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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评叙刘彻“雄才大略”,《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在中国历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今天我们看他的历史,不能否定他是一个杰出而特殊的人物。他的功业,对中国历史进程和后来西汉王朝的发展影响深远。 登基之初,汉武帝继续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他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思想上,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儒学在古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当然,汉武帝时期,汉朝亦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
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等一系列的发展经济与民生政策之后,西汉王朝的国力已蒸蒸日上。汉武帝在承袭这些政策同时,积极准备军事力量的发展。
继位后,先平定南方闽越国的动乱。后开始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来彻底解决北方的匈奴的威胁。派名将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打通西域,封狼居胥,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阴山甚至更远。
在对匈奴的战争同时,采取和平手段和军事手段使西域诸国臣服。丧失肥沃茂盛的漠南地区后,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从此一蹶不振,这就基本解决自西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由此而始。
春节始于太初改历,汉武帝改正朔。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汉武帝创造了数个第一:
一、独尊儒术
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中国传统 主流文化之正统,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者所推崇。这里要说明的是,汉武帝并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致使大力提倡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即所谓的“儒表法里”。例如夏侯始昌既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宰相公孙弘兼治儒法两家;主父偃以纵横家起家;耿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以黄老学说起家。
二、设立中朝 抑制外朝
在惠文景帝期间,丞相大多主要是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礼遇,武帝和丞相多有不合,经常会借口打压杀死丞相,导致朝中大臣不愿意接任丞相之职。为贯彻自己的命令,他便设立中朝,尚书台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三、建立年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 元狩,每一年号六年。
四、太初改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改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
五、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自汉代延续至今,今天盐铁茶主要仍由政府及国企控制。
六、通西域
中国传出了冶铁术、凿井术、丝绸制造、漆器制造等技术,西方(域)传入胡(黄)瓜 胡豆 胡麻 石榴胡萝卜 葡萄 汗血马 核桃 天马等。中原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向西输送,铸铁技术,井渠法也传到西域 历史意义重大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
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何世无才,只是人主没有识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够辨明人才,何必担心天下无才?(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就是这样一位视人才如草芥的汉武帝,一方面又极端地爱才、惜才。
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有两大陋习: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能“乱”了规矩。而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主父偃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卫青家奴出身,汉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
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秦始皇、汉高祖视文人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终究雅量阙如。
汉武帝备受误解和争议的,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褒有贬,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他的文治大加赞扬:
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绝口不提汉武帝的武功,表明对汉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
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表扬、批评兼而有之: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为什么人们对汉武帝的评价分歧如此之大呢
首先,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多面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非常有政治头脑;但又是一个普通人,喜怒哀乐俱备。他是一位明君,深知自己的历史责任;但他又是一位暴君,杀伐任性;他既立下盖世之功,又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灾难;他宠爱他喜欢的女人,可是他为了大汉江山,杀掉了自己最宠幸的女人。他绝顶聪明,又异常糊涂;为了传说中的宝马,居然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当更近地走近他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对立的角色中,他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两难之地,非常之时,他也会犹豫不定,甚至异常痛苦;同样有普通人的欢喜和哀愁、小气和算计、失眠和焦虑。在平常人眼里他果决、自信、雄才大略。然而,我们在对他盖棺论定时,往往流于偏激,说好时千古一人;说坏时罄竹难书。这样,分歧就在所难免了。当然,在大多数人眼中,汉武帝依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我们无法使用单一的标准评价任何人。人性本就复杂,更何况封建帝王!或许他的好发自本心,也可能是笼络人心的手段;或许他的坏是皇权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也可能是天性如此,薄情寡恩。因此,既然我们无法剥离他身上的帝王枷锁,我们的评价,就只能在他的帝王与凡人两种身份之间游移。怎么可能一言蔽之、一书尽之
