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关汪曾祺的外文文献！！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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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狐
------有关汪曾祺的断断续续的思絮
□苏北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教《楚辞》，走上讲台，点燃烟斗，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刚刚从偏僻的水乡高邮独自来到大西南昆明的汪曾祺就坐在一群莘莘学子之间。多少年之后汪先生仍然非常清晰地记得这句话。我臆想，这句很名士气的话对汪先生的人生态度一定产生过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看不见的。“菌子没有了，但它的气味还留在空气中”。
前不久在《作家文摘》上，读到叶兆言的一则短文，他说“林斤澜先生多次给他提到，汪曾祺为人很有名士气”。这，在我与汪先生的交往中我也深切地感受到。首先“痛饮酒”我是知道的，汪先生喝酒，不是一口一口咪，也不是一口一口地呷，他真是“饮”，一喝一大口，一喝一大口。我曾对汪先生说，你喝酒太猛了，喝慢一点。可是没用，他已经这样喝了一辈子了。
我曾在一本书的后面记道：今天（1997年5月10日）到汪先生家去。汪先生留饭，他拿出一瓶五粮液给我：“你自己喝”。他则倒了吉林产的一种什么牌子的葡萄酒。“先生猛喝葡萄酒”。
●这个四月我在北京，同作家龙冬、汪朗（我们的兄长、汪先生的儿子）相邀，到福州会馆汪先生生前的家里坐了坐。屋里所有的摆设、布置仍一如生前。书桌台几依然旧貌。一副几十年的老式沙发，还是岳父家的。茶几上一只铜制的烟灰缸依然摆放在那里。这只烟缸我是相当熟悉的。沙发上方的墙上一幅汪先生小照依然挂在上面。这是一帧凸显汪先生个性、气质的作品，乃《纽约时报》记者的杰作。汪先生本人非常喜欢这张照片。照片上的汪先生穿着条格衬衫，双目凝视远方，专注而执着，手中的烟卷已燃了一半，挂着长长的烟灰，白发稀疏，略显卷曲，极具风采。这张照片是汪先生1996年从蒲黄榆搬到福州会馆来时挂上的。原来沙发上面的这个地方一直挂着一幅高尔基的木刻像，是黄永玉的作品。搬过来后，就换上了这幅。汪先生说：“也该挂挂我的了吧！”你可以想见，这个儒雅而飘逸的老头说这话时的自负的表情。
我和龙冬坐在那对老沙发上，春天的阳光从书案上方的窗子照射过来，打在午后的墙上。汪朗为我们拿来两瓶汽水。我们便在这个午后的下午聊了起来。
●我可算得上是汪先生的忠实读者。我拥有汪先生的几乎所有的作品。《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老学闲抄》、《蒲桥集》、《草花集》、《汪曾祺散文选集》、《独坐小品》和新近出版的《汪曾祺自述》、《晚翠文谈新编》。至于五卷本的《汪曾祺文集》和他去世后出版的八卷本《汪曾祺全集》我肯定是少不了的，连非卖品《汪曾祺书画集》我也拥有。可多少年来，我对汪先生的书并没有真正读通，有的甚至读过多遍也没读通。我曾在报上见过一则短文：《读书之要在于“通”》，我因不得“要领”，于是“不通”。因此对先生的许多作品是只知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次与汪朗的午后长谈，使我有豁然开朗之感，把我许多零碎的感觉“串通”了起来，使我接近“通”了。
●汪曾祺为何成就为“汪曾祺”？汪先生自己说过“这种写法我独一份”。纵观汪曾祺的一生，他的主张是“一贯的”，有许多“看法”在年青时就已经形成。他为什么写不了长篇小说？其实从二十多岁起就注定他只能写短篇。他的思绪是片断的，他是只注重直觉和印象的作家。他27岁时写的一篇发表于1947年天津的《益世报》“文学周刊”第四十三期上的关于短篇小说论的《短篇小说的本质》，对小说的“看法”已经形成：“如果长篇小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地位是前后，中篇小说是对面，则短篇小说的作者是请他的读者并排着起坐行走的”，“短篇小说的作者是假设他的读者都是短篇小说家的”，“他明白，他必须‘找到自己的方法’，必须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写，他才站得住，他得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在一样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之中，为他自己的篇什觅一个位置”，这已说得够明了的了！汪先生不仅是这样说了，而且他也做到了。他以《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优秀的短篇小说，真的为自己“觅到了一个位置”！这篇文论解放后早已散失，也很少有人知道在40年代，汪先生已发表过自己的文学宣言。现在的这稿是在汪先生去世后编他全集的同志，后来在图书馆找到的。而这些观点，在汪先生六十岁后又被他反复提起。由此可以看出，汪先生的小说观早已形成。只是解放后的许多年，由于各种原因，汪先生不便或是不能再写小说，只到三中全会之后，迎来的文学的春天，才有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这个春天要是迟到二十年，文学史上也就不会有“汪曾祺”了。
