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节目类型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观众审美出现了什么变化？
随着节目类型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观众的审美趣味，也趋向多元。
20世纪在80年代为观众所广泛熟知的著名主持人并不多，除沈力、赵忠祥、鞠萍、岳斌、陈铎、虹云等专题节目或纪录片的主持人外，一些兼有深度报道与评论色彩的新闻栏目也打出了"主持人"的旗号，如中央电视台《观察·思考》栏目的肖晓丽和《周末热门话题》栏目的乔冠英、上海电视台《新闻透视》栏目的主持人李培红，以及福建电视台《新闻半小时》的程鹤林，等等。
但他们仍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节目主持人"，而是扮演了一种播音员兼评论员的过渡性角色。至20世纪80年代末，主持人作为电视专题节目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已经成为中国电视业普遍认同的观点，在国家的电视业规划层面上，对优秀主持人的培养和选拔也已经提上日程。人们已经意识到从播音员直接转型的主持人因缺乏一线实践经验难以适应"主持人节目"这种"采编播合一"的生产体制。
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之一的敬一丹在80年代中期即热切呼吁新闻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的改革，改变主流广播电视院系"采编播分离"的传统培养方式以回应时代的要求。[727]这些关于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理念探讨，以及以《为您服务》为代表的主持人节目的操作经验，均成为这一时期电视专题节目领域的宝贵行业经验，为90年代主持人节目和主持人行业在中国的全面崛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在1982年前后进入了一个十分微妙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风光类纪录片，主要以中央电视台的《祖国各地》为播出平台，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成绩斐然。但这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大多千篇一律、缺少创新，初时因满足了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阴霾、急切渴望探索外部世界的中国人的文化冀求而深受观众欢迎，但这种新奇感到了1982年前后已逐渐演变为一种接受上的疲劳，风光类纪录片在题材和形式上均有迫切的革新需求。
而与日本合拍《丝绸之路》的巨大成功，则为这种需求提供了理念和手段上的直接指引：在题材上，为风光片注入浓郁而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在规模上，则追求系列化、大容量的"巨片"效果。这种变革意识与此一时期大量供职于电视业的文化精英及其主导的强劲精英话语对大众加以引导和启蒙的需求不谋而合，因而缔造了一个中国电视史上绝无仅有的"纪录大片"时代。
这一时代的开启是以1983年《话说长江》取得的巨大成功为发端的。在与日本NHK合拍《丝绸之路》取得意外成功后，中央电视台决定"趁热打铁"，再拍一部关于长江的纪录片。该片的筹备从1978年即已开始，但因资金、技术、设备的欠缺而一直未能开拍。直到一位从小在武汉生活过并对长江感情颇深的名叫佐田雅志的日本歌星提出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并提供拍摄所需的资金，拍摄工作才正式启动。
双方原本商定日本负责成片的制作，中国将日本版直接翻译过来在中国播出，但拍摄完成后等了将近一年，日方也没能将这部纪录片制作出来，原因是佐田雅志因投资该片陷入了债务危机。因此，中央电视台决定将全部拍摄所得素材索回，自己制作中国版。资深纪录片编导戴维宇奉命挑起了制作这部在当时来说规模最为宏大的纪录片的重担。最终的结果就是1983年8月7日这天25集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在中央电视台的横空出世。
由于拍摄工作由中日双方共同完成，所以《话说长江》在视觉效果上达到了当时的一流水平。《丝绸之路》在中国播出时因未进行栏目化编排而导致失败的教训也被中央电视台吸取，时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兼《话说长江》主要撰稿人的陈汉元严格规定《话说长江》每周日晚播出一集，每集20分钟，这使得该片很快就培养起一大批在固定时间准时打开电视机的庞大、稳定的观众群体。
此外，导演戴维宇还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两个"主持人"，即话剧演员陈铎和播音员虹云，让他们以中国古典小说章回体的结构形式，如讲故事一般将长江两岸的历史文明和风土人情娓娓道来，观众对此"欣喜接受……相随以行，乐而忘返"。
一贯"曲高和寡"的电视纪录片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独具一格的社会语境中找到了通向辉煌的路径，《话说长江》的收视率曾高达40%，至今仍占据着中国纪录片收视率第一的宝座——这个记录似乎也不再可能被打破。
《话说长江》的巨大成功令中国纪录片创作者极为振奋，这种画面奇诡、旁白华丽、思想深邃、规模宏大的风格很快成为20世纪80年代电视纪录片不断追随和发扬的对象。在《话说长江》之后，中央电视台又相继播出《话说运河》《唐蕃古道》《黄河》《万里长城》等被冠以"大型电视特别节目"的纪录片，但这种节目形态的影响力却处于不断衰微的趋势。
一方面，随着其他节目类型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趋多样化，观众的审美趣味与文化选择也势必趋向多元；另一方面，在主导这一时期电视文化的精英话语的强势影响下，纪录片最初的朴素纪实功能逐渐让位于另一种更为激进的功能——政论，这也自然使纪录片在发展的过程中日渐远离了其诞生之日的初衷。
至于在1988年引发了一场舆论震荡的纪录片，这部从很多方面看都不符合纪录片标准的"纪录片"所产生的争议及其不可避免的陨落，则可被视为电视纪录片这一节目形态在80年代的"辉煌"的终结——电视业的精英话语最终抛弃了电视媒介的本性并繁育出了一套凌驾于电视之上的文化逻辑，却也最终为真正意义上的电视文化所抛弃。
因此，大型人文风光类电视纪录片在20世纪80年代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说是纪录片作为一种节目形态在专业主义理念和实践上的成功，不如说是下面三种文化力量的融合：纪录片创作者所奉行的精英话语，弥漫于中国社会的爱国主义与进取情绪，以及融合了中国传统宣教思想和国际通行纪录片摄制手法（如长镜头和同期声）的一种"不充分的纪实精神"。
而三者的成功融合，又托庇于80年代中后期较为宽松的文化空气与刚刚起步、尚未发展成熟的电视产业化机制所营造的"文人电视"空间。因此，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骤然改变，电视纪录片这种在中国天然带有理想主义与人文气质的节目形态，也不可避免将要陷入长时间的低迷，只待二十多年后一部名为《舌尖上的中国》的作品横空出世，才算完成了它无法逃避的、漫长而痛苦的嬗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