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等一系列的发展经济与民生政策之后,西汉王朝的国力已蒸蒸日上。汉武帝在承袭这些政策同时,积极准备军事力量的发展。
继位后,先平定南方闽越国的动乱。后开始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来彻底解决北方的匈奴的威胁。派名将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打通西域,封狼居胥,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阴山甚至更远。
在对匈奴的战争同时,采取和平手段和军事手段使西域诸国臣服。丧失肥沃茂盛的漠南地区后,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从此一蹶不振,这就基本解决自西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由此而始。
春节始于太初改历,汉武帝改正朔。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汉武帝创造了数个第一:
一、独尊儒术
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中国传统 主流文化之正统,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者所推崇。这里要说明的是,汉武帝并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致使大力提倡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即所谓的“儒表法里”。例如夏侯始昌既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宰相公孙弘兼治儒法两家;主父偃以纵横家起家;耿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以黄老学说起家。
二、设立中朝 抑制外朝
在惠文景帝期间,丞相大多主要是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礼遇,武帝和丞相多有不合,经常会借口打压杀死丞相,导致朝中大臣不愿意接任丞相之职。为贯彻自己的命令,他便设立中朝,尚书台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三、建立年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 元狩,每一年号六年。
四、太初改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改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
五、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自汉代延续至今,今天盐铁茶主要仍由政府及国企控制。
六、通西域
中国传出了冶铁术、凿井术、丝绸制造、漆器制造等技术,西方(域)传入胡(黄)瓜 胡豆 胡麻 石榴胡萝卜 葡萄 汗血马 核桃 天马等。中原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向西输送,铸铁技术,井渠法也传到西域 历史意义重大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
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何世无才,只是人主没有识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够辨明人才,何必担心天下无才?(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就是这样一位视人才如草芥的汉武帝,一方面又极端地爱才、惜才。
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有两大陋习: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能“乱”了规矩。而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主父偃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卫青家奴出身,汉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
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秦始皇、汉高祖视文人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终究雅量阙如。
汉武帝备受误解和争议的,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褒有贬,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他的文治大加赞扬:
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绝口不提汉武帝的武功,表明对汉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
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表扬、批评兼而有之: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为什么人们对汉武帝的评价分歧如此之大呢
首先,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多面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非常有政治头脑;但又是一个普通人,喜怒哀乐俱备。他是一位明君,深知自己的历史责任;但他又是一位暴君,杀伐任性;他既立下盖世之功,又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灾难;他宠爱他喜欢的女人,可是他为了大汉江山,杀掉了自己最宠幸的女人。他绝顶聪明,又异常糊涂;为了传说中的宝马,居然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当更近地走近他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对立的角色中,他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两难之地,非常之时,他也会犹豫不定,甚至异常痛苦;同样有普通人的欢喜和哀愁、小气和算计、失眠和焦虑。在平常人眼里他果决、自信、雄才大略。然而,我们在对他盖棺论定时,往往流于偏激,说好时千古一人;说坏时罄竹难书。这样,分歧就在所难免了。当然,在大多数人眼中,汉武帝依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我们无法使用单一的标准评价任何人。人性本就复杂,更何况封建帝王!或许他的好发自本心,也可能是笼络人心的手段;或许他的坏是皇权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也可能是天性如此,薄情寡恩。因此,既然我们无法剥离他身上的帝王枷锁,我们的评价,就只能在他的帝王与凡人两种身份之间游移。怎么可能一言蔽之、一书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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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功过几何--吴思、葛剑雄等学者做出点评
几分功过?
吴思毫不掩饰自己对汉武帝的观点:“我认为汉武帝过大于功。功过四六开,甚至是三七开。”
仅就汉武帝最大的业绩攻击匈奴来讲,吴思认为,从战争的效果看,国内民生凋敝,外患并未根除。汉武帝的铁血政策未必是最佳方案。同样的效果,以代价更小的方式完全可以达到,比如修长城。
对于汉武帝生平形成的“精神遗产”,吴思认为:精神遗产,看怎么说。打仗可以看成精神遗产;修长城,那不也是精神遗产吗?再比如清朝,睦邻友好,邻国有困难时伸出援手,两利,双赢,那不也是精神遗产吗?三种精神遗产,哪种更好?为什么非要打呢?难道说,我们的祖先把匈奴打到欧洲,然后祖先的手下败将再把欧洲灭得灰头土脸,这个才更好?
