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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元年豪格被降亲王爵号,主要源于他与莽古济家的婚姻关系。
莽古济是努尔哈赤与大福晋富察氏生的女儿,大贝勒莽古尔泰和贝勒德格类的同胞姐妹,比莽古尔泰小3岁,比德格类大6岁。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原准备把她嫁给哈达部贝勒孟格布禄。后因孟格布禄与努尔哈赤侍妾通奸,又想谋反,被努尔哈赤一怒之下杀掉。为了笼络哈达部的人心,努尔哈赤把她嫁给了孟格布禄的儿子武尔古岱,她因此被称为“哈达公主”或“哈达格格”。这一年,她12岁。天命末年,武尔古岱病逝后,莽古济长年守寡,直到其弟皇太极登基,又改嫁蒙古敖汉部博尔济吉特氏琐诺木杜棱。当时贵族女子的婚姻,完全由家族中的男性家长主宰,她们不过是统治者笼络诸部酋长的工具。像莽古济,先嫁哈达部首领未成,转手又嫁给了他的儿子,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莽古济与前夫武尔古岱生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了代善的长子岳讬,二女嫁给了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莽古济于岳讬、豪格既是姑姑,又是岳母,这样的近亲结婚在当时的满族社会中颇为流行。但这种亲上加亲的做法,并不能化解家族内部的矛盾,何况莽古济性格倔强,与皇太极一向不和,随着这对同父异母姐弟间愈演愈烈的仇怨,处境两难的豪格被卷入了无法摆脱的纠葛中。
天聪九年(1635),因为与莽古济家的关系,他第一次受到父亲的处罚。事情的起因还要从豪格娶林丹汗的妻子说起。
这一年,皇太极招降了蒙古察哈尔部的余部,随林丹汗儿子额哲归服的,还有林丹汗的几位福晋、格格。皇太极亲率众贝勒前往迎接,并在盛京郊外与蒙古福晋、格格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皇太极先娶了窦土门福晋。济尔哈朗娶了苏泰福晋,苏泰福晋富有而美丽,曾引起代善的垂涎,但她是济尔哈朗已故妻子的妹妹,所以皇太极和诸贝勒一致议定,把她嫁给济尔哈朗,代善只好另娶林丹汗的妹妹、富有的泰松格格为妻。林丹汗的另两位妻子,额尔哲图福晋嫁给了阿巴泰,伯奇福晋嫁给了豪格。一时间粉黛云集,花枝招展。丰盛的宴席,飘散的酒气,喧腾的歌舞,华美的服饰,把喜庆婚宴的气氛烘托到了极点。令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此番盛况却惹怒了在座的一个中年妇人——豪格的岳母莽古济。
莽古济见豪格娶了一个俊俏的蒙古贵妇,不禁大动肝火。考虑到女儿的尴尬处境,她不好与女婿豪格撕破脸,就径直找到弟弟皇太极,当面质问说:“我的女儿还在,贝勒豪格为什么又娶一妻?”豪格娶伯奇福晋是经皇太极钦准的,难怪莽古济要把一肚子怨气撒到他的身上。说罢,莽古济离席而去,中途退出了婚宴。
当时的满洲贵族,哪个不是妻妾成群,何况是贵为皇长子的豪格?但莽古济心疼自己的宝贝女儿,不愿她受到女婿的冷落,以致满洲“姑奶奶”的脾气一下子爆发出来。
莽古济大闹婚宴,让皇太极很下不来台,尤其是当着众多贝勒和蒙古宾客。他对这位脾气暴躁的姐姐本来就没有好感,经这么一闹,也就铁下心来,决心还以颜色。他在宫中召集诸贝勒大臣训话,指责莽古济一贯行为暴戾、谗毁他人;对皇上早就心怀怨恨,其夫琐诺木杜棱还假装酒醉,多次破口大骂皇上。所以,对她的险恶用心一定要提高警惕。随即议定莽古济的罪状三条:一,怨恨皇上;二,诬陷部属;三,与丈夫擅自出猎。诸贝勒决定:革去莽古济的公主名号和其夫的济农名号,贬为庶民;没收其部属和赐予的土地。皇太极还补充了一道特殊规定:今后所有亲戚,不许与莽古济往来,否则,处罚不贷。这样,就把莽古济一家彻底孤立起来。
这场风波的起因,本来是因为莽古济干涉豪格的婚姻,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除了莽古济本人受到严惩,她的亲戚——弟弟德格类、两个女婿岳讬和豪格也受到处罚,理由是他们身为莽古济的亲戚,却没有与她划清界限。仅仅过了8天,德格类就暴病而亡,年仅40岁。
德格类死得蹊跷,而此前三年(天聪六年,1632),他的哥哥莽古尔泰同样是暴病而亡。莽古尔泰与代善、阿敏、皇太极本来同为四大贝勒之一。努尔哈赤去世时,皇太极被拥立,莽古尔泰虽附和众议,内心并不服气。两人的矛盾日益加剧。天聪五年(1631)八月,后金军队围攻大凌河城。莽古尔泰因所部伤亡较重,请皇太极将出哨护军调回,两人因此发生激烈争吵。皇太极指责莽古尔泰经常不服从调遣,贻误了战机。莽古尔泰则针锋相对,扬言每次出兵,抽调自己的部属总是多于其他贝勒。两人矛盾由来已久,这次爆发只是瓜熟蒂落。莽古尔泰怒火中烧,不由得将佩刀抽出五寸多长,被众人推出帐外。当晚,莽古尔泰以空腹饮酒过量,狂言失态为辞,叩头请罪。皇太极却得理不饶人,拒绝接受。不久,以大贝勒代善和众贝勒共议的名义,定罪名“御前露刃”,革去大贝勒名义,夺五牛录属人,罚银万两及马匹。第二年十二月,莽古尔泰得暴疾而亡。
据清朝官书记载,二兄弟临死前的症状如出一辙,都是“口不能言”,非常痛苦地死去,而且只说是“暴疾”,究竟是被气死的,还是被投毒而死,却含糊其词。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即皇太极与莽古济一家并不是简单的私人恩怨,而是基于权力斗争形成的刻骨铭心的仇恨。
豪格于皇太极为长子,于莽古济为侄子兼女婿,两边虽是至亲,却是一对水火不容的冤家。豪格夹在中间,父子之情、姑侄之情、夫妻之情缠绕在一起,割不断,理还乱,令他左右为难,动辄失当。
更令豪格想不到的是,娶妻风波刚刚尘埃落定,一场更大的波澜又呼啸而至。天聪九年(1636)底,大贝勒莽古尔泰生前与妹莽古济、弟德格类谋逆一案被莽古济的家人举报,告讦(jié)莽古尔泰曾与妹莽古济、弟德格类在佛像前焚烧誓词,图谋不轨。接着在抄家时,又搜出了16枚木牌印,印文为“金国皇帝之印”。这被视作莽古尔泰谋篡汗位的确凿证据。诸贝勒会议认为,元凶莽古尔泰“大逆无道”,本应寸磔(用刀碎割而死,类似于凌迟处死),但莽古尔泰与弟德格类已死,于是决定将两人的坟墓平毁,骸骨抛洒;将莽古济与莽古尔泰的儿子额必伦处死。皇太极不愿就此罢休,随即对莽古尔泰的同党进行严厉镇压。有叛逃者向明朝官员报告:“两家相争厮杀,四王子(皇太极)将大王子蟒五儿代(莽古尔泰)儿子三个俱都杀死,还杀死相关的重要人员一千多人。”
