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在诗作方面受到闻一多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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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于1930年至1934年在青岛大学学习期间,是闻一多先生的高徒,经常出入于闻一多的办公室和家中,向老师请教;闻一多也很赏识臧克家,1932年回清华任教后写信给臧克家说:“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可见相知之深。1933年臧克家准备出版诗集《烙印》,因当时名不见经传,书店不愿出版他的诗集。闻一多联络王统照等人,替他出资印行《烙印》,又在大型杂志上撰文介绍。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以后又相继出版了《泥淖集》,《呜咽的去烟》,《泥土的歌》,《春风集》,《欢呼集》及《臧克家诗选》等诗集。40年代,两人多有书信往来,如课文中提到的“他在给我的信上说……”,这是闻一多在接到臧克家赞扬他的信后,于1944年9月11日写的回信;课文中提到的“1944年10月12日”那封信,是答复臧克家欲至联大教书的问询的。闻一多先生遇难后,臧克家于1946年8月撰写《我的先生闻一多》以示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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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暑假后,闻一多受聘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这一年新生入学考试时,闻一多出了两道作文题,即《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和《杂感》, 考生可任选其一。有一位考生两题都做了,其中《杂感》只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追寻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可能就是这一枝独秀的三句杂感,打动了闻一多的心,给了98 分,名列全体作文卷之首。但该生的数学却考了0分。按通常情况,这个学生不能录取,但由于闻一多的特别赏识,终于被破格录取了。这个考生就是后来著名的诗人臧克家,臧老。
当年闻一多考清华时,也是其它学科(包括算术)成绩平平,惟独作文仿梁任公笔调,文才并茂而特别为主考教师所赏识。录取臧老,闻一多可能多少有点惺惺惜惺惺吧。
臧老原本考的是英文系,入校后学中文的兴趣比学英文更大,便申请转入中文系。别人转系非常难,轮到臧克家,闻一多一听名字就说“好,你转过来吧;我记得你的《杂感》”。从此,臧老便成了闻一多门下一名真正的嫡传弟子。
臧老转到中文系之后,除课堂上专心听课外,还经常在课余时间拿着自己的诗作登门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对臧老的印象很好,很愿意倾力指点、帮助,每见他来,总是热情地接待,递上烟和茶,如师如友地亲切恳谈,或肯定长处,指出缺点,指出哪个想象很聪明,哪个字下得太嫩;或谆谆教导,告以写诗应持的态度,要含蓄、耐人寻味,要严肃、须多磨练……既有言传又有身教,既赠以自己的《死水》诗集,又把臧老的诗篇推荐到《新月》杂志上发表,后来还为之支援经费、写序言,帮助其出版诗集,充分体现了对青年诗人无限的关怀和爱护。
经过若干次亲切恳谈,臧老收获极大,师生感情进一步升华。臧老后来回忆这一段交 往时说:“这时室内充满了诗的空气,我们不像是师生,而是知心的诗友在对谈了。”闻先生慢慢地成为自己“心灵交通的良师和亲切的忘年交了。”“我跟闻先生读书学习,时间不长,也不过二年,但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印象极深,可以说终生难忘。” “可以说,没有闻一多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青岛大学时,闻一多曾应臧老的请求赠送给他一本《死水》。闻一多以“多”字落款,在扉页上题了“克家惠存”四个字,并且端端正正盖上了“一多印记”的自刻印。臧老欣喜若狂,后来说:“我得到它,如获拱璧,天天读它,小心翻它,珍惜它,热爱它。把它放在宝贵的处所,把它放在心头上。虽然其中28首诗我全能成诵了,还不时拿出它来,托在手上,看看它也是一种高尚的美的享受。”
1937年10月,日寇兵临临清,臧老与群众不得不仓皇逃难。临行前将包括《死水》和几代家传的一部《昭明文选》在内的一架子书包好,委托给一个学生代为保管,并且特别交代,如果出现什么情况,其它书皆可抛弃,《死水》 和《昭明文选》务必全力保存;实在万不得已,两本中只能保留一本时,那就保《死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些书竟全部遗失一光,臧老扼腕痛惜却无可奈何!
