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谁有清道光吸毒与戒毒的详细资料？

有满意答案追加分。
谢谢梦回橄榄绿。 你的回答是一份关于鸦片的挺不错的资料，但我要的是道光皇帝本人如何吸食鸦片、然后又怎样戒掉毒瘾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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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楼主“妙龄宝贝”你好，我帮你找了一篇很详细的资料，但字数太多了，我实在放不下了，因为百度知道的回答字数有限制，必须在10000字以内，我提供网址你去看吧，包证你满意！！！http://www.hqdoor.com/book/2006/01/yddls01.htm

（以下摘录部分）
如同罂粟由海外传入的一样，吸食熟鸦片的方法也是由海外传入的。据记载，在17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热带地区的苏门答腊人首先发明了服食熟鸦片的方法。他们将提取的鸦片浆汁煮熟，再滤掉残渣，与烟草混和成丸，放在竹管里就火吸食，或者仅用熟鸦片制成丸子吸食。这种吸食方法很方便，又能品尝到鸦片烟的芬芳香味，很快就流传开了。到了明朝末年，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厦门、台湾等海外贸易较发达的地区，也开始使用吸食法享用鸦片毒了。到了乾隆年间，中国已流行竹管吸食鸦片，即烟枪吸食鸦片了。

吸食法的流行，将鸦片由药用彻底推到了毒品的行列。首先，由于吸食法方便、易于仿行，使吸食者大大增加，全国每年消费的鸦片数量逐年增加。其次，用吸食法食用鸦片，使鸦片中的毒素更易深入人体，刺激大脑，产生自我麻醉、忘却烦恼、昏昏欲仙的感觉，加重了吸食者的成瘾性，从而更加离不开鸦片了。吸食法，使沉迷于其中的瘾君子充分领略了鸦片的“功用”，在烟毒的熏陶下，自觉不自觉地称颂鸦片的“妙处”。清朝时的瘾君子们即对鸦片交口称誉，他们认为：“(鸦片)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沉沉，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其实，这种感觉就是鸦片的麻醉作用，耽于这种吸食之中，很快就形成了难以戒除的成瘾性，自身受到的毒害越发严重了。

烟毒对人体的危害

鸦片烟民

烟毒，尤其是鸦片烟的危害，自晚清以来由于吸食者众，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毒瘾，即鸦片瘾、吗啡瘾和海洛因瘾。对于中毒甚深，搞得面目黑瘦、精神萎靡、形体瘦弱的鸦片嗜食者，国人斥之为“鸦片鬼”。从鸦片战争直至解放前夕，各大都市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鸦片鬼。因此，烟毒的危害，普通人虽然不能从学理上搞清楚，但耳闻目睹，几乎都有着深刻的印象。

毒品一般分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两种。麻醉品如鸦片、吗啡、海洛因等，吸食后对人体的中枢神经有麻醉作用，连续服用后就会产生生理和心理的依赖性，即成瘾。精神药物则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服食后容易产生兴奋和抑制作用，连续使用一段时间后，也能产生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依赖性，即成瘾。人为什么会对毒品上瘾呢?这个问题已有了科学的解释。即在人类的大脑中，能分泌出一种化学成份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它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幻觉。可以说，人类之有快感其根源在于二羟基苯基丙氨酸的分泌。在人脑中，还有一种成份与吗啡非常相似，这就是内呔啡。它有较强的镇静作用，且有助于大脑中分泌出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因此，只要大脑中分泌出这两种化学成份，人们就会感觉到安静、快乐和幻觉，从而十分愉悦。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鸦片等物服食后异常快乐，便乐于服食，长期反复服食，这就成了吸毒。因为，当人们服食毒品之后，毒品直接进入了人体，刺激大脑，复制出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和内呔啡，使吸食者产生莫大的快乐和满足。但是，毒品进入人体以后，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增加了血液的供给量，增加了人体的兴奋度和力量，并产生快乐；当毒品药力消失以后，人体内便严重缺乏这类物质，产生极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又需吸毒。如此反复下去，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大脑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吸食毒品之人，沉溺于一时的快乐，养成毒瘾，困于毒瘾，无暇他顾，以至于死于毒瘾，自鸦片战争以来，死于毒瘾的鸦片鬼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鸦片作为毒品，相对于吗啡、海洛因等毒品而言，其毒性是较低的。但是，对人类和某些动物而言，其成瘾性仍是相当强的。一个人，刚开始吃鸦片烟时，每每觉得刺喉难挨，但吸上十余口后，即会感到“快乐”，更思吸食，久之自然成瘾。因此，当时劝人不要吸食大烟的措施，都指出不要尝第一口。而一旦吃了第一口，往往就会上瘾。光绪时人张昌甲指出：

凡人初吃烟时，其志个个持定，必曰：“他人心无主宰，以致陷溺其中(指成瘾)，我有慧力焉，断不至此!”及至(瘾)将成之际，又易一言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有戒力以制之!”迨其后明知不可复返矣，则又曰：“我终有定力以守之，不至沉迷罔觉也!”直至困苦难堪，追悔莫及，方瞿然曰：“一误至此哉!”然人寿几何，此生已矣!

