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两则》翻译及原文
《孟子两则》原文
1、《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白话译文
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任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任用，管夷吾被从狱官手里救出来并受到任用，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任用，百里奚被从奴隶市场里赎买回来并被任用。
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这个人，一定先要使他心意苦恼，使他筋骨劳累，使他忍饥挨饿，使他受尽贫困之苦，使他所做的事情颠倒错乱，用来使他的内心受到震撼，使他性情坚韧起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原来没有的才能。
一个人，常常发生错误，这样以后才能改正；在内心里困惑，思虑阻塞．然后才能知道有所作为；别人愤怒表现在脸色上，怨恨吐发在言语中，然后才能被人所知晓。（如果）一个国家，在国内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国外没有实力相当、足以抗衡的国家和来自国外的祸患，这样的国家就常常会走向灭亡。
这样以后才知道忧虑祸患能使人（或国家）生存发展，而安逸享乐会使人（或国家）走向灭亡的道理了。
2、《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
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白话译文：
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不如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不如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方圆三里的内城，方圆七里的外城，包围着攻打它却不能取胜。包围着攻打它，必定是得到了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运，然而不能取胜（的原因），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的原因。
城墙并不是不高，护城河并不是不深，武器装备并不是不精良，粮食也并不是不充足，但（守城者）弃城而逃，是对作战有利的地理形势不如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的原因。
所以说，使人民定居下来而不迁到别的地方去，不能依靠划定边疆的界限，巩固国防不能靠山河的险要，震慑天下不能靠武力的强大。能够施行仁政的君主，得到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多，不能够施行仁政的君主，得到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少。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内外亲属都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人都归顺他。凭借天下人都归顺他的这一点，攻打被内外亲属背叛的君主，所以君子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能胜利。
扩展资料:
《孟子两则》写作特色
（1）文章善于运用设喻的方法。从文章末端看，孟子虽反对战争，却多次提到战争。这是为了迎合诸侯们的心理打个比方，以便有机会向诸侯们宣传自己的“仁政”主张。
（2）文章析理精微，议论恢宏，气势奔放，阐明引申层层深入，逻辑性很强；还采用了排比的修辞方法，使文章生动形象。
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国君实行“仁政”，要与民“同乐”。孟子的思想学说就是著作《孟子》。《孟子》记载了孟子的言行，是一部对话体著作。其显著特点一是气势充沛，雄辩而色彩鲜明；二是善于以典型事例、比喻和寓言阐述事理。此文选自《孟子·告子下》。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一个国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要奋发图强，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孟子二章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原文：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sù)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翻译：
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环境；有利于作战的地理环境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比如一座）方圆三里的内城，只有方圆七里的外城，四面包围起来攻打它，却不能取胜。
采用四面包围的方式攻城，一定是得到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了，可是不能取胜，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环境。
城墙并不是不高，护城河并不是不深，武器装备也并不是不精良，粮食供给也并不是不充足，但是，（守城一方）弃城而逃，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地理环境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所以说，限制百姓不能只靠划定的疆域的界限，巩固国防不能依靠山川的险阻，威慑天下不能凭借武力的强大。施行“仁政”的君主，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君主，支持帮助他的人就少。
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自己的亲属也会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的人都会归顺他。凭着天下人都归顺他的条件，去攻打那连自己亲戚都反对的寡助之君，所以，(施行“仁政”的)君主不战则已，战斗就一定能胜利。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原文：
舜（shùn）发于畎（quǎn）亩之中，傅说（yuè）举于版筑之间，胶鬲（g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kòng）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bì）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翻译：
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选拔，胶鬲从贩卖鱼盐的人中被举拔，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后被举用，孙叔敖在隐居的海滨被选拔，百里奚从奴隶市场被赎回并被举用。
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责任降临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就一定要先使他们的性情意志受磨练，使他们的筋骨受一番劳累，使他们的身体经受饥饿，使他的资财缺乏而受到贫穷困苦，在他做事的时候，使他所做的事不顺利（颠倒错乱）。
用这些办法来使他的心灵受震撼，使他的性格坚韧起来，不断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才干。
人经常在犯过错以后才能吸取教训，改正错误；（犯错误时）内心忧困，思虑阻塞，然后才能奋起有为；憔悴枯槁表现到脸色上，吟咏叹息表现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们所了解。
一个国家，在国内如果没有懂得法度的大臣和有能力辅佐君主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势均力敌的国家和来自外国的祸患，这样的国家往往会灭亡。这样以后人们才知道，因有忧患而得以生存，因沉迷安乐而衰亡。
拓展资料：
《孟子》是孟子及其门人所作，儒家经典之一。
《孟子》长于言辞，其文气势磅礴，论证严密，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孟子两章》是《孟子》中选入初中语文教科书的两篇文章。
作者：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现山东邹城市）
人，是孔子之孙孔伋（jí）的再传弟子。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是继孔子之后的一位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元明时称为“亚圣”，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他主张“仁政”、“王道”、“性善论”、“民贵君轻”。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原文选自《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由孟轲及他的弟子所著，记录了孟子的思想与言行,是儒家经典之一。
原文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sù)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环境；有利于作战的地理环境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比如一座）方圆三里的内城，只有方圆七里的外城，四面包围起来攻打它，却不能取胜。采用四面包围的方式攻城，一定是得到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了，可是不能取胜，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环境。城墙并不是不高，护城河并不是不深，武器装备也并不是不精良，粮食供给也并不是不充足，但是，（守城一方）弃城而逃，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地理环境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所以说，限制百姓不能只靠划定的疆域的界限，巩固国防不能依靠山川的险阻，威慑天下不能凭借武力的强大。施行“仁政”的君主，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君主，支持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自己的亲属也会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的人都会归顺他。凭着天下人都归顺他的条件，去攻打那连自己亲戚都反对的寡助之君，所以，(施行“仁政”的)君主不战则已，战斗就一定能胜利。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原文
