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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文环境来说,太原自古处于华夏民族与草原民族交往和冲突的中心地带。从夏商周直到宋元明清,先后有群狄、诸戎、匈奴、鲜卑、羯、氐、羌、突厥、回纥、女真、契丹、蒙古、满等民族在此与汉民族进行过激烈的冲突和斗争。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或缘于仿效,或缘于抵御外敌,保家立国,太原一带“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如杜佑在《通典》中说的“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形成了尚武,强悍、侠义的民风。太原“乱世出英才”,“并州自古多英豪”。晋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原人见多识广,对于战争极为熟悉。历朝历代统治者利用这一优势,在当地招募、组织素质精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这是晋阳在历史上占据重要战略地位的人文因素。
卓尔不群的气质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造就一方文化。自然造化赋予太原这样一种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使得太原在文化层面上具有了极富个性、极具风采的特点。
包容性
由于自古地处汉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错地带,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过渡地带,因而太原必然在文化层面体现出包容的特性。
首先表现在政治上的包容。汉族、胡民族政权统治时,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常常照顾对方的利益,以缓和矛盾,加速民族融合,以维护巩固其统治。如周初,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地(今太原地区)时,就为其定下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在生活习俗上又照顾戎狄的传统习惯,从国家大政方针上兼顾戎狄的利益。
其次表现在民族上的包容。汉民族主导下的游牧民族内迁,使太原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丰富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组成。东汉末年,政府在太原地区的汾阳、祁县、忻州、文水等地大规模安置内迁的匈奴部族,共计15万人,开中国大规模接受游牧民族的先河,此后,游牧民族内迁的趋势不断。李渊父子太原起兵时,就有胡人成员参与。胡人安禄山曾兼任河东节度使,驻守过太原。唐晚期,李光弼保护太原时,用的军队基本上都是以胡人为主的朔方军。到五代末期,太原地区的各民族大致已经完成的融合,汉胡之间的界限,特别是文化上的差距渐少,生活习性趋同。今天,曾分布在太原的部分少数民族已经不见了踪迹,显然已经融入了太原这块土地,成为太原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因此太原人身体里流动的不仅仅是汉族的鲜血,更有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血缘基因。
第三,文化上的兼容并蓄。政治的包容与民族的融合,促进了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在太原南郊出土的春秋赵卿墓,其中有不少青铜器物兼有中原和草原文化的特点。
开放性
不同民族间的反复冲突与交融,各种政权你来我往的攻伐征讨,促进了人员的频繁流动,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开放性。太原早在原始社会就与周边地区有着密切的来往。考古资料表明,太原光社文化,其影响涉及内蒙、河套及陕西东北部。夏商周时期,太原盆地的诸戎群狄一直与中原地区有贸易往来,所谓“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也”。春秋时期,大原盆地的汉族,就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周边的戎狄,与戎狄通婚,进行贸易。当时晋与活动厂太原西南的狐氏之戎交好,晋公室与其首领狐突的两女儿联姻,一位成为晋文公重耳的母亲,一位成为晋惠公夷吾的母亲。汉民族这种对外开放的态势一直沿续了下来。战国时期,赵国与周边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在晋阳制造的货币流通于中原各国,甚至在今内蒙古的赤峰都发现过晋阳货币。南北朝时期,是古代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黄金时代。从太原近几年的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太原在北齐时,与周边的交流是非常活跃的。隋唐时,太原也是东西方交流的通道,甚至同远在万里之外的西域、波斯都有着相当的联系和交往。宋朝,太原地区是中原与契丹、辽、西夏进行互市贸易的重要枢纽。元时,太原与西方交往更频繁。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来过太原,并在其游记中,留下大量的记载。明清时期崛起的晋商,以太原为主要基地和商埠码头,与外省甚至外国贸易,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木材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换取江南的丝绸、茶等,再转销西北、蒙、俄等地。清代中叶,山西商人不惧艰险,远涉重洋,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州等地,设立了票号海外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开创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其开放的意识在当时领中国风气之先。