其实，人们吸食第一口鸦片烟，滋味并不好受。光绪时人张昌甲是个吸食大烟的人，他在其《烟话》中描述了他初试鸦片的感觉，写道：“余于烟之初上口时如不胜，然迨十余口后，乃觉其味醇醇，每欲请益。尝读《桂留山房诗》中有云：‘初犹艰涩刺喉，醇而后肆乃贪馋。’足以移此。”但是，十余口后的快乐感觉，使他还想吸食。如此，坚持三五天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鸦片烟瘾。张兴智在《从种烟到禁烟的亲见亲闻》指出：“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连续吸食三五天大烟，便可成瘾，并难于革除。”

鸦片烟不仅能使吸食者本人上瘾，而且对于长期处在鸦片鬼烟雾之中被动吸食二手烟的人和动物来说，也极易上瘾。陶广仁在《旧北京的烟害》的回忆文章中，以切身的经历讲述了戒烟之难和被动吸烟上瘾的情形。他写道：

我的父母均吸大烟。父亲患多种疾病，医生再三劝其戒烟，并说如再吸用必会短寿。他到40多岁时才戒烟，但仅活到50周岁就病故了，母亲于1937年在医院戒烟时受了不少苦，初戒时不思饮食，呻吟床榻，日夜不能入睡，甚至腿足倚墙形同倒立，呼喊难过大汗淋漓……

吸用大烟者容易上瘾，常闻烟的人也可以上瘾。我的妻子为侍候老母，经常为老人烧大烟，后来发现如不代母烧大烟，就觉得周身无力，困倦没有精神，有时还连打哈欠。后来母亲发现我妻子染上了闻烟瘾，便不再叫她代烧大烟了，过几日即恢复正常了。

吸食鸦片烟的危害有目共睹，一些瘾君子“迷途知返”，尝试戒掉恶习。但是戒掉大烟是一条难于攀登的蜀道，“难于上青天”的重任。晚清时，有人指出：一个人一旦染上烟瘾，“则一息尚存，断无中道弃捐之日”，不死不止，“凡人烟瘾既上，无休歇时，一睡是小休歇，一死是大休歇。”自鸦片泛滥以来，多少中毒的烟客饱尝戒烟的痛苦和难堪!从下面几例，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罗从修在《自贡“烟王”》中，记述了自贡“烟王”刘圣瞻的成瘾、戒瘾、复吸的经过。1926年，刘圣瞻经过的路旁有一家“吮香烟室”，门帘上写有“闻香下马”的广告词，“他看见字还没有闻到香就迷着了，马上闯将进去。初试云雾，果然异香扑鼻，其臭如兰，尽情吞吐之后，精神百倍，抖抖擞擞而归。”从此，他就成了烟馆的常客，成了一个十足的鸦片鬼，不久，又在自己的家内私设烟具，卧榻逍遥。但是被母亲发现后，“烟灯烟枪，全部捣乱，烟膏交出，命书童监视，不许出门，闭户读书”。这样一来，刘圣瞻可尝到了戒烟的滋味。“足不出户还不在乎，那腰酸背痛，哈欠连天，涕泪交流，头昏目眩，口干舌躁，吃又吃不得，睡又睡不得，终日昏昏，天旋地转的境况”，让他活受罪。在他母亲的严厉监管之下，他苦苦熬过了一个月，总算脱离了苦海。但是，“戒后不多久，老瘾复发”，刘圣瞻再次坠入鸦片烟中，在茫茫孽海中醉生梦死。

吸毒死亡

总之，鸦片烟对吸食者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摧残，民间歌谣有曰：“大烟是杆枪，不打自受伤。几多英雄汉，困死在烟床”，很好地形容了大烟的危害。其实，鸦片烟还对吸食者的家庭、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在云南德宏有这样的说法，充分显示大烟对家庭、社会的危害：“竹枪一支，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由于家破人亡，进而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危害社会。关于吸食烟毒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下面有关章节详述，兹不重复。

