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或不在,我就在那里不卑不亢
大概就是这么一句话。好像是郭敬明写的。我想知道具体的出处。。可能是“你在或不在我身边,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大概就是这么一句话。好像是郭敬明写的。我想知道具体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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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央嘉措的应该是鼻祖吧
【仓央嘉措诗集】仓央嘉措《见与不见》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你跟,或者不跟我
我的手就在你手里
不舍不弃
来我的怀里
或者
让我住进你的心里
默然 相爱
寂静 欢喜
【仓央嘉措诗集】仓央嘉措《见与不见》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你跟,或者不跟我
我的手就在你手里
不舍不弃
来我的怀里
或者
让我住进你的心里
默然 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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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或者不见我》
——仓央嘉措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 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 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 不减
你跟,或者不跟我
我的手就在你手里
不舍不弃
来我的怀里, 或者
让我住进你的心里
默然相爱寂静欢喜
——仓央嘉措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 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 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 不减
你跟,或者不跟我
我的手就在你手里
不舍不弃
来我的怀里, 或者
让我住进你的心里
默然相爱寂静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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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于2018-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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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它简直就是一首意韵优美的散文诗。《山峁》在颂赞陕北地貌、风情的同时,把山川和人物,传说和现实有机地统一并结合了起来。读罢《山峁》掩卷而思,恍然有悟:原来山峁的高大奇伟,恰在于它是一颗质朴而高贵的灵魂所幻化!1994年他又写出了堪称此类散文压卷之作的《扛椽树》,使这种“风情——神韵散文”在当代散文史上领异标新、大放光芒。这篇作品的气魄之大、境界之高,依我的陋见确系前无古人!“扛椽树”,实为一种陕北柳。但柳而不媚,蓬勃向上,每根枝条皆可做椽,每棵树可砍六七十根,“生了砍,砍了生,往复真正的诗歌是需要反复咏唱的,这是《诗经》以来的传统。反复和排比是制造节律、渲染气氛、抒发感情的必要手段。需要提醒的是,“反复”不是“重复”,不是相同词、句、段的两次以上的简单出现。在《安塞腰鼓》里,每一句“好一个安塞腰鼓”的出现都有新的感觉、新的内涵、新的情景。
“好一个安塞腰鼓”为全篇确定了基本的音高、色泽、氛围和主要的精神走向,无论上、下文怎样摇曳、生发、词采飞扬,都不会走得太远,这是作文常规之一,也是文章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根本。本文的“精神内涵”也在这里:“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是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的那么一股劲!”这两个紧密相连的段落是流动于所有动作、情景、章句里的不变的灵魂,以后的每一次感叹和议论都不曾离开它。 请注意以下几个地方:“隆隆隆隆的豪壮的激情……”一段里,“阵痛的发生和排解……”一句表达的是对改革开放以后,祖国走进新时代的振奋和自豪之情;“除了黄土高原,哪里有这么厚这么厚的土层啊!”可以理解为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的比喻,是民族立足本土、再创辉煌的坚实前提和基础;四个“愈捶愈烈”领起的短段和短段里短句的出现起到了深化主题、热化感情、增强力度的作用。
开头是静悄悄的,结尾也静成了“另一个星球”,这种猛然爆发和戛然而止的安排显然别是一番匠心。它的直接效果是,主体部分因为首尾的安静变得更加火红、热闹、气势冲天了。
“安塞腰鼓”所表达的内涵是无比丰富的,但“诗无尽解”,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仅仅感受一下也行,这节奏、气势、色彩,这生命力旺盛的后生,这纯粹的阅读的快感。
请注意以下几个地方:“隆隆隆隆的豪壮的激情……”一段里,“阵痛的发生和排解……”一句表达的是对改革开放以后,祖国走进新时代的振奋和自豪之情;“除了黄土高原,哪里有这么厚这么厚的土层啊!”可以理解为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的比喻,是民族立足本土、再创辉煌的坚实前提和基础;四个“愈捶愈烈”领起的短段和短段里短句的出现起到了深化主题、热化感情、增强力度的作用。
开头是静悄悄的,结尾也静成了“另一个星球”,这种猛然爆发和戛然而止的安排显然别是一番匠心。它的直接效果是,主体部分因为首尾的安静变得更加火红、热闹、气势冲天了。
“安塞腰鼓”所表达的内涵是无比丰富的,但“诗无尽解”,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仅仅感受一下也行,这节奏、气势、色彩,这生命力旺盛的后生,这纯粹的阅读的快感。
一群茂腾腾的后生”,“朴实得就像那片高粱”,在“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哇——安塞腰鼓!”“后生”,年轻的生命,如日中天,光辉耀眼,“茂腾腾”地沸腾着生命的激情;年轻的生命“朴实”,不做作不招摇不浮耀,像“高粱”一样无华而茁壮,自然健康;这样的生命,是原始的、未经人工雕饰的、没有半点污染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完完全全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奔腾踊跃于“黄土高原上”,古老的沟壑、纵横的土地,承载着这样年轻热烈完美的生命,“安塞腰鼓”给予他们宣泄的形式。
一群茂腾腾的后生”,“朴实得就像那片高粱”,在“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哇——安塞腰鼓!”“后生”,年轻的生命,如日中天,光辉耀眼,“茂腾腾”地沸腾着生命的激情;年轻的生命“朴实”,不做作不招摇不浮耀,像“高粱”一样无华而茁壮,自然健康无穷。”如果把它一生的奉献累加起来,每棵树都是一片森林!显然,这是瘠薄土地上的悲壮的奉献!刘成章发现了“扛椽树”,同时也就发现了自己。他写这柳孤寂地等待了千万年,“太平洋水深万丈,不及此柳等我情!”及至相见,作者以大泼墨、弟弟洒,淋漓酣畅,尽情尽兴。《扛椽树》的精神解放度、心灵自由度、文笔洒脱度都是一流的。
“陕北生来陕北长,因为你魂牵这地方”——就“写陕北”来说,怕谁也写不过刘成章了。他写陕北,追求“土”(即民族化和地方色彩):有诗意的土,有灵性的土,向“信天游”靠拢。这就攫住了陕北的“魂”,也显出了他散文的“精气神儿”!不仅《老黄风记》《安塞腰鼓》《山峁》和《扛椽树》等是真正的“艺术散文”,令人读之难忘;即或像《米脂赋》《陕北剪纸》《望秦俑》和《黄土写意》等随心走笔的短章散作,在艺术上亦可权备一格。我想,只此陕北“风情——神韵散文”的大获成功,“章娃”即可无悔无怨矣!