（一位美国小说家说，他终生喜欢短篇小说，因为人生不是一部长篇，而是一连串的短篇。铁凝不久前在为她的短篇小说《逃跑》写的创作随想中说：“我们看到的他人和自己，其实都是自己和他人的片断。好的短篇小说在于它能够把这些片断弄得叫人无言以对，精彩得叫你猝不及防……”）
●汪曾祺为什么能够成为“汪曾祺式的”，而不是别的。这其实与汪曾祺的经历、学养和凝视生活方式有关的。一个人一生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汪曾祺也是。汪先生的经历主要就是四大块：家乡生活了近二十年，昆明呆了八年，下放到张家口劳动四年，以后在北京京剧团工作了近三十年。汪先生童年在苏北水乡高邮度过。他有一位酒后痛诵唐诗的祖父，春秋佳日打开画室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个对生活极有情趣的人，会画画，会扎风筝，是个有闲情逸致的雅人。用林斤澜先生的话说“从小开始的‘琴棋书画’的熏陶”；昆明八年，大学期间即转来读西方翻译小说，纪德、萨特、契诃夫、阿索林、蒙田……；特别要说的是汪先生在《民间文学》的三年，使得汪先生阅读了大量的民间文学，吮吸到民间文学的乳汁，使他的语言锤炼得更简洁流畅、平实生动；下放塞外到张家口农科所劳动的四年，汪先生 自己说“这四年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这对汪先生日后的生活态度影响极大。京剧团的三十年，使汪先生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汪先生自己说“中国戏剧与文学——小说，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有评论家说汪先生的“小说语言受了民歌和戏曲的影响”，汪先生承认“他说的有几分道理”。当然对一个作家的风格的形成，不可能用化学分析一样，民歌的影响占几层，戏曲的影响占几层，古典文学、西方文学的影响各占百分之多少。它是一种“化”，是“树干内部的液汁流转”。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五一”假期，把汪先生的一些作品拿出来又读了读，特别是我将他1948年写的《异秉》和1980年重写的《异秉》进行对照着读，真是有意思的很。旧作《异秉》创作时汪先生才28岁，旧作明显稚嫩一些，文字较涩，也不够自然，与新作相比单薄了许多，也没有引进张汉轩其人，也没有药店人物的详细描写，即：“且说保全堂”部份；而新作则通达疏朗，文字清新自然，老辣得多。特别是溶知识性、通俗性于一体，自自然然，通篇浑然天成，没有一丝斧砍刀削痕迹，真是难得得很。这时的汪先生可以说已经如火纯青了。这种文字不是一般人随随便便能写得出来的。
（邵燕祥先生曾说，在他（汪曾祺）面前，我常常觉得，自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这样的作家，是文化传统和时代潮流适逢其会地推出来的，不是随随便便“培养”和“造就”得出来的。）
●汪先生六十岁后开始重新写小说，也不是一下子就找回来了。那时别人都解放了，而他因为“样板戏”，要“说清楚”，其实是说也说不清楚的。汪先生那一段日子其实过得是很不痛快的，人很苦恼。汪朗在《老头汪曾祺》中曾写到“爸爸受审查，上班时老老实实，回家之后脾气却不小。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人，还常说要把手指头剁下来以‘明志’”。他已多年不作画，这时开始提笔作画，“他画的画都是怪里怪气的，瞪着眼睛的鱼，单脚独立的鸟。画完之后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他是借画抒发自己心中的闷气。但这时有许多朋友劝汪先生拿起笔来，再写小说，但毫无效果。直到有一天（1979年的春天），《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王扶找上门来约稿，汪先生才重新拿起笔来。（此时汪先生已十来年没写过小说，还能写好吗？）汪先生“文革”后的第一篇小说应该是《骑兵列传》，写的是在内蒙走访的几个老干部的经历。这篇小说其实写得并不好，有些呆板。之后又写了《塞下人物记》、《黄油烙饼》，反映平平。汪朗在《老头汪曾祺》中也说到，老头“打了个哑炮”。可老头毕竟学养深厚，又经了岁月的淘涤，到1980年5月重写《异秉》之后，很快找了回来。到同年8月写出《受戒》之后的一年多，相继写出《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和《寂寞与温暖》。