豪格刚因与莽古济的关系受到处罚,仍心有余悸。对于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案,再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审时度势,很快表明了自己在这场大火并中的立场:“我是皇上的儿子,妻子的母亲想谋害皇父,我怎么能与谋害皇父的女人同处呢?”接着就亲手杀死了妻子。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他与妻子又有表兄妹一层关系,自幼青梅竹马,卿卿我我,婚后如胶似漆,感情深厚。说豪格对妻子没有感情,那是假的,说他为人残忍,恐怕也没说到点子上。从豪格的一生看,无论是他在外征伐,还是为人处世,从没有为人残暴或性情暴虐的记录,但父汗的意旨至高无上,不可抗拒,豪格下此毒手,实在是被逼无奈。
皇太极对儿子的杀妻之举并没有什么表示,内心大概还是赞许的,所以在分配莽古尔泰财产时,给了豪格诸多好处,一是分给他八个牛录的人口,一是将原属莽古尔泰的正蓝旗加以改编,并任命他为该旗的和硕贝勒。紧接着,又晋封他为和硕肃亲王。这样,仅数月之间,豪格就成为拥有一旗强大实力的六大和硕亲王之一(其他五人为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成亲王岳讬)。豪格身为皇长子,在诸贝勒中更是前程远大,风光无限。
但地位升迁带来的喜悦似乎并没有平复豪格杀妻的内疚,这中间,或者还搀杂着他对姑姑兼岳母莽古济的怀念。他经常和同病相怜的堂兄弟岳讬聚到一起发发牢骚,对皇太极处理莽古济一案流露不满。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他们的举动很快被人密告给了皇太极,于是龙颜震怒,在崇德元年(1636)八月授意诸王商议对豪格和岳讬的处罚。诸王会议的结果,认定豪格与岳讬结党,有怨恨皇上(皇太极)之心。但是在讨论对岳讬、豪格如何处罚时却出现意见分歧,一半人主张处死,另一半人主张监禁。最后,由皇太极裁断,他说:“虽然他们对朕抱有异心,朕如加以诛戮,将招致恶名。二人一为朕的儿子,一为朕的侄子,朕应以宽容对待他们。”豪格与岳讬虽被免死,但仍受到革去亲王爵降为贝勒(连降了二级)、罚银千两的严厉处罚。豪格晋封肃亲王仅八个月,就遇此大挫,情绪之沮丧,可想而知。从此他在人前背后出言更加谨慎,再不敢有丝毫造次。
豪格的人生,本来应该平坦得多,只是因为与莽古济家的婚姻关系,使他备受牵连。豪格当初娶莽古济之女,未尝不是出自父汗的包办,但酿成的苦果,却注定由他自己吞咽。
崇德四年(1639),豪格、多尔衮率军征明凯旋回到盛京,呈献金银珠宝于笃恭殿。皇太极大喜,恢复了他的肃亲王爵。在赐给他的册文中写道:“你从前获罪,自后屡拔城池,克敌建功,因此仍给册印,复封你为肃亲王。”这时,距他被降爵已过去了三年。
◎性格与命运:痛失帝位的根源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极暴逝,未立嗣君。豪格与叔父多尔衮争夺皇位未果,这成为他一生的第二次大挫折。
在皇位继承制度方面,清初的满族统治者与历代汉族王朝有着明显区别。历代汉族封建王朝的帝位继承,一般按嫡长的原则进行,即由皇帝生前在嫡出皇子中指定年长者为日后的嗣君。这种制度虽每每使庸懦的皇子以嫡长资格荣登大宝,君临天下,但至少在最高权力交接之际,为当事者提供了一个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不致引发大的冲突或动乱。与这种状况大相径庭的是,满族肇兴辽东,开国伊始,制度草创,且带有部落时代的传统印迹,帝位继承并无一定之规。皇太极继承汗位,是经过贵族集体会议和推举,体现了旧传统的威力。但同样是这种威力,却为皇太极暴卒后的皇家争斗埋下了胚种。
早在皇太极生前,诸王已开始分党结派,争斗不休,所以朝鲜方面早就预见到“他日必有争立之举”。当时亲王、郡王共有7人,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其中,有力量争夺皇位者,为多尔衮和豪格。二人虽为叔侄,豪格却比叔父多尔衮大3岁(这一年多尔衮32岁,豪格35岁)。从年龄、阅历、功勋、地位等方面说,两人各有优势,差别并不明显。
如果按照父死子立的方式,皇太极长子豪格是帝位的当然继承者。问题是兄终弟及,在满族先世也有俯拾即是的惯例。斗争由此而展开。八月十四日,即皇太极故去的第五天,手中拥有实权而又觊觎帝位的多尔衮召见内大臣索尼,议论帝位继承人。索尼是皇太极的亲信,他不顾多尔衮的意旨,直言不讳地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当时,皇太极自领的两黄旗都主张拥立豪格为君。豪格派人告知郑亲王济尔哈朗,济尔哈朗表示赞同,但又说要与多尔衮商议。多尔衮和多铎所领的两白旗,则主张立多尔衮。豫王多铎、英王阿济格甚至跪劝多尔衮,早登大位。但多尔衮审时度势,未敢贸然应允。
第二天,诸王大臣在崇政殿商议立帝,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两黄旗大臣命令所属巴牙喇兵(护军)全副武装,张弓挟矢,环立宫殿。会议开始,索尼和巴图鲁鳌拜首先提出立皇子。资望最高的礼亲王代善也表示,“虎口(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尽管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豪格在这个关键时刻却犯了“欲言而嗫嚅(nièrú),欲进而趔趄(lièqie)”的老毛病,他不仅不敢公开表明自己勇担大任的雄心,反而言不由衷地推辞说“德小福薄,难以承担”。历史的转折,有时就在瞬息间,豪格这么一句话,足以使他错失皇位。阿济格、多铎顺势提出应立多尔衮,两白旗将领也表示反对立豪格,认为如果立了豪格,自己将没有活路。多尔衮犹豫未允。接下来,豫亲王多铎又提出立自己,或者立长兄代善。多尔衮反对立多铎,代善则托辞年老退离会场。这时,两黄旗将领佩剑向前,扬言:我们的衣食都受于先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最后,还是多尔衮提出折衷建议:“肃亲王既然谦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子(实为第九子,即福临),只是他年岁幼稚,由我与济尔哈朗左右辅政,年长以后,当即归政。”这样,一场剑拔弩张的危机终于冰消雪逝。
