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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小故事
扫雪·教歌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出生是十分的凄楚：他尚未来到人间时，父亲李任荣就因患肺病逝世；刚过周岁，母亲周氏又因感伤过度而病逝。因此，李大钊是“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其祖父李如珍，平时管教李大钊甚严，不准他外出去看赌博，更不许他骂人、打架，否则就要他接受大热天上房顶举着沉重的木杈翻麻等处罚。如此严格的家教，对李大钊的成长影响很深。
李大钊自己做父亲后，从祖父的家教中受到启发，同样对子女加以严格的教育。扫雪、教歌就是他教子实践中的两则小故事。
一年冬天，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院子里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棉絮。李大钊对他的女儿和儿子说：“雪下得多大啊，你们快拿着扫帚到院子里去扫雪。要高兴的话，堆个大雪人也好。”孩子们的外祖母心疼小外孙：“天这么冷，你还叫孩子们去扫雪，要是冻病了可怎么办？”李大钊笑着说：“孩子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身体经常活动，也会增强抵抗力。呆在家里不动弹，就更怕冷了。”说完，他和孩子们拿了簸箕与扫帚，走到院子里。他一面扫雪，一面对孩子说：“将来谁也不能当寄生虫，谁要是不劳动，谁就没有饭吃！”孩子们边扫雪，边听父亲讲新奇的故事，一点也不觉得冷，反而是越扫越有劲……
孩子们渐渐长大，上学了。李大钊又非常注重用音乐来陶冶孩子的心灵，用歌曲寓理于情，寓教于乐，使孩子在愉悦中受到教育。夏天的一个晚上，他稍有空闲，就将儿子李葆华、女儿李星华喊进书房，先要他俩将当时在学校学的歌唱给他听，孩子们高兴地唱起了喜欢而又熟悉的《校歌》：“啊，我们亲爱的孔德，啊，我们的北河沿！你永是青春的花园，你永是美丽的王国……”李大钊听完歌，没有一句夸奖，只是幽默地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我天天到北大去，都从那里经过，里面常泡着死猪、烂狗，臭烘烘的，怎么能说是孩子们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个歌子太不现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撒谎吗？”接着，他就教孩子们唱《国际歌》。他一边弹琴，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唱着。他说，声音不能太大，让街上警察、暗探听见，他们会把我们逮起来的。他不仅教孩子会唱，还把歌词大意讲解给孩子听，并且用家乡一位穷苦大伯一年辛苦到头，全家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例子，帮助孩子领会歌词的意义，加深印象……结果，没教唱几遍，孩子们都会唱了，而且深深地爱上了这首珍贵的歌！
让家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李大钊的家教故事
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1889 — 1927) ，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又是位著名学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对他一生的写照。 李大钊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重视培养他们的各种能力，以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长子李葆花 16 岁便参加革命，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长女李星华，1932 年入党，长期从事教育和民间文艺的研究工作 ，是我党的优秀干部。
李大钊早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并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是社会名流。但他生活俭朴，“冬——絮衣，夏——布衫”，一个大饼，一根洋葱，常常是他的便饭，有人去他府上拜访，见他的幼女炎华，身穿红粗布小棉袄，外套蓝粗布小褂，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土里土气的，像个乡下孩子，完全不像北大名教授的女儿。有位亲戚对此很不理解，有次问起李大钊，他只是淡淡一笑说：“点种”“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当教授点什么种 ? ”亲戚迷惑不解。�
解放后，乐亭县第一中学师生访问李大钊故居时，这个亲戚向师生们谈到这件事。一位老师听后提议全体学生起立，他激动地说：“同学们，你们明白李大钊同志所说的‘点种'的意思吗 ? 他的种子，就是革命的种，共产主义的种！我们要让李大钊同志点的种，在我们心里开花结果。”直到这时，这位亲戚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李大钊所说的“点种”的真正含义。�
李大钊不仅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真理，为革命事业培养“火种”，在家庭里，也教育子女要经风雨、见世面，努力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经常带领孩子去郊游，一同乘船、渡河、爬山，以锻炼他们的胆量，开阔胸襟。�
有一年冬天，北京城雪花纷飞，大地披上了银装。李大钊对孩子们说：“雪下大了，你们快拿扫帚到院子里去扫吧 ! 要是高兴的话，堆个大雪人也好哇。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借雪吟诗，这比我小时候只能隔窗望雪作诗要好得多呀 ! ”
孩子们听了，一阵欢呼雀跃，立即拿扫帚出门。孩子的外祖母和母亲表示反对。外祖母说：“外面太冷，冻坏了孩子怎么办 ? ”李大钊却笑着说：“孩子们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何况人只有经常活动，身体才会有抵抗力。扫扫雪怎么会冻坏身体呢，呆在屋里不动弹，才更经不起风寒呢 ! ”李大钊说完，就带着儿女出了门。一边扫雪，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干得热火朝天。