1981年8月20日突然出现了奇迹!一位素昧平生的同志给臧老寄来一个包裹,打开一看,竟是当年丢失的《死水》和一本初版《烙印》!一切依然如旧,连那方印的颜色都殷红如昨。臧老喜之欲狂,泪水不觉阵阵涌出!原来寄书的是河北农学院一位老领导(该同志做好事却不愿公开自己的名字),抗战时期在冀南一带工作,某次偶然在乱书堆中发现了这两本书,并把它们保存了起来。臧老欣喜之余非常感谢那位同志,当即提笔借“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之典,以《我亡书,我得之——喜〈死水〉、〈烙印〉联翩归来》为题,写了一篇短文以抒狂喜之怀及衷心谢意。
臧老跟随闻一多读书学习的时间只有两年,但是,他说闻先生给他的影响很大,印象极深,终生难忘。他说:“对于闻先生,几十年来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仰与感激之情。”,“闻先生的影子,经常在我心头,不论他生前还是他死后。”这话说得丝毫不过分 。
抗战初期,臧老在前方做抗日文化宣传工作,时常朗诵闻一多的诗《一句话》,鼓舞将士们为“咱们的中国”奋勇杀敌。他常常怀想恩师当时在哪里,情况如何? 1939年3月,当他从报纸上得悉闻一多与同学们一起,从长沙步行到了昆明,立即作诗《“青天里一个霹雳”——寄一多先生》以表思念及赞扬之情。
1943年春,臧老将自己的《我的诗生活》一书寄给闻一多,在附言里特别写道:“我无时不在念想你!”
1944年秋,臧老从报上看到闻一多在课堂上朗诵田间的诗,赞扬田间的诗是鼓的声音,非常高兴,特地写诗称赞闻一多是“擂鼓的诗人” 。社会上传说闻一多被反动派解聘了,他当即发表《文化战士——闻一多先生》表示关心,盛赞闻一多是“老当益壮的文化战士”,说:“少数人把他推出去,多数人将打开大门欢迎他”,呼吁人们“给他精神和物质上以援助!”
1946年7月15 日闻一多被刺牺牲,臧老与全国人民一样悲痛愤怒,连续作文缅怀、悼念。以后,闻一多殉难周年,三周年,十周年,乃至1999年闻一多诞辰百周年,他都深情缅怀,撰文纪念。
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臧老不时想到闻一多,萌发感想。全国解放后,开全国文代会,他又想到了闻一多,作诗《为你空出一把椅子》;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立即想到闻一多治学敢于破除迷信的精神,写了《听争鸣念一多先生》。直到耄耋之年,他还在《闻一多精神》、《追念一多先生》等文中对研究、探讨闻一多学术论著不多感到遗憾,说:“闻先生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反而受到冷漠,我很不平!……我认为,现在应该在学术界、在文坛上,以各种方法宣传、 发扬他的业绩,他的卓越成就,他的高尚品德,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他,认识他,因而受到教育。”总之,正如臧老所说:“闻先生人虽 不在我眼前,却永远,永远在我心上!”
几十年来,他写了大量缅怀、纪念、宣传、介绍闻一多,弘扬闻一多精神的诗文。初步统计,仅仅直接以闻一多为题的诗文就达31 篇之多,这还不包括在回忆录、自白、访谈、题词,以及《我与“新月派”》、为他的母校山东大学百年校庆而写的《祖国万岁,母校千秋》等等文章中,涉及闻一多的难以计数的文字。
有谁为他心中所敬爱和崇拜的人,一篇接一篇,持续几十年,写出这么多诗文?没有。就连我们闻一多的亲生儿女也没有。然而臧老确实是如此。
当年闻一多考清华时,也是其它学科(包括算术)成绩平平,惟独作文仿梁任公笔调,文才并茂而特别为主考教师所赏识。录取臧老,闻一多可能多少有点惺惺惜惺惺吧。
臧老原本考的是英文系,入校后学中文的兴趣比学英文更大,便申请转入中文系。别人转系非常难,轮到臧克家,闻一多一听名字就说“好,你转过来吧;我记得你的《杂感》”。从此,臧老便成了闻一多门下一名真正的嫡传弟子。
臧老转到中文系之后,除课堂上专心听课外,还经常在课余时间拿着自己的诗作登门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对臧老的印象很好,很愿意倾力指点、帮助,每见他来,总是热情地接待,递上烟和茶,如师如友地亲切恳谈,或肯定长处,指出缺点,指出哪个想象很聪明,哪个字下得太嫩;或谆谆教导,告以写诗应持的态度,要含蓄、耐人寻味,要严肃、须多磨练……既有言传又有身教,既赠以自己的《死水》诗集,又把臧老的诗篇推荐到《新月》杂志上发表,后来还为之支援经费、写序言,帮助其出版诗集,充分体现了对青年诗人无限的关怀和爱护。
经过若干次亲切恳谈,臧老收获极大,师生感情进一步升华。臧老后来回忆这一段交 往时说:“这时室内充满了诗的空气,我们不像是师生,而是知心的诗友在对谈了。”闻先生慢慢地成为自己“心灵交通的良师和亲切的忘年交了。”“我跟闻先生读书学习,时间不长,也不过二年,但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印象极深,可以说终生难忘。” “可以说,没有闻一多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青岛大学时,闻一多曾应臧老的请求赠送给他一本《死水》。闻一多以“多”字落款,在扉页上题了“克家惠存”四个字,并且端端正正盖上了“一多印记”的自刻印。臧老欣喜若狂,后来说:“我得到它,如获拱璧,天天读它,小心翻它,珍惜它,热爱它。把它放在宝贵的处所,把它放在心头上。虽然其中28首诗我全能成诵了,还不时拿出它来,托在手上,看看它也是一种高尚的美的享受。”
1937年10月,日寇兵临临清,臧老与群众不得不仓皇逃难。临行前将包括《死水》和几代家传的一部《昭明文选》在内的一架子书包好,委托给一个学生代为保管,并且特别交代,如果出现什么情况,其它书皆可抛弃,《死水》 和《昭明文选》务必全力保存;实在万不得已,两本中只能保留一本时,那就保《死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些书竟全部遗失一光,臧老扼腕痛惜却无可奈何!