为什么豪格未能继承帝位?有各种解释,如称双方各具实力,互不相让等等。其实,从双方实力对比看,豪格本人是正蓝旗旗主,他还得到先帝名下正黄、镶黄二旗的坚决支持,拥有三个旗的强大实力;多尔衮只有正白、镶白两旗的支持。代善父子掌有正红和镶红两旗,实际上当代善表示支持豪格时,已形成五比二的明显优势。何况,领有镶蓝旗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也曾明确支持他。所以,豪格错失帝位的关键,不是双方实力接近,关键还在于他的软弱,在于他的患得患失,确切地说,当胜利的天平已经向他明显倾斜时,他却向后退缩了一步,以致功亏一篑。
豪格生性柔弱,不单从帝位之争中反映出来,从他以往处理与莽古济一家的关系,在父亲的压力下杀死爱妻的举动,也看得很清楚。所以,数年以后,豫亲王多铎曾当面告诉豪格:“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初议立尔为君,因王性柔,力不胜众,议遂寝。”这句话说得很直露,“性柔”(性格软弱),是他错失皇位的主要原因,正因为他在关键时刻的“性柔”,使支持他的力量大失所望。后来,两黄旗将领明确坚持“立帝之子”,不再专注于豪格;多尔衮口口声声他“无继统之意”,都反映出当时形势的细微变化。
不过,从豪格自身分析,当他自称“德小福薄”时,确实也有难以启齿的隐忧。试想,一个把爱妻一刀杀死的人,怎么可能拥有道德的力量?又怎么可能君临天下,以德服人?他自称“德小”,其实是很有一些自知之明的。再者,在皇太极有名位的15位后妃中,地位最尊显的是崇德元年封的五宫(即清宁宫、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后妃,都是蒙古族,豪格的生母继妃乌拉那拉氏不在其列。在皇太极的11个儿子中,豪格的出身不是最显贵的,只是年龄居长,所以他自称“福薄”,也并非无的放矢。
争夺的结果,6岁的福临继承了帝位,他在皇太极诸子中,排行第九,无功受禄,只是他有一个地位尊显的好母亲——位居五宫后妃之一的永福宫庄妃,也就是身历四朝(太祖朝、太宗朝、世祖朝、圣祖朝)、呵护二帝(顺治帝福临、康熙帝玄烨)、大名鼎鼎的孝庄皇后。所以,论起福气来,福临6岁登基,大概真称得上是“福厚”了。
从个人得失讲,在这场争斗中,豪格不仅错失皇位,还因为得罪了多尔衮而为日后的杀身之祸埋下了隐患,所以他是最大的受害者。福临是最大的受益者,理由见前。再看多尔衮,觊觎帝位之心虽没有得逞,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晋升摄政王为他施展宏伟抱负和过人才华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仅仅二三年间,他的权势、声望、地位,不但超过了豪格,还超越了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开国元老,成为大清王朝的真正主宰。从这个角度讲,多尔衮失小利得大利,也是这场争斗的受益者。
面对清朝入关前后诡谲多变的形势和重重困难,如果国家的重担真的落到豪格的肩膀上,恐怕凶多吉少。只是由于多尔衮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才使清朝入关势如破竹,扫平群雄,一统天下。所以,豪格错失皇位,是他个人的不幸,同时又是清朝的大幸。
侄子与叔叔:豆萁相煎为哪般
豪格失落皇位,于心不甘,他并未反躬自责,而是把一肚子郁闷倾泄到多尔衮身上,由此又引发他人生的第三次大挫折。
顺治元年(1644)四月,也就是福临即位七个月后,豪格所领正蓝旗的固山额真(八旗的最高将领)何洛会出面检举豪格“图谋不轨”,揭发他经常散布不利于多尔衮的言论,如说“睿亲王素善病,岂能终摄政之事”,又说“睿亲王非有福之人,乃有疾之人,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乎”。甚至四处扬言:“我(豪格)岂不能手裂若辈之颈而杀之乎?”当时的清朝,正准备大举入关,全国上下,本当同仇敌忾,豪格散布这些流言蜚语显然不得人心。多尔衮乘势对豪格加以打击。他召集诸王大臣会审,豪格的心腹固山额真俄莫克图、议政大臣杨善、伊成格、罗硕等,均以“附王为乱”罪名处死。豪格本人也差点送命。诸贝勒大臣请杀豪格,只是由于幼帝福临念及这位长兄的骨肉之情,终日啼哭不食,才使豪格免于一死,但受到没收七牛录人员,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的重惩。
同年十月,福临由盛京迁北京,再次举行即位典礼,大封诸王。念及长兄豪格的功勋,仍恢复其肃亲王爵位。但经此番挫折,豪格的实力已严重受损,名誉也大不如从前了。
顺治三年(1646)三月,豪格任靖远大将军,统率大军自陕入川,开始了他一生最辉煌的军事业绩。在四川,他连败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清军进入西充,时值大雾弥天。张献忠刚愎自用,不信清军神速,未加提防。豪格大军突至,张献忠仓促间被一箭射中心脏,当即死去。于是后世编造出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广为流传,说张献忠在一座古塔中拆出了一块石碑,碑文写着:
造者于化龙,拆者张献忠。
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
于化龙是明朝战将,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殁于萨尔浒大战。所谓“吹箫不用竹”,是指箫字去掉竹字头为一肃字,指张献忠毙命于肃亲王箭下早有预兆。清人樊彬在《燕都杂咏》中吟有:
名王昭伟绩,马鬣认崇封。
不见吹箫竹,惟余偃盖松。
“名王”,指豪格。“偃盖松”是指豪格墓地上生长的巨松,枝干横生,绿荫匝地,倚靠红漆木架支持,成为清代京师的一大盛景(遗址在今北京东南部的劲松小区)。其实,真正射死张献忠的不是豪格,而是他的部将雅步兰。雅步兰是神射手。
豪格在四川,与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有过一段交往。民国初年,法国传教士古洛东根据他们留下的教会档案和中国史料,用中文撰写了《圣教入川记》一书。书中记载了利类思、安文思与豪格的多次交往。那么,传教士眼中的豪格是怎样一个人呢?
