现在婆婆的下颌关节脱位在家中姚老师就能自己处理了。
三年过去了，姚老师以特有的孝心，精心照料着婆婆，支撑着婆婆顽强地活下去。难怪邻居和同事都纷纷感慨：即使是女儿服侍自己的母亲，也没有这样的耐心，这样的媳妇是打着灯笼也无处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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