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被新时代赋予了哪些新的意义和内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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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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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民主联军向辽西出击

解放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

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迫切愿望,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努力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并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虚假地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积极进行内战的准备。1946年6月底,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地进行自卫,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军事方针。人民解放军在这些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前8个月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后4个月努力打破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也逐步高涨,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使蒋介石处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

1948年,朱德与陈毅部署豫东战役

从1947年7月起,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迅速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与此同时,在解放区彻底实行了土地改革,开展了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军主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地区。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党对取得全国胜利以及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基本政策,
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
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为了早日结束战争,4月1日, 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开始举行谈判。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但是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谈判宣告破裂。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
渡江部队冲上长江南岸

一举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随后,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 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 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到1949年9月底,除西南和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外,全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

从1946年7月至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在3年多的解放战争中,共歼灭国民党军625万余人,摧毁了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三十年以来:(大背景)

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年)

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思想源头。它的直接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强烈的爱国主义导致了这场由学生发起进而发展到全国各阶层的抗议运动。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1年,毛泽东等12 人代表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1924-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和全国解放战争(1945-1949年)四个历史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击侵略者,赢得了抗战胜利。但1945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最终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一百多年以来(大背景)

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封建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转折点。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开始把鸦片大量输入中国。到了十九世纪,鸦片输入额逐年增多。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抵销英中贸易方面的入超现象,大力发展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以达到开辟中国市场的目的。十九世纪初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000多箱,到1839年就猛增到40000多箱。英国资产阶级从这项可耻的贸易中大发横财。由于鸦片输入猛增,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使吸食鸦片的人在精神上和生理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如不采取制止措施,将要造成国家财源枯竭和军队瓦解。于是,清政府决定严禁鸦片入口。
1839年3月,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通知外国商人在三天内将所存鸦片烟土全部缴出,听候处理,并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克服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不法烟商的阻挠、破坏,共缴获各国(主要是英国)商人烟土237万多斤,从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
面对清政府的禁烟措施,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鸦片利益集团,立即掀起一片侵华战争叫嚣。英国政府很快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1840年6月,侵华英军总司令懿律率舰只40余艘、士兵4000多名,陆续到达中国南海海面。6月28日英舰封锁珠江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正式开始。7月初,英军侵占浙江定海,8月初到达天津大沽口外,直逼京畿。道光皇帝害怕了,连忙撤去林则徐的职务,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年底,琦善在广州与英国侵略者谈判。英军却于1841年1月7日突然在穿鼻洋发动进攻,攻陷沙角、大角炮台。1月中旬,琦善被迫答允英国全权代表义律提出的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开放广州等条件。琦善私允英军条件,违背了清廷的指示精神,后来受到严惩。但在26日,英军却不待中国政府同意就占领香港。清政府得知沙角、大角炮台失守后立即对英宣战。2月下旬,英军攻陷虎门炮台,水师提督、爱国将领关天培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5月,英军逼近广州城外,清军全部退入城内。下旬,新任靖逆将军奕山向英军乞和,与英国订立了可耻的城下之盟——《广州和约》,规定由清朝方面向英军交出广州赎城费600万元。
英国政府不满足义律从中国攫取的利益,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增调援军,扩大侵华战争。1841年8月下旬,璞鼎查率英舰自香港北犯,26日攻陷厦门。9月英军侵犯台湾。10月攻陷定海、镇海、宁波。1842年5月,英军继续北犯,6月攻陷长江口的吴淞炮台,宝山、上海相继失陷。接着,英军溯江西上,8月5日到达江宁(南京)江面。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命令盛京将军耆英赶到南京,于29日与璞鼎查在英国军舰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此结束。
与清朝统治者相反,沿海各地人民始终坚持了反对侵略的斗争。1841年5月广州北郊三元里一百零三乡人民群众围歼英军的战斗,是人民群众自发抗英的高峰。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外国资本主义从中国得到了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及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主权。《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法国接踵而来,乘机索取特权,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开始经受更加深重的苦难,中国人民面临着更为复杂曲折的斗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要求有更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从中国掠夺到的权益,要求在《南京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1854年和1856年,英、法、美曾两次以帮助镇压了太平天国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包括中国全境开放、鸦片贸易合法化等无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随后,英法两国即策划了一场新的侵华战争,以武力来达到其罪恶的目的。这就是英法共同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法国以1856年2月法国神父马赖在广西西林从事非法活动被杀事件作为侵华借口。英国则急不可奈地制造了一个发动战争的借口——“亚罗号”事件。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走私船,曾经在香港领过一张登记证,已经过期。1856年10月,中国水师在广州附近登上亚罗号拘捕匪徒,遭到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的抗议。尽管两广总督叶名琛同意交还在亚罗号上被捕的中国水手,英方却不予理睬。10月下旬,英军突然发动进攻,占领广州以南沿江各炮台,并一度冲进广州城内。由于力量不够,1857年1月英军从省河撤退,等待援军。
1857年9月,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统率海陆军来到香港。10月,法国全权代表葛罗也率兵到达。12月中旬,英法联军5000余人发动了对广州的进攻,29日占领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等人投降敌人,在英法监视下组织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1858年4月,英法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海面。5月20日,联军发动进攻,大沽炮台在经过顽强抵抗后失陷。英法舰队随即溯白河(即海河)而上,到达天津。清政府慌作一团,立即派大学士桂良等赶往天津议和。在英法的威吓下,桂良于6月下旬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可耻的卖国条约——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驻北京;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江宁(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中国海关雇用外人;外国传教士入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来往;中国给英国赔款银400万两,法国200万两。在此以前,中俄、中美《天津条约》已先签订。
1859年初,英、法政府分别任命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为驻华公使。6月中,英法公使率军舰到达大沽口外,拒绝清政府从北塘登陆的指定,蛮横地要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换约。6月25日,英法军舰向大沽炮台发动进攻。经过整顿的大沽守军奋起反击,击沉击伤英法兵舰十余艘,毙伤侵略军四、五百名。英法联军狼狈撤出大沽口。
1860年4月,英、法全权代表额尔金和葛罗率大批军队再度开到中国。5月下旬,英军占领大连湾。6月初,法军占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21日陷大沽炮台,24日占领天津。清军退守张家湾、通州(今通县)一线。9月9日,联军向通州推进,21日在通州八里桥打败清军。次日,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10月初,联军占领圆明园,在恣意抢劫破坏之后,又放火焚烧,一座世界上最瑰丽多姿的宫苑杰作就这样毁于英法侵略军之手。13日,北京留守当局向英、法投降,交出安定门,联军兵不血刃控制了北京城。10月下旬,清政府代表、恭亲王奕欣与英、法代表先后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北京条约》规定: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发还天主教资产;对英、法赔款增加到800万两。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一次向外国侵略者屈服,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中国在半殖民地道路上陷得更深了。但是,广大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他们在英法联军所到之处,奋起进行保卫祖国的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五四运动