●都说汪曾祺“淡”，其实汪曾祺一生并不平淡。林斤澜先生在《注一个“淡”字》一文中曾说过，汪曾祺的一生并不平淡，在列举了汪先生几个重要“阶段”后，林先生说：“就这么一个简历，能说‘平平常常’吗？‘戴帽子’，‘两道箍’，能‘平常’得了吗？”汪先生不是那种呼天抢地式的作家。他自己也说过，我没有写过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他说“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你不能改变我”！是的，汪先生曾写过一篇小说《寂寞和温暖》，这篇小说不是他主动写的，当时写反右的小说很多，家里人对他说“你也当过右派，你也把这段事情写写。”汪先生于是便写起来。写成之后一看：怎么回事？和其它人写的右派的事不大一样，没有大苦大悲，没有死去活来撕心裂肝的情节，让人一点也不感动。大家说不行，得改。老头二话不说便重写起来，一直写了六稿。最后一看，其实和第一稿没有什么区别，“还是温情脉脉，平淡无奇”。还是汪先生自己说得好：“一个作家应该通过作品让人感觉生活是美好的，是有希望的，有许多东西弥足珍贵”。汪先生曾在一幅画上题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在为宗璞画的牡丹上，题了“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七十岁生日，写了一首自寿诗《七十书怀出律不改》，其中有一句：“不开风气不为师”。汪先生对自己的评价是：“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这是夫子自道，并非诳语。
●有个叫杨早的人，写过一篇题为《追忆汪曾祺》的短文，说“仰头、低头、侧头，从不同角度看，汪老就像一个人有很多副面孔似的”，又说“汪老捂着嘴偷笑的时候，很显‘猴相’”，汪先生1920年生人，本来是属猴的。我倒更愿意汪先生有“狐相”，汪先生曾改写过多篇《聊斋志异》，如《陆判》、《画壁》、《双灯》、《瑞云》、《蛐蛐》等，也写过一篇名为《名士和狐仙》的短小说。一般说来，老狐是颇有灵性的。汪先生笔下人物“飘然而来，飘然而去”。通鬼神，达三界。汪先生晚年的文字越发老道，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先生说“曾祺笔下如有神，这样的作家，越来越少了。”是的，汪先生去世前几年的作品，如《窥浴》、《护秋》、《露水》、《水蛇腰》、《兽医》、《熟藕》等，确实“有如神”，透出一股灵狐之气。“一个沉思的老狐的精灵”。
------有关汪曾祺的断断续续的思絮
□苏北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教《楚辞》，走上讲台，点燃烟斗，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刚刚从偏僻的水乡高邮独自来到大西南昆明的汪曾祺就坐在一群莘莘学子之间。多少年之后汪先生仍然非常清晰地记得这句话。我臆想，这句很名士气的话对汪先生的人生态度一定产生过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看不见的。“菌子没有了，但它的气味还留在空气中”。
前不久在《作家文摘》上，读到叶兆言的一则短文，他说“林斤澜先生多次给他提到，汪曾祺为人很有名士气”。这，在我与汪先生的交往中我也深切地感受到。首先“痛饮酒”我是知道的，汪先生喝酒，不是一口一口咪，也不是一口一口地呷，他真是“饮”，一喝一大口，一喝一大口。我曾对汪先生说，你喝酒太猛了，喝慢一点。可是没用，他已经这样喝了一辈子了。
我曾在一本书的后面记道：今天（1997年5月10日）到汪先生家去。汪先生留饭，他拿出一瓶五粮液给我：“你自己喝”。他则倒了吉林产的一种什么牌子的葡萄酒。“先生猛喝葡萄酒”。
●这个四月我在北京，同作家龙冬、汪朗（我们的兄长、汪先生的儿子）相邀，到福州会馆汪先生生前的家里坐了坐。屋里所有的摆设、布置仍一如生前。书桌台几依然旧貌。一副几十年的老式沙发，还是岳父家的。茶几上一只铜制的烟灰缸依然摆放在那里。这只烟缸我是相当熟悉的。沙发上方的墙上一幅汪先生小照依然挂在上面。这是一帧凸显汪先生个性、气质的作品，乃《纽约时报》记者的杰作。汪先生本人非常喜欢这张照片。照片上的汪先生穿着条格衬衫，双目凝视远方，专注而执着，手中的烟卷已燃了一半，挂着长长的烟灰，白发稀疏，略显卷曲，极具风采。这张照片是汪先生1996年从蒲黄榆搬到福州会馆来时挂上的。原来沙发上面的这个地方一直挂着一幅高尔基的木刻像，是黄永玉的作品。搬过来后，就换上了这幅。汪先生说：“也该挂挂我的了吧！”你可以想见，这个儒雅而飘逸的老头说这话时的自负的表情。
我和龙冬坐在那对老沙发上，春天的阳光从书案上方的窗子照射过来，打在午后的墙上。汪朗为我们拿来两瓶汽水。我们便在这个午后的下午聊了起来。
