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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365~427)晋宋时期文学家。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在家族中,他既钦敬曾祖陶侃的积极进取,又特别赞赏外祖孟嘉的冲淡自然。思想中融入了儒道两种精神。前期(41岁以前),他渴望进取,渴望干一番事业,做过江州祭酒,刘裕幕下镇军参军、彭泽令,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精神;但由于儒道思想的矛盾性,又时官时隐,举棋不定。后期(41岁以后),陶渊明因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辞官归隐,与官场彻底决裂。
义熙四年,即归隐后第二年,他家乡遭焚,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但他安贫乐道;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官,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山,他守节不仕。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本文写作年代大约是宋永初二年(421年),其时陶渊明已经五十七岁了。他拒绝同刘裕的来政权合作,不满黑暗的政治现实,同时由于他和农民接近,理解他们追求理想社会的愿望,所以写了本文。本文是《桃花源诗并序》中的“序”,可独立成篇。
作者虚构这个故事是有寄托的。他生活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的环境里,长期隐居农村,对农村的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对人民的愿望更有了切身体会,于是构想出他心中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但是作者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理想社会是无法实现的。
(2)这一理想社会表现了作者对没有剥削、 没有战争,人人生活平等、幸福的向往和憧憬,
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寄托,所以无法实现。
如何评价陶渊明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其实这是对陶诗的一种曲解。 陶渊明作为一代诗宗,他在生前和死后一段时间内,曾不为人所重视,后来又长期为人所歪曲和误解。现在是到了应该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给以正确而全面的评价和欣赏的时候了。
沈德潜在《说诗 语》中说:"晋人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托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365—427) 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 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 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 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 “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 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 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 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 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 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 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 《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 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 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 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 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 来独特的效果。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 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 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 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但是,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 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 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 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 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 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 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 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 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 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 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 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 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 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 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 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
义熙四年,即归隐后第二年,他家乡遭焚,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但他安贫乐道;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官,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山,他守节不仕。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本文写作年代大约是宋永初二年(421年),其时陶渊明已经五十七岁了。他拒绝同刘裕的来政权合作,不满黑暗的政治现实,同时由于他和农民接近,理解他们追求理想社会的愿望,所以写了本文。本文是《桃花源诗并序》中的“序”,可独立成篇。
作者虚构这个故事是有寄托的。他生活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的环境里,长期隐居农村,对农村的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对人民的愿望更有了切身体会,于是构想出他心中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但是作者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理想社会是无法实现的。
(2)这一理想社会表现了作者对没有剥削、 没有战争,人人生活平等、幸福的向往和憧憬,
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寄托,所以无法实现。
如何评价陶渊明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其实这是对陶诗的一种曲解。 陶渊明作为一代诗宗,他在生前和死后一段时间内,曾不为人所重视,后来又长期为人所歪曲和误解。现在是到了应该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给以正确而全面的评价和欣赏的时候了。
沈德潜在《说诗 语》中说:"晋人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托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365—427) 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 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 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 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 “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 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 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 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 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 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 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 《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 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 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 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 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 来独特的效果。