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感动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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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名人范仲淹-让人感动的历史人物
古德之举为我们证明:钱财要注重珍惜节俭,但也不要过度积攒,而忘却散财之义。多余的钱财要用于正当的社会教育、福利事业,则进入「越舍越多,越多越舍」的良性循环之中。钱财决定不能过度积聚,一积就会被钱割伤。
世间有旦夕祸福,家境有起落无常,例如股票能令人一夜成为巨富,一夕化为乌有。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诚如佛经上说:「钱为五家共有,除自己外,还有水火、官府、盗贼、不肖子孙」,基督教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巴哈依教说:「你所拥有的不必喜悦,今晚它们是你的,明天别人就会占有它们」,犹太教言:「人有金子,却没有知识,他有什么呢?」
从「钱」字的结构,我们可以体会出古人造字充满智慧,仅「钱」字就看出其中深刻的警惕之义。愿我们莫为钱财所迷,莫被「两刀」所伤。钱财只是身外之物,即使我们能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与家庭幸福,又有何意义呢?请牢记「财布施得财富」的古训。看看历史上的人是如何对待财的。
从以下对范仲淹的历史记录,体现出了他的胸襟和报负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品质,他为了救助人民,自己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死的时候,连殡殓的衣服也没有,子女没有钱给他办理丧事;但他把布施穷人和养活族人的义举,传给了子孙。
范仲淹-人物生平
自幼孤贫 勤学苦读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初二,范仲淹生于徐州。父亲范墉为宁武军节度掌书记,先娶陈氏,继娶谢氏.仲淹为其第三子。范仲淹出生次年,父亲病逝,谢氏贫困无依,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一户朱姓人家,自此范仲淹改名朱说。
范仲淹曾在长白山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读书吟诵。其时范仲淹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刻苦努力读书,此事后来传为佳话。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县)求学。范仲淹珍惜书院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曾有一次,真宗皇帝路过南京,大家都争相前趋观望,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坐诵如旧。一位同学怪他怎肯错过观望皇上的良机,他却回答:“日后再见,也未必晚。”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之子看他终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过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后怕吃不得苦。” 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象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他人叫苦连天,颜回却不改其乐。
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也是从春至夏,经秋历冬;凌晨舞一通剑,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偶然兴起,也吟诗抒怀: “白云无颡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萧?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于心还乐,琴遇懂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 、《三礼》、《乐经》、《春秋》等书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他终于见到真宗皇帝。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为民治堰 热心执教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做盐仓监官。西溪镇濒临黄海之滨,镇上虽也可偶见牡丹,其荒远情景毕竟与内地不同。乍听风浪的呼啸及野鹤的长唳,范仲淹不免略觉惆怅.便暂以疏懒饮宴自我解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范仲淹在任期间,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做兴化县令,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来自四个州的数万以上民夫,在范仲淹率领下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后来,人们感激范县令的功绩,都把海堰叫做“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这是范仲淹三十六岁时写的诗句。他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结婚,这年得了一子,并被调回京师,做大理寺丞。从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当时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留守官晏殊,已风闻仲淹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他邀请仲淹协助戚氏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仲淹慨然领命,还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荐给晏殊。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四方前来就读和专意向范仲淹问业的人,络绎而至。范仲淹热诚接待这些迢迢而来的学者,不倦地捧书为他们讲授。有时,还用自己的微薄俸禄招待他们吃饭,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一次,有位游学乞讨的孙秀才,前采拜谒范公。范仲淹即刻送了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拜谒范公,范仲淹一边送钱给他,一边问他为何匆匆奔讨,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秀才悲戚地说,“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够使用。”
范仲淹对他说:“听语气,你不象乞客。待我帮你在本校找个职事,让你一月可得三千文,去供养老人;如此这般,你能安心治学不能?”孙秀才大喜拜命,从此,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孙秀才也辞去职事。
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就连山东著名的徂铼先生石介,也师事于他。这位学者,便是当年那位孙秀才。范仲淹感慨地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
几起几落 百折不挠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在此,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宋代官僚采说,这乃是难得的腾达捷径。
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他发现仁宗皇帝年巳二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却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后一手处置,而且,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
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采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
朝廷对此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寓京,调赶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任副长官——通判.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了。仁宗把范仲掩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
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贩灾。他归来时,还带回几把灾民充饥的野草,送给了仁宗和后苑宫誊。