更何况他还写有一些袒露自我的抒情散文。不过,这类作品数量并不算多,影响也不如上述那类作品大。其中《老虎鞋》写得最早,是写自己刚刚出生在过“满月”时第一次穿上“老虎鞋”的故事。叙述“主体”当时是那样地小,故事纯系后来“听说”且在“转述”时费尽心力,但读起来仍感到虚而不实;“同妈妈”(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的特意突出,对“我”的主体地位也是一种削弱。比较起来继后的《压轿》就好得多了:它写的是“我”六七岁时的一段旧事——因跟着改嫁的母亲到了新家而失去了作为男孩“压轿”的权利。在情绪遭压抑、心灵受伤害的痛苦关口,一个比“我”大十岁名叫秦娟的姑娘许下愿来:她结婚时保证请“我”去压轿。其后果然如约,救治了“我”的一桩心病。《压轿》在“文体”上无可挑剔——还可以包括《老虎鞋》《我们像珠珠蛋蛋的时候》等,它们都带有某种“自传性”和“儿童性”(适宜儿童、少年阅读),我看这些记写“童年旧事”的篇什不妨以“自传散文”视之。再拓宽一点说,我觉得《三只雏鸟》似亦可算在里面:它写他的三个孩子,是“俯视”,骨肉亲情,尽在其中。再拓宽点说,《在古老的土地上》似亦可包容在内。它是写“我”和“母亲”生死相依、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用“仰视”,实乃一篇动情的“母亲颂”!上述这些散文,再算上《草色呐喊连绵的鲜碧》《我似云雾山峰》《火葫芦》《洗衣的感觉》《域外亲情》等,在表现深层而真实的“自我”方面——从艺术上看,实在是并不那么“到位”的。他倒是有一些很深刻的认识,如他曾说:(写散文应)“勿忘我”;“哪章得‘我’哪章新”!从写出独属于“我”的东西(比如那些陕北“风情——神韵散文”)这一点说,他是做到了;从强化“自我”意识、表现“主体”深层人性这一点说,他却又做得并不很够。这有些奇怪。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怕有两点:一是其思想深处恐存有“大我”和“小我”的矛盾(像他这样受“十七年”教育出来的人大多如此),其往往对“小我”取回避、淡化态度;二是他自己的身世、经历及其心理都较复杂,有一些还颇为“难说”。其实,这都不是问题。如能以“说真话”“写真象”的勇气捅开那层窗户纸的话,他那独特的“自我”心灵反而更能深刻地映照这时代的现实生活,它反倒可能是卓尔不群的。天赐良机,莫失莫弃!
他当然也还有一些别的散文,有的还很精彩,如《记小猫》《野物启示》《壶口瀑布》《去看好婆姨》等,这里就无须多说了。
(刘锡庆,摘自1999年10月5日《文艺报》第116期)
三、《安塞腰鼓》赏析
这是一首生命的赞歌,力量的赞歌。
在文章里,安塞腰鼓,并非只是单纯地在作为人类生命力量的一个载体、一种象征;其自身,就是人类生命力量的凝聚物,最充分、最彻底的表现。这样,作者自然要倾注下全部的热情与笔力歌之、颂之,一歌二颂难以尽致,则有三歌之、三颂之。
在作者笔下,几乎分不出哪是形式与内容,哪又是客体与主体,两者真正地获得了无间的统一。
不取拖沓累赘、沉闷疲软的长型句式,而多简洁有力、脆生响亮的短句;也没有冗长繁复的段落,一言两语即自成起迄。
大量地运用排比,排比的形式又力求多样:既有句内的排比,更多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的排比,又能连段而下,交错互出。
不独直接地描写这腰鼓释放的磅礴能量,也从人的感觉、人的联想和群山、大地等周围环境的回响上,多方位地渲染着它的奇特效应。
自始至终采用行进的、动态的描写,不作静止的形容,并使那人体的动作与腰鼓的声响,在共时态中互激互溶,合二而一,从艺术上组成一个表现着生命之源和力量之泉的整体。
——这一切形式上的追求,在文章中造成了一种快速跃动的节奏,炽热灼人的氛围,排山倒海般的气势,恰与作者所要歌之颂之的人的生命力量相辅相契。
安塞腰鼓,是属于黄土高原的。惟有生存于这方土地上的人群,才能创造出此等奇观,也才能凭借它而释放其内蓄的伟力。作者是陕西人,从其描写中,可以看到他对黄土高原和安塞腰鼓的无限神往与倾心爱恋。惟其如此,他也才能写得酣畅淋漓,曲尽其妙。
这一篇,与乔良的《高原,我的中国色》,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乔良的作品,是对中华民族性格特征的总体性的把握,那么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则是把它对象化和具体化。读者能把两篇作品一并阅读,相互比照,必将更深切地体察到我们民族性格的本色及其生命力量之表现。
(金梅,选自《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当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四、《安塞腰鼓》赏析
乐器往往是用来制造气势、渲染气氛、表达感情的,它因地域和民族等的不同而有“西洋”和“民族”之分类,更因构造和“玩”的方式的不同而有管乐、弦乐、打击乐等不同叫法,演奏出来的效果当然也是大不相同的。
安塞腰鼓是黄土高原的“绝活儿”,它的粗犷、雄浑、动力十足的风格正与当地自然环境、地理风貌、民风民情等浑然一体、不可分离。另外一点也颇有意味:它是人、鼓合一的,没有一种乐器能够像它这样要求人和乐器的结合必须达到这样的高度。人的表演和乐器的“表演”完整地糅合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以成功的表演是人借鼓势、鼓借人威、酣畅淋漓,精、气、神无阻无碍,一脉贯通。
散文《安塞腰鼓》正是抓住了“安塞腰鼓”的这一特点,把对人和鼓的描写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和盘托出。
一开始,人是静的,静得像一株株朴实的高粱。风吹叶动正衬托出他们的静。鼓也一样,“呆呆地”,“似乎从来也不曾响过”。这黄土高原上百十个以高粱为背景的鼓者是注定了要有一场不同凡响的表演的!