古人说：“乐则生矣。学至于乐，则自不已，故进也。”李大钊教育孩子，善于从孩子的特点出发，循循善诱，寓教于乐，生动活泼，从不刻板生硬，更不打骂孩子，从而使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李大钊家中堂屋的北墙上，挂着一张富有诗意的画，画中有位少女怀抱琵琶在演奏，各种飞禽走兽闻声而来。李大钊十分欣赏此画，他绘声绘色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看，音乐的力量有多么大 ! 这个弹奏乐器的姑娘，只要手指轻轻拨动，就能引来美丽的孔雀、高傲的仙鹤、 凶猛的狮子老虎，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堂的鸟兽，他们一个个都被音乐陶醉了。人就更不用说 了。音乐不仅能陶醉人，而且还能鼓舞人心。”李大钊经常教孩子们唱歌。有次，他教孩子们唱的是教堂里的一首赞美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我们就要欢喜禾捆收回家。他边唱边讲解：“你们看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种下东西，收获的时候是多么喜欢呀 ! 他们忘记了辛苦，只有快乐。我们的革命也是一样，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会像农民把庄稼收回家一样快乐呢 ! ”
李大钊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教孩子学音乐。有一次他带着葆华、星华去拍卖行买回一架旧风琴，由他弹琴伴奏，孩子们合唱了一首校歌。唱完后，李大钊说：“北沿河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你们校歌里怎么说它是孩子们青年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 ? 这首歌的歌词太不真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 ”他借此机会教孩子们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教完歌还给他们讲解歌词的含义，讲解从事革命的道理。这种家教，寓教于乐，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有位教育家曾经说过：“儿童一旦懂得尊重与羞辱的意义之后，尊重与羞辱对于他的心理便是最有力量的一种刺激。”李大钊在家庭教育中，十分注意运用“尊重”这种“最有力量” 的方法。他注意研究儿童心理，根据孩子们心理、生理特点，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有一年夏天，李大钊从北京回河北老家歇暑假，给孩子们每人买回一包礼物——笔、墨、方 格字帖。孩子们很是高兴，立即研墨展帖，端端正正坐在八仙桌前写了起来。
这次是李星华生平第一次临帖写大字，所以她左临一张，看看不像，右临一张，看看还是不像，气得小脸发红，直想哭出来。她放下笔，躲到后院里偷偷地抹眼泪。这时李大钊和妻子发现星华在哭，但摸不清她为什么哭。妻子正好张口问星华，却被李大钊拦住了。他说。“ 女孩子的心理是很难揣摸的，你要是问她为什么哭，她不会告诉你的，你不要硬逼着问她。哭的原因不是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了吗 ? ”妻子莫名其妙。李大钊接着说：“我记得在一本什么书上看过：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一不留神，用小刀划破了自己的手指，这个小女孩立即把伤口包了起来，生怕别人包括自己的爸爸妈妈发现，直到伤口长好了才给人看。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 这就是女孩的一种好胜心，你明白了吗 ? ”妻子这才恍然大悟。过了一会儿 ，李大钊把小星华叫来，一同走到八仙桌前，指着星华写的字帖微笑着说：“你的字写得很好，有点像魏碑帖上的。因为这是你第一次临帖，写得还不大整齐，笔画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细。字有的个儿大，有的个儿小，要是天天耐心练习，就一定会写好的。你看，你哥哥写得也不整齐呀，可是他不着急，沉得住气，只有这样，将来才会把它慢慢地写好。”
李大钊的话使星华受到很大鼓励，同时也使她了解到自己遇事不冷静，容易急躁的缺点。从此，星华不仅天天练习写大字，而且性情也变得比以前沉稳多了。
扫雪·教歌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出生是十分的凄楚：他尚未来到人间时，父亲李任荣就因患肺病逝世；刚过周岁，母亲周氏又因感伤过度而病逝。因此，李大钊是“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其祖父李如珍，平时管教李大钊甚严，不准他外出去看赌博，更不许他骂人、打架，否则就要他接受大热天上房顶举着沉重的木杈翻麻等处罚。如此严格的家教，对李大钊的成长影响很深。
李大钊自己做父亲后，从祖父的家教中受到启发，同样对子女加以严格的教育。扫雪、教歌就是他教子实践中的两则小故事。
一年冬天，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院子里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棉絮。李大钊对他的女儿和儿子说：“雪下得多大啊，你们快拿着扫帚到院子里去扫雪。要高兴的话，堆个大雪人也好。”孩子们的外祖母心疼小外孙：“天这么冷，你还叫孩子们去扫雪，要是冻病了可怎么办？”李大钊笑着说：“孩子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身体经常活动，也会增强抵抗力。呆在家里不动弹，就更怕冷了。”说完，他和孩子们拿了簸箕与扫帚，走到院子里。他一面扫雪，一面对孩子说：“将来谁也不能当寄生虫，谁要是不劳动，谁就没有饭吃！”孩子们边扫雪，边听父亲讲新奇的故事，一点也不觉得冷，反而是越扫越有劲……