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 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 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 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但是,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 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 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 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 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 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 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 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 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 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 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 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 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 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 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 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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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玄风的影响,东晋散文除陶渊明外,别无名家。但王羲之的《兰亭序》,却可 以说是一篇佳作。这篇文章记叙永和九年(353)作者与会稽一带名士四十余人同游 山阴兰亭修禊事的经历,抒发对人生的感慨。开头一节,描绘兰亭周围山水风光,文字 平易清隽,既无奥深之疾,亦无枯槁之病。既而从游览之乐,转言乐情易迁,人生终归 于尽,再推而广之,感叹古往今来,人同此悲,说理顺畅,情绪虽然低沉一些,但从人 类的普遍现象发论,放眼高远,不失超逸潇洒。这篇文章把具体环境下的实在的情感与 哲理性思维结合为一体,所以哲理对于文章非但无害,反而有益。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365—427) 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煊赫一时。 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亦曾出仕。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因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 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 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 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 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 “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 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 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 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 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时运》诗说: “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同样的思想, 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 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 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 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 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 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试看《劝农》诗中的一节: 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 美化的结果。《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 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 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 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营, 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 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 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 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反映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 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 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 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 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 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 《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 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 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 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 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 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 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 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 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 来独特的效果。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 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 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 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 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 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诗中最集中的就是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还有《移 居》、《和郭主簿》、《咏贫士》、《杂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但是, 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 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 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 《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 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 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 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 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 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 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 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 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 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 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 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 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 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 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 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 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 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留存下来的散文、辞赋总共只有十多篇,但几乎每一篇都很出色。其主要艺术特点,与诗歌一致,也有个别几篇,风格不尽相同。 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 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 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其中乡村景象的描绘,又 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可以说,它既是作者依据他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写桃花源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 相闻。”这种文笔,使语言、意境、主题达到高度的统一。 《五柳先生传》是作者自况,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贯通始 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好读书,不求甚解”。结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义还是一个“不”。大量使用这个否定词,意蕴在于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 活。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东西,可有可无。这就是 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用语浅而含蕴深,是这篇短文的显著特点。 辞赋以《归去来辞》最为著名。此篇作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 文中关于归途景象和还乡以后生活的描写,均出于想象。在古代各种文体中,辞赋的基本特点就是华美,而陶渊明这篇赋却写得相当朴素,语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浓厚, 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想象归途中 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 灵韵。