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家几米的病情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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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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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可凡: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几米:我应该是个很平凡的人吧,但是我刚好学会了用图画去说故事。可能有比较少的人用这种方式。其他的部分平凡到无以复加。但我在1995年生了一场病,让我那样接近死亡,以前我觉得死亡、疾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当我碰到了这种事,才知道它非常地接近,接近到让你冲橡几乎窒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整个人生的后半部有很大的变化。 "我打了个喷嚏,发现整个床单都是血!″ 曹可凡:你说到1995年的那场大病姿誉,使你对生命、对很多事物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那究竟是一场什么病? 几米:就是所谓的血癌。 曹可凡:当时怎么会不舒服,要到医院看病? 几米:这是个很长的故事。记得有一次过年后,有一天醒来,我觉得右大腿非常痛。但当时年轻,常常弄痛一下就过了,不会介意,我想可能是撞到了,但想不出在哪儿撞到的。几天后又不痛了,我就不会理它。可是下个礼拜又痛,而且痛完两天后,就麻痹了,我就搬着我的腿继续工作,我没有在意过它。我就搬着我的腿出门,搬着我的腿进门,很神奇,痛又不见了,就这样周而复始,次数越来越多。 直到一天,我感到真的不舒服,就去了医院。医生给我打一针后,我所有的痛都解决了。接着验血,医生发现血液跟标准的落差非常大,马上进行骨髓穿刺。我那时无知,根本没有任何医学知识。更何况是血癌!那段时间,我因为无知产生了巨大恐惧。 曹可凡:当医生把诊断结果告诉你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几米:我第一个反应还蛮好笑的。因为看了很多爱情小说,描述男主角或女主角得了癌症后很美的故事,我就怯怯地问了医生,医生说在我的脊椎里发现不好的东西,我说散册旁是不是癌症?他点点头,我就开始流泪。我去住院时想,这应该像感冒一样是个小事,没想到给我这么大一个宣判:不准出院,马上治疗。 曹可凡:那时候你觉得绝望吗? 几米:生命整个被抽断了。绝望当然有,还有怨恨。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但是没有任何答案。接着是以泪洗面。那段时间,我就在等待我的白血球长回来,无止境地等待,因为它永远停在那儿。最难熬的是与世隔绝。你在健康的时候,不太能体会到,觉得到餐厅吃一顿饭,听个爵士乐,很正常。 曹可凡:但那段时间,即便是这样平凡的小事都变得非常奢侈。 几米:连下床都做不到,我只能看看窗外的蓝天。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那时候我脆弱到每天盯着窗外的蓝天看,有一天,有一只鸽子飞过来,它又飞走了,我就泪如雨下。它可以飞走,但是我永远飞不走,我可能永远躺在这里。以前这是无法想象的。 曹可凡:你还记得那个情景吗,当你获得医生批准,离开医院回家的一刹那? 几米:我永远记得。我每天都苦苦哀求医生,我可不可以回家?因为我没办法支撑那么久,因为已经住了很长时间。医生同意了。可在医生同意我回家的那天,我打了个喷嚏,接着发现整个床单都是血!我不敢告诉医生,因为我想出院,所以隐瞒了。 曹可凡:把这个症状给隐瞒起来了? 几米:对。我不敢告诉医生我现在不舒服,那样他会留下我做另外的检查。我一直想逃,我当时心里跟我太太说,我们永远不要回来这里,就坐着计程车回家了。此后非常长的时间里,我甚至不敢走到医院附近,只要看到那幢大楼,我就不寒而栗。医生告诉我不要感冒,我只要一感冒,我就完了……我就在那样重复的岁月中过了很长的时间。 "开始创作,只是觉得好玩″ 曹可凡:你觉得这样一场大病,对你的心灵产生一种怎样的冲击? 几米:我变得更加敏感。可以比较我生病前后的作品。生病前的作品是充满欢乐、多彩、夸张的比例,侵略性的构图,是一种为所欲为,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因为生病,一年没有画了,在家工作的骄傲也都没了,因为没有哪怕一毛钱的支柱。刚好我一个编辑朋友说,你要不要再来画?我就开始重新画了。 曹可凡:你重新画图,感觉是不是很生疏? 几米:当然生疏。可是非常离奇的是,以前画图时没有那么多人赞美我,可是这时,开始有很多人说,几米,你画得特别好。我有好多的怀疑,我想,这我一年没有画图,怎么可能一画就好?回过头才发现,生完那场病后,我的画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它有一种非常宁静的,非常渺小的,非常虚弱的空间出来,那是以前做不到的。 曹可凡:所以我发现你经常把一个很小的人物放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 几米:这样的构图我以前不会做。可是我整理后发现,那段时间画的东西都是这样:人物越来越小,越来越苍白,空间越来越大,物件越来越少。是一种宁静的、无助的东西在。这是一种心境的变化。 曹可凡:我个人觉得你的作品最感人的地方是,你往往赋予书中人物一种单纯的儿童的渴望,而后又把这种渴望放在一个现代成人的大都市的背景中。所以我们阅读时,既读到了熟悉的现代生活,也回忆起很多非常遥远的寂寞的童年。 几米:我也没办法想这么多。可是因为生活几乎被噩梦填满了,所以在创作的时候,总想用一些美梦来填满。我将这两个结合起来,可能就产生了一种遥远的空间,一种让人向往的东西,而那些东西都是儿童特有的天真、梦想、理所当然的快乐。