缺了汉武帝的霸道,我们民族是否会因此少了一种激烈情怀?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老百姓哪能为这种帝王的霸道感到自豪呢?”吴思说,“小孩身上被人吐了一口痰,他上去就把人眼睛挖了,我想任何父母都不会觉得这是好事。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太旺盛,当一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如果他的所作所为导致后人效法攀比,那就更不好了。还是想想孔子的精神遗产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汉武帝的所作所为,是否已从个人行为转化为民族的共同记忆?他功劳真的需要那么激烈的质疑吗?
“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自己的评价。晚年汉武帝自己下罪己诏了。我们更应该从这笔精神遗产中获益。”吴思笑盈盈地说。
总之,吴思认为汉武帝个性鲜明,雄才大略,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的过失,而且过大于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朴民则认为,汉武帝功劳大,错误多。文帝景帝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武帝则是弄个乱摊子,让别人来收拾。
然而与吴思不同的是,黄朴民认为,汉武帝是在诸多内外方略中,选择了一个短期有利有弊、长期影响深远的方略。
英雄造就了时势,时势也成就了英雄。一方面,汉武帝时代,汉朝确实具备了主动出击的经济实力。汉高祖时期,天子的车都凑不齐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将相外出乘牛车。汉朝屡屡受害于匈奴,却只能选择和亲。经过“文景之治”,汉武帝的政策已经具备了多种选择的条件。另一方面,汉武帝的决策无不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相同的外部条件,换一个皇帝,决策也许就完全不同于汉武帝。除性格原因以外,公羊学对汉武帝的影响也很大。公羊学是儒家中与法家结合得比较紧的学派,它讲究的是“大一统”、“尊王”,还有就是“大复仇”。所谓“大复仇”,就是后代对于先辈的耻辱,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复仇。
茂陵博物馆的汉武帝画像 王轶庶摄
黄朴民认为,汉武帝时代,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汉朝的盛大,不仅表现在物质文明上,更表现在精神状态上。不要说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将军,就连社会底层也不乏郭解这样的“豪侠”,连司马迁这种黄老出身的文人,也胸怀天下,锐气逼人。那是中国人精神锋芒外露的年代,是野性昭彰的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天下绝不仅有汉武帝一个英雄———彼时英雄如潮,汉武帝是浪尖上最炫目的一朵浪花。汉武帝是具有世界情怀的中国人,所以他才得以从文化心理上、从基本疆土上确立了中国人是中国人。后来历史沧桑,我们的民族性中,野性成分越来越少了。撇开道德判断而言,一个民族毕竟是需要积极进取精神的。
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葛剑雄对汉武帝的功过则倾向于描述。
汉武帝时代,在中国的疆域中,农耕区域基本定型,一直到现在都差不太多。汉武帝打败了匈奴,夺取了适合农耕的河西走廊。如果没有河西走廊,中国的疆域就不会发展到中亚。岭南,汉初实际上难以控制,汉武帝时代重又回到中央政权控制之下。中国历朝历代都追求“大一统”,这些地方不统一进来,就不能算完成了标准意义上的“大一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基础。“客观地说,儒家适合中国农业社会。汉武帝只是完成了儒家作为权威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如果儒家不适合中国社会,就算再有几个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没用。”葛剑雄说。
汉武帝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政府结构也影响深远。汉武帝时代的“内朝”、“外朝”制度,后世基本沿袭,变化不大,比如唐朝三省六部制,内阁制等等。
葛剑雄认为,汉武帝确实有穷兵黩武的一面。反击匈奴,却把军队打到了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用追求和平来解释。汉武帝为了让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获得封侯的机会就发动战争,这种私人动机不应该替他隐讳掉。
盐铁官营,把专制集权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以杀鸡取卵的方式聚敛财富。事实证明,这些政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流民四起,人口减半。
另外,汉武帝还梦想长生不老,导致骗子纷至沓来,搅扰朝政。晚年刚愎自用,性情叵测,儿子杀了,夫人也杀了,后来谁被他任命为丞相,就会感到大祸临头,还有人哭着不肯做丞相。
从各方面看汉武帝都很像秦始皇。然而他和秦始皇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晚年有所反思:颁诏罪己,息兵休养,顺利交班。这些政策的实施,多少弥补了早年狂悖所造成的灾难。
几分功过?