忽然之间就爆发了,爆炸了。作者用比喻的排比句来营造这“壮阔”“豪放”“火烈”的阵势:“骤雨”“旋风”“乱蛙”“火花”“斗虎”。腰鼓改变了人们的感觉,引发了人们的联想,而这一切的最高境界就是“挣脱了”——“束缚”,“冲破了”——“羁绊”,“撞开了”——“闭塞”。
真正的诗歌是需要反复咏唱的,这是《诗经》以来的传统。反复和排比是制造节律、渲染气氛、抒发感情的必要手段。需要提醒的是,“反复”不是“重复”,不是相同词、句、段的两次以上的简单出现。在《安塞腰鼓》里,每一句“好一个安塞腰鼓”的出现都有新的感觉、新的内涵、新的情景。
“好一个安塞腰鼓”为全篇确定了基本的音高、色泽、氛围和主要的精神走向,无论上、下文怎样摇曳、生发、词采飞扬,都不会走得太远,这是作文常规之一,也是文章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根本。本文的“精神内涵”也在这里:“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是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的那么一股劲!”这两个紧密相连的段落是流动于所有动作、情景、章句里的不变的灵魂,以后的每一次感叹和议论都不曾离开它。
请注意以下几个地方:“隆隆隆隆的豪壮的激情……”一段里,“阵痛的发生和排解……”一句表达的是对改革开放以后,祖国走进新时代的振奋和自豪之情;“除了黄土高原,哪里有这么厚这么厚的土层啊!”可以理解为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的比喻,是民族立足本土、再创辉煌的坚实前提和基础;四个“愈捶愈烈”领起的短段和短段里短句的出现起到了深化主题、热化感情、增强力度的作用。
刘成章,1937年生,陕西省延安市人。1961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已出版六种散文集,其中《羊想云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二、《我读刘成章》
和成章从未谋面,只有不多的书信往来。作品倒是读过一些。他是很“大器”的。其笔下的“散文”本身确有大气象、大境界——像是苍苍茫茫的黄土高原;像是旋风、骤雨般的安塞腰鼓!这里,我来略“读”其人其文。
刘成章“出道”很早:还在上高一时,他的一束新诗(共九首)就被选入了省青年作者的“诗选”之中——就这样,他戴着“诗人”的桂冠而初涉文坛。以后他又由“诗人”变为“词人”,迷上了歌词写作;再后来他成了专业剧作者。他转向写“散文”乃是“新时期”以后的事,都到了1982年(此时他已满45岁),正所谓“人到中年”了,他却开始“中年变法”:从此“专写散文”了!他这种自“诗”起步,而“歌词”,而“戏剧”,最后落脚于“散文”的创作轨迹,铸就和成全了他。他后来曾说:一个人的“突出才华”到底在哪儿?常常连自己都认识不清。没法子,只好多“尝试”几种艺术形式(尝试的过程就是认识和发现的过程),才能最后摸清自己艺术“细胞”之所在。他在“尝试”了上述多种艺术形式之后说:“看来,我更适宜于搞散文创作”;“不过,我从前写诗、写歌词、写剧本的功夫,也没有白费,它们在散文中全都派上了用场。”这话是真的。他后写的“散文”的确是从他原先的诗、词、戏的精神沃野上茂腾腾地“再生”起来的——不是外在表象的“照搬”,而是内在神髓的“化用”。它给他所写的“散文”带来了一股生机和新意!
他写得最多、最好的一类散文是所谓“风情——神韵散文”。最早发表的《转九曲》,虽鼓舞、激励过他,使其跨出了“中年变法”的关键一步;但回头去看它不无遗憾:这不仅指其中一些“人物”(如叶叶、大背头、巧媳妇等)有“编织”痕迹,似有意为之;而且篇末点睛处还让人读出了“杨朔味儿”,落入窠臼,说明它在艺术上还未能全然自立。照我自忖:他在1985年(被文艺界称为“观念年”)大开悟性,艺术感觉陡然开窍,《老黄风记》《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等已颇见精彩。你瞧《老黄风记》,写得多棒!它还在山那边呢(少说也有十来里吧),还没刮过来,可它的“威势”却已让人感到了。它一来,你再瞅吧:“大片大片的庄稼,倒伏于地。飞鸟撞死在山岩上。鸡飞狗跳墙。”天呢?成吨成吨的土和沙,扬得四处都是。天空登时晦暗起来,太阳“变得就像泡在浑黄河水里的一只破盆儿”。人呢?“像被一只巨手搡着,站不住,走不稳,身不由己,五脏六腑都被摇乱,像鸡蛋乱了黄儿。”陕北刮的这“老黄风”——又叫“黑小子风”“儿马风”“叫驴风”——这特有的“雄性之风”,真让“章娃”这支笔给写“绝”了!写“风”当然也是为了写“人”,写人的“精神”。当老黄风肆虐横行、狂奔乱跑、不可一世时,你再看那些汉子、婆姨们,他们却是那么镇定自若、处变不惊、谈笑风生!这才是内外相符、表里相映的真正的“陕北魂魄”!看罢此文当知:陕北这方宝地,其“自然环境”是雄浑刚健、野性大气的;其“人文精神”更是乐观幽默、豪气勃发的。此文的结尾:“它不像沤烂了的红袖章么?”真可谓“神来之笔”矣!《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写最古老的陕北小城,在而今却现出最现代的一道靓丽风景。写“地域风情”而能点染出“时代特色”,此文可谓著例。这之后,1986年的《安塞腰鼓》使他此类散文又跃上一个新高度。《安塞腰鼓》的气魄是震撼人的。如果说贾平凹的《秦腔》是他从“秦腔”里发现并写出了秦人的精神“表征”的话,那么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即是他从“安塞腰鼓”的舞姿和鼓声中发现并攫出了陕北人的元气和神魂!《安塞腰鼓》是一曲陕北人生命、活力的火烈颂歌,是一首黄土高原沉实、厚重内蕴的诗性礼赞。这之后,他在1988年所写的《山峁》一文把这种诗性笔墨又推进一步——它简直就是一首意韵优美的散文诗。《山峁》在颂赞陕北地貌、风情的同时,把山川和人物,传说和现实有机地统一并结合了起来。读罢《山峁》掩卷而思,恍然有悟:原来山峁的高大奇伟,恰在于它是一颗质朴而高贵的灵魂所幻化!1994年他又写出了堪称此类散文压卷之作的《扛椽树》,使这种“风情——神韵散文”在当代散文史上领异标新、大放光芒。这篇作品的气魄之大、境界之高,依我的陋见确系前无古人!“扛椽树”,实为一种陕北柳。但柳而不媚,蓬勃向上,每根枝条皆可做椽,每棵树可砍六七十根,“生了砍,砍了生,往复无穷。”如果把它一生的奉献累加起来,每棵树都是一片森林!显然,这是瘠薄土地上的悲壮的奉献!刘成章发现了“扛椽树”,同时也就发现了自己。他写这柳孤寂地等待了千万年,“太平洋水深万丈,不及此柳等我情!”及至相见,作者以大泼墨、大写意的笔法,自由挥洒,淋漓酣畅,尽情尽兴。《扛椽树》的精神解放度、心灵自由度、文笔洒脱度都是一流的。
“陕北生来陕北长,因为你魂牵这地方”——就“写陕北”来说,怕谁也写不过刘成章了。他写陕北,追求“土”(即民族化和地方色彩):有诗意的土,有灵性的土,向“信天游”靠拢。这就攫住了陕北的“魂”,也显出了他散文的“精气神儿”!不仅《老黄风记》《安塞腰鼓》《山峁》和《扛椽树》等是真正的“艺术散文”,令人读之难忘;即或像《米脂赋》《陕北剪纸》《望秦俑》和《黄土写意》等随心走笔的短章散作,在艺术上亦可权备一格。我想,只此陕北“风情——神韵散文”的大获成功,“章娃”即可无悔无怨矣!