正因为这些描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 别地美好动人。 上述几篇,情调都比较平和。而《感士不遇赋》着重抒发怀才不遇、政治理想无法 实现的苦闷,就显得比较激烈;《祭程氏妹文》悼念胞妹,则真情流泻,凄恻感人。比 较起来,《闲情赋》在陶集中尤为特殊。其题旨标榜为“闲情”即约束感情,实际内容 却同大多数类似作品一样,非常热烈地渲染男女之情。而且文辞流宕,色彩丰艳。其中 “愿在衣而为领”以下一大段,用各种各样的比喻表现欲亲近美人之情,穷形尽态,极尽铺排之能事,颇有民歌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思想情趣的另一方面,和文学才能的多样性。 陶渊明对后代有多方面的影响。在南朝,他还主要被当作一个品行高洁的隐士来看 待,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评价并不很高。而由于当时社会普遍推崇华丽的文风,陶渊明 诗文那种朴素平淡的风格,也难以为一般作者所接受。入唐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李白、 杜甫等人,由于审美趣味不同,他们特别表示尊敬的文学前辈中,并不包括陶渊明。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一派诗人,虽也不是经常提到陶渊明,他们的艺术风格, 却明显受了陶诗的影响。在唐诗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应该说,唐诗的主导风格, 是修辞之美与激情的结合,这和陶诗的精神显然不同。所以,陶诗影响所及,范围不是 很大。到了宋代,陶渊明开始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这是因为宋代的社会气氛比起唐代 有很大变化,诗歌的激情和浪漫精神开始减退,而转向对于理性意蕴的重视。北宋最著 名的文学家苏轼评陶渊明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 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特点抓得相当准,评价也格外的高。其他一些著 名诗人和批评家对陶渊明也同样备加称扬。至此完全确立了陶渊明作为诗史上第一流诗 人的地位。 应该指出,虽然,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 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 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 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 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 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 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 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陶渊明在宋代比在唐代更受到文人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唐、宋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两代文人精神状态的不同,至少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365—427) 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煊赫一时。 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亦曾出仕。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因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 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 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 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 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 “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 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 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 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 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时运》诗说: “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同样的思想, 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 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 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 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 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 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试看《劝农》诗中的一节: 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 美化的结果。《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 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 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 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营, 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 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 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 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反映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 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 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 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 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 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 《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 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 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 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 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 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 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 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 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 来独特的效果。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 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 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 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 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 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诗中最集中的就是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还有《移 居》、《和郭主簿》、《咏贫士》、《杂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但是, 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 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 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 《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 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 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 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 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 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 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 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 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 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 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 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 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 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 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 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 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 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留存下来的散文、辞赋总共只有十多篇,但几乎每一篇都很出色。其主要艺术特点,与诗歌一致,也有个别几篇,风格不尽相同。 