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结合学术动态谈谈对辛亥革命的认识

结合学术动态谈谈对辛亥革命的认识

Answer 1

一、反满思想的普遍认同与国内民族革命

在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中，革命志士宣传得最多也最无歧义的无疑是其中的民族主义，即革命排满。随着清帝宣告退位，清朝的历史命运由此终结。若以反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而言，辛亥革命无疑是成功了，革命先驱们大致完成了国内民族革命的任务.及至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即将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汉族出身的北洋军首领袁世凯将于下午通过形式化的选举接任之，孙中山即于“11时率各部及右都尉以上将校赴明孝陵行祭告礼，军士数万”，向“我高皇帝”祭告推翻清朝的“光复”之功。此举至少也反映了孙中山等人的一种潜意识，表明他们就是把反满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和目的之一，而且非常重要。
二、政治革命与民权政治的开端

通过辛亥革命，孙中山等人还在清帝退位前，就在南京创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次在中国大地宣告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朕即国家”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国会政治、政党政治、舆论监督政府等民权政治的要件都已大致备齐，变人治为法治的尝试由此正式开端。孙中山用左手托起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之际，就用右手托起了人的尊严。一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位、袁世凯接位的政治三角戏都是在中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开场的，不是“私了”。南北议和中的最大赢家袁世凯虽然念念不忘专制独裁，也不得不在这个新生而脆弱却又不可轻视的民权政体之下做文章，最终弄得身败名裂《军政府宣言》中关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庄严号召，已逐渐化为广大国民的共同理念与行动，作为新的传统去规范国人.无庸讳言，政治革命的成效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在政党政治的舞台上，常见旧官与新贵互争权力，党同伐异，旧式朋党之风依然盛行，清末的贪污腐化现象似无根本的好转。况且，新生的民主制度也不尽健全，“《临时约法》没有规定行政机关抗衡立法机关的权力和程序（如解散议会的权力和程序），这种偏向于扩大立法机关权力的做法不合乎西方民主政治中三权分立制度所蕴含的制衡原则，不利于政治对抗的合法化。”动辄发火，吵吵闹闹成为家常便饭，给专制独裁者与帝制复辟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社会动荡不安，人民不无怨气。凡此种种，均可从当年革命的历史条件中找到解释，似乎还不能作为认定孙中山等人的政治革命就只意味着失败，除非我们同时认定革命者应该迅速成就一个包你满意的民权政体。

平心而论，无论就武力反满而言，还是就创建民国而论，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都并不理想。如果说在完成反满任务的层面上，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不够成熟但客观条件已相对成熟，那么，欲期在一个有着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基础的国度里创建优质高效的民国大厦，快速完成政治革命的任务，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都并不成熟。

孙中山等多数革命者原来以为，只要推翻了“洋人的朝廷”，建立以汉人为主的国家政权，只要推翻了君主制，中国就能走向富强，因而向国人抛出种种承诺。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革命者自身，都对新生的民国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多，是为人之常情。

革命领袖孙中山对政治革命的结局先是最满意，后来又埋怨最多，对其成效反而谈得很少。曾经抨击暴力革命和反对民主立宪制的梁启超却在为这场革命叫好。他在1912年归国时面对北京报界发表演讲是如此，10年之后仍然照旧。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关于辛亥革命历史结局的认识差异，主要反映了恨铁不成钢的职业革命家与学者型政论家之间的差异，后者的学术含量自然较前者为多。因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当另文专述。倘若有人以为梁氏是从安于现状与讨好当局出发而设论，那就未免后诬前人了。

革命固然应该为建设者开辟道路，但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代建设本身。在革命的武力与民主素养均未完全到位时所发生的辛亥革命尽管不曾为建设者彻底摧毁中国专制主义的社会土壤，但它毕竟给建设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大胆尝试的民权政治舞台，对于一个拥有两千余年君主专制传统的国家和人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胜利。诚如带着同盟会的革命履历走向共产党的林伯渠在纪念辛亥革命30周年时所指出的：“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既然民权政治的诸多条件尚未具备，政治革命本身就失败不到哪里去，除非那个供建设者们尝试的民权政治舞台已遭废弃，不应苛求和指望当时的革命者除了誓死捍卫《军政府宣言》的原则外，还能做更多的事情。至于这场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恰恰需要为数更多的建设者用劳动和智慧去证实和充实，而不是看客式地指手画脚。这是因为，尽管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改变以往发生的事情，但是，“已经发生之事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将要发生之事的结果。”

总之，由国内民族革命所带动的政治革命固然没有取得十分可喜的成就，但革命者大致已达到自己所预期的政治目的，他们所获得的与他们能获得的大体一致。就此而言，美国学者费维恺的见解比较切合实际：“由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实际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说辛亥革命取得比其事实上达到的目标更多的成果是困难的。为了推翻清朝和皇朝政治制度，为了破坏，证明传统社会合法的保守准则，这些有效的成就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