孩子们渐渐长大，上学了。李大钊又非常注重用音乐来陶冶孩子的心灵，用歌曲寓理于情，寓教于乐，使孩子在愉悦中受到教育。夏天的一个晚上，他稍有空闲，就将儿子李葆华、女儿李星华喊进书房，先要他俩将当时在学校学的歌唱给他听，孩子们高兴地唱起了喜欢而又熟悉的《校歌》：“啊，我们亲爱的孔德，啊，我们的北河沿！你永是青春的花园，你永是美丽的王国……”李大钊听完歌，没有一句夸奖，只是幽默地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我天天到北大去，都从那里经过，里面常泡着死猪、烂狗，臭烘烘的，怎么能说是孩子们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个歌子太不现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撒谎吗？”接着，他就教孩子们唱《国际歌》。他一边弹琴，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唱着。他说，声音不能太大，让街上警察、暗探听见，他们会把我们逮起来的。他不仅教孩子会唱，还把歌词大意讲解给孩子听，并且用家乡一位穷苦大伯一年辛苦到头，全家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例子，帮助孩子领会歌词的意义，加深印象……结果，没教唱几遍，孩子们都会唱了，而且深深地爱上了这首珍贵的歌！
让家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李大钊的家教故事
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1889 — 1927) ，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又是位著名学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对他一生的写照。 李大钊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重视培养他们的各种能力，以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长子李葆花 16 岁便参加革命，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长女李星华，1932 年入党，长期从事教育和民间文艺的研究工作 ，是我党的优秀干部。
李大钊早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并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是社会名流。但他生活俭朴，“冬——絮衣，夏——布衫”，一个大饼，一根洋葱，常常是他的便饭，有人去他府上拜访，见他的幼女炎华，身穿红粗布小棉袄，外套蓝粗布小褂，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土里土气的，像个乡下孩子，完全不像北大名教授的女儿。有位亲戚对此很不理解，有次问起李大钊，他只是淡淡一笑说：“点种”“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当教授点什么种 ? ”亲戚迷惑不解。�
解放后，乐亭县第一中学师生访问李大钊故居时，这个亲戚向师生们谈到这件事。一位老师听后提议全体学生起立，他激动地说：“同学们，你们明白李大钊同志所说的‘点种'的意思吗 ? 他的种子，就是革命的种，共产主义的种！我们要让李大钊同志点的种，在我们心里开花结果。”直到这时，这位亲戚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李大钊所说的“点种”的真正含义。�
李大钊不仅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真理，为革命事业培养“火种”，在家庭里，也教育子女要经风雨、见世面，努力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经常带领孩子去郊游，一同乘船、渡河、爬山，以锻炼他们的胆量，开阔胸襟。�
有一年冬天，北京城雪花纷飞，大地披上了银装。李大钊对孩子们说：“雪下大了，你们快拿扫帚到院子里去扫吧 ! 要是高兴的话，堆个大雪人也好哇。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借雪吟诗，这比我小时候只能隔窗望雪作诗要好得多呀 ! ”
孩子们听了，一阵欢呼雀跃，立即拿扫帚出门。孩子的外祖母和母亲表示反对。外祖母说：“外面太冷，冻坏了孩子怎么办 ? ”李大钊却笑着说：“孩子们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何况人只有经常活动，身体才会有抵抗力。扫扫雪怎么会冻坏身体呢，呆在屋里不动弹，才更经不起风寒呢 ! ”李大钊说完，就带着儿女出了门。一边扫雪，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干得热火朝天。
古人说：“乐则生矣。学至于乐，则自不已，故进也。”李大钊教育孩子，善于从孩子的特点出发，循循善诱，寓教于乐，生动活泼，从不刻板生硬，更不打骂孩子，从而使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李大钊家中堂屋的北墙上，挂着一张富有诗意的画，画中有位少女怀抱琵琶在演奏，各种飞禽走兽闻声而来。李大钊十分欣赏此画，他绘声绘色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看，音乐的力量有多么大 ! 这个弹奏乐器的姑娘，只要手指轻轻拨动，就能引来美丽的孔雀、高傲的仙鹤、 凶猛的狮子老虎，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堂的鸟兽，他们一个个都被音乐陶醉了。人就更不用说 了。音乐不仅能陶醉人，而且还能鼓舞人心。”李大钊经常教孩子们唱歌。有次，他教孩子们唱的是教堂里的一首赞美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我们就要欢喜禾捆收回家。他边唱边讲解：“你们看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种下东西，收获的时候是多么喜欢呀 ! 他们忘记了辛苦，只有快乐。我们的革命也是一样，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会像农民把庄稼收回家一样快乐呢 ! ”