鸦片烟的危害已经令人怵目惊心了，而比鸦片毒性更强的吗啡、海洛因对吸食者的危害更令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了。陶广仁在《旧北京的烟害》一文中指出：“‘白面’(即海洛因)之毒害甚于大烟，凡染上白面瘾，家业败得快，人也死得快。吸食‘白面’方法简便，……一小包‘白面’仅需一角钱，可吸好几次，与大烟相比要便宜一些，因此一些吸大烟的人便改吸‘白面’(按，吸食海洛因药力更强，故常吸食鸦片的人为增加刺激，往往改吸食毒品)。‘白面’吸后口中干渴，想饮用清凉之物，但喝下汽水后立即犯瘾，仍须再吸。如此反复自然花费增加，故倾家荡产和早亡丧命者大有人在。”

不久，又发明了体内注射毒品的方法，“即把‘白面’用蒸溜水溶解成液体，用注射器注入体内，这种方法较吸要过瘾，但对人体的毒害亦同时加大了。凡注入‘白面水’的地方只能扎一次，再在原处扎针头就扎不进去了。所以用不了多久遍体全是针眼，甚至连头皮和手脚指甲缝都扎了，无处可扎后，便会因毒瘾发作而致死。30年代著名京剧老生演员王文源……他的妹妹是个女票友，年20多岁，容貌非常美丽。她染上烟瘾后，先吸后扎，后因毒瘾加深，卧倒在(北京)地安门外白米斜街水窑胡同的‘白面房’中，不能自行回家。在她垂死前，流氓无赖给她一小包‘白面’，即可同她睡一次。待其奄奄一息，高丽浪人便将她撵出门外，最后死于什刹海畔。”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时，推行毒化中国的政策。在抚顺千金寨矿区，开有多家吗啡馆，出售吗啡和海洛因，造成了一大批吸毒者。“长期吸毒瘾者，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形同行尸走肉。他们一日不吃不喝尚可，但不扎不抽则万万不能。中毒越深，犯瘾越频，乃至无可救药。这些人到后来，虽然熬过酷暑盛夏，却熬不过数九隆冬。冬天腹中无食，身上无衣，毒瘾又在大作，多是活活折磨致死。有的躺卧在屋檐房角下悄然死去，有的怀抱饭馆门前的大铁炉(借余温取暖)，而至冻僵死掉。每到寒冬，冻死之路倒，横躺竖卧，呲牙咧嘴。”。他们多是扎吗啡、抽海洛因搞得一贫如洗，形消骨玄，而走上了死亡之路。

走私的泛滥

广州港是鸦片走私重镇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逐步蚕食了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等富庶的印度土邦。这里很适合罂粟的种植与生产，英国殖民统治者强迫当地农民大力种植鸦片，再由东印度公司收购、加工，制成特殊货物运往中国。这就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是三角贸易，即英国本土生产的毛纺织品等工业制成品，销往印度，从印度购进印度生产的鸦片；然后将鸦片销往中国，并从中国购买茶叶、生丝、土布等农产品。英国、印度和中国之间，形成了一个贸易的三角关系，英国商人通过这一三

角贸易，牟取了巨额利润。这一三角贸易的关键，即联系环节，就是臭名昭著、遗害无穷的鸦片。

当时，在印度的鸦片业由两部分，即孟加拉鸦片(又叫公班土)和马尔瓦鸦片(又叫白皮土)组成。英属东印度公司首先控制了孟加拉鸦片。乾隆三十八年(1773)，东印度公司取得了英国国会的授权，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机构。东印度公司即宣布对孟加拉、比哈尔、奥理萨三个地区所生产的鸦片专卖。当地鸦片种植者只能按规定的价格将鸦片卖给东印度公司。之后，东印度公司进一步完善了专卖制度，1799年(嘉庆四年)东印度公司禁止任何人私种罂粟，种植罂粟的烟农必须与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在公司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数量种植，再按规定的价格出售给东印度公司。同时，签订了合同的烟农，可以得到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贷款；如果烟农违约，不种植罂粟，则要处以三倍于贷款的罚金。东印度公司的专卖制度，把孟加拉地区的鸦片生产、贩卖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从而形成了垄断经营，便于牟取暴利。为了维护鸦片的高额售价，东印度公司把鸦片的产量限制在4500箱以内。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鸦片首次突破了2000箱，乾隆五十五年(1790)从印度输入的鸦片多达4054箱。

在孟加拉鸦片之外，马尔瓦鸦片迅速崛起，并对孟加拉鸦片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作为非东印度公司的产业，马尔瓦鸦片价格低廉，大量销往中国，从而对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孟加拉鸦片形成了巨大威胁。在这一竞争压力下，东印度公司改变了限制数量牟取暴力的垄断政策，允许私人购买者在每箱马尔瓦鸦片交纳177卢比的通行税之后，任意收购、贩卖。而东印度公司所控制的孟加拉鸦片，也停止了总量的控制，大力发展鸦片业。因此，每年输往中国的鸦片也迅速增加了。