更何况他还写有一些袒露自我的抒情散文。不过,这类作品数量并不算多,影响也不如上述那类作品大。其中《老虎鞋》写得最早,是写自己刚刚出生在过“满月”时第一次穿上“老虎鞋”的故事。叙述“主体”当时是那样地小,故事纯系后来“听说”且在“转述”时费尽心力,但读起来仍感到虚而不实;“同妈妈”(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的特意突出,对“我”的主体地位也是一种削弱。比较起来继后的《压轿》就好得多了:它写的是“我”六七岁时的一段旧事——因跟着改嫁的母亲到了新家而失去了作为男孩“压轿”的权利。在情绪遭压抑、心灵受伤害的痛苦关口,一个比“我”大十岁名叫秦娟的姑娘许下愿来:她结婚时保证请“我”去压轿。其后果然如约,救治了“我”的一桩心病。《压轿》在“文体”上无可挑剔——还可以包括《老虎鞋》《我们像珠珠蛋蛋的时候》等,它们都带有某种“自传性”和“儿童性”(适宜儿童、少年阅读),我看这些记写“童年旧事”的篇什不妨以“自传散文”视之。再拓宽一点说,我觉得《三只雏鸟》似亦可算在里面:它写他的三个孩子,是“俯视”,骨肉亲情,尽在其中。再拓宽点说,《在古老的土地上》似亦可包容在内。它是写“我”和“母亲”生死相依、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用“仰视”,实乃一篇动情的“母亲颂”!上述这些散文,再算上《草色呐喊连绵的鲜碧》《我似云雾山峰》《火葫芦》《洗衣的感觉》《域外亲情》等,在表现深层而真实的“自我”方面——从艺术上看,实在是并不那么“到位”的。他倒是有一些很深刻的认识,如他曾说:(写散文应)“勿忘我”;“哪章得‘我’哪章新”!从写出独属于“我”的东西(比如那些陕北“风情——神韵散文”)这一点说,他是做到了;从强化“自我”意识、表现“主体”深层人性这一点说,他却又做得并不很够。这有些奇怪。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怕有两点:一是其思想深处恐存有“大我”和“小我”的矛盾(像他这样受“十七年”教育出来的人大多如此),其往往对“小我”取回避、淡化态度;二是他自己的身世、经历及其心理都较复杂,有一些还颇为“难说”。其实,这都不是问题。如能以“说真话”“写真象”的勇气捅开那层窗户纸的话,他那独特的“自我”心灵反而更能深刻地映照这时代的现实生活,它反倒可能是卓尔不群的。天赐良机,莫失莫弃!
他当然也还有一些别的散文,有的还很精彩,如《记小猫》《野物启示》《壶口瀑布》《去看好婆姨》等,这里就无须多说了。
(刘锡庆,摘自1999年10月5日《文艺报》第116期)
三、《安塞腰鼓》赏析
这是一首生命的赞歌,力量的赞歌。
在文章里,安塞腰鼓,并非只是单纯地在作为人类生命力量的一个载体、一种象征;其自身,就是人类生命力量的凝聚物,最充分、最彻底的表现。这样,作者自然要倾注下全部的热情与笔力歌之、颂之,一歌二颂难以尽致,则有三歌之、三颂之。
在作者笔下,几乎分不出哪是形式与内容,哪又是客体与主体,两者真正地获得了无间的统一。
不取拖沓累赘、沉闷疲软的长型句式,而多简洁有力、脆生响亮的短句;也没有冗长繁复的段落,一言两语即自成起迄。
大量地运用排比,排比的形式又力求多样:既有句内的排比,更多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的排比,又能连段而下,交错互出。
不独直接地描写这腰鼓释放的磅礴能量,也从人的感觉、人的联想和群山、大地等周围环境的回响上,多方位地渲染着它的奇特效应。
自始至终采用行进的、动态的描写,不作静止的形容,并使那人体的动作与腰鼓的声响,在共时态中互激互溶,合二而一,从艺术上组成一个表现着生命之源和力量之泉的整体。
——这一切形式上的追求,在文章中造成了一种快速跃动的节奏,炽热灼人的氛围,排山倒海般的气势,恰与作者所要歌之颂之的人的生命力量相辅相契。
安塞腰鼓,是属于黄土高原的。惟有生存于这方土地上的人群,才能创造出此等奇观,也才能凭借它而释放其内蓄的伟力。作者是陕西人,从其描写中,可以看到他对黄土高原和安塞腰鼓的无限神往与倾心爱恋。惟其如此,他也才能写得酣畅淋漓,曲尽其妙。
这一篇,与乔良的《高原,我的中国色》,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乔良的作品,是对中华民族性格特征的总体性的把握,那么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则是把它对象化和具体化。读者能把两篇作品一并阅读,相互比照,必将更深切地体察到我们民族性格的本色及其生命力量之表现。
(金梅,选自《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当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四、《安塞腰鼓》赏析
乐器往往是用来制造气势、渲染气氛、表达感情的,它因地域和民族等的不同而有“西洋”和“民族”之分类,更因构造和“玩”的方式的不同而有管乐、弦乐、打击乐等不同叫法,演奏出来的效果当然也是大不相同的。
安塞腰鼓是黄土高原的“绝活儿”,它的粗犷、雄浑、动力十足的风格正与当地自然环境、地理风貌、民风民情等浑然一体、不可分离。另外一点也颇有意味:它是人、鼓合一的,没有一种乐器能够像它这样要求人和乐器的结合必须达到这样的高度。人的表演和乐器的“表演”完整地糅合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以成功的表演是人借鼓势、鼓借人威、酣畅淋漓,精、气、神无阻无碍,一脉贯通。
散文《安塞腰鼓》正是抓住了“安塞腰鼓”的这一特点,把对人和鼓的描写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和盘托出。
一开始,人是静的,静得像一株株朴实的高粱。风吹叶动正衬托出他们的静。鼓也一样,“呆呆地”,“似乎从来也不曾响过”。这黄土高原上百十个以高粱为背景的鼓者是注定了要有一场不同凡响的表演的!