1918年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入中国。李大钊首先真正看清了十月革命真象及其伟大意义的。他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它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李大钊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十月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共产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实现。他无比兴奋地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获得解放和新生。他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1918年11月,北京举行了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协约国胜利的活动。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台举办讲演大会,一连讲了两天。当时的社会名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在演讲中都异口同声称赞这次战争的胜利是“正义”,“平等”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英美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协约国及美国大战成功,……使国防全无之中国,后此患于军备之苦,亦以立国东亚”。(《民国日报》1919年1月15日)这种倾向,在当时一部分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着,他们把美帝国主义当作民主的“象征”、公理的“化身”。唯有李大钊阔步登台,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著名演讲。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失败,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不应该为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胜利而欢呼,应当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庆祝。11月28日起,北京大学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三天演讲大会,李大钊又一次登台演讲《庶民的胜利》,它就成为这次演讲会的主题,在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1919年1月,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策划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废除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正义要求,遭到否决,却把德国在山东强占的一切权力全部让给日本,使我国主权受到极大威胁。到2、3月间,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越来越露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而军阀政府又腐败不堪、软弱无能。一批爱国青年深感宣传、揭露已不能适应日益紧迫的斗争形势,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这时,李大钊多次向爱国青年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提出了“直接行动”的思想。“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激励着广大爱国青年,逐渐酝酿着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重要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采取“直接行动”的方法跟敌人斗争,推动了群众的革命行动,五四运动的发生就将成为势不可挡的事。 陈独秀在5月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随感中,也提出了“直接解决”的思想,但在五四之前,学生们不可能看到这文章,对五四运动爆发不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这对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五四运动所以首先在北京青年学生中发动,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与李大钊长期的组织实践活动密切不可分的。 首先,李大钊利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杂志来团结广大青年读者,组织革命力量。《新青年》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司令部作用,其编辑部有三部分人组成,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拧成一股革命力量呢?李大钊提出:虽然有“许多主张”,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应当“结合起来”,“为文学革命新的奋斗”。在李大钊的努力下,编辑部成员统一到反封建这个目标之下,形成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李大钊以此为核心,把大批读者、进步青年团结起来,形成一股革命力量。1918年6月,由李大钊等7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高君宇、张闻天、刘仁静、张申府、许德珩等,都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为学会提出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他经常组织会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十月革命,还出版《少年中国》月刊,李大钊任主编。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五四前夕发展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成员已有60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会员都同情或参加了五四运动,对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和领导作用。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说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们的言论、他们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欺骗警察,避免查禁,用了马尔格斯(马克思的译音)的名字,反动警察当局误认为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团体,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对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外举办些演讲会。李大钊通过这个学会在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1918年秋,李大钊担任了反日本帝国主义情绪强烈的《学生救国会》的顾问。《学生救国会》于1918年6月由北大学生发起,是北京和天津地区学生参加的进步政治团体。在李大钊指导下,《救国会》组织了南下宣传团,到天津、济南、南京、九江、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作爱国宣传,串联学生,组织革命力量,在他们的鼓动下,这些城市有大批青年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到五四前夕,《学生救国会》已发展成全国性进步青年组织。北京的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天津的马骏、郭隆真、周恩来、张太雷,武汉的恽代英,江西的方志敏,南京的张闻天、沈笑民,上海的邵力子、史景才,湖南的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等都是这个组织中的骨干。1919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学生会,这个学校的救国会成员全部参加了学生会,成为中坚力量。救国会和国民社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的政治特点,具有先进的或中间的民主主义思想,它对于五四运动兴起并迅速向全国扩展,起过很大的作用。它的大多数成员在五四运动中,都成为积极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上述这些论述中,李大钊已初步地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思想。鲁迅曾说过,尽管这些论述还有不精当的地方,但毕竟是先驱者的丰碑。它对推动知识青年投入到五四反帝爱国的群众中去,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思想指引下,五四运动第一次实现了青年学生与工人群众斗争初步相结合。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成为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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