多样性
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错与过渡的地理因素,汉胡融合杂处的人文环境,其在文化上必然体现出一种多样性的特点。首先是种族的多样性。我国古代几次大的民族融合,太原地区都是重要的场所。从古代最早的戎狄到后来的鲜卑、匈奴、羯、羌直到契丹、女真、蒙古、满族,都曾在晋阳大地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幕幕的历史活剧,至今,太原仍然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有26个少数民族分布在太原。其次是性格上的多样性。久受儒家文化教育的熏陶,太原人知义、尚信、讲求气节,务实纯朴。又因久居边塞和民族冲突与融合的要冲,频临战事,强化了太原人尚武的精神,使他们具有了粗犷豪放,坚韧刚烈、尚武侠义的性格。
完备性
太原最具特色的地方,是它表现在文化层面上所具有的完备性。
一是历史传承的完备性。2500多年的悠久的建城历史,使太原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西周春秋时期。三家分晋,赵以太原为都城,在此拉开战国序幕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并与封建社会共进退,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在太原的履历表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它也见证了中国所有朝代的兴衰更替。因此是当之无愧的历史文化古城;
二是社会环境上的完备性。易守难攻,可进可退的地理形势,丰饶的物产和发达的手工业,强悍的民风,再加上几个朝代苦心经营的坚固城池,这几种因素汇集起来,决定了太原具有一个自成一体,小而全的社会环境。在外敌来犯时,它可以据险自守,长期不依赖外界,自给自足,独立存在。又可以在条件具备时,主动出击,影响中原政权。谁占据了太原,谁就拥有了逐鹿中原的基础和资本。这种既能独善其身,又可兼济天下的战略优势,在历史上成就了许多政治家的宏伟抱负,或建一姓王朝,或成千古英名,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前进。但同时,恰恰正是因为这种自成一体的完备性,常常在国家动荡之时,给封建割据势力以支持,逆潮流而动,与历史前进的趋势相抗衡;
三是城市角色的完备性。太原可称得上是千面之城。它曾经是九个封建政权的都城,同是又是历朝历代重要的军事重镇。它既是古代重要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基地,又是古代北方重要的贸易枢纽,特别是明清以后,随着晋商的崛起,又成为一个商业和金融业的都会。中国古代城市所应有的各种角色与功能,太原都经历过、扮演过,因此,是历经世事沧桑的集大成者。这种完备性,自古以来不断塑造着太原人自信进取、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在天下太平、战事不兴时,也常常助长太原人万事不求人、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处世哲学。太原所表现出的这种完备性,在全国范围内绝无仅有,成为我国城市文明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
太原文化是一种混杂了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民风民气民俗民性的文化,是一种顽强进取、刚健有为、多元开放、勤俭务实的文化。太原也许没有江南那么的儒雅风流蕴藉,但更多的是铮铮铁骨、飒飒豪气、猎猎侠风以及金戈铁马和古道驼铃。
卓尔不群的气质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造就一方文化。自然造化赋予太原这样一种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使得太原在文化层面上具有了极富个性、极具风采的特点。
包容性
由于自古地处汉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错地带,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过渡地带,因而太原必然在文化层面体现出包容的特性。
首先表现在政治上的包容。汉族、胡民族政权统治时,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常常照顾对方的利益,以缓和矛盾,加速民族融合,以维护巩固其统治。如周初,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地(今太原地区)时,就为其定下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在生活习俗上又照顾戎狄的传统习惯,从国家大政方针上兼顾戎狄的利益。
其次表现在民族上的包容。汉民族主导下的游牧民族内迁,使太原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丰富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组成。东汉末年,政府在太原地区的汾阳、祁县、忻州、文水等地大规模安置内迁的匈奴部族,共计15万人,开中国大规模接受游牧民族的先河,此后,游牧民族内迁的趋势不断。李渊父子太原起兵时,就有胡人成员参与。胡人安禄山曾兼任河东节度使,驻守过太原。唐晚期,李光弼保护太原时,用的军队基本上都是以胡人为主的朔方军。到五代末期,太原地区的各民族大致已经完成的融合,汉胡之间的界限,特别是文化上的差距渐少,生活习性趋同。今天,曾分布在太原的部分少数民族已经不见了踪迹,显然已经融入了太原这块土地,成为太原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因此太原人身体里流动的不仅仅是汉族的鲜血,更有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血缘基因。
第三,文化上的兼容并蓄。政治的包容与民族的融合,促进了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在太原南郊出土的春秋赵卿墓,其中有不少青铜器物兼有中原和草原文化的特点。
开放性
