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相姚崇在历史上都做了什么事情，是个什么样的人？
姚崇是大唐名相，历经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四朝，期间三任宰相，是开元盛世的奠基者，是一位优秀的封建士大夫。
在很多人眼中，优秀的封建士大夫，大都是仁义与道德的楷模，可以智慧超群，可以大义凛然，但与权谋却不怎么沾边。因为权谋是包裹真相之后的欺诈；是为达目的帅弄阴谋与手段，充满了不择手段的意味，这怎么能与姚崇这样的好人挂上钩呢。
其实权谋并不是小人的专利，君子也会。汉代刘向曾将这样评论：“夫权谋有正有邪。夫正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诈。”而姚崇正是使用权谋为百姓尽心的人，比如他任内著名的消灭蝗虫事件。
开元之初，唐玄宗励精图治，一心实现大唐中兴，他启用姚崇为相，决心在帝国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上天给他们君臣二人制造了很多障碍，不是水灾就是干旱，更为严重的开元三年（715），波及山东、河北、河南三个粮食主产区的蝗灾。
在古代，科学技术落后，人们无法对蝗虫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而蝗虫的威力是巨大的，像乌云一样铺天盖地，所过之处，田野、青山顿时寸草不生，变成黄土、秃山。
面对这种情况，人民只能焚香祷告，祈求上苍保佑；封建士大夫则笃信天人感应之说，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需要皇帝反躬自省；皇帝则惴惴不安，查究政策上的偏失，要么罢免大臣，大赦天下。而一片片粮食果蔬则被蝗虫尽情的肆虐着，大量人民将面临饥饿与死亡的威胁。
面对这一切，姚崇上书玄宗，要求动员百姓们集体灭蝗。但玄宗却不敢轻易表态，存在很大的顾虑。因为蝗灾是上天对他的警示，一旦灭蝗不是在得罪上天吗！
而姚崇之所以由此提议，并非他有穿越的本领，掌握了科学知识。而是他并未将蝗灾归为天人感应一列，而是归为害虫一类，不消灭害虫，人民将颗粒无收，如果行动起来，是有希望的。
对玄宗的顾虑，姚崇体现了智慧的一面，他并没有发扬封建士大夫死谏的精神，要么拿辞官威胁，要么血溅朝堂。而是对玄宗提出了两点：
其一，《诗经》记载：“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是将害虫用火烧死；汉光武帝刘秀也曾下过命令，消灭蚕食庄家的害虫。这就为灭蝗提供了依据，天人感应是前人留下的理论，《诗经》更是儒家经典，是无可辩驳的。
其二、灭蝗一事，用宰相碟文下达命令，就算上天要惩罚，也与天子无关，百官要追问，也是宰相的事情。这便解决了玄宗的后顾之忧。
姚崇将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如此智慧，玄宗便同意了他的要求。
然而，与姚崇同朝为相，一向对他俯首帖耳的宰相卢怀慎也提出了异议，认为杀死那么多的蝗虫，有伤人和。
可以看出，卢怀慎是一个心存慈悲的正直士大夫。对这类人，劝说只是多费口舌，姚崇果断采用了权谋之术，劝将不如激将。
姚崇说：“杀死蝗虫你于心不忍，难道饿死了人你就忍心？你如果怕灭蝗招来灾祸，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用你承担责任！”经姚崇这么一说，他卢怀慎反倒成了一个不知为民着想，自私自利之徒了。这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卢怀慎只得同意。
命令下达后，很多地方官员抵制，闹得最凶的就是汴州刺史倪若水。他说：“蝗灾是天灾，需要皇帝修得才能免祸。后汉皇帝刘聪也曾灭蝗，结果越灭越多。最终导致亡国，前车之鉴，宰相这样的命令我不能执行。”
姚崇对他毫不客气的说：“一，后汉刘聪是匈奴人，德不胜妖，而当今皇帝是圣主，妖不胜德，你怎么敢拿刘聪跟陛下比呢？你是怀疑陛下的德行吗？二、如果德高可以免祸，你也是个道德高尚之人，为何你的汴州也会有蝗虫呢？难道你的道德很鄙劣？”两顶帽子一顶比一顶大，倪若水噤若寒蝉，赶紧组织灭蝗。
就这样，姚崇几乎以宰相一人之力，改变了整个朝堂。使蝗灾对人民造成的伤害降到了最低，并没有发生大面积饥荒与流民。
灭蝗这件事情上，姚崇的智慧反映在了他务实的精神与担当的勇气上。他知道民生是国家的根本，清醒地将蝗灾与天人感应划清界限。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将责任一力承担，显示出了大整治家的豪气与风范，是一种为国为民的大智慧。
而在执行的过程中，姚崇灵活地运用了权谋，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心理，针对性地使用了对策，非常高效地解决了问题。
姚崇的权谋完全是建立在他的大智慧之上，不但体现了原则性，更体现了灵活性，所以，名相姚崇是权谋与智慧的完美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