对西洋科技有浓厚的兴趣。二传教士在逃难途中被清兵抓捕,因相貌怪异,被送到统兵元帅肃亲王前。豪格问传教士关于机器的知识,还授意他们把天文书详加解说,译成满语。豪格阅后,“大为惊异,以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称赞不已”。顺治帝曾任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尊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在天文、历法等方面时常求教,康熙帝对西洋科技的痴迷也广为众知。如果说豪格是满洲王爷中较早对西洋科技产生浓厚兴趣者,应该大致不错。
对传教士待之以礼。豪格与西洋传教士有长期交往,在京师时与著名传教士汤若望关系很熟,所以汤若望托他到四川后保护传教士。豪格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对传教士“宠渥有加,每日赐肉给米,妥为照顾”。二位教士对豪格的“宽仁厚德”印象深刻,颂扬备至。有一次言谈之余,传教士提到,他们有一位中国仆人在逃难中走失,生死未卜。豪格立即吩咐人持令箭速到各营寻访。结果发现此人被一旗人掳获。该旗人开始不愿放回,后来听说是肃王命令,将仆人亲自送回。从豪格与传教士的交往中,或者可以了解他善解人意的一面。
军纪严肃。一次路途行军,利类思因腹中饥饿,在路边菜地中翻检聊以充饥的食物,被旗兵看见,以为是汉人私入他人田亩,即张弓搭箭向他瞄准,如果不是另一旗兵拦阻,利类思定已中箭。后来旗人向司铎(神甫)说明,“不可路外而行,误犯军规,以遭不测”。这说明,肃亲王治军严整,士兵不敢违犯。这应是清军征剿张献忠大西军所向披靡的一个原因。
顺治五年(1648)二月,豪格率大军抵达京师。顺治帝亲自在太和殿设宴犒劳风尘仆仆、凯旋归来的长兄与诸将领。豪格也因与诸兄弟久别重逢欢喜不已。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他人生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大挫折。
豪格回京只享受了一个月的自由,就被人举报。先是一批以贝子吞齐为首的贵族,检举郑亲王济尔哈朗,在罗织的各项罪名中,与豪格有关的两条:一是说当皇太极逝世时,“谋立肃王(豪格)为君”,“擅谋大事”;二是偏袒受到罢爵处分的豪格,让豪格的妻子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的福晋前面行走。并得出济尔哈朗“向与肃王同谋,心生怜悯,显令僭越”的结论。郑亲王济尔哈朗被定以死罪,后从轻处置,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皇太极生前,对济尔哈朗多有恩宠,济尔哈朗对豪格也多有关照。郑亲王失势,豪格失去了最后一个保护伞,唇亡齿寒,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处理济尔哈朗两天之后,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专门讨论豪格的问题。这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大权独揽,惟我独尊,连顺治帝也奈何他不得,诸王大臣更是仰其鼻息,唯唯诺诺。于是以豪格犯有庇护部将、冒领军功及欲提拔罪人之弟等轻微罪名,定其死罪。多尔衮假惺惺地表示不忍,诸王大臣揣摩多尔衮的意旨反复上奏,甚至引“太祖长子(即褚英)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为前例,坚持严惩不贷。最终,免豪格一死,囚禁狱中,削去爵位,没收所属人员。
豪格身陷狱中,生不如死,绝望到了极点,对人说:“把我释放也就罢了,不然的话,我一定要用石头把这帮小子砸死!”不久,便因激愤卒于狱,年仅40岁。
关于豪格的死因,除了“卒于狱”,还有“自杀”或被多尔衮“谋杀”等不同版本。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提到:豪格凯旋回京,皇上派摄政王迎于永定门外。肃亲王按例先拜谒皇叔(多尔衮),不意幕中伏兵四起,乱刀齐下。肃亲王的太监王忠扑在豪格身上,与他同被剁为肉酱。装殓时血肉不能分,同敛一棺。后世肃王府用太监,只许用,不准打骂,因王忠同王殉难,且同葬一处。但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不大。豪格毕竟是太宗长子,战功卓著的军事统帅,凯旋之日,却被摄政王部下不分青红皂白乱刀砍死。如果这样的话,即便是位高权重的多尔衮,对皇上、诸王和天下臣民也不好交代,况且这也不符合多尔衮面对棘手问题时机敏灵活、缜密谨慎的一贯作风。
多尔衮逼死豪格,又将其福晋纳为妃,于良心似有愧怍,所以对豪格的儿子富绶多方呵护,还让他到自己的府第担任校射。多尔衮的亲信何洛会对此很不理解,说:“见到此人,就令人心悸,为什么不除掉他?”多尔衮回答:“因为你们不知道我是爱护他的。”这样,豪格的儿子幸存下来。
多尔衮逼死豪格,顺势将他名下的正蓝旗据为己有。不久,他的弟弟豫亲王多铎出痘身亡。多尔衮实领两白一蓝三旗,在朝中形成莫与争锋的实力。
两年以后多尔衮猝死,年轻的顺治帝提前亲政。念长兄豪格蒙冤而死,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和硕肃亲王爵位,并立碑对他一生的功绩进行表彰。十三年(1656),追加谥号为“武”。在清代满洲贵族中,豪格是第一位按照汉族惯例被赐予谥号的王爷。乾隆四十三年(1778),豪格因开国功绩,配享太庙。
清初肃亲王豪格的府第位于玉带桥东岸(今东交民巷正义路东)。前后共有10位府主生活于此。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府毁于兵火。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把王府所在的大片土地划为“使馆界”。肃亲王府迁至北新桥船板胡同(今东四十三条)街北。但新府已非王府形制。