这时的宰相吕夷简,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但夷简在宫廷中的因缘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
范仲淹懂得,这宫廷家务纠纷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角逐。他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钢虎畔议定一策,准备明日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
次日凌晨,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戒他勿去招惹祸机。他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窜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无悔恨,只是略觉不平:“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
过了几年,他由睦州移知苏州,因为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前时一同遭贬的孔道辅等人,也重归朝廷。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范仲淹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佑三年(1036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加以吕夷简的从旁中伤,范仲淹便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岭南。
台官韩渎为迎合宰相意旨,请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也纷纷被流窜边远僻地.从此,朝中正臣夺气,直士咋舌。
范仲淹自幼多病,晚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希日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五十岁前后,范仲淹先后被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作知州。
西陲守土 边帅军功
住在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本来臣属于宋朝。从宝元元年(1038年)起,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
范仲淹此时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仁宗与吕夷简商议,派夏竦去做陕西前线主帅:又采纳当时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作另一员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来又把尹洙也调至西线。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间又荣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进京面辞仁宗之后,范仲淹便挂帅赶赴延州,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优势,并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
夏竦为请仁宗批准反攻计划,派韩琦和尹洙兼程回京,得获仁宗诏准后,尹洙又奉命谒见范仲淹,请他与韩帅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却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尹洙慨叹道:“韩公说过,‘且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您今天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高在何处!”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纯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并实行了认真的裁汰和改编。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由当地居民间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制,也被他取缔,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先在延北筑城;后来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这样,鹿延、环庆、泾原等路边防线上,渐渐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又随后引军出发。诸将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当部队快要深入西夏军防地时,他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建筑工具事先已经备好,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西夏不甘失利,派兵来攻,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已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
从大顺城返回庆州的途中,范仲淹觉得如释重负。头年,在延州派种世衡筑青涧城,东北边防已趋稳定。西夏军中私相戒议的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们说“不能轻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那般好对付”。转眼又是夏去秋来.范仲淹为了严密防务,不能不赴大顺城等处踏勘.此时他已逾五十四岁,满头白发,在朔风中摇曳,望望天空南飞的大雁,心中有无尽的感慨。深夜失眠,他便挑灯填起词来;一连数阕《渔家傲》,都以相同的四个字开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一万八千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六部,让每个将领统率三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
范仲淹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淹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淹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庆历新政 改革图强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
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辣、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那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为国为民 先忧后乐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欧阳修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膝宗谅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尹洙则流窜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备受凌辱。范仲淹经过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贫困,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惧。”
范仲淹富弼从青州寄来诗歌,不免感慨万端。范仲淹的和作,却对他评价很高,并劝他不厌卑微,认真工作:“枢府当年日赞襄,隐然一柱在明堂;”“直道岂求安富贵,纯诚惟赖助清光!”昔日好友滕宗谅派人送来一幅岳阳楼图,告诉说他已将该楼重新修葺,并将历代有关的赞扬诗赋,也刻石附立,希望范仲淹写一篇岳阳楼记。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夜晚,范仲淹乘兴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古代仁人志士与俗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情感不轻易地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他们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时,他们也不致愁眉不展,假若身居高职,他们能为民解忧:一旦流离江湖,他们还惦着替君主分愁。简直是,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果有人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那么,他得到的回答将是这样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送到岳州,膝宗谅大为感动。他立即命人刻石。记中那两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仁宗闻此,不禁慨然称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