忽然之间就爆发了,爆炸了。作者用比喻的排比句来营造这“壮阔”“豪放”“火烈”的阵势:“骤雨”“旋风”“乱蛙”“火花”“斗虎”。腰鼓改变了人们的感觉,引发了人们的联想,而这一切的最高境界就是“挣脱了”——“束缚”,“冲破了”——“羁绊”,“撞开了”——“闭塞”。
真正的诗歌是需要反复咏唱的,这是《诗经》以来的传统。反复和排比是制造节律、渲染气氛、抒发感情的必要手段。需要提醒的是,“反复”不是“重复”,不是相同词、句、段的两次以上的简单出现。在《安塞腰鼓》里,每一句“好一个安塞腰鼓”的出现都有新的感觉、新的内涵、新的情景。
“好一个安塞腰鼓”为全篇确定了基本的音高、色泽、氛围和主要的精神走向,无论上、下文怎样摇曳、生发、词采飞扬,都不会走得太远,这是作文常规之一,也是文章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根本。本文的“精神内涵”也在这里:“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是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的那么一股劲!”这两个紧密相连的段落感受一下也行,这节奏、气势、色彩,这生命力旺盛的后生,这纯粹的阅读的快感。
开头是静悄悄的,结尾也静成了“另一个星球”,这种猛然爆发和戛然而止的安排显然别是一番匠心。它的直接效果是,主体部分因为首尾的安静变得更加火红、热闹、气势冲天了。
“安塞腰鼓”所表达的内涵是无比丰富的,但“诗无尽解”,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仅仅感受一下也行,这节奏、气势、色彩,这生命力旺盛的后生,这纯粹的阅读的快感。
“好一个安塞腰鼓”为全篇确定了基本的音高、色泽、氛围和主要的精神走向,无论上、下文怎样摇曳、生发、词采飞扬,都不会走得太远,这是作文常规之一,也是文章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根本。本文的“精神内涵”也在这里:“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是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的那么一股劲!”这两个紧密相连的段落是流动于所有动作、情景、章句里的不变的灵魂,以后的每一次感叹和议论都不曾离开它。 请注意以下几个地方:“隆隆隆隆的豪壮的激情……”一段里,“阵痛的发生和排解……”一句表达的是对改革开放以后,祖国走进新时代的振奋和自豪之情;“除了黄土高原,哪里有这么厚这么厚的土层啊!”可以理解为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的比喻,是民族立足本土、再创辉煌的坚实前提和基础;四个“愈捶愈烈”领起的短段和短段里短句的出现起到了深化主题、热化感情、增强力度的作用。
开头是静悄悄的,结尾也静成了“另一个星球”,这种猛然爆发和戛然而止的安排显然别是一番匠心。它的直接效果是,主体部分因为首尾的安静变得更加火红、热闹、气势冲天了。
“安塞腰鼓”所表达的内涵是无比丰富的,但“诗无尽解”,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仅仅感受一下也行,这节奏、气势、色彩,这生命力旺盛的后生,这纯粹的阅读的快感。
请注意以下几个地方:“隆隆隆隆的豪壮的激情……”一段里,“阵痛的发生和排解……”一句表达的是对改革开放以后,祖国走进新时代的振奋和自豪之情;“除了黄土高原,哪里有这么厚这么厚的土层啊!”可以理解为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的比喻,是民族立足本土、再创辉煌的坚实前提和基础;四个“愈捶愈烈”领起的短段和短段里短句的出现起到了深化主题、热化感情、增强力度的作用。
开头是静悄悄的,结尾也静成了“另一个星球”,这种猛然爆发和戛然而止的安排显然别是一番匠心。它的直接效果是,主体部分因为首尾的安静变得更加火红、热闹、气势冲天了。
“安塞腰鼓”所表达的内涵是无比丰富的,但“诗无尽解”,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仅仅感受一下也行,这节奏、气势、色彩,这生命力旺盛的后生,这纯粹的阅读的快感。
一群茂腾腾的后生”,“朴实得就像那片高粱”,在“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哇——安塞腰鼓!”“后生”,年轻的生命,如日中天,光辉耀眼,“茂腾腾”地沸腾着生命的激情;年轻的生命“朴实”,不做作不招摇不浮耀,像“高粱”一样无华而茁壮,自然健康;这样的生命,是原始的、未经人工雕饰的、没有半点污染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完完全全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奔腾踊跃于“黄土高原上”,古老的沟壑、纵横的土地,承载着这样年轻热烈完美的生命,“安塞腰鼓”给予他们宣泄的形式。
一群茂腾腾的后生”,“朴实得就像那片高粱”,在“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哇——安塞腰鼓!”“后生”,年轻的生命,如日中天,光辉耀眼,“茂腾腾”地沸腾着生命的激情;年轻的生命“朴实”,不做作不招摇不浮耀,像“高粱”一样无华而茁壮,自然健康无穷。”如果把它一生的奉献累加起来,每棵树都是一片森林!显然,这是瘠薄土地上的悲壮的奉献!刘成章发现了“扛椽树”,同时也就发现了自己。他写这柳孤寂地等待了千万年,“太平洋水深万丈,不及此柳等我情!”及至相见,作者以大泼墨、弟弟洒,淋漓酣畅,尽情尽兴。《扛椽树》的精神解放度、心灵自由度、文笔洒脱度都是一流的。
“陕北生来陕北长,因为你魂牵这地方”——就“写陕北”来说,怕谁也写不过刘成章了。他写陕北,追求“土”(即民族化和地方色彩):有诗意的土,有灵性的土,向“信天游”靠拢。这就攫住了陕北的“魂”,也显出了他散文的“精气神儿”!不仅《老黄风记》《安塞腰鼓》《山峁》和《扛椽树》等是真正的“艺术散文”,令人读之难忘;即或像《米脂赋》《陕北剪纸》《望秦俑》和《黄土写意》等随心走笔的短章散作,在艺术上亦可权备一格。我想,只此陕北“风情——神韵散文”的大获成功,“章娃”即可无悔无怨矣!
更何况他还写有一些袒露自我的抒情散文。不过,这类作品数量并不算多,影响也不如上述那类作品大。其中《老虎鞋》写得最早,是写自己刚刚出生在过“满月”时第一次穿上“老虎鞋”的故事。叙述“主体”当时是那样地小,故事纯系后来“听说”且在“转述”时费尽心力,但读起来仍感到虚而不实;“同妈妈”(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的特意突出,对“我”的主体地位也是一种削弱。比较起来继后的《压轿》就好得多了:它写的是“我”六七岁时的一段旧事——因跟着改嫁的母亲到了新家而失去了作为男孩“压轿”的权利。在情绪遭压抑、心灵受伤害的痛苦关口,一个比“我”大十岁名叫秦娟的姑娘许下愿来:她结婚时保证请“我”去压轿。其后果然如约,救治了“我”的一桩心病。《压轿》在“文体”上无可挑剔——还可以包括《老虎鞋》《我们像珠珠蛋蛋的时候》等,它们都带有某种“自传性”和“儿童性”(适宜儿童、少年阅读),我看这些记写“童年旧事”的篇什不妨以“自传散文”视之。再拓宽一点说,我觉得《三只雏鸟》似亦可算在里面:它写他的三个孩子,是“俯视”,骨肉亲情,尽在其中。再拓宽点说,《在古老的土地上》似亦可包容在内。它是写“我”和“母亲”生死相依、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用“仰视”,实乃一篇动情的“母亲颂”!上述这些散文,再算上《草色呐喊连绵的鲜碧》《我似云雾山峰》《火葫芦》《洗衣的感觉》《域外亲情》等,在表现深层而真实的“自我”方面——从艺术上看,实在是并不那么“到位”的。他倒是有一些很深刻的认识,如他曾说:(写散文应)“勿忘我”;“哪章得‘我’哪章新”!从写出独属于“我”的东西(比如那些陕北“风情——神韵散文”)这一点说,他是做到了;从强化“自我”意识、表现“主体”深层人性这一点说,他却又做得并不很够。这有些奇怪。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怕有两点:一是其思想深处恐存有“大我”和“小我”的矛盾(像他这样受“十七年”教育出来的人大多如此),其往往对“小我”取回避、淡化态度;二是他自己的身世、经历及其心理都较复杂,有一些还颇为“难说”。其实,这都不是问题。如能以“说真话”“写真象”的勇气捅开那层窗户纸的话,他那独特的“自我”心灵反而更能深刻地映照这时代的现实生活,它反倒可能是卓尔不群的。天赐良机,莫失莫弃!