吴思毫不掩饰自己对汉武帝的观点:“我认为汉武帝过大于功。功过四六开,甚至是三七开。”
仅就汉武帝最大的业绩攻击匈奴来讲,吴思认为,从战争的效果看,国内民生凋敝,外患并未根除。汉武帝的铁血政策未必是最佳方案。同样的效果,以代价更小的方式完全可以达到,比如修长城。
对于汉武帝生平形成的“精神遗产”,吴思认为:精神遗产,看怎么说。打仗可以看成精神遗产;修长城,那不也是精神遗产吗?再比如清朝,睦邻友好,邻国有困难时伸出援手,两利,双赢,那不也是精神遗产吗?三种精神遗产,哪种更好?为什么非要打呢?难道说,我们的祖先把匈奴打到欧洲,然后祖先的手下败将再把欧洲灭得灰头土脸,这个才更好?
缺了汉武帝的霸道,我们民族是否会因此少了一种激烈情怀?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老百姓哪能为这种帝王的霸道感到自豪呢?”吴思说,“小孩身上被人吐了一口痰,他上去就把人眼睛挖了,我想任何父母都不会觉得这是好事。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太旺盛,当一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如果他的所作所为导致后人效法攀比,那就更不好了。还是想想孔子的精神遗产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汉武帝的所作所为,是否已从个人行为转化为民族的共同记忆?他功劳真的需要那么激烈的质疑吗?
“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自己的评价。晚年汉武帝自己下罪己诏了。我们更应该从这笔精神遗产中获益。”吴思笑盈盈地说。
总之,吴思认为汉武帝个性鲜明,雄才大略,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的过失,而且过大于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朴民则认为,汉武帝功劳大,错误多。文帝景帝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武帝则是弄个乱摊子,让别人来收拾。
然而与吴思不同的是,黄朴民认为,汉武帝是在诸多内外方略中,选择了一个短期有利有弊、长期影响深远的方略。
英雄造就了时势,时势也成就了英雄。一方面,汉武帝时代,汉朝确实具备了主动出击的经济实力。汉高祖时期,天子的车都凑不齐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将相外出乘牛车。汉朝屡屡受害于匈奴,却只能选择和亲。经过“文景之治”,汉武帝的政策已经具备了多种选择的条件。另一方面,汉武帝的决策无不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相同的外部条件,换一个皇帝,决策也许就完全不同于汉武帝。除性格原因以外,公羊学对汉武帝的影响也很大。公羊学是儒家中与法家结合得比较紧的学派,它讲究的是“大一统”、“尊王”,还有就是“大复仇”。所谓“大复仇”,就是后代对于先辈的耻辱,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复仇。
茂陵博物馆的汉武帝画像 王轶庶摄
黄朴民认为,汉武帝时代,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汉朝的盛大,不仅表现在物质文明上,更表现在精神状态上。不要说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将军,就连社会底层也不乏郭解这样的“豪侠”,连司马迁这种黄老出身的文人,也胸怀天下,锐气逼人。那是中国人精神锋芒外露的年代,是野性昭彰的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天下绝不仅有汉武帝一个英雄———彼时英雄如潮,汉武帝是浪尖上最炫目的一朵浪花。汉武帝是具有世界情怀的中国人,所以他才得以从文化心理上、从基本疆土上确立了中国人是中国人。后来历史沧桑,我们的民族性中,野性成分越来越少了。撇开道德判断而言,一个民族毕竟是需要积极进取精神的。
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葛剑雄对汉武帝的功过则倾向于描述。
汉武帝时代,在中国的疆域中,农耕区域基本定型,一直到现在都差不太多。汉武帝打败了匈奴,夺取了适合农耕的河西走廊。如果没有河西走廊,中国的疆域就不会发展到中亚。岭南,汉初实际上难以控制,汉武帝时代重又回到中央政权控制之下。中国历朝历代都追求“大一统”,这些地方不统一进来,就不能算完成了标准意义上的“大一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基础。“客观地说,儒家适合中国农业社会。汉武帝只是完成了儒家作为权威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如果儒家不适合中国社会,就算再有几个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没用。”葛剑雄说。
汉武帝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政府结构也影响深远。汉武帝时代的“内朝”、“外朝”制度,后世基本沿袭,变化不大,比如唐朝三省六部制,内阁制等等。
葛剑雄认为,汉武帝确实有穷兵黩武的一面。反击匈奴,却把军队打到了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用追求和平来解释。汉武帝为了让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获得封侯的机会就发动战争,这种私人动机不应该替他隐讳掉。
盐铁官营,把专制集权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以杀鸡取卵的方式聚敛财富。事实证明,这些政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流民四起,人口减半。
