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觉的文学自觉的标志
根据当代学者胡旭的研究，文学自觉有以下标志：
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是张衡《归田赋》的出现。张衡曾用十年时间，精思附会，写成《二京赋》。该赋的主旨是讽谏帝王公侯节俭，但可悲的是，这篇让张衡花费巨大精力所作的大赋，于政教却丝毫无补。面对着朝政日非，江河日下的局面，他的“修齐治平”的思想破灭了，道家思想开始抬头。《归田赋》中描写了隐居生活的恬淡情趣，景物清新和美，生活自由逍遥，诗人借此“娱情”、“纵心”。赋中虽然尚未显示鲜明的个性，但分明已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在，自我意识加强了，个人价值得到了关注。此后，抒情小赋不断出现，在汉魏六朝时期蔚然成风，取代了大赋的地位。从此，辞赋成了文人抒情写意的工具，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应该说，张衡的《归田赋》是文学自觉方面的一枝报春花。
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二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东汉初，文人们受乐府民歌的影响，开始写作五言诗，到了东汉中后期，文人五言诗逐渐成熟了。大约在桓、灵之世，出现了一批文人五言诗（今已失去主名），其代表就是选录于《昭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不仅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也是诗歌呈现文学自觉的标志。首先，“古诗”的数量很多。梁代钟嵘在《诗品》中说：“陆机所拟十四首”，“其外，《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两数合计共59首，昭明太子萧统看到的可能还要多一些。可以想见，它们在当时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今传所谓的“苏李诗”大约也要包括在内）。可以说，五言古诗这种诗体是当时文人普遍使用的诗歌形式，甚至可能存在着写作五言古诗的创作群体。其次，古诗在内容上表现了“人的自觉”。“十九首”的内容不外游子之歌和思妇之词两个方面，诗人们慨叹人生的短促和前途的渺茫，抒写了羁旅愁怀和离别相思，情调是悲哀而深沉的。在这些咏叹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对于人生短暂的感叹，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类似这样关于人生的诗句，实在不少。此外，还有一些“焉得不速老”、“思君令人老”之类的诗句，也反映了同样的主题。这种对人生短暂的慨叹正是对人生的执着与重视。在现实的苦闷中，古诗的作者们有的激励自己尽早“立身”，求得“荣名”，激励自己“何不策高足，先居要路津”；有的主张及时行乐，高唱“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些呼声，不论是颓废的，还是积极的；不管是庸俗的，还是高尚的；都体现出对个人人生价值的肯定与追求。再次，“古诗十九首”的抒情十分真实强烈，作者们对自己的悲哀、苦闷、不平、愤慨、向往、思念等种种情感，毫不掩饰，一寄之于诗。这说明古诗的作者们不再把文学作政教的附庸，而是为满足自己的抒情需要进行创作；人的主题鲜明了，文学成了表现人生、人的命运、人的心灵的文学，所以，“古诗十九首”是东汉中后期文学自觉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三是散文创作方面出现的新面貌。首先是各体散文的长足发展。以文体而言，碑、铭、诔、箴、书、笺、檄、策、令、议、记、嘲、谒文、连珠等，种类繁多。像嘲、连珠等文体，娱乐的色彩已经非常强烈，基本上脱离了政教的藩篱。甚至像书、奏、议、碑这样功能比较明确的文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书而言，东汉中后期书信大多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复杂的感情，如秦嘉的《与妻徐淑书》、徐淑的《答夫秦嘉书》、郦炎的《遗令书》等，或缠绵悱恻，或悲歌慷慨，皆令人惊心动魄。再如奏议，原以平实为本色，但东汉中后期的奏议中时时体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个性，一种怫郁不平的悲慨，感情色彩特别浓厚。其次，东汉中后期散文逐渐趋向整齐华美。一是在句式、音节、辞藻、用典等方面做文章，着力创造出一种形式美；二是讲究散文风神的飘逸与灵动。这种变化，表明文学已经以愉悦人的情性为旨归了，这正是文学自觉的核心精神。
鉴于上述诸方面的认识，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肇始于东汉中后期。至于建安文学，不仅在时间上与东汉中后期文学紧密相连，而且在文学创作的精神上也与东汉中后期文学一脉相承，它把肇始于东汉中后期的文学自觉推向了更加成熟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