他当然也还有一些别的散文,有的还很精彩,如《记小猫》《野物启示》《壶口瀑布》《去看好婆姨》等,这里就无须多说了。
(刘锡庆,摘自1999年10月5日《文艺报》第116期)
三、《安塞腰鼓》赏析
这是一首生命的赞歌,力量的赞歌。
在文章里,安塞腰鼓,并非只是单纯地在作为人类生命力量的一个载体、一种象征;其自身,就是人类生命力量的凝聚物,最充分、最彻底的表现。这样,作者自然要倾注下全部的热情与笔力歌之、颂之,一歌二颂难以尽致,则有三歌之、三颂之。
在作者笔下,几乎分不出哪是形式与内容,哪又是客体与主体,两者真正地获得了无间的统一。
不取拖沓累赘、沉闷疲软的长型句式,而多简洁有力、脆生响亮的短句;也没有冗长繁复的段落,一言两语即自成起迄。
大量地运用排比,排比的形式又力求多样:既有句内的排比,更多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的排比,又能连段而下,交错互出。
不独直接地描写这腰鼓释放的磅礴能量,也从人的感觉、人的联想和群山、大地等周围环境的回响上,多方位地渲染着它的奇特效应。
自始至终采用行进的、动态的描写,不作静止的形容,并使那人体的动作与腰鼓的声响,在共时态中互激互溶,合二而一,从艺术上组成一个表现着生命之源和力量之泉的整体。
——这一切形式上的追求,在文章中造成了一种快速跃动的节奏,炽热灼人的氛围,排山倒海般的气势,恰与作者所要歌之颂之的人的生命力量相辅相契。
安塞腰鼓,是属于黄土高原的。惟有生存于这方土地上的人群,才能创造出此等奇观,也才能凭借它而释放其内蓄的伟力。作者是陕西人,从其描写中,可以看到他对黄土高原和安塞腰鼓的无限神往与倾心爱恋。惟其如此,他也才能写得酣畅淋漓,曲尽其妙。
这一篇,与乔良的《高原,我的中国色》,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乔良的作品,是对中华民族性格特征的总体性的把握,那么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则是把它对象化和具体化。读者能把两篇作品一并阅读,相互比照,必将更深切地体察到我们民族性格的本色及其生命力量之表现。
(金梅,选自《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当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四、《安塞腰鼓》赏析
乐器往往是用来制造气势、渲染气氛、表达感情的,它因地域和民族等的不同而有“西洋”和“民族”之分类,更因构造和“玩”的方式的不同而有管乐、弦乐、打击乐等不同叫法,演奏出来的效果当然也是大不相同的。
安塞腰鼓是黄土高原的“绝活儿”,它的粗犷、雄浑、动力十足的风格正与当地自然环境、地理风貌、民风民情等浑然一体、不可分离。另外一点也颇有意味:它是人、鼓合一的,没有一种乐器能够像它这样要求人和乐器的结合必须达到这样的高度。人的表演和乐器的“表演”完整地糅合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以成功的表演是人借鼓势、鼓借人威、酣畅淋漓,精、气、神无阻无碍,一脉贯通。
散文《安塞腰鼓》正是抓住了“安塞腰鼓”的这一特点,把对人和鼓的描写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和盘托出。
一开始,人是静的,静得像一株株朴实的高粱。风吹叶动正衬托出他们的静。鼓也一样,“呆呆地”,“似乎从来也不曾响过”。这黄土高原上百十个以高粱为背景的鼓者是注定了要有一场不同凡响的表演的!
忽然之间就爆发了,爆炸了。作者用比喻的排比句来营造这“壮阔”“豪放”“火烈”的阵势:“骤雨”“旋风”“乱蛙”“火花”“斗虎”。腰鼓改变了人们的感觉,引发了人们的联想,而这一切的最高境界就是“挣脱了”——“束缚”,“冲破了”——“羁绊”,“撞开了”——“闭塞”。
真正的诗歌是需要反复咏唱的,这是《诗经》以来的传统。反复和排比是制造节律、渲染气氛、抒发感情的必要手段。需要提醒的是,“反复”不是“重复”,不是相同词、句、段的两次以上的简单出现。在《安塞腰鼓》里,每一句“好一个安塞腰鼓”的出现都有新的感觉、新的内涵、新的情景。
“好一个安塞腰鼓”为全篇确定了基本的音高、色泽、氛围和主要的精神走向,无论上、下文怎样摇曳、生发、词采飞扬,都不会走得太远,这是作文常规之一,也是文章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根本。本文的“精神内涵”也在这里:“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是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的那么一股劲!”这两个紧密相连的段落是流动于所有动作、情景、章句里的不变的灵魂,以后的每一次感叹和议论都不曾离开它。
请注意以下几个地方:“隆隆隆隆的豪壮的激情……”一段里,“阵痛的发生和排解……”一句表达的是对改革开放以后,祖国走进新时代的振奋和自豪之情;“除了黄土高原,哪里有这么厚这么厚的土层啊!”可以理解为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的比喻,是民族立足本土、再创辉煌的坚实前提和基础;四个“愈捶愈烈”领起的短段和短段里短句的出现起到了深化主题、热化感情、增强力度的作用。
刘成章,1937年生,陕西省延安市人。1961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已出版六种散文集,其中《羊想云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二、《我读刘成章》
和成章从未谋面,只有不多的书信往来。作品倒是读过一些。他是很“大器”的。其笔下的“散文”本身确有大气象、大境界——像是苍苍茫茫的黄土高原;像是旋风、骤雨般的安塞腰鼓!这里,我来略“读”其人其文。
刘成章“出道”很早:还在上高一时,他的一束新诗(共九首)就被选入了省青年作者的“诗选”之中——就这样,他戴着“诗人”的桂冠而初涉文坛。以后他又由“诗人”变为“词人”,迷上了歌词写作;再后来他成了专业剧作者。他转向写“散文”乃是“新时期”以后的事,都到了1982年(此时他已满45岁),正所谓“人到中年”了,他却开始“中年变法”:从此“专写散文”了!他这种自“诗”起步,而“歌词”,而“戏剧”,最后落脚于“散文”的创作轨迹,铸就和成全了他。他后来曾说:一个人的“突出才华”到底在哪儿?常常连自己都认识不清。没法子,只好多“尝试”几种艺术形式(尝试的过程就是认识和发现的过程),才能最后摸清自己艺术“细胞”之所在。他在“尝试”了上述多种艺术形式之后说:“看来,我更适宜于搞散文创作”;“不过,我从前写诗、写歌词、写剧本的功夫,也没有白费,它们在散文中全都派上了用场。”这话是真的。他后写的“散文”的确是从他原先的诗、词、戏的精神沃野上茂腾腾地“再生”起来的——不是外在表象的“照搬”,而是内在神髓的“化用”。它给他所写的“散文”带来了一股生机和新意!
