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在词史上的变化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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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不同朝代的其它文体,词创作中“复雅”之呼声更为迫切、更为强烈,贯彻得亦最为彻底,以至形成“雅词”这样一个特殊概念。其间必定有歌词创作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对此,可以做两个方面的考察。 其一,“曲于词”源自民间,俚俗粗鄙乃是其天然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词源于民间俗文学的观点已得到广泛承认。隋唐之际发生、形成的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且燕乐曲调之来源,主要途径有二:一是来自边地或外域的少数民族。唐时西域音乐大量流入,被称为“胡部”,其中部分乐曲后被改为汉名,如天宝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个胡名乐为汉名。《羯鼓录》载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的,许多据调名就可以断定其为外来乐,如《望月婆罗门》原是印度乐曲,《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赞浦子》又是吐蕃乐曲等等。《胡捣练》、《胡渭州》等调,则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调来自南疆,如《菩萨蛮》、《八拍蛮》等等。部分曲调直接以边地为名,表明其曲调来自边地。《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后各曲,多以边地为名,如《伊州》、《甘州》、《凉州》等。”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也说:“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伊州为今新疆哈密地区,甘州为今甘肃张掖,凉州为今甘肃武威,熙州为今甘肃临洮,石州为今山西离石,渭州为今甘肃陇西,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边州。燕乐构成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外来音乐。二是来自民间的土风歌谣。唐代曲子很多原来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记笺订》对教坊曲中那些来自民间的曲子,逐一做过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说:“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又如《麦秀两歧》,《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见闻录》言五代朱梁时,“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和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宋代民间曲子之创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乐志》言北宋时“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如《孤雁儿》、《韵令》等等。
燕乐曲调的两种主要来源,奠定了燕乐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辞的俚俗浅易的文学特征。歌词在演唱、流传过程中,以及发挥其娱乐性功能时,皆更加稳固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词人们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其二,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词源》卷下)就是对这方面特征的一个总结。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都是宋词这种创作主流倾向的归纳。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被后人推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其绝大多数词仍属“艳科”范围。即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也要受到主流倾向的渗透,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
宋词创作的主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屏弃的*的“郑卫”之声一流,与风雅篇什背道而驰。它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决没有深层的意蕴供回味。所以,宋词人们一面沉湎于声色的快乐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解,“自扫其迹”。后人“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也为其曲意解释。贪图享受,人所难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事后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词的创作之中。如能将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似有兴寄,让接受者产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且将字面、句子、声韵皆加以锻炼,使其具有典丽高雅之风貌,岂不是两全其美?基于这样的立场,“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创作流派,从创作的实践到出现较完整.

苏轼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革新的本质。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外出打猎,便豪情满怀地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他望月思念弟弟,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他登临古迹,便慨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五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刘熙载《艺概》卷四概括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其次,苏轼词提高了词品。苏轼的“以诗入词”,把词家的“缘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结合起来,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乎词,在词中树堂堂之阵,立正正之旗。即使写闺情,品格也特高。《贺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的美人,可与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调比高。胡寅《酒边词序》因此盛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词至东坡,其体始尊。再次,苏轼改造了词风。出现在苏轼词中的往往是清奇阔大的景色,词人的旷达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传统区分宋词风格,有“婉约”、“豪放”之说,苏轼便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凡此种种“诗化”革新,都迅速地改变着词的内质,况周颐因此肯定说:“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蕙风词话》卷二)刘熙载转换一个角度评价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艺概》卷四)东坡的复古,正是词向诗的靠拢,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至此,词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其时,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场,在许多城市也都有歌楼伎馆,甚至有些官僚豪绅家里也有歌伎舞女,这种社会风尚为宋词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条件。宋词数量巨大,近人唐圭章编的《全宋词》,含著名词人1330多家、作品19900多首。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人格分裂纠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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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宋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都提供了新的东西,它在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艺术形象中,反映了宋代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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