李大钊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教孩子学音乐。有一次他带着葆华、星华去拍卖行买回一架旧风琴，由他弹琴伴奏，孩子们合唱了一首校歌。唱完后，李大钊说：“北沿河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你们校歌里怎么说它是孩子们青年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 ? 这首歌的歌词太不真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 ”他借此机会教孩子们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教完歌还给他们讲解歌词的含义，讲解从事革命的道理。这种家教，寓教于乐，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有位教育家曾经说过：“儿童一旦懂得尊重与羞辱的意义之后，尊重与羞辱对于他的心理便是最有力量的一种刺激。”李大钊在家庭教育中，十分注意运用“尊重”这种“最有力量” 的方法。他注意研究儿童心理，根据孩子们心理、生理特点，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有一年夏天，李大钊从北京回河北老家歇暑假，给孩子们每人买回一包礼物——笔、墨、方 格字帖。孩子们很是高兴，立即研墨展帖，端端正正坐在八仙桌前写了起来。
这次是李星华生平第一次临帖写大字，所以她左临一张，看看不像，右临一张，看看还是不像，气得小脸发红，直想哭出来。她放下笔，躲到后院里偷偷地抹眼泪。这时李大钊和妻子发现星华在哭，但摸不清她为什么哭。妻子正好张口问星华，却被李大钊拦住了。他说。“ 女孩子的心理是很难揣摸的，你要是问她为什么哭，她不会告诉你的，你不要硬逼着问她。哭的原因不是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了吗 ? ”妻子莫名其妙。李大钊接着说：“我记得在一本什么书上看过：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一不留神，用小刀划破了自己的手指，这个小女孩立即把伤口包了起来，生怕别人包括自己的爸爸妈妈发现，直到伤口长好了才给人看。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 这就是女孩的一种好胜心，你明白了吗 ? ”妻子这才恍然大悟。过了一会儿 ，李大钊把小星华叫来，一同走到八仙桌前，指着星华写的字帖微笑着说：“你的字写得很好，有点像魏碑帖上的。因为这是你第一次临帖，写得还不大整齐，笔画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细。字有的个儿大，有的个儿小，要是天天耐心练习，就一定会写好的。你看，你哥哥写得也不整齐呀，可是他不着急，沉得住气，只有这样，将来才会把它慢慢地写好。”
李大钊的话使星华受到很大鼓励，同时也使她了解到自己遇事不冷静，容易急躁的缺点。从此，星华不仅天天练习写大字，而且性情也变得比以前沉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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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最早的新诗处女地的拓荒者之一。他的新诗创作始于中国新诗的幼年时期。本来他十分熟稔于旧体诗的创作，但改弦易辙，创作新诗，决不是附会“时髦”，而是旨在为新诗的发轫呐喊助威。
十月革命胜利后，他逐步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对文艺的“伟大之功能事业”的认识更深入一步。⒆1919年12月，他在《什么是新文学》中强调，文学要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作为发展的“根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学创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同时也要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在新文学发展史上，他率先提出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统一的原则。在《劳动教育问题》中还提出了用“通俗的文学”代替“古典的文学”的文学革命的口号，对当时的新诗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大钊的新诗实践了他的文学革命主张，提供了借诗言革命之志的范例，反映了新兴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愿望，给诗坛带来了刚健清新的气息。像其他的新诗倡导者的作品一样，“复活了诗的生命。这对于中国的诗歌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⒇
李大钊的新诗大都写于五峰山暂住期间。五峰山是河北昌黎境内的一座“峻岭亘天，怪石高撑云际”的连绵峭拔的山峰，（21）山腹有崇祯年间修建的韩文公（愈）祠。大钊同志曾多次来这里度暑和避难。现存的新诗八首，有六首描绘了五峰山婉娈多姿的风光景色。1918年夏初，他写的《山中即景》（三首），（22）就是其新诗的滥觞之作。现录其二如下：
云在青山外，
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
尚有青山在。
刘半农在他编的《初期白话诗稿》中，曾称大钊的《山中即景》颇具唐人王梵志、寒山、拾得诗的风韵。如就其语言通俗，质朴清新、写景状物、形象简洁而言却也相近，但大钊的诗中绝无他们那种出世超俗、山林隐逸之趣。这首诗确实是描绘了北国峰峦的风姿，流露出热爱大自然的愉悦感情，然而作者的本意决不限于此。他是在观赏五峰的壮美形象时，触摸到当时政治斗争的脉息，把眼前景同胸中情融汇在一起，从而赋之于深刻的寓意。我们只有联系到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才能清楚地理解。
1919年大钊同志借参与编辑《新青年》之便，猛烈抨击封建文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使得军阀政府十分恼怒。他们唆使一批反动势力，对《新青年》群起而攻之，为其罗织“非圣无法”的罪名，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反动军阀恫吓、攻击面前，大钊同志并没有消沉、委顿，除了执笔为文，还挥毫赋诗，抒发胸臆。《山中即景》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写成的。当时，艰虞万难横于目前，即使是在战斗间隙赏游山景时，也难兔流露出笼罩作者心头的情绪。在诗人看来，白云茫茫，渺无涯际，青山被遮，人难辨向，似有“乌云压城”之势。但是，白云终究会飘逝而散。巍巍的青山依然挺立。大钊同志用“白云”和“青山”分别喻指反动势力和革命力量，形象地指出：反动势力的猖狂，只是暂时的现象，革命力量必然会取得最大的胜利。写于1919年的《山峰》，也是基于同样的立意和构思，以即景抒情的形式，表现了作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笃诚于革命真理的高尚情操。这是大钊新诗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