他写得最多、最好的一类散文是所谓“风情——神韵散文”。最早发表的《转九曲》,虽鼓舞、激励过他,使其跨出了“中年变法”的关键一步;但回头去看它不无遗憾:这不仅指其中一些“人物”(如叶叶、大背头、巧媳妇等)有“编织”痕迹,似有意为之;而且篇末点睛处还让人读出了“杨朔味儿”,落入窠臼,说明它在艺术上还未能全然自立。照我自忖:他在1985年(被文艺界称为“观念年”)大开悟性,艺术感觉陡然开窍,《老黄风记》《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等已颇见精彩。你瞧《老黄风记》,写得多棒!它还在山那边呢(少说也有十来里吧),还没刮过来,可它的“威势”却已让人感到了。它一来,你再瞅吧:“大片大片的庄稼,倒伏于地。飞鸟撞死在山岩上。鸡飞狗跳墙。”天呢?成吨成吨的土和沙,扬得四处都是。天空登时晦暗起来,太阳“变得就像泡在浑黄河水里的一只破盆儿”。人呢?“像被一只巨手搡着,站不住,走不稳,身不由己,五脏六腑都被摇乱,像鸡蛋乱了黄儿。”陕北刮的这“老黄风”——又叫“黑小子风”“儿马风”“叫驴风”——这特有的“雄性之风”,真让“章娃”这支笔给写“绝”了!写“风”当然也是为了写“人”,写人的“精神”。当老黄风肆虐横行、狂奔乱跑、不可一世时,你再看那些汉子、婆姨们,他们却是那么镇定自若、处变不惊、谈笑风生!这才是内外相符、表里相映的真正的“陕北魂魄”!看罢此文当知:陕北这方宝地,其“自然环境”是雄浑刚健、野性大气的;其“人文精神”更是乐观幽默、豪气勃发的。此文的结尾:“它不像沤烂了的红袖章么?”真可谓“神来之笔”矣!《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写最古老的陕北小城,在而今却现出最现代的一道靓丽风景。写“地域风情”而能点染出“时代特色”,此文可谓著例。这之后,1986年的《安塞腰鼓》使他此类散文又跃上一个新高度。《安塞腰鼓》的气魄是震撼人的。如果说贾平凹的《秦腔》是他从“秦腔”里发现并写出了秦人的精神“表征”的话,那么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即是他从“安塞腰鼓”的舞姿和鼓声中发现并攫出了陕北人的元气和神魂!《安塞腰鼓》是一曲陕北人生命、活力的火烈颂歌,是一首黄土高原沉实、厚重内蕴的诗性礼赞。这之后,他在1988年所写的《山峁》一文把这种诗性笔墨又推进一步——它简直就是一首意韵优美的散文诗。《山峁》在颂赞陕北地貌、风情的同时,把山川和人物,传说和现实有机地统一并结合了起来。读罢《山峁》掩卷而思,恍然有悟:原来山峁的高大奇伟,恰在于它是一颗质朴而高贵的灵魂所幻化!1994年他又写出了堪称此类散文压卷之作的《扛椽树》,使这种“风情——神韵散文”在当代散文史上领异标新、大放光芒。这篇作品的气魄之大、境界之高,依我的陋见确系前无古人!“扛椽树”,实为一种陕北柳。但柳而不媚,蓬勃向上,每根枝条皆可做椽,每棵树可砍六七十根,“生了砍,砍了生,往复无穷。”如果把它一生的奉献累加起来,每棵树都是一片森林!显然,这是瘠薄土地上的悲壮的奉献!刘成章发现了“扛椽树”,同时也就发现了自己。他写这柳孤寂地等待了千万年,“太平洋水深万丈,不及此柳等我情!”及至相见,作者以大泼墨、大写意的笔法,自由挥洒,淋漓酣畅,尽情尽兴。《扛椽树》的精神解放度、心灵自由度、文笔洒脱度都是一流的。
“陕北生来陕北长,因为你魂牵这地方”——就“写陕北”来说,怕谁也写不过刘成章了。他写陕北,追求“土”(即民族化和地方色彩):有诗意的土,有灵性的土,向“信天游”靠拢。这就攫住了陕北的“魂”,也显出了他散文的“精气神儿”!不仅《老黄风记》《安塞腰鼓》《山峁》和《扛椽树》等是真正的“艺术散文”,令人读之难忘;即或像《米脂赋》《陕北剪纸》《望秦俑》和《黄土写意》等随心走笔的短章散作,在艺术上亦可权备一格。我想,只此陕北“风情——神韵散文”的大获成功,“章娃”即可无悔无怨矣!