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 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 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其中乡村景象的描绘,又 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可以说,它既是作者依据他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写桃花源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 相闻。”这种文笔,使语言、意境、主题达到高度的统一。 《五柳先生传》是作者自况,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贯通始 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好读书,不求甚解”。结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义还是一个“不”。大量使用这个否定词,意蕴在于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 活。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东西,可有可无。这就是 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用语浅而含蕴深,是这篇短文的显著特点。 辞赋以《归去来辞》最为著名。此篇作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 文中关于归途景象和还乡以后生活的描写,均出于想象。在古代各种文体中,辞赋的基本特点就是华美,而陶渊明这篇赋却写得相当朴素,语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浓厚, 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想象归途中 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 灵韵。正因为这些描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 别地美好动人。 上述几篇,情调都比较平和。而《感士不遇赋》着重抒发怀才不遇、政治理想无法 实现的苦闷,就显得比较激烈;《祭程氏妹文》悼念胞妹,则真情流泻,凄恻感人。比 较起来,《闲情赋》在陶集中尤为特殊。其题旨标榜为“闲情”即约束感情,实际内容 却同大多数类似作品一样,非常热烈地渲染男女之情。而且文辞流宕,色彩丰艳。其中 “愿在衣而为领”以下一大段,用各种各样的比喻表现欲亲近美人之情,穷形尽态,极尽铺排之能事,颇有民歌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思想情趣的另一方面,和文学才能的多样性。 陶渊明对后代有多方面的影响。在南朝,他还主要被当作一个品行高洁的隐士来看 待,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评价并不很高。而由于当时社会普遍推崇华丽的文风,陶渊明 诗文那种朴素平淡的风格,也难以为一般作者所接受。入唐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李白、 杜甫等人,由于审美趣味不同,他们特别表示尊敬的文学前辈中,并不包括陶渊明。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一派诗人,虽也不是经常提到陶渊明,他们的艺术风格, 却明显受了陶诗的影响。在唐诗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应该说,唐诗的主导风格, 是修辞之美与激情的结合,这和陶诗的精神显然不同。所以,陶诗影响所及,范围不是 很大。到了宋代,陶渊明开始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这是因为宋代的社会气氛比起唐代 有很大变化,诗歌的激情和浪漫精神开始减退,而转向对于理性意蕴的重视。北宋最著 名的文学家苏轼评陶渊明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 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特点抓得相当准,评价也格外的高。其他一些著 名诗人和批评家对陶渊明也同样备加称扬。至此完全确立了陶渊明作为诗史上第一流诗 人的地位。 应该指出,虽然,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 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 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 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 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 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 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 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陶渊明在宋代比在唐代更受到文人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唐、宋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两代文人精神状态的不同,至少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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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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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人,自从钟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隐逸之宗”开始,后人认为钟嵘未把其列入上品,而讥其目光短陋。但对陶渊明的评价却始终不离“隐”与“逸”二字,“隐”则不仕,“逸”则闲适、自然。苏轼更是推波助澜,称其“遇隐则隐,遇仕则仕。”达到了“无可无不可”的程度。陶渊明沾溉后世,不单单是文学所能涵盖,其人格与思想之魅力对古代士人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文学方面。(士不能用“知识分子”来解释,而是周旋于“王”与“道”二者之间的儒生,而“王”与“道”的贯彻,正是体现士人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与坚守操行、实现独立人格两种价值追求,一旦“王者无道”或者在“大道如青天,我辈独不出”的情况下,面临士人面前的就是“仕”与“隐”的选择,而陶渊明正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良好范式。)实际上,唐、宋以降,直至今天,在研究陶渊明方面,已经大大游离了文学或文学史的角度,而偏向文学接受史的角度。“自然、任真”、“冲澹、闲适”已经成了陶渊明的代名词。“田园诗人”的贵冕早以戴牢。只要一提陶渊明的诗,便认为其诗如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那恬静的田园风光、与世无争的闲适生活,虽然“金刚怒目”早以提出,但似乎人们不愿接受或不感兴趣,“自然——陶诗的总体艺术特征”(袁本《中国文学史》)已经成为定论,提渊明不提自然便觉贻笑大方。(此问题后文将有详细论述)。但是,不同于以上观点的论述,前人也早有涉及:
渊明高才俊逸人也,而复善知己,潜龙勿用。然读其诗,有俯而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
(陶渊明资料汇编》136页,转引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卷四十九)
……然多寓怀之作,故诵者有慨然尘外之思。
(陶渊明资料汇编》151页,转引王文禄《学海类编》卷二)
……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见也。
(陶渊明资料汇编》152页,转引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卷一)
千秋以陶诗为闲适,乃不知其用意深处,朱子亦仅谓《咏荆轲》一篇露本质,……抑文生于志,志幽故言远,……千秋之诗,谓陶与杜可也。
(陶渊明资料汇编》180页,转引陈祚明《采椒堂古诗选》卷二)
……然嗣同尤为妄解,以为陶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世人唯以冲澹目之,失远矣。
(陶渊明资料汇编》263页,转引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卷三)
据我统计,《陶渊明集》共载其诗122首,其中真正描写田园风光、歌咏恬淡生活的仅占39首。而其中描写作者内心痛苦及对时事感怀等非“田园诗”占76首。只有10多首我们无法确定。如果把像《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等组诗作为一首统计的话,陶诗共51首,其中有31首非田园诗。考查122首陶诗,其中“悲”字、“慨”字或类似意思的字共出现37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陶诗写的并非“田园”,表现的也并非是“闲情”、“自然”,而是那些寓怀感时、感世,充满寄托和慷慨悲凉的篇什占主要方面。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本文参考廖仲安、钟忧民等大家,将陶诗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咏史诗、赠答诗、行役诗、哲理诗。兹如下逐一论述;
一,田园诗:这类作品,突出表现出作者闲适、自然的心态,把农村风光、农耕景象及农村人际关系描写得自然可亲。表现出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热爱。像《劝农》、《饮酒》、《古田舍二首》、《丙辰岁八月中于巽田舍获》等就是表现以上方面的,它所表现的是“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是“良苗亦怀新”(《古田舍》其一)。但是,正像葛晓音先生指出的那样“陶渊明侧重在领悟人生顺应自然的真谛,对于人生意义的执着探索;使他较早地接续了魏晋古诗言志抒怀的抒情传统,他在田园诗中叹息人道的衰荣代谢、指斥世间的虚伪污浊,抒发有志难成的悲愤,最求永恒的令名高节,这些都是建安诗和阮籍咏怀诗的基本主题,这就使他的田园诗不以观赏田园之美为目的,而以表现领悟自然、适其天性的乐趣为宗旨,在艺术上,自然而然将魏晋诗歌咏怀兴寄的传统,东晋士人静照忘求的审美关照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以情体物、融兴寄于自然的审美方式。”(《论山水田园诗派的艺术特征》载《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120页)由此可见,自然的乐趣是陶渊明的追求,所以在那些充满兴寄的田园诗中,体现出作者的苦闷、慨叹的篇什也就特别多。陶渊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鸡鸣桑树”、“狗吠深巷”的田园范式,看似自然、闲适的田园实际上是作者一定意义上的空想,他提供的这个范式,更像一个精神田园,这是后人也是陶渊明所企求的。终其一生到底寻到没有,依我看,则有可与不可之说了。
二:赠答诗:这类诗在陶集中不多,原因清楚,陶渊明对于这种世俗的交际并不在意。“实欣心期,方从我游”,只有和他意气相投的人才有往来。这类作品突出作者感情的真挚、亲切。看似写法自然。实际上这只是浅层次的含义,透过这层意思,我们更能清晰的感受到作者内心的一些思想活动,“载言载眺,以写我忧”,这才是作者的真实用意,心中的苦闷,知己的难求,一再是作者在这类诗中所叹息的。如《赠长沙公》表现出作者对时世有所期待,想成就一番事业。此时他的心理是不平静的。“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时。”《和郭主簿》“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癸卯岁十二月作与从弟敬员》)像这样的诗句还有很多,从上述诗来看,陶渊明的形象大致已清晰,他并不是心中无欲、悠然自得的人,时光不再的感叹、功业未成的遗憾以及无人理解的孤独苦闷时时在他心头萦绕。虽然有古朴的老农、简单的农村生活怎能消除他心中的块垒呢?