1981年8月20日突然出现了奇迹!一位素昧平生的同志给臧老寄来一个包裹,打开一看,竟是当年丢失的《死水》和一本初版《烙印》!一切依然如旧,连那方印的颜色都殷红如昨。臧老喜之欲狂,泪水不觉阵阵涌出!原来寄书的是河北农学院一位老领导(该同志做好事却不愿公开自己的名字),抗战时期在冀南一带工作,某次偶然在乱书堆中发现了这两本书,并把它们保存了起来。臧老欣喜之余非常感谢那位同志,当即提笔借“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之典,以《我亡书,我得之——喜〈死水〉、〈烙印〉联翩归来》为题,写了一篇短文以抒狂喜之怀及衷心谢意。
臧老跟随闻一多读书学习的时间只有两年,但是,他说闻先生给他的影响很大,印象极深,终生难忘。他说:“对于闻先生,几十年来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仰与感激之情。”,“闻先生的影子,经常在我心头,不论他生前还是他死后。”这话说得丝毫不过分 。
抗战初期,臧老在前方做抗日文化宣传工作,时常朗诵闻一多的诗《一句话》,鼓舞将士们为“咱们的中国”奋勇杀敌。他常常怀想恩师当时在哪里,情况如何? 1939年3月,当他从报纸上得悉闻一多与同学们一起,从长沙步行到了昆明,立即作诗《“青天里一个霹雳”——寄一多先生》以表思念及赞扬之情。
1943年春,臧老将自己的《我的诗生活》一书寄给闻一多,在附言里特别写道:“我无时不在念想你!”
1944年秋,臧老从报上看到闻一多在课堂上朗诵田间的诗,赞扬田间的诗是鼓的声音,非常高兴,特地写诗称赞闻一多是“擂鼓的诗人” 。社会上传说闻一多被反动派解聘了,他当即发表《文化战士——闻一多先生》表示关心,盛赞闻一多是“老当益壮的文化战士”,说:“少数人把他推出去,多数人将打开大门欢迎他”,呼吁人们“给他精神和物质上以援助!”
1946年7月15 日闻一多被刺牺牲,臧老与全国人民一样悲痛愤怒,连续作文缅怀、悼念。以后,闻一多殉难周年,三周年,十周年,乃至1999年闻一多诞辰百周年,他都深情缅怀,撰文纪念。
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臧老不时想到闻一多,萌发感想。全国解放后,开全国文代会,他又想到了闻一多,作诗《为你空出一把椅子》;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立即想到闻一多治学敢于破除迷信的精神,写了《听争鸣念一多先生》。直到耄耋之年,他还在《闻一多精神》、《追念一多先生》等文中对研究、探讨闻一多学术论著不多感到遗憾,说:“闻先生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反而受到冷漠,我很不平!……我认为,现在应该在学术界、在文坛上,以各种方法宣传、 发扬他的业绩,他的卓越成就,他的高尚品德,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他,认识他,因而受到教育。”总之,正如臧老所说:“闻先生人虽 不在我眼前,却永远,永远在我心上!”
几十年来,他写了大量缅怀、纪念、宣传、介绍闻一多,弘扬闻一多精神的诗文。初步统计,仅仅直接以闻一多为题的诗文就达31 篇之多,这还不包括在回忆录、自白、访谈、题词,以及《我与“新月派”》、为他的母校山东大学百年校庆而写的《祖国万岁,母校千秋》等等文章中,涉及闻一多的难以计数的文字。
有谁为他心中所敬爱和崇拜的人,一篇接一篇,持续几十年,写出这么多诗文?没有。就连我们闻一多的亲生儿女也没有。然而臧老确实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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