古德之举为我们证明:钱财要注重珍惜节俭,但也不要过度积攒,而忘却散财之义。多余的钱财要用于正当的社会教育、福利事业,则进入「越舍越多,越多越舍」的良性循环之中。钱财决定不能过度积聚,一积就会被钱割伤。
世间有旦夕祸福,家境有起落无常,例如股票能令人一夜成为巨富,一夕化为乌有。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诚如佛经上说:「钱为五家共有,除自己外,还有水火、官府、盗贼、不肖子孙」,基督教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巴哈依教说:「你所拥有的不必喜悦,今晚它们是你的,明天别人就会占有它们」,犹太教言:「人有金子,却没有知识,他有什么呢?」
从「钱」字的结构,我们可以体会出古人造字充满智慧,仅「钱」字就看出其中深刻的警惕之义。愿我们莫为钱财所迷,莫被「两刀」所伤。钱财只是身外之物,即使我们能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与家庭幸福,又有何意义呢?请牢记「财布施得财富」的古训。看看历史上的人是如何对待财的。
从以下对范仲淹的历史记录,体现出了他的胸襟和报负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品质,他为了救助人民,自己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死的时候,连殡殓的衣服也没有,子女没有钱给他办理丧事;但他把布施穷人和养活族人的义举,传给了子孙。
范仲淹-人物生平
自幼孤贫 勤学苦读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初二,范仲淹生于徐州。父亲范墉为宁武军节度掌书记,先娶陈氏,继娶谢氏.仲淹为其第三子。范仲淹出生次年,父亲病逝,谢氏贫困无依,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一户朱姓人家,自此范仲淹改名朱说。
范仲淹曾在长白山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读书吟诵。其时范仲淹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刻苦努力读书,此事后来传为佳话。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县)求学。范仲淹珍惜书院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曾有一次,真宗皇帝路过南京,大家都争相前趋观望,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坐诵如旧。一位同学怪他怎肯错过观望皇上的良机,他却回答:“日后再见,也未必晚。”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之子看他终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过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后怕吃不得苦。” 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象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他人叫苦连天,颜回却不改其乐。
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也是从春至夏,经秋历冬;凌晨舞一通剑,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偶然兴起,也吟诗抒怀: “白云无颡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萧?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于心还乐,琴遇懂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 、《三礼》、《乐经》、《春秋》等书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他终于见到真宗皇帝。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为民治堰 热心执教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做盐仓监官。西溪镇濒临黄海之滨,镇上虽也可偶见牡丹,其荒远情景毕竟与内地不同。乍听风浪的呼啸及野鹤的长唳,范仲淹不免略觉惆怅.便暂以疏懒饮宴自我解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范仲淹在任期间,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做兴化县令,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来自四个州的数万以上民夫,在范仲淹率领下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后来,人们感激范县令的功绩,都把海堰叫做“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这是范仲淹三十六岁时写的诗句。他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结婚,这年得了一子,并被调回京师,做大理寺丞。从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当时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留守官晏殊,已风闻仲淹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他邀请仲淹协助戚氏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仲淹慨然领命,还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荐给晏殊。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四方前来就读和专意向范仲淹问业的人,络绎而至。范仲淹热诚接待这些迢迢而来的学者,不倦地捧书为他们讲授。有时,还用自己的微薄俸禄招待他们吃饭,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一次,有位游学乞讨的孙秀才,前采拜谒范公。范仲淹即刻送了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拜谒范公,范仲淹一边送钱给他,一边问他为何匆匆奔讨,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秀才悲戚地说,“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够使用。”
范仲淹对他说:“听语气,你不象乞客。待我帮你在本校找个职事,让你一月可得三千文,去供养老人;如此这般,你能安心治学不能?”孙秀才大喜拜命,从此,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孙秀才也辞去职事。
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就连山东著名的徂铼先生石介,也师事于他。这位学者,便是当年那位孙秀才。范仲淹感慨地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
几起几落 百折不挠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在此,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宋代官僚采说,这乃是难得的腾达捷径。
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他发现仁宗皇帝年巳二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却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后一手处置,而且,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
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采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
朝廷对此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寓京,调赶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任副长官——通判.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了。仁宗把范仲掩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
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贩灾。他归来时,还带回几把灾民充饥的野草,送给了仁宗和后苑宫誊。
这时的宰相吕夷简,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但夷简在宫廷中的因缘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
