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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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是著名的革命烈士江竹筠的爱称,曾用名江志炜,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8年,彭咏梧在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任上战死,江竹筠接任其工作。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重庆军统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仍坚不吐实,1949年11月14日被敌人杀害并毁尸灭迹;同志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另有同名歌剧、评剧、越剧以及电视连续剧等。
江竹筠(1920—1949),原名江竹君,曾用名江志炜,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 江竹筠烈士
[1]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1944年夏,江竹筠经组织安排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入党后,按党组织的要求,与共产党员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同志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参加领导重庆学生抗暴运动,并为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做了大量工作。 1947年,在“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学生运动高潮中,受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指派,1947年冬随彭咏梧到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担任下川东地区地工委和川东临委的联络员。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在丈夫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江姐还担任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 1947年,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领导武装斗争。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涂孝文的出卖,江姐在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受尽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把竹签钉进她的十指。 国民党特务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找到“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她关怀难友,参与领导狱中斗争,被亲切地称为“江姐”。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江姐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歌乐山电台岚垭,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编辑本段革命事迹
少女时期的江姐
江竹筠同志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重庆投奔兄弟。江竹筠10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11岁时,她又进了重庆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憎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她在上学时非常用功,记忆力超群。后来据同牢难友讲,在狱中,她背诵和默写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供难友们学习。 江竹筠于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1948年4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进步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6月间,江竹筠被逮捕。 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 2009年9月14日,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编辑本段中国的丹娘
江竹筠这位看似文弱的女性有那样坚强的表现,是由于对旧社会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仇恨,也是由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时,她和渣滓洞里的难友们虽不知国旗的图案,却也以憧憬的心情商议着绣制这面代表解放的旗帜——尽管她们知道自己已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在四川大学期间,江竹筠学会了俄语,并阅读来自苏联的书籍和报刊。1944年夏天回到重庆时,她参加了中苏友协招待会,会上放映了苏联故事影片《丹娘》——英勇不屈的卓娅成了江竹筠心目中的楷模。在狱中她受酷刑后,难友们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当年的革命需要这种时代精神,而后人在为理想而奋斗时,同样能够从江竹筠身上得到教益。 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假夫妻,终于结成了真伴侣。唯一的爱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为了革命工作,她做了绝育手术。 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丈夫头颅,一时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得镇定自若;在江竹筠身上,寄托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种精神的融合。她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也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最后为了革命事业又舍弃了她难舍的一切。
编辑本段江姐遗书
遗书手迹(部分)
江姐在临刑之前还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是写给安弟(江姐的表弟谭竹安)当时江姐是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写下这封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而这封遗书现在保存在重庆三峡博物馆。 2007年11月14日,在江姐牺牲58周年这天,这封人称“红色遗书”的文物终于向世人揭开尘封已久的秘密,信中大概说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指江竹筠、彭咏梧两烈士的孩子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江姐的这封遗书展示了江姐鲜为人知的柔情一面。 遗书提到儿子 江竹筠与彭咏梧及孩子合影
这封遗书是江姐写给表弟谭竹安的,约十二厘米左右,纸面粗糙,因年代久远,已开始泛黄。“这是江姐就义前最后的一封信件。”三峡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江姐既是一位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性,一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信中屡次提到儿子彭云。工作人员说,人们都认为革命战士是钢铁铸成,其实英雄也有温柔的一面,江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革命事业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遗书字迹相当潦草,不时出现涂改墨迹,可见当时江姐心中对孩子的牵挂之情。” 竹筷削笔烧棉做墨 江姐唯一的孩子—彭云
在阴森恐怖的渣滓洞监狱里,江姐是怎样悄悄写下遗书,又是怎样把遗书送出监狱的?三峡博物馆有关人士揭开了谜底。 当时,江姐住在渣滓洞监狱女二号牢房,工作人员说,在遇难前两个月,江姐给表弟谭竹安写下了这封遗书。当时,监狱中对犯人的控制十分严密,江姐根本无法弄到笔墨写信。后来江姐偷偷藏起一根竹筷,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把竹筷一端磨尖当笔,然后拆开棉被,把一些棉花烧成灰,调些清水,就成了墨水。用自制的笔墨,江姐在一张草纸上写下了此信。遗书写好后,江姐通过一个看守,悄悄把信带出了监狱,辗转交给了她的表弟谭竹安。解放后,谭竹安将这封宝贵的遗书交给了博物馆并保存至今。
编辑本段江姐姓名的演变
江姐的本名其实叫江竹君,后来她到万县工作,就化名为江志炜(可能是志在光明的意思)。当她被捕的时候,敌人问她的名字,她说“我叫江志炜”,狡猾的敌人冷笑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真名叫江竹君”。 这时,江姐听到了审讯室外风吹竹林的声音,想起了家乡的竹林那种顽强。每当狂风暴雨来临,它们个个精神抖擞,毫不畏惧。即使狂风吹落它们的枝叶,暴雨折断了它们的“脊梁”,它们仍然不肯向暴风雨低头,高高地挺立着,将根深深地扎在泥土里。它们像一排排坚强不屈的士兵一样,不肯向敌人投降屈服,为了晚一点暴露身份同时又表达自己忠诚,她灵机一动,大声对呵斥敌人:“对,我是叫江竹筠,不过我那个筠,是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平均地权的均那个筠字,你们不要写错了。”可谁知,这一改,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叱咤风云的千古英名。(注:筠有两个音,当它读yun的时候,意为竹子。读jun的时候,作一地名并无竹子之意,但它此时又恰恰与君同音。)