三:咏史与咏怀:首先需要界定二者关系,两者看似为二,实可归一,咏史也是在用史实为媒介来咏怀的。其次,“诗言志”,几乎每篇都是作者的咏怀之作。这里只把一些明显揭示作者内心思想的诗篇界定为咏怀之作。陶渊明慷慨悲凉、重在兴寄的风格在这类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此类作品中,有描写作者的孤独与苦闷的,如《时运》,希望与挚友促膝畅谈不遂而苦闷,有慨叹时光流逝,“如何蓬莱士,空视时运倾” 《九日闲居》,此外还有像《荣木》、、《饮酒》前八首等。还有抒发对时事的感慨的,其代表作是《饮酒》后四首,《述酒》、《归鸟》、《拟古九首》等。《述酒》一篇,经逯钦立先生考证,确实为陶渊明对当时时事有感而发。《拟古九首》内容大多忧国忧时,追幕节义,讽刺最求荣华富贵之流,有很深的感慨和寄托。咏史诗像《咏荆轲》、《咏二疏》、《咏三良》等也都从侧面反映出作者内心的波澜。
四:行役诗:这类作品着重表写作者隐、仕不定的十三年时光,有人说,这些诗都作于陶渊明游宦时期,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有的作品明显是作者后来的回忆,因为很容易看出,所以这里不再举例。身在仕途,而心慕自由,作者就是处在这种矛盾中。像《始作镇军经曲阿》、《夜行涂口》等都是表现这种心情的。
五:哲理诗:陶渊明的诗明显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他的诗中很多都表现出对天道与人事的哲理思考,这里将其范围缩小。像《形影神》、《挽歌》等,我们将其归在哲理诗的范围内。以《形影神》举例,有人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认为陶渊明看青了生与死,岂知作者却认为“立善有遗爱”,都以作者以酒为友,但“酒方能消忧,方此讵不劣?”,酒与陶渊明是密不可分的,但从“酒方能消忧,方此讵不劣?”一句,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对那种认为酒可健身的态度是反对的,但他又说“酒能祛百虑”《九日闲居》,陶渊明既然知道饮酒过量对身体无益,为何一生与酒不分?“中觞纵情怀,忘彼千载忧”这句话便是作者嗜酒的原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何等的痛苦啊!
从以上五类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内心并不是平静的,看似豁达,实则慷慨,其中的无奈、与不自由通过作品透出悲凉之意。本不主张将其诗歌简单的分类,因为这样势必打破诗歌的整体性,这种人为的断分并不能充分挖掘甚至误解作者当时的创作意图,但是,为了便于问题的阐述,只好勉强从之。
最后,还要谈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自然”一词为何不可看成是陶渊明诗歌的总体特征,其原因是;首先,“诗言志”或“诗缘情”等都从一个侧面说明诗关于个人情感的外露,即使诗人对外界(诸如社会的、自身的)的感知或表达,或者是外界对创作的影响,都要通过情感这个桥梁,如果把诗歌和社会直接建立起联系,势必倒向庸俗社会学的一面,所以,研究、阐发诗歌的内质,首要的是研究诗人寓于作品中的情感,这是首位的。而“自然”一词不足以说明或者涵盖陶渊明一生的情感内容。其次,由上述的观点出发,所谓“自然”一词,更多的是关于陶诗中的一些艺术创作特质,如写法自然,平淡而不矫饰的语言,感情流露的“自然”,平淡的语句中蕴涵的深刻的用意;以及对“自然”的热爱和对那种几近“自由”的“自然”生活状态的摹写,使我们把“自然”一词与陶渊明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已经持续了一千多年,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自然界的自然还是精神世界的自然。都是陶渊明一生的追求。而陶诗正是阐述这种在追求过程出所得到的感悟。这种过程也正是形成陶诗重在兴寄和慷慨悲凉的原因。陈沆在《诗比兴笺》卷二(中华书局1959版)中说:“案读陶诗者有二弊:一则唯知《归园》、《闲居》及田间诗数十首,景物堪玩,意趣甚明,至若《饮酒》、《贫士》便以罕寻。《拟古》、《杂诗》意更难测,徒以陶公为田舍之翁,闲适之祖,此一弊也;……至于《述酒》、《述史》、《读山海经》本寄悲愤,翻为恒语,此二弊也。”此说甚得吾心,作为本文结尾。
渊明高才俊逸人也,而复善知己,潜龙勿用。然读其诗,有俯而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
(陶渊明资料汇编》136页,转引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卷四十九)