更何况他还写有一些袒露自我的抒情散文。不过,这类作品数量并不算多,影响也不如上述那类作品大。其中《老虎鞋》写得最早,是写自己刚刚出生在过“满月”时第一次穿上“老虎鞋”的故事。叙述“主体”当时是那样地小,故事纯系后来“听说”且在“转述”时费尽心力,但读起来仍感到虚而不实;“同妈妈”(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的特意突出,对“我”的主体地位也是一种削弱。比较起来继后的《压轿》就好得多了:它写的是“我”六七岁时的一段旧事——因跟着改嫁的母亲到了新家而失去了作为男孩“压轿”的权利。在情绪遭压抑、心灵受伤害的痛苦关口,一个比“我”大十岁名叫秦娟的姑娘许下愿来:她结婚时保证请“我”去压轿。其后果然如约,救治了“我”的一桩心病。《压轿》在“文体”上无可挑剔——还可以包括《老虎鞋》《我们像珠珠蛋蛋的时候》等,它们都带有某种“自传性”和“儿童性”(适宜儿童、少年阅读),我看这些记写“童年旧事”的篇什不妨以“自传散文”视之。再拓宽一点说,我觉得《三只雏鸟》似亦可算在里面:它写他的三个孩子,是“俯视”,骨肉亲情,尽在其中。再拓宽点说,《在古老的土地上》似亦可包容在内。它是写“我”和“母亲”生死相依、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用“仰视”,实乃一篇动情的“母亲颂”!上述这些散文,再算上《草色呐喊连绵的鲜碧》《我似云雾山峰》《火葫芦》《洗衣的感觉》《域外亲情》等,在表现深层而真实的“自我”方面——从艺术上看,实在是并不那么“到位”的。他倒是有一些很深刻的认识,如他曾说:(写散文应)“勿忘我”;“哪章得‘我’哪章新”!从写出独属于“我”的东西(比如那些陕北“风情——神韵散文”)这一点说,他是做到了;从强化“自我”意识、表现“主体”深层人性这一点说,他却又做得并不很够。这有些奇怪。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怕有两点:一是其思想深处恐存有“大我”和“小我”的矛盾(像他这样受“十七年”教育出来的人大多如此),其往往对“小我”取回避、淡化态度;二是他自己的身世、经历及其心理都较复杂,有一些还颇为“难说”。其实,这都不是问题。如能以“说真话”“写真象”的勇气捅开那层窗户纸的话,他那独特的“自我”心灵反而更能深刻地映照这时代的现实生活,它反倒可能是卓尔不群的。天赐良机,莫失莫弃!
他当然也还有一些别的散文,有的还很精彩,如《记小猫》《野物启示》《壶口瀑布》《去看好婆姨》等,这里就无须多说了。
(刘锡庆,摘自1999年10月5日《文艺报》第116期)
三、《安塞腰鼓》赏析
这是一首生命的赞歌,力量的赞歌。
在文章里,安塞腰鼓,并非只是单纯地在作为人类生命力量的一个载体、一种象征;其自身,就是人类生命力量的凝聚物,最充分、最彻底的表现。这样,作者自然要倾注下全部的热情与笔力歌之、颂之,一歌二颂难以尽致,则有三歌之、三颂之。
在作者笔下,几乎分不出哪是形式与内容,哪又是客体与主体,两者真正地获得了无间的统一。
不取拖沓累赘、沉闷疲软的长型句式,而多简洁有力、脆生响亮的短句;也没有冗长繁复的段落,一言两语即自成起迄。
大量地运用排比,排比的形式又力求多样:既有句内的排比,更多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的排比,又能连段而下,交错互出。
不独直接地描写这腰鼓释放的磅礴能量,也从人的感觉、人的联想和群山、大地等周围环境的回响上,多方位地渲染着它的奇特效应。
自始至终采用行进的、动态的描写,不作静止的形容,并使那人体的动作与腰鼓的声响,在共时态中互激互溶,合二而一,从艺术上组成一个表现着生命之源和力量之泉的整体。
——这一切形式上的追求,在文章中造成了一种快速跃动的节奏,炽热灼人的氛围,排山倒海般的气势,恰与作者所要歌之颂之的人的生命力量相辅相契。
安塞腰鼓,是属于黄土高原的。惟有生存于这方土地上的人群,才能创造出此等奇观,也才能凭借它而释放其内蓄的伟力。作者是陕西人,从其描写中,可以看到他对黄土高原和安塞腰鼓的无限神往与倾心爱恋。惟其如此,他也才能写得酣畅淋漓,曲尽其妙。
这一篇,与乔良的《高原,我的中国色》,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乔良的作品,是对中华民族性格特征的总体性的把握,那么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则是把它对象化和具体化。读者能把两篇作品一并阅读,相互比照,必将更深切地体察到我们民族性格的本色及其生命力量之表现。
(金梅,选自《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当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四、《安塞腰鼓》赏析
乐器往往是用来制造气势、渲染气氛、表达感情的,它因地域和民族等的不同而有“西洋”和“民族”之分类,更因构造和“玩”的方式的不同而有管乐、弦乐、打击乐等不同叫法,演奏出来的效果当然也是大不相同的。
安塞腰鼓是黄土高原的“绝活儿”,它的粗犷、雄浑、动力十足的风格正与当地自然环境、地理风貌、民风民情等浑然一体、不可分离。另外一点也颇有意味:它是人、鼓合一的,没有一种乐器能够像它这样要求人和乐器的结合必须达到这样的高度。人的表演和乐器的“表演”完整地糅合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以成功的表演是人借鼓势、鼓借人威、酣畅淋漓,精、气、神无阻无碍,一脉贯通。
散文《安塞腰鼓》正是抓住了“安塞腰鼓”的这一特点,把对人和鼓的描写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和盘托出。
一开始,人是静的,静得像一株株朴实的高粱。风吹叶动正衬托出他们的静。鼓也一样,“呆呆地”,“似乎从来也不曾响过”。这黄土高原上百十个以高粱为背景的鼓者是注定了要有一场不同凡响的表演的!
忽然之间就爆发了,爆炸了。作者用比喻的排比句来营造这“壮阔”“豪放”“火烈”的阵势:“骤雨”“旋风”“乱蛙”“火花”“斗虎”。腰鼓改变了人们的感觉,引发了人们的联想,而这一切的最高境界就是“挣脱了”——“束缚”,“冲破了”——“羁绊”,“撞开了”——“闭塞”。
真正的诗歌是需要反复咏唱的,这是《诗经》以来的传统。反复和排比是制造节律、渲染气氛、抒发感情的必要手段。需要提醒的是,“反复”不是“重复”,不是相同词、句、段的两次以上的简单出现。在《安塞腰鼓》里,每一句“好一个安塞腰鼓”的出现都有新的感觉、新的内涵、新的情景。
“好一个安塞腰鼓”为全篇确定了基本的音高、色泽、氛围和主要的精神走向,无论上、下文怎样摇曳、生发、词采飞扬,都不会走得太远,这是作文常规之一,也是文章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根本。本文的“精神内涵”也在这里:“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是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的那么一股劲!”这两个紧密相连的段落感受一下也行,这节奏、气势、色彩,这生命力旺盛的后生,这纯粹的阅读的快感。
开头是静悄悄的,结尾也静成了“另一个星球”,这种猛然爆发和戛然而止的安排显然别是一番匠心。它的直接效果是,主体部分因为首尾的安静变得更加火红、热闹、气势冲天了。
“安塞腰鼓”所表达的内涵是无比丰富的,但“诗无尽解”,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仅仅感受一下也行,这节奏、气势、色彩,这生命力旺盛的后生,这纯粹的阅读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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