画图时,我自己的确感到非常快乐。 曹可凡:你是用一种愉悦的心态来完成作品的? 几米:不一定。但我通常是愉悦地开始的,开始创作时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好玩,一男一女住在隔壁,却向左向右走,我要来捉弄他们。可画的时候,那样的氛围就出来了,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为什么住在隔壁却要千里寻找?阴天的时候,他们在马路上快步地寻找对方;月亮突然跳出来的时候,他们疲惫地回家……这些出来后,好玩已经被替代了。 曹可凡:你创作比如《向左走,向右走》、《地下铁》这样长篇故事时,也是由一个画面不断延伸开来的? 几米:还得先有总体的故事构思,通常都是从第一个画面出来。比方说《地下铁》,是有一天我打一个草图,画一个中年男子走出地下铁。这是多么简单的一张图!可对一个创作者而言,他却像通了电一般,我突然觉得,天哪,他有故事!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在呼唤我。我就画一个人不断地走进地下铁,他出现的另一个出口是另一个世界,它是荒谬的、神奇的、魔术的。画着画着,我就觉得这故事画不下去了。当他看见真正的地铁,这个故事没有办法进行了。再过半年,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他因为看不见,所以"看见了″,这个故事突然又开始走动了,我马上把这个男人改成女人,因为她看不见,所以她可以想象她的地下铁是何等的华丽,何等的荒谬,何等的神奇,她去探索她看不见的世界。就像我们都是看得见的,但是这一墙之外的世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创作常常是从一个非常小的点开始,你要一直灌溉它,一直追求它,它有一天就会忽然长成一棵树。 "下一部作品是关于石头的爱情″ 曹可凡:你自己的作品,像《地下铁》、《向左走,向右走》都被搬上了银幕,都是由相当有人气的偶像来担当主演,你觉得改编成功吗? 几米:有成功的部分,也有遗憾的部分。比方说《向左走,向右走》,杜琪峰导演是用绘本的形式去写剧本。但毕竟书可以在家慢慢欣赏,可电影是声光效果,可以不断地让你赏心悦目看进去,他的手法基本上非常符合年轻人的需要。我觉得蛮成功的。 但《地下铁》做了较大的改变。当时王家卫导演已经跟我沟通过,他说,不是要去复制几米的故事,而是要抓住在都市中找寻温暖的感受。他可能还是可以感受到他想要的东西,加上演员非常出色,让你捧着肚子看完它。电影是娱乐大家的,我没有去比较,说,我的作品被你搞成什么样了。但那不是我的世界,我的世界是书本。 曹可凡:现在欧美有很多非常著名的绘本作家,比如桑贝、昆汀-布莱克、布赫兹,你是不是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一些养料? 几米:我当时觉得汲取养料对我来说,还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我决定做这样的行业。看到国外的插画家、漫画家,用简单的线条、轻松的笔调,堆垒出厚重的故事,故事优美到让你想效仿它。于是,我想,我可以把它当作我的职业。 曹可凡:我在读《向左走,向右走》时,就会想起桑贝的《马塞林为什么会脸红》。因为那里面也是两个小孩,一个是马萨林,爱脸红;一个是和内,爱打喷嚏,两人也同样孤单,没有朋友,他们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和内全家搬走了,地址也找不到了,然后音信全无。过了几十年,当他们成为中年人后,又在茫茫人流中不期而遇。这个故事跟《向左走,向右走》非常接近,你们俩画风也很接近,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你冥冥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几米:桑贝是前辈,所以是我跟他接近。但当别人说我跟他接近的时候,我就开始不要跟他接近。所以我在后来的作品里努力去摆脱,我觉得桑贝是很清楚用文字和线条去勾勒,而我用更多的画面述说没办法述说的东西。 曹可凡:但就这两个故事本身,你觉得会让人家感到拷贝的嫌疑吗? 几米: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我想不会。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故事最震撼的部分是"向左,向右″。当你看过一遍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概念。而且这个概念,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它太符合一本书的结构形式。我很喜欢这本书,"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这个概念已强过其他形式,成为书中最强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在拷贝桑贝。 曹可凡:每一位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总会有一个低潮期,你有过这样的时期吗? 几米:在早期我觉得创意源源不绝,甚至压抑不住,可是创作越久,我就越来越发现只能用时间去换取遮掩疲态的方法。当我做不出来时,只好停下来,我用时间在等。像《地下铁》,到底我想让盲女孩在长长的地下铁里,走向哪里呢?她每天走来走去到底为了什么,我找不到答案。因为找不到答案,这个故事就停下来了。直到一天,我看到报纸上有一个国外的新书介绍,叫做《你总是希望有人在出口等你》,我突然觉得,原来我这个少女,走来走去,只是期待每个地铁的出口有人在等她!她是想回家。于是,答案不经意地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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