……然多寓怀之作,故诵者有慨然尘外之思。
(陶渊明资料汇编》151页,转引王文禄《学海类编》卷二)
……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见也。
(陶渊明资料汇编》152页,转引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卷一)
千秋以陶诗为闲适,乃不知其用意深处,朱子亦仅谓《咏荆轲》一篇露本质,……抑文生于志,志幽故言远,……千秋之诗,谓陶与杜可也。
(陶渊明资料汇编》180页,转引陈祚明《采椒堂古诗选》卷二)
……然嗣同尤为妄解,以为陶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世人唯以冲澹目之,失远矣。
(陶渊明资料汇编》263页,转引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卷三)
据我统计,《陶渊明集》共载其诗122首,其中真正描写田园风光、歌咏恬淡生活的仅占39首。而其中描写作者内心痛苦及对时事感怀等非“田园诗”占76首。只有10多首我们无法确定。如果把像《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等组诗作为一首统计的话,陶诗共51首,其中有31首非田园诗。考查122首陶诗,其中“悲”字、“慨”字或类似意思的字共出现37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陶诗写的并非“田园”,表现的也并非是“闲情”、“自然”,而是那些寓怀感时、感世,充满寄托和慷慨悲凉的篇什占主要方面。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本文参考廖仲安、钟忧民等大家,将陶诗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咏史诗、赠答诗、行役诗、哲理诗。兹如下逐一论述;
一,田园诗:这类作品,突出表现出作者闲适、自然的心态,把农村风光、农耕景象及农村人际关系描写得自然可亲。表现出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热爱。像《劝农》、《饮酒》、《古田舍二首》、《丙辰岁八月中于巽田舍获》等就是表现以上方面的,它所表现的是“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是“良苗亦怀新”(《古田舍》其一)。但是,正像葛晓音先生指出的那样“陶渊明侧重在领悟人生顺应自然的真谛,对于人生意义的执着探索;使他较早地接续了魏晋古诗言志抒怀的抒情传统,他在田园诗中叹息人道的衰荣代谢、指斥世间的虚伪污浊,抒发有志难成的悲愤,最求永恒的令名高节,这些都是建安诗和阮籍咏怀诗的基本主题,这就使他的田园诗不以观赏田园之美为目的,而以表现领悟自然、适其天性的乐趣为宗旨,在艺术上,自然而然将魏晋诗歌咏怀兴寄的传统,东晋士人静照忘求的审美关照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以情体物、融兴寄于自然的审美方式。”(《论山水田园诗派的艺术特征》载《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120页)由此可见,自然的乐趣是陶渊明的追求,所以在那些充满兴寄的田园诗中,体现出作者的苦闷、慨叹的篇什也就特别多。陶渊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鸡鸣桑树”、“狗吠深巷”的田园范式,看似自然、闲适的田园实际上是作者一定意义上的空想,他提供的这个范式,更像一个精神田园,这是后人也是陶渊明所企求的。终其一生到底寻到没有,依我看,则有可与不可之说了。
二:赠答诗:这类诗在陶集中不多,原因清楚,陶渊明对于这种世俗的交际并不在意。“实欣心期,方从我游”,只有和他意气相投的人才有往来。这类作品突出作者感情的真挚、亲切。看似写法自然。实际上这只是浅层次的含义,透过这层意思,我们更能清晰的感受到作者内心的一些思想活动,“载言载眺,以写我忧”,这才是作者的真实用意,心中的苦闷,知己的难求,一再是作者在这类诗中所叹息的。如《赠长沙公》表现出作者对时世有所期待,想成就一番事业。此时他的心理是不平静的。“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时。”《和郭主簿》“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癸卯岁十二月作与从弟敬员》)像这样的诗句还有很多,从上述诗来看,陶渊明的形象大致已清晰,他并不是心中无欲、悠然自得的人,时光不再的感叹、功业未成的遗憾以及无人理解的孤独苦闷时时在他心头萦绕。虽然有古朴的老农、简单的农村生活怎能消除他心中的块垒呢?
