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我国古代的藏书情况

Answer 1

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端，可以追溯到两干多年前。从周朝的王室文库到秦汉时期的石室、金匮、石渠阁、天禄阁、兰台、东观等等，都足国家级的藏书楼。历代统泊者和学者都非常重视书辅的收藏、研究和整理，版本目录、校勘集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所以到了清朝此项事业引非常发达，清政府拥有七大藏书楼，皆以文字为首，第二个字为水字旁，象征着中华文化源流流长，即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溯阁、文谰阁。\搜集了当时几乎全部的书籍。随着封建文化的繁荣，在官府藏书之外，从南北朝时代起，出现了私人藏书家建造藏书楼的现象。到唐代，私人藏书家开始为藏书楼命名。到了宋代书院大兴，又出现了书院藏书的现象。在当时最著名的四人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里均有大量的藏书。

但是不论上述哪—．类藏书机构都足以藏为主，书只供皇帝、王公大臣享用，只供士大夫阶层著书立说而用，一般儒生和老百姓是很难看到的。而且所藏的书籍因受到中国传统学术门类结构的制约，读经、解经的书籍占了压倒多数，自然科学、工艺技术方面的书籍很少。

由于文化信息传播的渠道和范围受到限制，占代藏；t5楼的图；t5利用律极低，社会教育功能缺失。
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打破传统藏书楼的格局，创办带有社会教育功能的公共图书馆，足近百年的事。是二十世纪文化史上的 个创举，也是中国近代化的标志之一。而在实现由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的进程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这就是西方传教士所办图书馆的示范作用和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作用。

二

西方传教士早在明末清初之时就有过在中国创办图书馆的尝试，最著名的是北堂图；书馆，康熙十九年(1700年)所建的北京西什库北天主教堂所属图书馆．据1938年国民政府整理该馆时的统计，北堂图书馆存有西文图书5．000册，中文书籍Q000册，其中有很多稀世珍本。但由于清政府在康、乾、雍、嘉等前几代闭关锁国，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致使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无法开展活动，孕育中的近代图书馆萌芽也被扼杀，延缓了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化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紧锁的国门，西方传教士们伴随着侵略者的步伐和西方文化纷纷来华，并在中国一些城市的教堂和教会学校建起厂．座座新式图书馆。从新开启了中国藏书楼走向近代图书馆的进程。其中最著名的有1847年耶稣会教士在上海建立的“徐家汇天主教堂藏书楼”。共藏图书资料20余万册(西方图书8万册，中文图书12万册)。此外还有1849年西侨会社在—[海创办的“丁部局图书馆”，<1851年改称上海图书馆)。1871年英国牧师伟烈亚历创办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该馆系统地收集有关东南亚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语言、艺术、宗教等方面的图；书资料，曾被西方学者称为“是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图书馆”，1874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上海格致书院和书院藏书楼，1887年基督教在上海设立的“广学会图书馆”等等。

西方传教十创办的图书馆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的新式图书馆，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业产生的参照系。其启蒙和示范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它带来广与我国古代藏书楼，藏而不用或藏而难用的保守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公共、开放、共享、服务的西方图书馆新观念。如早在1849年创办的工部局图书馆就规定：

“午前九时至下午‘时，午后二时至八时，为开馆叫间。馆内设有新闻室，普通人都可入阅，交纳会费者可借出，以四册为限。”在办馆的宗旨中写到：“为谋公众之广大的利益，努力于造成此图书馆为——公开的书林，以供中外居民教育娱乐之需”。又如]871年创建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则标榜：“无沦何人均可阅览，无拘束限制”，“可自由查阅书库，借出书籍，每次规定三册，以二十一日为期”。这些新观念的实施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对古代藏书楼是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客观上推动了图书馆业的近代化。

其次，它带来了新式目录分类法和新式管理方法。西方传教士创办的藏书楼或图书馆一般都有较完整的组织力式和较系统的分类目录体系，大都采用了由西洋分类法，特别是杜威千进分类法税变而成的兼顾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一种中西结合型的分类方法。如以收藏中文图书为主的格致书院藏书楼，对旧籍就仍沿用四部法分类，而对新书则划分为科学、算子等三十六类法。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则是使用杜威法类分中文图书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图书馆。其方法是用杜威法中——些使用律不高的空号码容纳中文图书。这些方法虽然不尽合理，但影响却很大，在几部新的中文分类法问世之前，国内许多图书馆都采用这种办法来类分中文图书。以至于影响到后来大规模的改革旧分类法运动。为适应中国国情的更加科学合理的分类注目录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三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新文化、新思想和先进科学技术的传人与扩散。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开阔眼界的同时深感奋起图强的紧迫。1890年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维新派们认为变法要从振兴教育、培养人才、启迪民智入手，主张在设学会、办学校、开报馆的同时，把开设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作为传授新知识、新思想的重要措施。维新领袖粱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提出“开办图书馆”是强学会的五件大事之一。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一些开明大臣也纷纷向朝廷建议设置新型藏书楼。1896年，吏部尚书孙宅鼐奏办官书局，第一条就是要求设新式藏书楼，同年礼部尚书李端芬奏请变法的第一件事也是开设大藏书楼。为实施变法方略，维新领袖康有为等人首先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的维新学会中办起了学会藏书室，所藏图书以西书、新书为主，管理制度也比较完善，对图书采访、分类、编目、流通借阅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读者对象，除了维新派成员，还包括—般士大夫和普通市民。可见，学会书楼已经初步具备了社会文化机构的性质，是我国近代图书馆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