舜（shùn）发于畎（quǎn）亩之中，傅说（yuè）举于版筑之间，胶鬲（g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kòng）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bì）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1]
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选拔，胶鬲从贩卖鱼盐的人中被举拔，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后被举用，孙叔敖在隐居的海滨被选拔，百里奚从奴隶市场被赎回并被举用。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责任降临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就一定要先使他们的性情意志受磨练，使他们的筋骨受一番劳累，使他们的身体经受饥饿，使他的资财缺乏而受到贫穷困苦，在他做事的时候，使他所做的事不顺利（颠倒错乱），用这些办法来使他的心灵受震撼，使他的性格坚韧起来，不断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才干。
人经常在犯过错以后才能吸取教训，改正错误；（犯错误时）内心忧困，思虑阻塞，然后才能奋起有为；憔悴枯槁表现到脸色上，吟咏叹息表现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们所了解。一个国家，在国内如果没有懂得法度的大臣和有能力辅佐君主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势均力敌的国家和来自外国的祸患，这样的国家往往会灭亡。这样以后人们才知道，因有忧患而得以生存，因沉迷安乐而衰亡。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也，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翻译:
舜从田间劳动中成长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 选拔出来，胶鬲被选拔于鱼盐的买卖之中，管仲被提拔于囚犯的位置上，孙叔敖从海边被发现，百里奚从市场上被选拔。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人总是要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错误；心气郁结，殚思极虑，然后才能奋发而起；显露在脸色上，表达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外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往往容易亡国。由此可以知道， 忧患使人生存，安逸享乐却足以使人败亡。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 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 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 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 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 了，必然会产生惊棋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 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 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问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 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 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 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 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 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 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 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 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解读：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 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 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 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 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 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 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 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 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 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 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 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 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 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 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 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 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 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 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 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 （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 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验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 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 义的。其实，也不仅仅限于孟子的时代，就是到任何时代，强调 这些，总比鼓吹人性本恶，放弃道德，施行暴政要好得多罢！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白话译文
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任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任用，管夷吾被从狱官手里救出来并受到任用，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任用，百里奚被从奴隶市场里赎买回来并被任用。
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这个人，一定先要使他心意苦恼，使他筋骨劳累，使他忍饥挨饿，使他受尽贫困之苦，使他所做的事情颠倒错乱，用来使他的内心受到震撼，使他性情坚韧起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原来没有的才能。
一个人，常常发生错误，这样以后才能改正；在内心里困惑，思虑阻塞．然后才能知道有所作为；别人愤怒表现在脸色上，怨恨吐发在言语中，然后才能被人所知晓。（如果）一个国家，在国内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国外没有实力相当、足以抗衡的国家和来自国外的祸患，这样的国家就常常会走向灭亡。
这样以后才知道忧虑祸患能使人（或国家）生存发展，而安逸享乐会使人（或国家）走向灭亡的道理了。
2、《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
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白话译文：
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不如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不如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方圆三里的内城，方圆七里的外城，包围着攻打它却不能取胜。包围着攻打它，必定是得到了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运，然而不能取胜（的原因），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的原因。
城墙并不是不高，护城河并不是不深，武器装备并不是不精良，粮食也并不是不充足，但（守城者）弃城而逃，是对作战有利的地理形势不如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的原因。
所以说，使人民定居下来而不迁到别的地方去，不能依靠划定边疆的界限，巩固国防不能靠山河的险要，震慑天下不能靠武力的强大。能够施行仁政的君主，得到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多，不能够施行仁政的君主，得到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少。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内外亲属都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人都归顺他。凭借天下人都归顺他的这一点，攻打被内外亲属背叛的君主，所以君子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能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