●我可算得上是汪先生的忠实读者。我拥有汪先生的几乎所有的作品。《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老学闲抄》、《蒲桥集》、《草花集》、《汪曾祺散文选集》、《独坐小品》和新近出版的《汪曾祺自述》、《晚翠文谈新编》。至于五卷本的《汪曾祺文集》和他去世后出版的八卷本《汪曾祺全集》我肯定是少不了的，连非卖品《汪曾祺书画集》我也拥有。可多少年来，我对汪先生的书并没有真正读通，有的甚至读过多遍也没读通。我曾在报上见过一则短文：《读书之要在于“通”》，我因不得“要领”，于是“不通”。因此对先生的许多作品是只知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次与汪朗的午后长谈，使我有豁然开朗之感，把我许多零碎的感觉“串通”了起来，使我接近“通”了。
●汪曾祺为何成就为“汪曾祺”？汪先生自己说过“这种写法我独一份”。纵观汪曾祺的一生，他的主张是“一贯的”，有许多“看法”在年青时就已经形成。他为什么写不了长篇小说？其实从二十多岁起就注定他只能写短篇。他的思绪是片断的，他是只注重直觉和印象的作家。他27岁时写的一篇发表于1947年天津的《益世报》“文学周刊”第四十三期上的关于短篇小说论的《短篇小说的本质》，对小说的“看法”已经形成：“如果长篇小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地位是前后，中篇小说是对面，则短篇小说的作者是请他的读者并排着起坐行走的”，“短篇小说的作者是假设他的读者都是短篇小说家的”，“他明白，他必须‘找到自己的方法’，必须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写，他才站得住，他得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在一样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之中，为他自己的篇什觅一个位置”，这已说得够明了的了！汪先生不仅是这样说了，而且他也做到了。他以《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优秀的短篇小说，真的为自己“觅到了一个位置”！这篇文论解放后早已散失，也很少有人知道在40年代，汪先生已发表过自己的文学宣言。现在的这稿是在汪先生去世后编他全集的同志，后来在图书馆找到的。而这些观点，在汪先生六十岁后又被他反复提起。由此可以看出，汪先生的小说观早已形成。只是解放后的许多年，由于各种原因，汪先生不便或是不能再写小说，只到三中全会之后，迎来的文学的春天，才有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这个春天要是迟到二十年，文学史上也就不会有“汪曾祺”了。
（一位美国小说家说，他终生喜欢短篇小说，因为人生不是一部长篇，而是一连串的短篇。铁凝不久前在为她的短篇小说《逃跑》写的创作随想中说：“我们看到的他人和自己，其实都是自己和他人的片断。好的短篇小说在于它能够把这些片断弄得叫人无言以对，精彩得叫你猝不及防……”）
●汪曾祺为什么能够成为“汪曾祺式的”，而不是别的。这其实与汪曾祺的经历、学养和凝视生活方式有关的。一个人一生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汪曾祺也是。汪先生的经历主要就是四大块：家乡生活了近二十年，昆明呆了八年，下放到张家口劳动四年，以后在北京京剧团工作了近三十年。汪先生童年在苏北水乡高邮度过。他有一位酒后痛诵唐诗的祖父，春秋佳日打开画室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个对生活极有情趣的人，会画画，会扎风筝，是个有闲情逸致的雅人。用林斤澜先生的话说“从小开始的‘琴棋书画’的熏陶”；昆明八年，大学期间即转来读西方翻译小说，纪德、萨特、契诃夫、阿索林、蒙田……；特别要说的是汪先生在《民间文学》的三年，使得汪先生阅读了大量的民间文学，吮吸到民间文学的乳汁，使他的语言锤炼得更简洁流畅、平实生动；下放塞外到张家口农科所劳动的四年，汪先生 自己说“这四年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这对汪先生日后的生活态度影响极大。京剧团的三十年，使汪先生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汪先生自己说“中国戏剧与文学——小说，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有评论家说汪先生的“小说语言受了民歌和戏曲的影响”，汪先生承认“他说的有几分道理”。当然对一个作家的风格的形成，不可能用化学分析一样，民歌的影响占几层，戏曲的影响占几层，古典文学、西方文学的影响各占百分之多少。它是一种“化”，是“树干内部的液汁流转”。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五一”假期，把汪先生的一些作品拿出来又读了读，特别是我将他1948年写的《异秉》和1980年重写的《异秉》进行对照着读，真是有意思的很。旧作《异秉》创作时汪先生才28岁，旧作明显稚嫩一些，文字较涩，也不够自然，与新作相比单薄了许多，也没有引进张汉轩其人，也没有药店人物的详细描写，即：“且说保全堂”部份；而新作则通达疏朗，文字清新自然，老辣得多。特别是溶知识性、通俗性于一体，自自然然，通篇浑然天成，没有一丝斧砍刀削痕迹，真是难得得很。这时的汪先生可以说已经如火纯青了。这种文字不是一般人随随便便能写得出来的。