另外,汉武帝还梦想长生不老,导致骗子纷至沓来,搅扰朝政。晚年刚愎自用,性情叵测,儿子杀了,夫人也杀了,后来谁被他任命为丞相,就会感到大祸临头,还有人哭着不肯做丞相。
从各方面看汉武帝都很像秦始皇。然而他和秦始皇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晚年有所反思:颁诏罪己,息兵休养,顺利交班。这些政策的实施,多少弥补了早年狂悖所造成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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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上,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消弱王国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2、经济上,盐铁官营,统一铸币。
3、思想上,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4、军事上,派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解除匈奴对北部边境的威胁
5、对外关系上:派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与西域各国的联系。
6、关注民生,治理黄河。
过:好大喜功,杀伐无度。
总之,是中国古代一位功大于过的杰出政治家。
2、经济上,盐铁官营,统一铸币。
3、思想上,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4、军事上,派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解除匈奴对北部边境的威胁
5、对外关系上:派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与西域各国的联系。
6、关注民生,治理黄河。
过:好大喜功,杀伐无度。
总之,是中国古代一位功大于过的杰出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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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都把专家搬来了,就不买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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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思想、军事、经济实现大一统,进入了鼎盛时期。
政治方面: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下令允许诸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建立较小的侯国,从此诸侯国越分越小,力量得到削弱,无力对抗中央。
思想方面: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别的思想收到排斥。
军事方面:汉武帝组织强大的骑兵部队,对匈奴实行大规模的反击,夺取了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使匈奴再也无力和西汉对抗,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为今后西汉的安宁打下基础。(第14课78-79页)
经济方面:汉武帝将地方的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抑制了大商人牟取暴利,增加了中央的财政,实现了经济上的大一统。(第13课74页)
6、采取政治上的措施,原因:西汉初年,诸侯王势力强大,威胁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7、采取思想上的措施,原因:西汉时,诸侯门下聚集了许多宾客,常常批评皇帝的政策,指责中央,对中央集权不利。
8、汉武帝大力推行儒家教育,在长安兴办太学(我国古代最高学府),以儒家的五经为主要教材,不学习其他各家的学说。
政治方面: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下令允许诸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建立较小的侯国,从此诸侯国越分越小,力量得到削弱,无力对抗中央。
思想方面: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别的思想收到排斥。
军事方面:汉武帝组织强大的骑兵部队,对匈奴实行大规模的反击,夺取了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使匈奴再也无力和西汉对抗,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为今后西汉的安宁打下基础。(第14课78-79页)
经济方面:汉武帝将地方的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抑制了大商人牟取暴利,增加了中央的财政,实现了经济上的大一统。(第13课74页)
6、采取政治上的措施,原因:西汉初年,诸侯王势力强大,威胁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7、采取思想上的措施,原因:西汉时,诸侯门下聚集了许多宾客,常常批评皇帝的政策,指责中央,对中央集权不利。
8、汉武帝大力推行儒家教育,在长安兴办太学(我国古代最高学府),以儒家的五经为主要教材,不学习其他各家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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