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对宋庆龄有什么评价?

希望能够找到对宋庆龄好一些的评价.

Answer 1

1.“宋庆龄无论就其内在或外表来说，都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中国人———她在少女时代是这样、在整个一生中是这样。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传》

2.李岚清表示，宋庆龄是二十世纪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政治家，也是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和崇高声誉的社会活动家，在她身上体现出来的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他说，在宋庆龄逝世后成立宋庆龄基金会，既体现了对宋庆龄的纪念，也体现了对继承和发扬宋庆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的倡导和支持
1894年，孙中山在宋家第一次见到了一岁多的宋庆龄，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个可爱的女婴竟会在21年后，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奔赴日本嫁给大她27岁的“革命之父”。
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她们的姐姐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没有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也许就没有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也许就没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结合；没有“四大家族”的结合，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许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宋庆龄从美国毕业后，于1913年8月29日抵达横滨，第二天就由父亲和姐姐陪着去拜访孙中山，这是宋庆龄长成后首次会晤她所仰慕的革命家。19年前，庆龄还在襁褓中时“见过”孙中山，她当然完全记不起来孙的模样。宋庆龄见到孙中山，极为兴奋，她也加入了父亲与姐姐的行列，协助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 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做了孙中山的秘书。
孙是革命家，年岁的差距显然无法阻止两个人急速成长的爱苗，即使孙已有妻室和三个子女。以《西行漫记》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曾在30年代问宋是如何爱上孙先生的。她答道：“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发自少女浪漫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宋庆龄一连写了好几封信给仍在美国求学的妹妹宋美龄，信中热情地述说她为孙中山工作的愉快与期待。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她和孙中山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的同意，宋家上下像遭遇了大地震。宋嘉树夫妇更是震怒惊骇，破口大骂孙中山，宋母泪眼婆娑地劝导庆龄说：孙已有妻室，儿子孙科比你还大，两人年纪相差悬殊。意志坚定的庆龄始终不为所动，父亲决定将庆龄软禁在家。
孙中山的友人亦纷纷表示异议。孙却道：“不，如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亦不后悔。”1915年6月，孙中山将元配从澳门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10月的一个夜晚，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爬窗逃走，来到日本。10月24日中午，孙到东京车站迎接她，第二天上午即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孙中山 49岁，宋22岁。当天下午在日本友人庄吉家举办婚礼，到场致贺的中国人只有少数几人。孙的革命伙伴胡汉民劝他悬崖勒马，孙拒绝和他们谈“私事”。
宋嘉树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拦阻。宋庆龄向斯诺回忆说：“我父亲到了日本，对孙博士大骂一顿，我父亲想要解除婚约，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双亲同意，但他未能如愿，于是就和孙博士绝交，并与我脱离父女关系。”庄吉女儿的回忆是，宋嘉树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吼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庄吉夫妇很担心出事，打算出去劝宋嘉树。孙中山向他们说，这是他的事情，不让他们出去。孙走到门口台阶上对宋嘉树说道：“请问，找我有什么事？”暴怒的宋嘉树突然叭的一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磕了三个头就走了。
宋庆龄晚年时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结婚，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宋氏夫妇阻婚未成后，仍送了一套古家具和百子绸缎，给宋庆龄做嫁妆。这也许是天下父母心的投射。
政治情势、政治利益和既成事实，都迫使持异议的人不得不接受这场划时代的婚姻。曾为宋家姐妹作传的美国作家露比亦认为：“宋嘉树当了自己老朋友和同辈人的岳父而感到难堪，但他还是孙中山的老朋友，在政治上继续和他共事。”

Answer 2

宋庆龄的评价
在这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想就这位中国人民伟大儿子的生平和活动，谈谈我的一些感想。
他生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开始统治世界之前。他出生的时候，国内的封建王朝刚刚受到天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震撼，我国人民还刚刚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接触。

当他离开人间的时候，帝国主义力量正不可一世，欧洲列强处心积虑要瓜分我国领土，近邻日本的军国主义也不断威胁着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存。国家被军阀们分割成几部分，他们各自直接或间接地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相勾结，在他们割据的地区垄断军械弹药的进口。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肆意夺取的猎物。

今天，中国发生了多么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搬掉了帝国主义侵略、封建统治和官僚资本垄断这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不但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中国人民紧密地团结一致。我们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和经济在本质上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而帝国主义则开始瓦解，并且正面临者无可逃避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那末，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来纪念孙中山呢？我想，这是为了使我们永远怀念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这位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我想先谈一谈孙中山的性格。

孙中山是一个有远大目光和深刻预见的人。因此，他的一生是一个顽强的革命者的一生。他一开始就不相信封建王朝，而随着革命的发展，他对人民则产生越来越大的信心。他看到了官场的腐败，统治者对人民作威作福、对帝国主义则俯首帖耳，于是他决心推翻清朝。同他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一些他的同时代人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他们虽然充分了解君主政体的种种弊端，但是不信任人民，不敢进行革命和建立共和政体。他们主张的是君主立宪。康有为后来甚至于参加了妄图拥戴清帝复辟的小集体。

六十多年前，一九O五年七月，孙中山在对东京华侨和学生发表的演说中，驳斥了君主立宪的纲领。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1)孙中山有信心和勇气宣布这个主张，因为他坚信中国人民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超过日本，甚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象梁启超这样的改良主义者却硬说中国人民只能模仿和追随西方，没有能力超过西方。在西方国家面前，梁启超和所有改良主义者简直是懦夫。