这种信念和情操，在《欢迎陈独秀出狱》中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作者认为，“强权和威力，终竟找不胜真理。”尽管敌人妄图用“什么监狱什么死”来迫使革命者就范，然而，这只不过枉费心机。因为革命者坚信真理在握，即使个人为真理献身，也会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哺育的“许多的好青年”，“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来继续进行捍卫真理的斗争。这首诗是大钊同志的新诗中思想性最突出，最为直陈胸臆的杰作。与其说是为欢迎陈独秀出狱而作，勿宁说藉此袒露了作者蔑视敌人，笃信真理，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义无反顾的内心世界，使我们瞻仰到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雄姿。
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最早的新诗处女地的拓荒者之一。他的新诗创作始于中国新诗的幼年时期。本来他十分熟稔于旧体诗的创作，但改弦易辙，创作新诗，决不是附会“时髦”，而是旨在为新诗的发轫呐喊助威。
十月革命胜利后，他逐步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对文艺的“伟大之功能事业”的认识更深入一步。⒆1919年12月，他在《什么是新文学》中强调，文学要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作为发展的“根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学创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同时也要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在新文学发展史上，他率先提出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统一的原则。在《劳动教育问题》中还提出了用“通俗的文学”代替“古典的文学”的文学革命的口号，对当时的新诗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大钊的新诗实践了他的文学革命主张，提供了借诗言革命之志的范例，反映了新兴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愿望，给诗坛带来了刚健清新的气息。像其他的新诗倡导者的作品一样，“复活了诗的生命。这对于中国的诗歌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⒇
李大钊的新诗大都写于五峰山暂住期间。五峰山是河北昌黎境内的一座“峻岭亘天，怪石高撑云际”的连绵峭拔的山峰，（21）山腹有崇祯年间修建的韩文公（愈）祠。大钊同志曾多次来这里度暑和避难。现存的新诗八首，有六首描绘了五峰山婉娈多姿的风光景色。1918年夏初，他写的《山中即景》（三首），（22）就是其新诗的滥觞之作。现录其二如下：
云在青山外，
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
尚有青山在。
刘半农在他编的《初期白话诗稿》中，曾称大钊的《山中即景》颇具唐人王梵志、寒山、拾得诗的风韵。如就其语言通俗，质朴清新、写景状物、形象简洁而言却也相近，但大钊的诗中绝无他们那种出世超俗、山林隐逸之趣。这首诗确实是描绘了北国峰峦的风姿，流露出热爱大自然的愉悦感情，然而作者的本意决不限于此。他是在观赏五峰的壮美形象时，触摸到当时政治斗争的脉息，把眼前景同胸中情融汇在一起，从而赋之于深刻的寓意。我们只有联系到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才能清楚地理解。
1919年大钊同志借参与编辑《新青年》之便，猛烈抨击封建文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使得军阀政府十分恼怒。他们唆使一批反动势力，对《新青年》群起而攻之，为其罗织“非圣无法”的罪名，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反动军阀恫吓、攻击面前，大钊同志并没有消沉、委顿，除了执笔为文，还挥毫赋诗，抒发胸臆。《山中即景》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写成的。当时，艰虞万难横于目前，即使是在战斗间隙赏游山景时，也难兔流露出笼罩作者心头的情绪。在诗人看来，白云茫茫，渺无涯际，青山被遮，人难辨向，似有“乌云压城”之势。但是，白云终究会飘逝而散。巍巍的青山依然挺立。大钊同志用“白云”和“青山”分别喻指反动势力和革命力量，形象地指出：反动势力的猖狂，只是暂时的现象，革命力量必然会取得最大的胜利。写于1919年的《山峰》，也是基于同样的立意和构思，以即景抒情的形式，表现了作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笃诚于革命真理的高尚情操。这是大钊新诗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