江竹筠(1920—1949),原名江竹君,曾用名江志炜,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 江竹筠烈士
[1]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1944年夏,江竹筠经组织安排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入党后,按党组织的要求,与共产党员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同志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参加领导重庆学生抗暴运动,并为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做了大量工作。 1947年,在“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学生运动高潮中,受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指派,1947年冬随彭咏梧到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担任下川东地区地工委和川东临委的联络员。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在丈夫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江姐还担任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 1947年,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领导武装斗争。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涂孝文的出卖,江姐在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受尽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把竹签钉进她的十指。 国民党特务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找到“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她关怀难友,参与领导狱中斗争,被亲切地称为“江姐”。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江姐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歌乐山电台岚垭,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编辑本段革命事迹
少女时期的江姐
江竹筠同志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重庆投奔兄弟。江竹筠10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11岁时,她又进了重庆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憎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她在上学时非常用功,记忆力超群。后来据同牢难友讲,在狱中,她背诵和默写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供难友们学习。 江竹筠于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1948年4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进步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6月间,江竹筠被逮捕。 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 2009年9月14日,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编辑本段中国的丹娘
江竹筠这位看似文弱的女性有那样坚强的表现,是由于对旧社会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仇恨,也是由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时,她和渣滓洞里的难友们虽不知国旗的图案,却也以憧憬的心情商议着绣制这面代表解放的旗帜——尽管她们知道自己已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在四川大学期间,江竹筠学会了俄语,并阅读来自苏联的书籍和报刊。1944年夏天回到重庆时,她参加了中苏友协招待会,会上放映了苏联故事影片《丹娘》——英勇不屈的卓娅成了江竹筠心目中的楷模。在狱中她受酷刑后,难友们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当年的革命需要这种时代精神,而后人在为理想而奋斗时,同样能够从江竹筠身上得到教益。 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假夫妻,终于结成了真伴侣。唯一的爱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为了革命工作,她做了绝育手术。 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丈夫头颅,一时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得镇定自若;在江竹筠身上,寄托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种精神的融合。她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也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最后为了革命事业又舍弃了她难舍的一切。
编辑本段江姐遗书
遗书手迹(部分)
江姐在临刑之前还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是写给安弟(江姐的表弟谭竹安)当时江姐是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写下这封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而这封遗书现在保存在重庆三峡博物馆。 2007年11月14日,在江姐牺牲58周年这天,这封人称“红色遗书”的文物终于向世人揭开尘封已久的秘密,信中大概说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指江竹筠、彭咏梧两烈士的孩子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江姐的这封遗书展示了江姐鲜为人知的柔情一面。 遗书提到儿子 江竹筠与彭咏梧及孩子合影
这封遗书是江姐写给表弟谭竹安的,约十二厘米左右,纸面粗糙,因年代久远,已开始泛黄。“这是江姐就义前最后的一封信件。”三峡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江姐既是一位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性,一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信中屡次提到儿子彭云。工作人员说,人们都认为革命战士是钢铁铸成,其实英雄也有温柔的一面,江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革命事业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遗书字迹相当潦草,不时出现涂改墨迹,可见当时江姐心中对孩子的牵挂之情。” 竹筷削笔烧棉做墨 江姐唯一的孩子—彭云
在阴森恐怖的渣滓洞监狱里,江姐是怎样悄悄写下遗书,又是怎样把遗书送出监狱的?三峡博物馆有关人士揭开了谜底。 当时,江姐住在渣滓洞监狱女二号牢房,工作人员说,在遇难前两个月,江姐给表弟谭竹安写下了这封遗书。当时,监狱中对犯人的控制十分严密,江姐根本无法弄到笔墨写信。后来江姐偷偷藏起一根竹筷,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把竹筷一端磨尖当笔,然后拆开棉被,把一些棉花烧成灰,调些清水,就成了墨水。用自制的笔墨,江姐在一张草纸上写下了此信。遗书写好后,江姐通过一个看守,悄悄把信带出了监狱,辗转交给了她的表弟谭竹安。解放后,谭竹安将这封宝贵的遗书交给了博物馆并保存至今。
编辑本段江姐姓名的演变
江姐的本名其实叫江竹君,后来她到万县工作,就化名为江志炜(可能是志在光明的意思)。当她被捕的时候,敌人问她的名字,她说“我叫江志炜”,狡猾的敌人冷笑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真名叫江竹君”。 这时,江姐听到了审讯室外风吹竹林的声音,想起了家乡的竹林那种顽强。每当狂风暴雨来临,它们个个精神抖擞,毫不畏惧。即使狂风吹落它们的枝叶,暴雨折断了它们的“脊梁”,它们仍然不肯向暴风雨低头,高高地挺立着,将根深深地扎在泥土里。它们像一排排坚强不屈的士兵一样,不肯向敌人投降屈服,为了晚一点暴露身份同时又表达自己忠诚,她灵机一动,大声对呵斥敌人:“对,我是叫江竹筠,不过我那个筠,是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平均地权的均那个筠字,你们不要写错了。”可谁知,这一改,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叱咤风云的千古英名。(注:筠有两个音,当它读yun的时候,意为竹子。读jun的时候,作一地名并无竹子之意,但它此时又恰恰与君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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