三:咏史与咏怀:首先需要界定二者关系,两者看似为二,实可归一,咏史也是在用史实为媒介来咏怀的。其次,“诗言志”,几乎每篇都是作者的咏怀之作。这里只把一些明显揭示作者内心思想的诗篇界定为咏怀之作。陶渊明慷慨悲凉、重在兴寄的风格在这类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此类作品中,有描写作者的孤独与苦闷的,如《时运》,希望与挚友促膝畅谈不遂而苦闷,有慨叹时光流逝,“如何蓬莱士,空视时运倾” 《九日闲居》,此外还有像《荣木》、、《饮酒》前八首等。还有抒发对时事的感慨的,其代表作是《饮酒》后四首,《述酒》、《归鸟》、《拟古九首》等。《述酒》一篇,经逯钦立先生考证,确实为陶渊明对当时时事有感而发。《拟古九首》内容大多忧国忧时,追幕节义,讽刺最求荣华富贵之流,有很深的感慨和寄托。咏史诗像《咏荆轲》、《咏二疏》、《咏三良》等也都从侧面反映出作者内心的波澜。
四:行役诗:这类作品着重表写作者隐、仕不定的十三年时光,有人说,这些诗都作于陶渊明游宦时期,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有的作品明显是作者后来的回忆,因为很容易看出,所以这里不再举例。身在仕途,而心慕自由,作者就是处在这种矛盾中。像《始作镇军经曲阿》、《夜行涂口》等都是表现这种心情的。
五:哲理诗:陶渊明的诗明显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他的诗中很多都表现出对天道与人事的哲理思考,这里将其范围缩小。像《形影神》、《挽歌》等,我们将其归在哲理诗的范围内。以《形影神》举例,有人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认为陶渊明看青了生与死,岂知作者却认为“立善有遗爱”,都以作者以酒为友,但“酒方能消忧,方此讵不劣?”,酒与陶渊明是密不可分的,但从“酒方能消忧,方此讵不劣?”一句,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对那种认为酒可健身的态度是反对的,但他又说“酒能祛百虑”《九日闲居》,陶渊明既然知道饮酒过量对身体无益,为何一生与酒不分?“中觞纵情怀,忘彼千载忧”这句话便是作者嗜酒的原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何等的痛苦啊!
从以上五类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内心并不是平静的,看似豁达,实则慷慨,其中的无奈、与不自由通过作品透出悲凉之意。本不主张将其诗歌简单的分类,因为这样势必打破诗歌的整体性,这种人为的断分并不能充分挖掘甚至误解作者当时的创作意图,但是,为了便于问题的阐述,只好勉强从之。
最后,还要谈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自然”一词为何不可看成是陶渊明诗歌的总体特征,其原因是;首先,“诗言志”或“诗缘情”等都从一个侧面说明诗关于个人情感的外露,即使诗人对外界(诸如社会的、自身的)的感知或表达,或者是外界对创作的影响,都要通过情感这个桥梁,如果把诗歌和社会直接建立起联系,势必倒向庸俗社会学的一面,所以,研究、阐发诗歌的内质,首要的是研究诗人寓于作品中的情感,这是首位的。而“自然”一词不足以说明或者涵盖陶渊明一生的情感内容。其次,由上述的观点出发,所谓“自然”一词,更多的是关于陶诗中的一些艺术创作特质,如写法自然,平淡而不矫饰的语言,感情流露的“自然”,平淡的语句中蕴涵的深刻的用意;以及对“自然”的热爱和对那种几近“自由”的“自然”生活状态的摹写,使我们把“自然”一词与陶渊明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已经持续了一千多年,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自然界的自然还是精神世界的自然。都是陶渊明一生的追求。而陶诗正是阐述这种在追求过程出所得到的感悟。这种过程也正是形成陶诗重在兴寄和慷慨悲凉的原因。陈沆在《诗比兴笺》卷二(中华书局1959版)中说:“案读陶诗者有二弊:一则唯知《归园》、《闲居》及田间诗数十首,景物堪玩,意趣甚明,至若《饮酒》、《贫士》便以罕寻。《拟古》、《杂诗》意更难测,徒以陶公为田舍之翁,闲适之祖,此一弊也;……至于《述酒》、《述史》、《读山海经》本寄悲愤,翻为恒语,此二弊也。”此说甚得吾心,作为本文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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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繁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在六朝文学等领域长期耕耘,成果极丰。最近,上海正陆续出版《冈村繁全集》,其中,《陶渊明李白新论》(《全集》第四卷,陆晓光、笠征译)在日本是颇有影响的著作。
概括而言,《新论》的主要观点是:揭发陶渊明身上“隐蔽着的世俗性”。具体而言,即:背信弃义(五次出仕的反复)、攀附权贵(向高官乞求)、渴望世俗声名、自我中心、极端利己主义(归隐与出仕的原因)、任性(无原则的处世方法)固执、虚伪、惶惑于富贵、永远的矛盾等。
概括而言,《新论》的主要观点是:揭发陶渊明身上“隐蔽着的世俗性”。具体而言,即:背信弃义(五次出仕的反复)、攀附权贵(向高官乞求)、渴望世俗声名、自我中心、极端利己主义(归隐与出仕的原因)、任性(无原则的处世方法)固执、虚伪、惶惑于富贵、永远的矛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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