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篷船中选文中你感受道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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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用户
201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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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对家乡乌篷船的喜爱赞美之情
敛睿姿yI
2011-03-20 · 超过10用户采纳过TA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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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蓬船》的故乡情思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后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逐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念到他。我在浙东住了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三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了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故乡。
这是周作人《故乡的野菜》中的第一段,集中体现出一个学者的“家园情结”。诺瓦利斯所说:“哲学就是随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这个家园不是狭义的出生地,而是“来源与归属”。从理性而言,故乡是一个偶然的地点,与异地无异,但人生根本疑问的跟随,“来源与归属”的探求,使人无法摆脱故乡的影子。理智的周作人、虚无感很强的周作人要上述文章中极力淡化对于故乡的眷念,却在另一面常常表现着对故乡的草木、风土熟悉至入微的境地,凸现着感情的丰腴沉着,显示出一腔深情。在他的极大一部分作品,他频频描述故乡的乡土风情,创作出一批代表作,如《苦雨》、《乌篷船》、《北京茶食》……他童年的生活、故乡的点点滴滴,有着说不尽的话题。人的最初存在境,总是较深的渗透于人的思想、观念、道德、乃至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中去。故乡像肉体上一道擦不去的符咒,不时闪耀的灵光,如影随形。
周作人出生于有着长期文化传统、人物辈出的绍兴。自吴越以来,绍兴像一架出产文化名人的机器(可以发现,其中的名人以时代叛逆者和独立人格者居多,也许伟人就是对传统社会的反动而成其大名的),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命力极强的文化氛围,该地人性格坚韧,理智发达,善于生存,杰出之士更多是特立独行。幼年的周作人未必能意识于此,但他一成熟就主动地从绍兴人物中汲取营养。他几乎收罗到三千年来会稽、山阴人的所有著作,亲自编注,连野语村言的“徐文长的故事”也自己撰写。他的整个文艺观(创作观、神话观、歌谣观、民俗观等),甚至人生态度、世界观,都处处有出典与来历,几乎都可追究于绍兴,成了思想的库藏和结构基架。
林语堂回忆道:“……我上文说作人冷而鲁迅热,冷热以感情言也,两人都是绍兴师爷,都是深懂世故。”
周作人说:“……二、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种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都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我有志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为浙人,则我亦随便而已耳。”(
绍兴的环境据说是山水相应,峰壑竞秀,一般表现于人方面是心思慎密,俊丽深远。我们不能判定某个地域只会产生某种类型的人,但可以经过归纳得出粗线条的结论,绍兴的士人(知识分子)务实,深刻,思想趋于偏激,常露锋芒。周作人不是例外,可能主观上还以此为归属(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旧梦》中说:“我于别的事情都不喜讲地方主义,惟独在艺术上常感到其中区别。……所以固未必执守乡曲之见去做批评。但觉得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
周作人在绍兴的童年生活并不是美好如意的。他天性内向温和,不好玩乐。家庭的巨变给他留下尖锐的创伤(一如鲁迅),他对于童年生活津津乐道不过是经过滤后的记忆。他对故乡的人事之浇薄很不以为然,在晚年他屡次引用古句“五月杨梅三月笋,为何人不住山阴”。兴旺时捧场献花,衰败时落井下石,是常人的本能,并非绍兴的特产,却被鲁迅称为“这时别人的心肝也似乎有此了然”,周作人自然也看得真切仔细(周作人在《雨天的书》中与废名说到:“凡怀乡怀国的以及怀古,所怀者无非空想中的情景,若讲事实一样没有可爱……所以在史迹上很负盛名的于越在我心中只想到毛笋杨梅以及老酒,觉得可以享用,此外只有人民之鄙陋浅薄,天气之潮湿苦热等等,引起不快的追忆。”)。弗洛伊德在《诗人与幻想》中指出,作家的创作总是对过去的,特别是儿童期受抑制的经验的回忆。回忆恢复了过去被潜抑的经验的动力,从而产生了要求补偿实现它的愿望。童年的阴影深远而沉痛。我相信,成年后的周作人一回忆从前,胸臆间会立刻充满对世事炎凉的失望对他人势利的本能反感,无论后来的他摆出何等平和的姿态,都无法压制心头的憎恶和对人生的狰狞阴暗的刻骨铭心的失望。
形式影响内容,语言影响思想。周作人讲到:
“故乡的山水风物,因为熟习亲近的缘故,的确可以令人流连记忆,不过这如隔绝了便愈久愈疏,即使或者会形诸梦寐,事实上总没有关系了。在另一方面,他给予我们一个极大的影响,就相要摆脱也无法摆脱的,那就是语言。普通提起的方言似乎注重那特殊的声音。我所觉得有兴趣的乃在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我尝猜一个人的文章往往暗中受他方言的支配。假如他不去模拟而诚实地表现自己。”(
文章即思想,人的性格差异与语言特点有着一定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周作人、鲁迅最惯用、最擅长的表达是皮里阳秋、正话反说,这与绍兴方言以刚为主,刚柔兼济的特点相一致。无论鲁迅的时刚时柔、周作人的表面和气从容,从根本而言,都有根针在心间,他们都是我行我素,倔强刚硬,不在时俗下就范。兄弟失和至死不解,鲁迅的“我一个也不宽恕”都是充分的体现,这是极可能与社会发生冲突的,只要有一点契机。事实上,生活里不会缺少火星和炸药。
命运之神总带些恶意。一个激烈的出生地,大起大落的童年,动荡变幻的社会,终于把周氏兄弟逼至“出走”,并形成“叛徒”的个性(周作人一向以叛徒和隐士自居,他在《泽泻集.序》中提到: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也提到“我爱绅士的态度和流氓的精神”,鲁迅也说自己从旧堡垒出来杀“回马枪”的。在当今意识形态中,做旧文化的“叛徒”可敬,做旧道德的“叛徒”就不妙了),再无法真实面对,只能暂且努力刻画景致尚算不差的故地。记忆的筛子把灿烂的展示给别人,而留给自己的总是黑暗的颗粒。而这些颗粒,就是强烈的隐痛。
周作人《乌篷船》的艺术特点.
《乌篷船》是一篇美文,纯净无华,淡泊自然,却淡而有味。其主要艺术特色有:
①文章主体是乌篷船,但却不枯燥。仿佛一幅冲淡的水墨画,在静态的描摹之后,增添动态景观,静中有动,动中有静。
②舒缓大方却不失约制,质朴平宜而不落板滞,谈船,可以浓墨挥洒,该简时又跳脱而过;平宜时如相对谈心,又无拘泥矜持的时分;叙事细密,可直如体察;跳脱的空白,又留下想象天地;
③以闲适的态度,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谈论乡间的风土人情,却充溢着自我的体性,离开社会的尘嚣和现代文化的浸染,追求一种原始的天然、传统文化和宁静心态组成的隐士情景,性格和风趣相应,心态与物境相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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