范仲淹懂得,这宫廷家务纠纷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角逐。他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钢虎畔议定一策,准备明日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
次日凌晨,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戒他勿去招惹祸机。他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窜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无悔恨,只是略觉不平:“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
过了几年,他由睦州移知苏州,因为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前时一同遭贬的孔道辅等人,也重归朝廷。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范仲淹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佑三年(1036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加以吕夷简的从旁中伤,范仲淹便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岭南。
台官韩渎为迎合宰相意旨,请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也纷纷被流窜边远僻地.从此,朝中正臣夺气,直士咋舌。
范仲淹自幼多病,晚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希日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五十岁前后,范仲淹先后被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作知州。
西陲守土 边帅军功
住在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本来臣属于宋朝。从宝元元年(1038年)起,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
范仲淹此时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仁宗与吕夷简商议,派夏竦去做陕西前线主帅:又采纳当时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作另一员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来又把尹洙也调至西线。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间又荣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进京面辞仁宗之后,范仲淹便挂帅赶赴延州,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优势,并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
夏竦为请仁宗批准反攻计划,派韩琦和尹洙兼程回京,得获仁宗诏准后,尹洙又奉命谒见范仲淹,请他与韩帅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却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尹洙慨叹道:“韩公说过,‘且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您今天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高在何处!”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纯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并实行了认真的裁汰和改编。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由当地居民间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制,也被他取缔,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先在延北筑城;后来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这样,鹿延、环庆、泾原等路边防线上,渐渐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又随后引军出发。诸将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当部队快要深入西夏军防地时,他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建筑工具事先已经备好,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西夏不甘失利,派兵来攻,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已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
从大顺城返回庆州的途中,范仲淹觉得如释重负。头年,在延州派种世衡筑青涧城,东北边防已趋稳定。西夏军中私相戒议的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们说“不能轻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那般好对付”。转眼又是夏去秋来.范仲淹为了严密防务,不能不赴大顺城等处踏勘.此时他已逾五十四岁,满头白发,在朔风中摇曳,望望天空南飞的大雁,心中有无尽的感慨。深夜失眠,他便挑灯填起词来;一连数阕《渔家傲》,都以相同的四个字开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一万八千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六部,让每个将领统率三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
范仲淹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淹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淹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庆历新政 改革图强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
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辣、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那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为国为民 先忧后乐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欧阳修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膝宗谅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尹洙则流窜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备受凌辱。范仲淹经过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贫困,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惧。”
范仲淹富弼从青州寄来诗歌,不免感慨万端。范仲淹的和作,却对他评价很高,并劝他不厌卑微,认真工作:“枢府当年日赞襄,隐然一柱在明堂;”“直道岂求安富贵,纯诚惟赖助清光!”昔日好友滕宗谅派人送来一幅岳阳楼图,告诉说他已将该楼重新修葺,并将历代有关的赞扬诗赋,也刻石附立,希望范仲淹写一篇岳阳楼记。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夜晚,范仲淹乘兴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古代仁人志士与俗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情感不轻易地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他们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时,他们也不致愁眉不展,假若身居高职,他们能为民解忧:一旦流离江湖,他们还惦着替君主分愁。简直是,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果有人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那么,他得到的回答将是这样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送到岳州,膝宗谅大为感动。他立即命人刻石。记中那两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仁宗闻此,不禁慨然称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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