过去,北京人谈起旧时北京的王府,常说:“礼王府的墙,豫王府的房,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礼王府和豫王府的建筑的确好于其他王府。清初第一代肃亲王豪格统兵追杀张献忠,立下大功,为此,他得到的财富也多于一般的王公。但众人都知肃王府银子多,王府内的银子如何收藏却鲜为人知。肃王府的藏银方法很奇特,是用整张刚剥下的鲜牛皮将银子包好,再用牛筋缝严,待牛皮风干后坚固无比,若想取出银子,必须用刀割破牛皮。这不但使窃贼无法偷窃,即使府内人等也休想打它的主意。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历代肃亲王都使用它。
莽古济是努尔哈赤与大福晋富察氏生的女儿,大贝勒莽古尔泰和贝勒德格类的同胞姐妹,比莽古尔泰小3岁,比德格类大6岁。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原准备把她嫁给哈达部贝勒孟格布禄。后因孟格布禄与努尔哈赤侍妾通奸,又想谋反,被努尔哈赤一怒之下杀掉。为了笼络哈达部的人心,努尔哈赤把她嫁给了孟格布禄的儿子武尔古岱,她因此被称为“哈达公主”或“哈达格格”。这一年,她12岁。天命末年,武尔古岱病逝后,莽古济长年守寡,直到其弟皇太极登基,又改嫁蒙古敖汉部博尔济吉特氏琐诺木杜棱。当时贵族女子的婚姻,完全由家族中的男性家长主宰,她们不过是统治者笼络诸部酋长的工具。像莽古济,先嫁哈达部首领未成,转手又嫁给了他的儿子,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莽古济与前夫武尔古岱生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了代善的长子岳讬,二女嫁给了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莽古济于岳讬、豪格既是姑姑,又是岳母,这样的近亲结婚在当时的满族社会中颇为流行。但这种亲上加亲的做法,并不能化解家族内部的矛盾,何况莽古济性格倔强,与皇太极一向不和,随着这对同父异母姐弟间愈演愈烈的仇怨,处境两难的豪格被卷入了无法摆脱的纠葛中。
天聪九年(1635),因为与莽古济家的关系,他第一次受到父亲的处罚。事情的起因还要从豪格娶林丹汗的妻子说起。
这一年,皇太极招降了蒙古察哈尔部的余部,随林丹汗儿子额哲归服的,还有林丹汗的几位福晋、格格。皇太极亲率众贝勒前往迎接,并在盛京郊外与蒙古福晋、格格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皇太极先娶了窦土门福晋。济尔哈朗娶了苏泰福晋,苏泰福晋富有而美丽,曾引起代善的垂涎,但她是济尔哈朗已故妻子的妹妹,所以皇太极和诸贝勒一致议定,把她嫁给济尔哈朗,代善只好另娶林丹汗的妹妹、富有的泰松格格为妻。林丹汗的另两位妻子,额尔哲图福晋嫁给了阿巴泰,伯奇福晋嫁给了豪格。一时间粉黛云集,花枝招展。丰盛的宴席,飘散的酒气,喧腾的歌舞,华美的服饰,把喜庆婚宴的气氛烘托到了极点。令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此番盛况却惹怒了在座的一个中年妇人——豪格的岳母莽古济。
莽古济见豪格娶了一个俊俏的蒙古贵妇,不禁大动肝火。考虑到女儿的尴尬处境,她不好与女婿豪格撕破脸,就径直找到弟弟皇太极,当面质问说:“我的女儿还在,贝勒豪格为什么又娶一妻?”豪格娶伯奇福晋是经皇太极钦准的,难怪莽古济要把一肚子怨气撒到他的身上。说罢,莽古济离席而去,中途退出了婚宴。
当时的满洲贵族,哪个不是妻妾成群,何况是贵为皇长子的豪格?但莽古济心疼自己的宝贝女儿,不愿她受到女婿的冷落,以致满洲“姑奶奶”的脾气一下子爆发出来。
莽古济大闹婚宴,让皇太极很下不来台,尤其是当着众多贝勒和蒙古宾客。他对这位脾气暴躁的姐姐本来就没有好感,经这么一闹,也就铁下心来,决心还以颜色。他在宫中召集诸贝勒大臣训话,指责莽古济一贯行为暴戾、谗毁他人;对皇上早就心怀怨恨,其夫琐诺木杜棱还假装酒醉,多次破口大骂皇上。所以,对她的险恶用心一定要提高警惕。随即议定莽古济的罪状三条:一,怨恨皇上;二,诬陷部属;三,与丈夫擅自出猎。诸贝勒决定:革去莽古济的公主名号和其夫的济农名号,贬为庶民;没收其部属和赐予的土地。皇太极还补充了一道特殊规定:今后所有亲戚,不许与莽古济往来,否则,处罚不贷。这样,就把莽古济一家彻底孤立起来。
这场风波的起因,本来是因为莽古济干涉豪格的婚姻,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除了莽古济本人受到严惩,她的亲戚——弟弟德格类、两个女婿岳讬和豪格也受到处罚,理由是他们身为莽古济的亲戚,却没有与她划清界限。仅仅过了8天,德格类就暴病而亡,年仅40岁。
德格类死得蹊跷,而此前三年(天聪六年,1632),他的哥哥莽古尔泰同样是暴病而亡。莽古尔泰与代善、阿敏、皇太极本来同为四大贝勒之一。努尔哈赤去世时,皇太极被拥立,莽古尔泰虽附和众议,内心并不服气。两人的矛盾日益加剧。天聪五年(1631)八月,后金军队围攻大凌河城。莽古尔泰因所部伤亡较重,请皇太极将出哨护军调回,两人因此发生激烈争吵。皇太极指责莽古尔泰经常不服从调遣,贻误了战机。莽古尔泰则针锋相对,扬言每次出兵,抽调自己的部属总是多于其他贝勒。两人矛盾由来已久,这次爆发只是瓜熟蒂落。莽古尔泰怒火中烧,不由得将佩刀抽出五寸多长,被众人推出帐外。当晚,莽古尔泰以空腹饮酒过量,狂言失态为辞,叩头请罪。皇太极却得理不饶人,拒绝接受。不久,以大贝勒代善和众贝勒共议的名义,定罪名“御前露刃”,革去大贝勒名义,夺五牛录属人,罚银万两及马匹。第二年十二月,莽古尔泰得暴疾而亡。
据清朝官书记载,二兄弟临死前的症状如出一辙,都是“口不能言”,非常痛苦地死去,而且只说是“暴疾”,究竟是被气死的,还是被投毒而死,却含糊其词。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即皇太极与莽古济一家并不是简单的私人恩怨,而是基于权力斗争形成的刻骨铭心的仇恨。
豪格于皇太极为长子,于莽古济为侄子兼女婿,两边虽是至亲,却是一对水火不容的冤家。豪格夹在中间,父子之情、姑侄之情、夫妻之情缠绕在一起,割不断,理还乱,令他左右为难,动辄失当。
更令豪格想不到的是,娶妻风波刚刚尘埃落定,一场更大的波澜又呼啸而至。天聪九年(1636)底,大贝勒莽古尔泰生前与妹莽古济、弟德格类谋逆一案被莽古济的家人举报,告讦(jié)莽古尔泰曾与妹莽古济、弟德格类在佛像前焚烧誓词,图谋不轨。接着在抄家时,又搜出了16枚木牌印,印文为“金国皇帝之印”。这被视作莽古尔泰谋篡汗位的确凿证据。诸贝勒会议认为,元凶莽古尔泰“大逆无道”,本应寸磔(用刀碎割而死,类似于凌迟处死),但莽古尔泰与弟德格类已死,于是决定将两人的坟墓平毁,骸骨抛洒;将莽古济与莽古尔泰的儿子额必伦处死。皇太极不愿就此罢休,随即对莽古尔泰的同党进行严厉镇压。有叛逃者向明朝官员报告:“两家相争厮杀,四王子(皇太极)将大王子蟒五儿代(莽古尔泰)儿子三个俱都杀死,还杀死相关的重要人员一千多人。”