嘉庆元年(1796)，清廷正式禁止鸦片入口，东印度公司根本不想放弃这一邪恶的买卖，但停止使用本公司的船只装运鸦片，表面上表示东印度公司断绝了鸦片交易。在行动上，东印度公司将鸦片高价卖给散商，即来自英国或英属印度的私商，又称港脚商人，再由他们运往中国。

鸦片由印度输入，在中国广州附近形成了一个个走私的中心：

第一，黄埔和广州。广州及黄埔是当时惟一一个对外通商口岸，西方商人在通商的过程中夹带了部分鸦片，就地销售，久而久之，广州和黄埔就成了鸦片走私的中心。这一走私中心，延续了很长时间，直至嘉庆元年(1796)，清廷严厉禁止鸦片入口。英国等西方商人才不敢继续在广州和黄埔贩卖违禁的鸦片，鸦片走私中心于是转移到澳门。

第二，澳门。澳门靠近广州，早在明后期即为葡萄牙殖民地贿租，久之成为西方对华贸易的基地。嘉庆元年，清廷正式严禁鸦片入口，鸦片贸易被逐出了广州内河，澳门便代替了广州和黄埔，成为鸦片走私的大本营，即鸦片走私中心。这里成了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奸商大力贩销鸦片的大本营。一艘艘鸦片船只开往澳门，卸下鸦片，装入仓库，然后由中国奸商销售出去。嘉庆十四年以后，清廷放松了对鸦片的严禁，鸦片走私的中心，又回到了黄埔和广州。道光元年(1821)，两广总督阮元严禁鸦片贸易，鸦片走私中心再次移出广州内河，在广州附近的伶仃岛形成走私中心。

第三，伶仃岛。道光元年(1821)至十年(1830)，伶仃岛成为鸦片走私的中心。这一时期，马尔瓦鸦片大量输入。如上所述，马尔瓦鸦片是非东印度公司经营的鸦片运输、贩卖，在嘉庆二十年(1815)以前，马尔瓦鸦片输入的数量较少，且销路不畅。但相对于孟加拉鸦片而言，马尔瓦鸦片价格低廉；就是凭着较为低廉的价格，马尔瓦鸦片逐渐扩大了销路，打入了广州市场，并对孟加拉鸦片构成很大的竞争压力。东印度公司于是对马尔瓦鸦片抽税，然后听任其运输、销售。因此，中国市场上鸦片数量迅速增加。在道光元年以前的以澳门为中心的鸦片走私，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平均每年进口数还不足4500箱。东印度公司改变其限制数量、垄断高价的政策以后，听任了马尔瓦鸦片的倾销，鸦片销售数量成倍增加，由平均每年不足4500箱，增加到18700余箱，增加了三倍多。

吸食鸦片的另一种方式

第四，东南沿海各地。随着鸦片数量的急速扩大，鸦片走私也由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域蔓延开来，辐射至周边广大地区。道光十三年(1833)，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专营权，各种鸦片蜂涌而至，英国奸商、印度奸商疯狂倾销鸦片，使鸦片数量迅速增加。

鸦片走私经历了东印度公司垄断和散商两个阶层。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该公司将鸦片在印度公开拍卖，来自英国和印度的私商承买后，使用港脚船，运销中国和东南亚。从事

这项贸易的商人，由此被称为港脚商人。港脚商人活跃于印度与中国之间，使用载有五百余箱鸦片，并配有大炮等精良武器的船只，把数额巨大的鸦片运销中国。因此，鸦片贸易额很快就独占鳌头，超过了中英贸易额的一半以上。

1834年后，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私人商业团体纷纷从事鸦片贸易，使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空前增加，鸦片贸易空前繁荣。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1834年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丧失，“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对外贸易权就完全转到英国私人企业手里，它们干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抵制，在1837年就已将价值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三万九千箱鸦片顺利地输入了中国。”

英国私人企业经营鸦片贸易后，广泛采用装载量大、航行速度快的专用船只——鸦片飞剪船，源源不断地将鸦片运往中国广东的黄埔或伶仃洋。在黄埔，中国商人、买办，直接与英商购买，付款提货；在伶仃洋，用飞剪船运来的鸦片，存放于停在那里的趸船上，中国商人、买办，则从趸船上付款提货，转卖到全国各地。同时，英国商人不断扩大交易点，东南沿海的泉州等地，也变成了鸦片交易地。这样，鸦片输入、走私到中国的数量迅速增加，数量越来越大。