不同民族间的反复冲突与交融,各种政权你来我往的攻伐征讨,促进了人员的频繁流动,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开放性。太原早在原始社会就与周边地区有着密切的来往。考古资料表明,太原光社文化,其影响涉及内蒙、河套及陕西东北部。夏商周时期,太原盆地的诸戎群狄一直与中原地区有贸易往来,所谓“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也”。春秋时期,大原盆地的汉族,就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周边的戎狄,与戎狄通婚,进行贸易。当时晋与活动厂太原西南的狐氏之戎交好,晋公室与其首领狐突的两女儿联姻,一位成为晋文公重耳的母亲,一位成为晋惠公夷吾的母亲。汉民族这种对外开放的态势一直沿续了下来。战国时期,赵国与周边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在晋阳制造的货币流通于中原各国,甚至在今内蒙古的赤峰都发现过晋阳货币。南北朝时期,是古代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黄金时代。从太原近几年的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太原在北齐时,与周边的交流是非常活跃的。隋唐时,太原也是东西方交流的通道,甚至同远在万里之外的西域、波斯都有着相当的联系和交往。宋朝,太原地区是中原与契丹、辽、西夏进行互市贸易的重要枢纽。元时,太原与西方交往更频繁。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来过太原,并在其游记中,留下大量的记载。明清时期崛起的晋商,以太原为主要基地和商埠码头,与外省甚至外国贸易,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木材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换取江南的丝绸、茶等,再转销西北、蒙、俄等地。清代中叶,山西商人不惧艰险,远涉重洋,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州等地,设立了票号海外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开创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其开放的意识在当时领中国风气之先。
多样性
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错与过渡的地理因素,汉胡融合杂处的人文环境,其在文化上必然体现出一种多样性的特点。首先是种族的多样性。我国古代几次大的民族融合,太原地区都是重要的场所。从古代最早的戎狄到后来的鲜卑、匈奴、羯、羌直到契丹、女真、蒙古、满族,都曾在晋阳大地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幕幕的历史活剧,至今,太原仍然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有26个少数民族分布在太原。其次是性格上的多样性。久受儒家文化教育的熏陶,太原人知义、尚信、讲求气节,务实纯朴。又因久居边塞和民族冲突与融合的要冲,频临战事,强化了太原人尚武的精神,使他们具有了粗犷豪放,坚韧刚烈、尚武侠义的性格。
完备性
太原最具特色的地方,是它表现在文化层面上所具有的完备性。
一是历史传承的完备性。2500多年的悠久的建城历史,使太原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西周春秋时期。三家分晋,赵以太原为都城,在此拉开战国序幕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并与封建社会共进退,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在太原的履历表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它也见证了中国所有朝代的兴衰更替。因此是当之无愧的历史文化古城;
二是社会环境上的完备性。易守难攻,可进可退的地理形势,丰饶的物产和发达的手工业,强悍的民风,再加上几个朝代苦心经营的坚固城池,这几种因素汇集起来,决定了太原具有一个自成一体,小而全的社会环境。在外敌来犯时,它可以据险自守,长期不依赖外界,自给自足,独立存在。又可以在条件具备时,主动出击,影响中原政权。谁占据了太原,谁就拥有了逐鹿中原的基础和资本。这种既能独善其身,又可兼济天下的战略优势,在历史上成就了许多政治家的宏伟抱负,或建一姓王朝,或成千古英名,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前进。但同时,恰恰正是因为这种自成一体的完备性,常常在国家动荡之时,给封建割据势力以支持,逆潮流而动,与历史前进的趋势相抗衡;
三是城市角色的完备性。太原可称得上是千面之城。它曾经是九个封建政权的都城,同是又是历朝历代重要的军事重镇。它既是古代重要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基地,又是古代北方重要的贸易枢纽,特别是明清以后,随着晋商的崛起,又成为一个商业和金融业的都会。中国古代城市所应有的各种角色与功能,太原都经历过、扮演过,因此,是历经世事沧桑的集大成者。这种完备性,自古以来不断塑造着太原人自信进取、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在天下太平、战事不兴时,也常常助长太原人万事不求人、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处世哲学。太原所表现出的这种完备性,在全国范围内绝无仅有,成为我国城市文明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
太原文化是一种混杂了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民风民气民俗民性的文化,是一种顽强进取、刚健有为、多元开放、勤俭务实的文化。太原也许没有江南那么的儒雅风流蕴藉,但更多的是铮铮铁骨、飒飒豪气、猎猎侠风以及金戈铁马和古道驼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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