豪格刚因与莽古济的关系受到处罚,仍心有余悸。对于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案,再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审时度势,很快表明了自己在这场大火并中的立场:“我是皇上的儿子,妻子的母亲想谋害皇父,我怎么能与谋害皇父的女人同处呢?”接着就亲手杀死了妻子。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他与妻子又有表兄妹一层关系,自幼青梅竹马,卿卿我我,婚后如胶似漆,感情深厚。说豪格对妻子没有感情,那是假的,说他为人残忍,恐怕也没说到点子上。从豪格的一生看,无论是他在外征伐,还是为人处世,从没有为人残暴或性情暴虐的记录,但父汗的意旨至高无上,不可抗拒,豪格下此毒手,实在是被逼无奈。
皇太极对儿子的杀妻之举并没有什么表示,内心大概还是赞许的,所以在分配莽古尔泰财产时,给了豪格诸多好处,一是分给他八个牛录的人口,一是将原属莽古尔泰的正蓝旗加以改编,并任命他为该旗的和硕贝勒。紧接着,又晋封他为和硕肃亲王。这样,仅数月之间,豪格就成为拥有一旗强大实力的六大和硕亲王之一(其他五人为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成亲王岳讬)。豪格身为皇长子,在诸贝勒中更是前程远大,风光无限。
但地位升迁带来的喜悦似乎并没有平复豪格杀妻的内疚,这中间,或者还搀杂着他对姑姑兼岳母莽古济的怀念。他经常和同病相怜的堂兄弟岳讬聚到一起发发牢骚,对皇太极处理莽古济一案流露不满。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他们的举动很快被人密告给了皇太极,于是龙颜震怒,在崇德元年(1636)八月授意诸王商议对豪格和岳讬的处罚。诸王会议的结果,认定豪格与岳讬结党,有怨恨皇上(皇太极)之心。但是在讨论对岳讬、豪格如何处罚时却出现意见分歧,一半人主张处死,另一半人主张监禁。最后,由皇太极裁断,他说:“虽然他们对朕抱有异心,朕如加以诛戮,将招致恶名。二人一为朕的儿子,一为朕的侄子,朕应以宽容对待他们。”豪格与岳讬虽被免死,但仍受到革去亲王爵降为贝勒(连降了二级)、罚银千两的严厉处罚。豪格晋封肃亲王仅八个月,就遇此大挫,情绪之沮丧,可想而知。从此他在人前背后出言更加谨慎,再不敢有丝毫造次。
豪格的人生,本来应该平坦得多,只是因为与莽古济家的婚姻关系,使他备受牵连。豪格当初娶莽古济之女,未尝不是出自父汗的包办,但酿成的苦果,却注定由他自己吞咽。
崇德四年(1639),豪格、多尔衮率军征明凯旋回到盛京,呈献金银珠宝于笃恭殿。皇太极大喜,恢复了他的肃亲王爵。在赐给他的册文中写道:“你从前获罪,自后屡拔城池,克敌建功,因此仍给册印,复封你为肃亲王。”这时,距他被降爵已过去了三年。
◎性格与命运:痛失帝位的根源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极暴逝,未立嗣君。豪格与叔父多尔衮争夺皇位未果,这成为他一生的第二次大挫折。
在皇位继承制度方面,清初的满族统治者与历代汉族王朝有着明显区别。历代汉族封建王朝的帝位继承,一般按嫡长的原则进行,即由皇帝生前在嫡出皇子中指定年长者为日后的嗣君。这种制度虽每每使庸懦的皇子以嫡长资格荣登大宝,君临天下,但至少在最高权力交接之际,为当事者提供了一个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不致引发大的冲突或动乱。与这种状况大相径庭的是,满族肇兴辽东,开国伊始,制度草创,且带有部落时代的传统印迹,帝位继承并无一定之规。皇太极继承汗位,是经过贵族集体会议和推举,体现了旧传统的威力。但同样是这种威力,却为皇太极暴卒后的皇家争斗埋下了胚种。
早在皇太极生前,诸王已开始分党结派,争斗不休,所以朝鲜方面早就预见到“他日必有争立之举”。当时亲王、郡王共有7人,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其中,有力量争夺皇位者,为多尔衮和豪格。二人虽为叔侄,豪格却比叔父多尔衮大3岁(这一年多尔衮32岁,豪格35岁)。从年龄、阅历、功勋、地位等方面说,两人各有优势,差别并不明显。
如果按照父死子立的方式,皇太极长子豪格是帝位的当然继承者。问题是兄终弟及,在满族先世也有俯拾即是的惯例。斗争由此而展开。八月十四日,即皇太极故去的第五天,手中拥有实权而又觊觎帝位的多尔衮召见内大臣索尼,议论帝位继承人。索尼是皇太极的亲信,他不顾多尔衮的意旨,直言不讳地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当时,皇太极自领的两黄旗都主张拥立豪格为君。豪格派人告知郑亲王济尔哈朗,济尔哈朗表示赞同,但又说要与多尔衮商议。多尔衮和多铎所领的两白旗,则主张立多尔衮。豫王多铎、英王阿济格甚至跪劝多尔衮,早登大位。但多尔衮审时度势,未敢贸然应允。
第二天,诸王大臣在崇政殿商议立帝,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两黄旗大臣命令所属巴牙喇兵(护军)全副武装,张弓挟矢,环立宫殿。会议开始,索尼和巴图鲁鳌拜首先提出立皇子。资望最高的礼亲王代善也表示,“虎口(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尽管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豪格在这个关键时刻却犯了“欲言而嗫嚅(nièrú),欲进而趔趄(lièqie)”的老毛病,他不仅不敢公开表明自己勇担大任的雄心,反而言不由衷地推辞说“德小福薄,难以承担”。历史的转折,有时就在瞬息间,豪格这么一句话,足以使他错失皇位。阿济格、多铎顺势提出应立多尔衮,两白旗将领也表示反对立豪格,认为如果立了豪格,自己将没有活路。多尔衮犹豫未允。接下来,豫亲王多铎又提出立自己,或者立长兄代善。多尔衮反对立多铎,代善则托辞年老退离会场。这时,两黄旗将领佩剑向前,扬言:我们的衣食都受于先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最后,还是多尔衮提出折衷建议:“肃亲王既然谦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子(实为第九子,即福临),只是他年岁幼稚,由我与济尔哈朗左右辅政,年长以后,当即归政。”这样,一场剑拔弩张的危机终于冰消雪逝。
