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的徐国文化
古代青铜器出土文物，主要从商朝中、后期开始，到西周达鼎盛期。青铜器的制作标志着古代社会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现已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有大量的铭文，极其丰富的证实和弥补了传统历史文献资料确切性及不足之处。西周金文中几次提到伐淮夷“孚吉金”的记录。“孚”相当于获取和掠夺的意思，“吉金”是优良的青铜器，徐戎是淮夷部族中最大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曾伯粟簋铭文载：“克逖淮夷，印燮繁汤（阳），金道锡行”，表明当时（安徽）繁阳以南的淮夷地区盛产铜和锡。《兮甲盘》铭记载西周关市之征，对南淮夷和诸侯百姓的相应规定，铭文中说：“淮夷旧我帛晦（贿）人，毋敢不出帛、其积、其进人。”“敢不用令（命令），则即刑戴（扑）伐”，就是说淮夷必须向周王朝交纳吉金和财物，以及提供劳动力，否则就要讨伐。仅在周穆王时代，就发现十五器和淮夷有关的战争记录的铭文。（诗经·鲁颂·泮水）写鲁僖公征服淮夷，建造泮宫宴庆群僚的情况，以“憬彼淮夷，来献其琛（珍宝）。元（大）龟象齿，大赂（进献）南金（质优的青铜器制品）”为尾结之句。
徐国经济发达，是西周王朝赋税的主要提供地区，所以“征东夷”“征东国”成为西周立国之后的主要战事，这在西周早期的许多青铜器铭文上也都有历史性的文字记载。
徐国有较多的青铜器出土文物。在廿世纪50年代之前，据资料就有廿四件之多，主要是日常生活、家庭、兵器等方面，例如：“徐王鼎”、“吮儿钟”、“徐髂尹钲”、“义楚钟”、“徐王义楚铺”、“王孙遗者钟”、“徐王庚儿钟”都是有铭文的。其他还有殷“徐伯鬲”、周“徐偃侯旨铭”、“徐偃王壶”、“豆形兽尊仪”、“徐宝蕴”、“大徐王寿铭”、“徐冠卑”、“环头大刀”之刀头。这些徐器大部分是徐国晚期（春秋时代）的东西，而徐国鼎盛期在西周，那时候的徐器想已在战乱中被掠夺、进献或散失，到目前为止尚不见批量出土、闻世、发现。
1965年，山东费县上冶镇台子沟村出土“徐子氽鼎”，高21．5厘米、口径22厘米、重3.2公斤，铭文：“徐子氽之鼎百岁用之”，系徐子“氽”随葬之品，同时出土的还有铜箭头等。1979年4月江西省靖安县出土三件青铜器都是徐国的遗物，其中有一件铭文18字“雁君之孙徐令尹者旨型，择其吉金，自作炉盘。”炉盆就如现在火盘，雁和偃同音，古文字可以通借。1982年在绍兴发掘一座春秋大型墓葬，出土的六件青铜器中有三件铸有铭文，这三件有铭文的铜器是鼎、炉、缶。缶的肩部有—周铭文因残损未能释读。炉的底部有铭文三行其中有“徐王之”的字样。鼎的器盖与器肩各有相同铭文44字，标明徐肴尹自作汤鼎。据考古学家考证，肴尹可能是管理祭祀的官。
关于青铜器，古代有“蚩尤作兵”的传说，东夷部落是蚩尤等的后裔，徐器制作曾经处于领先和承前启后的位置。徐器继承了商器的传统。例如：商器没有钟、只有铎，铎形状与钟已相同，但比钟小、口是向上的，有柄，执柄而敲鸣，如有铭文一般都刻在柄上。从西周开始才有口向下的钟出现，徐器“徐髂尹征”自名征城，就是考古中的句耀，句耀是铎的音变，在浙江绍兴出土有越器句镏，当系受徐器的影响。徐器也善于学习和模仿西周的青铜器制作，仰慕西周的礼制和文明。在安徽屯溪、江苏丹徒等地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不同于当时南方青铜器的制作风格，都带有棘刺类密集的变形动物纹及具有几何印纹、陶纹特点的细密花纹，徐器的中间过渡是难以否定的。
徐国的经济发展还可以从徐器铭文和徐姓家谱及杂史中得到一些印象。例如：绍兴出土的“徐肴尹汤鼎”，“肴尹”是商朝、徐国、楚国设有管理祭祀的官员。（逸周书·王会解）中有：“祝淮氏、荣氏”（注）：“淮、荣二祝之氏也。”其中淮氏当系淮夷，居然当上了周王朝的巫祝，可见淮夷经济的发达带来文化的进步，不然，周王朝不可能把祭祀这一神圣的职务轻易地授给一个夷人。徐国是淮夷中代表性的国家，已经有十分明确的分工管理这方面的官员。
《诗经.鲁颂·炯》是歌颂鲁国养马众多的篇章，相对来说淮夷地处江淮河网交错，航运事业占着优势。《英山徐氏宗谱》载：第三十八世祖先徐畅，“畅仕梦为司楫，主航运之事。周昭王南征，使畅操舟事之，行之汉泽，舟失其底，昭王死之，逸于南昌，报父仇也。”“司辑”是管理航运和船舶的官员，联系早先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徐偃王”条下注：“穆王时徐子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导沟陈蔡之间……。”徐国居然想以航运的优势，开凿运河，其国力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