这种信念和情操，在《欢迎陈独秀出狱》中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作者认为，“强权和威力，终竟找不胜真理。”尽管敌人妄图用“什么监狱什么死”来迫使革命者就范，然而，这只不过枉费心机。因为革命者坚信真理在握，即使个人为真理献身，也会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哺育的“许多的好青年”，“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来继续进行捍卫真理的斗争。这首诗是大钊同志的新诗中思想性最突出，最为直陈胸臆的杰作。与其说是为欢迎陈独秀出狱而作，勿宁说藉此袒露了作者蔑视敌人，笃信真理，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义无反顾的内心世界，使我们瞻仰到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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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前的回忆>>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 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你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 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姥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春，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1914年春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同年11月发表《国情》，成为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先声。1915年2月，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反对日本提出的危害中国主权和独立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6月编印《国耻纪念录》，积极开展反对袁世凯的宣传活动。1916年春，撰写长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传诵一时。同时主编《民彝》杂志，宣扬民主和自由。同年5月回国后，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等职，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1918年初，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讲演和论文，阐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1918年底和陈独秀创办著名的《每周评论》。1919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办《国民》和《新潮》杂志。5月，积极支持和参与五四运动。7月，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随后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改良主义思潮。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建立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自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创办《工人周刊》。1922年8月在杭州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随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实行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大以后，多次与孙中山会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直接负责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同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7月回国后，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在1925年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他领导北京人民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关税自主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等革命斗争，并派共产党员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对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6日，在苏联大使馆中，被闯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军警逮捕。被捕后，他坚贞不屈，于28日英勇地走上绞刑架，从容就义。就义后，遗体被安置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现在是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之一。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 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你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 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姥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春，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1914年春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同年11月发表《国情》，成为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先声。