当时的保守派和改良派嘲称孙中山为“孙大炮”。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鼠目寸光，缺乏勇气和信心，缺乏对永远要求进步的人民的同情。我们知道，理想和远见是干革命的必要前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

一个革命者，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总是不知道疲倦的，总是把未来看作是光明的。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早在他和孙中山开始通讯之前（这些信件由马林同志传递，他现仍住列宁格勒）就从革命精神和革命前景方面谈到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2)列宁对孙中山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列宁对那时正在进行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充满着信心。

孙中山很了解中国的历史。他对封建制度下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有明确的看法。

Answer 3

宋庆龄对待比自己低的人，还是坚持人人平等的想法。

Answer 4

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父亲宋嘉树，字耀如，原名韩教准，早年漂泊美国，中年回国兴办实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亲密战友。母亲倪桂珍是中国较早接受文明，反对封建的进步妇女之一。宋庆龄7岁时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7年，15岁时偕妹妹宋美龄赴美国留学。先在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次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宋庆龄聪敏好学，思想活跃，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听到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热情欢呼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她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理想毅然回国，投身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斗争。

归国途中经过日本，拜会了她早已崇敬的孙中山先生。随后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她不顾家人的反对，设法从上海重返日本，于1915年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她淡漠名利、权势和阔绰优裕的家庭生活，心甘情愿地为孙中山一起分担流亡之苦。她积极参加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北伐而叛变革命。在叛军企图炮轰大元帅府及住所的危急关头，孙中山请宋庆龄先行撤离，而她却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让孙中山先安全撤离。后来，几经危难才死里逃生，次日于永丰舰(中山舰)会合。

此后，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与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中共代表以及列宁派来的特使进行多次交流，总结经验教训，磋商国共合作，着手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年底，宋庆龄随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为和平统一全国犯难北，直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孙中山病重期间，宋庆龄日夜守候在病榻旁。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坚决维护、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她极为愤慨，呼吁“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继续同共产党紧密合作支持北伐。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政府准备迁都，宋庆龄与先遣人员一同抵达武汉。

1927年上半年，正当大革命蓬勃高涨的时刻，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反对“三大政策”，结成“宁汉合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对此，宋庆龄义愤填膺，毅然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与“宁汉合流者”决裂，“暂时隐退”。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当时她虽然不在南昌，但仍然与周恩来等25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并被推选为7人主席团成员。继而为了进一步探求革命道路，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赴苏联访问。在苏联，她受到了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与加里宁夫妇结下了浓厚的友谊。

从欧洲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后，在与戴季陶的谈话中，严厉指出：“我对于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自由，难道到了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并宣告：“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在这一时期，宋庆龄积极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反帝活动，1927年12月和1929年8月两次被选为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之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再度从西欧回国，无情揭露蒋介石“欲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她确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十五路军奋起反抗，宋庆龄高度评价十五路军抗日将士的爱国行动。

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自己的崇高威望，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斗争，营救了许德珩、罗登贤、邓中夏、邹韬奋、陈赓、廖承志、丁玲和救国会的“七君子”等一大批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在鲁迅先生病重时，宋庆龄给他写信说：“你的生命并不只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1933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宋庆龄于1938年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的医疗救济和儿童保健工作。她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抗战真实情况，并向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募集了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支援抗战。许多物资是通过她的精心安排，运往抗日根据地。她团结和组织国际友人和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考察和工作。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都是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的，其中白求恩、柯棣华、哈立逊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斯诺访问陕北后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

1941年1月，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当局发动的“皖南事变”。这期间，宋庆龄坚持“保盟”工作，直至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去重庆。到达重庆后，她不顾环境险恶，继续开展“保盟”工作，不计前嫌，宋氏三姐妹牵手共赴困难，支持抗战。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要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此时的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宋庆龄虽然身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却继续募集大批医药物资，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运往解放区，支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1949年6月，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毛泽东、周恩来亲笔写信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宋庆龄见信后，非常感动，欣然同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她一如既往，言行一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经常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商筹大计方针，参加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并深切关怀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希望尽早实现祖国统一。

宋庆龄的一生始终是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她不辞辛苦去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和少数民族地区，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人民心连心。她谦逊和蔼，平等待人，兴办实事，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她一生热心妇女解放事业，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之一，历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她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她毕生致力于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福利事业。她曾说：“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她是全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她1951年被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直到逝世。她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是新中国最早的儿童读物之一，一直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是他们的良师益友。宋庆龄经常为少年儿童题词和撰写文章，鼓励孩子们健康成长。她经常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儿童的。”她一生虽然没有亲生的儿女，却把慈母的爱全部倾注给了全国的少年儿童。

宋庆龄从早年就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享誉世界。新中国成立后，她又组织和参加了许多国际性的反侵略战争，世界和平会议和工作。在1950年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当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荣获1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和平奖，并将全部10万卢布的奖金捐献创建“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1952年与郭沫若等人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联络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先后出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结交朋友，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她一贯关心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海外侨胞，关怀台湾的前途、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建国初期，宋庆龄主持创办了《中国建设》英文版本杂志，把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传达给世界人民。如今的《中国建设》(现名为《今日中国》)从英文一种版本增加到7种文字版本，发行到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她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一向把她作为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志、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81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遵照她的遗言，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她父母陵墓的东侧。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国务院为她立碑铭文以表纪念：

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