为什么豪格未能继承帝位?有各种解释,如称双方各具实力,互不相让等等。其实,从双方实力对比看,豪格本人是正蓝旗旗主,他还得到先帝名下正黄、镶黄二旗的坚决支持,拥有三个旗的强大实力;多尔衮只有正白、镶白两旗的支持。代善父子掌有正红和镶红两旗,实际上当代善表示支持豪格时,已形成五比二的明显优势。何况,领有镶蓝旗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也曾明确支持他。所以,豪格错失帝位的关键,不是双方实力接近,关键还在于他的软弱,在于他的患得患失,确切地说,当胜利的天平已经向他明显倾斜时,他却向后退缩了一步,以致功亏一篑。
豪格生性柔弱,不单从帝位之争中反映出来,从他以往处理与莽古济一家的关系,在父亲的压力下杀死爱妻的举动,也看得很清楚。所以,数年以后,豫亲王多铎曾当面告诉豪格:“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初议立尔为君,因王性柔,力不胜众,议遂寝。”这句话说得很直露,“性柔”(性格软弱),是他错失皇位的主要原因,正因为他在关键时刻的“性柔”,使支持他的力量大失所望。后来,两黄旗将领明确坚持“立帝之子”,不再专注于豪格;多尔衮口口声声他“无继统之意”,都反映出当时形势的细微变化。
不过,从豪格自身分析,当他自称“德小福薄”时,确实也有难以启齿的隐忧。试想,一个把爱妻一刀杀死的人,怎么可能拥有道德的力量?又怎么可能君临天下,以德服人?他自称“德小”,其实是很有一些自知之明的。再者,在皇太极有名位的15位后妃中,地位最尊显的是崇德元年封的五宫(即清宁宫、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后妃,都是蒙古族,豪格的生母继妃乌拉那拉氏不在其列。在皇太极的11个儿子中,豪格的出身不是最显贵的,只是年龄居长,所以他自称“福薄”,也并非无的放矢。
争夺的结果,6岁的福临继承了帝位,他在皇太极诸子中,排行第九,无功受禄,只是他有一个地位尊显的好母亲——位居五宫后妃之一的永福宫庄妃,也就是身历四朝(太祖朝、太宗朝、世祖朝、圣祖朝)、呵护二帝(顺治帝福临、康熙帝玄烨)、大名鼎鼎的孝庄皇后。所以,论起福气来,福临6岁登基,大概真称得上是“福厚”了。
从个人得失讲,在这场争斗中,豪格不仅错失皇位,还因为得罪了多尔衮而为日后的杀身之祸埋下了隐患,所以他是最大的受害者。福临是最大的受益者,理由见前。再看多尔衮,觊觎帝位之心虽没有得逞,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晋升摄政王为他施展宏伟抱负和过人才华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仅仅二三年间,他的权势、声望、地位,不但超过了豪格,还超越了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开国元老,成为大清王朝的真正主宰。从这个角度讲,多尔衮失小利得大利,也是这场争斗的受益者。
面对清朝入关前后诡谲多变的形势和重重困难,如果国家的重担真的落到豪格的肩膀上,恐怕凶多吉少。只是由于多尔衮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才使清朝入关势如破竹,扫平群雄,一统天下。所以,豪格错失皇位,是他个人的不幸,同时又是清朝的大幸。
侄子与叔叔:豆萁相煎为哪般
豪格失落皇位,于心不甘,他并未反躬自责,而是把一肚子郁闷倾泄到多尔衮身上,由此又引发他人生的第三次大挫折。
顺治元年(1644)四月,也就是福临即位七个月后,豪格所领正蓝旗的固山额真(八旗的最高将领)何洛会出面检举豪格“图谋不轨”,揭发他经常散布不利于多尔衮的言论,如说“睿亲王素善病,岂能终摄政之事”,又说“睿亲王非有福之人,乃有疾之人,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乎”。甚至四处扬言:“我(豪格)岂不能手裂若辈之颈而杀之乎?”当时的清朝,正准备大举入关,全国上下,本当同仇敌忾,豪格散布这些流言蜚语显然不得人心。多尔衮乘势对豪格加以打击。他召集诸王大臣会审,豪格的心腹固山额真俄莫克图、议政大臣杨善、伊成格、罗硕等,均以“附王为乱”罪名处死。豪格本人也差点送命。诸贝勒大臣请杀豪格,只是由于幼帝福临念及这位长兄的骨肉之情,终日啼哭不食,才使豪格免于一死,但受到没收七牛录人员,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的重惩。
同年十月,福临由盛京迁北京,再次举行即位典礼,大封诸王。念及长兄豪格的功勋,仍恢复其肃亲王爵位。但经此番挫折,豪格的实力已严重受损,名誉也大不如从前了。
顺治三年(1646)三月,豪格任靖远大将军,统率大军自陕入川,开始了他一生最辉煌的军事业绩。在四川,他连败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清军进入西充,时值大雾弥天。张献忠刚愎自用,不信清军神速,未加提防。豪格大军突至,张献忠仓促间被一箭射中心脏,当即死去。于是后世编造出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广为流传,说张献忠在一座古塔中拆出了一块石碑,碑文写着:
造者于化龙,拆者张献忠。
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
于化龙是明朝战将,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殁于萨尔浒大战。所谓“吹箫不用竹”,是指箫字去掉竹字头为一肃字,指张献忠毙命于肃亲王箭下早有预兆。清人樊彬在《燕都杂咏》中吟有:
名王昭伟绩,马鬣认崇封。
不见吹箫竹,惟余偃盖松。
“名王”,指豪格。“偃盖松”是指豪格墓地上生长的巨松,枝干横生,绿荫匝地,倚靠红漆木架支持,成为清代京师的一大盛景(遗址在今北京东南部的劲松小区)。其实,真正射死张献忠的不是豪格,而是他的部将雅步兰。雅步兰是神射手。
豪格在四川,与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有过一段交往。民国初年,法国传教士古洛东根据他们留下的教会档案和中国史料,用中文撰写了《圣教入川记》一书。书中记载了利类思、安文思与豪格的多次交往。那么,传教士眼中的豪格是怎样一个人呢?