1915年2月，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反对日本提出的危害中国主权和独立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6月编印《国耻纪念录》，积极开展反对袁世凯的宣传活动。1916年春，撰写长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传诵一时。同时主编《民彝》杂志，宣扬民主和自由。同年5月回国后，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等职，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1918年初，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讲演和论文，阐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1918年底和陈独秀创办著名的《每周评论》。1919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办《国民》和《新潮》杂志。5月，积极支持和参与五四运动。7月，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随后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改良主义思潮。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建立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自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创办《工人周刊》。1922年8月在杭州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随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实行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大以后，多次与孙中山会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直接负责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同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7月回国后，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在1925年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他领导北京人民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关税自主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等革命斗争，并派共产党员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对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6日，在苏联大使馆中，被闯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军警逮捕。被捕后，他坚贞不屈，于28日英勇地走上绞刑架，从容就义。就义后，遗体被安置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现在是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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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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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有旧体诗作纪念李大钊，发表于北大中文论坛：
七绝：共与南陈谱妙章——纪念李大钊就义八十年
国病焉能再守常，
接传马列不彷徨。
倡兴五四新文化，
共与“南陈”谱妙章。
《你是这样的人》：
为革命你四处奔波
事关党的机密你不说
那是因为
你要把革命的火种保存
你是这样的人
面对危险你镇定自若
面对匪徒你不能放手一搏
那是因为
担心你小小的女儿惨遭横祸
你是这样的人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生死离别又奈你其何
那是因为
不能让敌人知道你为亲情而脆弱
你是这样的人
旧中国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
你是这样的人
全人类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
你是这样的人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人
七绝：共与南陈谱妙章——纪念李大钊就义八十年
国病焉能再守常，
接传马列不彷徨。
倡兴五四新文化，
共与“南陈”谱妙章。
《你是这样的人》：
为革命你四处奔波
事关党的机密你不说
那是因为
你要把革命的火种保存
你是这样的人
面对危险你镇定自若
面对匪徒你不能放手一搏
那是因为
担心你小小的女儿惨遭横祸
你是这样的人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生死离别又奈你其何
那是因为
不能让敌人知道你为亲情而脆弱
你是这样的人
旧中国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
你是这样的人
全人类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
你是这样的人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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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算有人沾边了，有没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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