（邵燕祥先生曾说，在他（汪曾祺）面前，我常常觉得，自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这样的作家，是文化传统和时代潮流适逢其会地推出来的，不是随随便便“培养”和“造就”得出来的。）
●汪先生六十岁后开始重新写小说，也不是一下子就找回来了。那时别人都解放了，而他因为“样板戏”，要“说清楚”，其实是说也说不清楚的。汪先生那一段日子其实过得是很不痛快的，人很苦恼。汪朗在《老头汪曾祺》中曾写到“爸爸受审查，上班时老老实实，回家之后脾气却不小。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人，还常说要把手指头剁下来以‘明志’”。他已多年不作画，这时开始提笔作画，“他画的画都是怪里怪气的，瞪着眼睛的鱼，单脚独立的鸟。画完之后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他是借画抒发自己心中的闷气。但这时有许多朋友劝汪先生拿起笔来，再写小说，但毫无效果。直到有一天（1979年的春天），《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王扶找上门来约稿，汪先生才重新拿起笔来。（此时汪先生已十来年没写过小说，还能写好吗？）汪先生“文革”后的第一篇小说应该是《骑兵列传》，写的是在内蒙走访的几个老干部的经历。这篇小说其实写得并不好，有些呆板。之后又写了《塞下人物记》、《黄油烙饼》，反映平平。汪朗在《老头汪曾祺》中也说到，老头“打了个哑炮”。可老头毕竟学养深厚，又经了岁月的淘涤，到1980年5月重写《异秉》之后，很快找了回来。到同年8月写出《受戒》之后的一年多，相继写出《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和《寂寞与温暖》。
●都说汪曾祺“淡”，其实汪曾祺一生并不平淡。林斤澜先生在《注一个“淡”字》一文中曾说过，汪曾祺的一生并不平淡，在列举了汪先生几个重要“阶段”后，林先生说：“就这么一个简历，能说‘平平常常’吗？‘戴帽子’，‘两道箍’，能‘平常’得了吗？”汪先生不是那种呼天抢地式的作家。他自己也说过，我没有写过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他说“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你不能改变我”！是的，汪先生曾写过一篇小说《寂寞和温暖》，这篇小说不是他主动写的，当时写反右的小说很多，家里人对他说“你也当过右派，你也把这段事情写写。”汪先生于是便写起来。写成之后一看：怎么回事？和其它人写的右派的事不大一样，没有大苦大悲，没有死去活来撕心裂肝的情节，让人一点也不感动。大家说不行，得改。老头二话不说便重写起来，一直写了六稿。最后一看，其实和第一稿没有什么区别，“还是温情脉脉，平淡无奇”。还是汪先生自己说得好：“一个作家应该通过作品让人感觉生活是美好的，是有希望的，有许多东西弥足珍贵”。汪先生曾在一幅画上题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在为宗璞画的牡丹上，题了“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七十岁生日，写了一首自寿诗《七十书怀出律不改》，其中有一句：“不开风气不为师”。汪先生对自己的评价是：“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这是夫子自道，并非诳语。
●有个叫杨早的人，写过一篇题为《追忆汪曾祺》的短文，说“仰头、低头、侧头，从不同角度看，汪老就像一个人有很多副面孔似的”，又说“汪老捂着嘴偷笑的时候，很显‘猴相’”，汪先生1920年生人，本来是属猴的。我倒更愿意汪先生有“狐相”，汪先生曾改写过多篇《聊斋志异》，如《陆判》、《画壁》、《双灯》、《瑞云》、《蛐蛐》等，也写过一篇名为《名士和狐仙》的短小说。一般说来，老狐是颇有灵性的。汪先生笔下人物“飘然而来，飘然而去”。通鬼神，达三界。汪先生晚年的文字越发老道，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先生说“曾祺笔下如有神，这样的作家，越来越少了。”是的，汪先生去世前几年的作品，如《窥浴》、《护秋》、《露水》、《水蛇腰》、《兽医》、《熟藕》等，确实“有如神”，透出一股灵狐之气。“一个沉思的老狐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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