对西洋科技有浓厚的兴趣。二传教士在逃难途中被清兵抓捕,因相貌怪异,被送到统兵元帅肃亲王前。豪格问传教士关于机器的知识,还授意他们把天文书详加解说,译成满语。豪格阅后,“大为惊异,以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称赞不已”。顺治帝曾任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尊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在天文、历法等方面时常求教,康熙帝对西洋科技的痴迷也广为众知。如果说豪格是满洲王爷中较早对西洋科技产生浓厚兴趣者,应该大致不错。
对传教士待之以礼。豪格与西洋传教士有长期交往,在京师时与著名传教士汤若望关系很熟,所以汤若望托他到四川后保护传教士。豪格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对传教士“宠渥有加,每日赐肉给米,妥为照顾”。二位教士对豪格的“宽仁厚德”印象深刻,颂扬备至。有一次言谈之余,传教士提到,他们有一位中国仆人在逃难中走失,生死未卜。豪格立即吩咐人持令箭速到各营寻访。结果发现此人被一旗人掳获。该旗人开始不愿放回,后来听说是肃王命令,将仆人亲自送回。从豪格与传教士的交往中,或者可以了解他善解人意的一面。
军纪严肃。一次路途行军,利类思因腹中饥饿,在路边菜地中翻检聊以充饥的食物,被旗兵看见,以为是汉人私入他人田亩,即张弓搭箭向他瞄准,如果不是另一旗兵拦阻,利类思定已中箭。后来旗人向司铎(神甫)说明,“不可路外而行,误犯军规,以遭不测”。这说明,肃亲王治军严整,士兵不敢违犯。这应是清军征剿张献忠大西军所向披靡的一个原因。
顺治五年(1648)二月,豪格率大军抵达京师。顺治帝亲自在太和殿设宴犒劳风尘仆仆、凯旋归来的长兄与诸将领。豪格也因与诸兄弟久别重逢欢喜不已。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他人生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大挫折。
豪格回京只享受了一个月的自由,就被人举报。先是一批以贝子吞齐为首的贵族,检举郑亲王济尔哈朗,在罗织的各项罪名中,与豪格有关的两条:一是说当皇太极逝世时,“谋立肃王(豪格)为君”,“擅谋大事”;二是偏袒受到罢爵处分的豪格,让豪格的妻子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的福晋前面行走。并得出济尔哈朗“向与肃王同谋,心生怜悯,显令僭越”的结论。郑亲王济尔哈朗被定以死罪,后从轻处置,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皇太极生前,对济尔哈朗多有恩宠,济尔哈朗对豪格也多有关照。郑亲王失势,豪格失去了最后一个保护伞,唇亡齿寒,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处理济尔哈朗两天之后,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专门讨论豪格的问题。这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大权独揽,惟我独尊,连顺治帝也奈何他不得,诸王大臣更是仰其鼻息,唯唯诺诺。于是以豪格犯有庇护部将、冒领军功及欲提拔罪人之弟等轻微罪名,定其死罪。多尔衮假惺惺地表示不忍,诸王大臣揣摩多尔衮的意旨反复上奏,甚至引“太祖长子(即褚英)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为前例,坚持严惩不贷。最终,免豪格一死,囚禁狱中,削去爵位,没收所属人员。
豪格身陷狱中,生不如死,绝望到了极点,对人说:“把我释放也就罢了,不然的话,我一定要用石头把这帮小子砸死!”不久,便因激愤卒于狱,年仅40岁。
关于豪格的死因,除了“卒于狱”,还有“自杀”或被多尔衮“谋杀”等不同版本。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提到:豪格凯旋回京,皇上派摄政王迎于永定门外。肃亲王按例先拜谒皇叔(多尔衮),不意幕中伏兵四起,乱刀齐下。肃亲王的太监王忠扑在豪格身上,与他同被剁为肉酱。装殓时血肉不能分,同敛一棺。后世肃王府用太监,只许用,不准打骂,因王忠同王殉难,且同葬一处。但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不大。豪格毕竟是太宗长子,战功卓著的军事统帅,凯旋之日,却被摄政王部下不分青红皂白乱刀砍死。如果这样的话,即便是位高权重的多尔衮,对皇上、诸王和天下臣民也不好交代,况且这也不符合多尔衮面对棘手问题时机敏灵活、缜密谨慎的一贯作风。
多尔衮逼死豪格,又将其福晋纳为妃,于良心似有愧怍,所以对豪格的儿子富绶多方呵护,还让他到自己的府第担任校射。多尔衮的亲信何洛会对此很不理解,说:“见到此人,就令人心悸,为什么不除掉他?”多尔衮回答:“因为你们不知道我是爱护他的。”这样,豪格的儿子幸存下来。
多尔衮逼死豪格,顺势将他名下的正蓝旗据为己有。不久,他的弟弟豫亲王多铎出痘身亡。多尔衮实领两白一蓝三旗,在朝中形成莫与争锋的实力。
两年以后多尔衮猝死,年轻的顺治帝提前亲政。念长兄豪格蒙冤而死,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和硕肃亲王爵位,并立碑对他一生的功绩进行表彰。十三年(1656),追加谥号为“武”。在清代满洲贵族中,豪格是第一位按照汉族惯例被赐予谥号的王爷。乾隆四十三年(1778),豪格因开国功绩,配享太庙。
清初肃亲王豪格的府第位于玉带桥东岸(今东交民巷正义路东)。前后共有10位府主生活于此。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府毁于兵火。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把王府所在的大片土地划为“使馆界”。肃亲王府迁至北新桥船板胡同(今东四十三条)街北。但新府已非王府形制。
过去,北京人谈起旧时北京的王府,常说:“礼王府的墙,豫王府的房,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礼王府和豫王府的建筑的确好于其他王府。清初第一代肃亲王豪格统兵追杀张献忠,立下大功,为此,他得到的财富也多于一般的王公。但众人都知肃王府银子多,王府内的银子如何收藏却鲜为人知。肃王府的藏银方法很奇特,是用整张刚剥下的鲜牛皮将银子包好,再用牛筋缝严,待牛皮风干后坚固无比,若想取出银子,必须用刀割破牛皮。这不但使窃贼无法偷窃,即使府内人等也休想打它的主意。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历代肃亲王都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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