在短短的五六年(1833～1838)的时间里，鸦片输入增加了百分之七八十。销售总量的增加，势必要扩大销售地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鸦片走私由伶仃岛这一中心，辐射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而扩大至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道光十年(1830)，英国人已不顾清廷一口通商的禁令，在东南沿海的宁波、福建等地开辟新的走私基地。不仅如此，英国鸦片船“西尔佛”号甚至从东南沿海一直北上，抵达了辽东半岛，在中国的北边开辟鸦片走私基地。

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鸦片走私活动更加猖獗，黄埔、广州、澳门这些老牌鸦片走私中心，鸦片走私更加严重。整个珠江三角洲，无论是渡船、小艇、还是外国人的商馆、广州内河的乌蓬船，到处都有鸦片，到处都有走私活动：鸦片走私活动已经无孔不入了。随着鸦片走私的猖獗，鸦片销售总量的扩大，鸦片的严重危害日益突显出来了。

清廷的反应

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这是一个摆在朝臣面前，不容忽视的问题，朝臣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清道光年间，朝臣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形成了不同的意见，具体说来，就是弛禁论和严禁论两派。

弛禁论，18世纪以来，鸦片已遍布全国各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关注。雍正七年(1729)，清廷首次颁布了禁烟，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毒法令。该法

令明确规定：“定兴贩鸦片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李圭：《鸦片事略》卷上)但是，清廷的法令，既未阻遏鸦片的走私入口，也不能断绝鸦片交易与买卖。因此，法廷又多次申明鸦片禁令。据不完全统计，自乾隆四十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780～1839)的六十余年里，清廷及督抚衙门地方大吏先后发过四五十道禁烟令(谕旨和文告)。但是，鸦片非但没有断绝，反而从局部蔓延至全国各地；鸦片入口数量从二百箱猛增至二万余箱。鸦片能禁绝么?应采用什么措施防止或减少英国人输入鸦片?朝野上下很多人对清廷的禁烟主张进行反省。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摺》，以及《奏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的附片，正式提出了弛禁鸦片吸食、允许内地民人栽种的弛禁主张。

许乃济认为，虽然朝廷严禁鸦片，法令至严，三令五申，但仍不能阻止鸦片入口，不能禁止百姓吸食。不仅如此，鸦片入口猛增，吸食者几遍天下。严禁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徒滋扰累。“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此之谓也，严禁不行，断绝互市也不可能阻止鸦片走私入境，因此，鸦片输入防不胜防，只能另想办法解决了。鸦片之害，一是伤害身体，杀生伐性，但吸食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且中国人口众多，减少一些游惰无志之辈亦不足惜，因此这一点可以不考虑；一是导致白银外流，国库空虚，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可不大为之防，早为之计”。许乃济的防范之计，就是允许鸦片入口，收取入口税。他指出：“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照鸦片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以来，清廷收了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又可以以货易货，防止白银外流。

在附片中，许乃济又提出了允许百姓栽种罂粟、发展土烟，以土烟抵制洋烟的主张。许乃济认为，禁止中国百姓种烟，利薮尽归英国商人，得不偿失。如果准许百姓种烟，则可以收到禁洋烟之效。“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图，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许乃济对其主张持之甚坚，提醒朝廷早作大计，尽快弛禁。“倘复瞻顾迟回，徒徇虚体，窃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第449～452页)。

值得注意的是，许乃济的弛禁也不是全面弛禁，“且弛禁仅属愚贱无职之流，若官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对官员、士人、兵丁是禁止吸食鸦片烟的。许乃济的观点有一错误的前提，即吸烟之人皆是莠民，可有可无之人；他们吸烟，对国家无所谓。至于防止白银外流，以土抵洋的主张还是有合理性的，但其危害性也更大。

许乃济的奏章、附片所提看法，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在朝野上下有不少人持有与此相似的看法。

其实，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十月，两广总督卢坤就战战兢兢地表述了弛禁的主张。他在奏章中历数严禁鸦片、堵截鸦片进口的种种难处之后，断言：鸦片走私，“势成积重，骤难挽回。屡经周咨博采，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关，加征税银，以货易货，使夷人不能以无税之私货售卖纹银者。有谓应弛内地栽种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窒碍难行”(《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66页)。卢坤是个有着官场经济的官僚，在奏章中以别人之口说出自己弛禁的主张，即认为这些主张合理，又认为其难于实行。这无非是为了尝试一下皇帝的态度，以免致罪。但是，他这种圆滑的手法，使其主张无力，没有引起道光皇帝的重视，只是“令旧禁加严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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