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俊的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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尮小H5小乐
2016-05-31 · 超过68用户采纳过TA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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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俊父王宁初,母田玉清。小学时随父工作调动先后在陕西省平利县、礼泉县、乾县、咸阳县、长安县等地上学。1948年春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安市佑任中学。1948年秋到1954年秋就读于西安市圣路中学(四中)。
中学时期的王国俊勤奋好学,起初他喜欢化学,被奇妙的化学实验所吸引,常利用课余时间做化学实验。后来王又喜欢上了无线电,尤其喜爱无线电制作。他从药店买来自然铜(一种中药,是矿石),自己动手做矿石收音机。上高中后,他又开始制作电子管收音机。他用自行车零件和洗衣搓板做了绕线机,给变压器绕线圈,自己做变压器。他常到破烂市(西安市东城墙根)搜寻所需的零件来制做收音机。高中一年级时,他做成了一台两个电子管的收音机,而且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节目。高中毕业时他制作了一台五个电子管的超外差式收音机,能收到世界各地的节目。
整个高中时期,王国俊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前三名。高二以后,他更加痴迷无线电,梦寐以求地盼望着能考入清华大学,在无线电领域进行深造。1954年高考时他成绩优异,但却因家庭出身不好未能如愿。他被录取到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前身)数学系。这件事对他是一次很沉重的打击,很多同学也都为此深表惋惜。起初他决心不上大学了,计划与人合开一个无线电修理部,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在母亲多次的耐心开导下,他才怀着不得已的心情勉强迈进了西安师范学院的大门。
进入大学后,王国俊仍然酷爱无线电,总想搞点小发明创造。天真的幻想着以此来引起领导的注意,或许能转入工科大学。很快他就发现了这种想法不现实,后来他要求转入物理系的请求也未被批准,因而心情沉闷,郁郁寡欢。这时他的一个同学看到他虽无心学数学,但作业做得很好,就极力怂恿他写文章投稿。恰在这时,老师讲了梅莱劳(Menelaus)定理,受此启发,他写了一篇“多边形与直线相截的定理”,投到《数学通讯》,很快就发表了。这使他对数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接着他又发表了“没有导数的连续函数”、“由棱长求正多面体的面积”(《数学通讯》)。这时他才发现了数学中竟有那么多有趣的东西,很快地就爱上了数学。正是从这时候起,他立志要在数学王国里干一番事业。他自学了数论、一般拓扑学及哈尔莫斯的测度论、那汤松的实变函数论等课程。王常用德国的一句名言“勤与恒是成功之本”来勉励自己刻苦学习。进入四年级,王除学好各门课程外,连续撰写了两篇较高层次的论文。一篇是“什菲尔定理的推广”,被刊登在《西北大学学报》(1958年第三期),另一篇“某种完全集上的可微函数的开拓”被《数学进展》(1958,(4))刊用。这些文章的发表,一方面显示了他的数学才能。另一方面也使他牢 固地树立了终身从事数学研究的决心。
王国俊在读大学时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相继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班主席、校学生会学习干事,1956年被评为校级优秀学生,并于同年加入了共青团(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8年毕业分配时,同学们都认为王肯定会留校(当时正值高校扩大招生而缺少师资),他也满怀希望地填写了自愿留校的志愿表,想在高校优越的环境中继续搞数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可是,命运又像高考录取时一样,他再次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分配到了汉中一中工作。而与此同时数学系的毕业生中却有20多人被分配到高校(包括留校)工作。他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王国俊来到汉中。他抛开一切杂念和痛苦,一到汉中一中就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教学上,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绝不误人子弟”。很快,他就以优异的教学成绩赢得了老师和学生的赞赏,不久他被任命为数学教研组组长。他的教学工作受到汉中市的表彰,《汉中日报》刊登了他的先进事迹。这时的他并没有停止数学研究。他为自己制订了十年学习计划。每天天未亮,他就起来读外语(德语),晚上便关起门来刻苦学习。这时他读了很多拓扑学方面的书。关肇直的《拓扑空间论》和一些德文原著等都是在这段时间学习的。但由于信息闭塞,使他的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1962年7月,他被调到长安县引镇中学,这里距省城西安比较近,他的每个星期天和节假日都是在省图书馆度过的 。当时他对Kelley的General Topology一书很感兴趣,但在书店买不到。王硬是昼夜兼用,将这本英文版的书以及有关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全部抄了下来。后来他还认真做完了书中的习题(至今他还保存着那个手抄本)。一个星期天,他在查阅资料时从美国的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美国数学会汇刊)上发现两个数学问题:“两个H-闭空间的乘积是否仍为H-闭的?”“两个R-闭空间的乘积是否仍为R-闭的?”他下决心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假期里,他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深思、苦想,第一个问题终于解决了,结论仍然是H-闭的,做了肯定回答。第二个问题,在添一个条件后,证明了结论仍然是R-闭的。但因种种原因,他的论文未能发表。
“文革”中,王国俊在劫难逃,被打成“牛鬼蛇神”,多次受到批判。一些被整的教师思想负担很重,甚至有人自杀。但他却是坚强的,在当“牛鬼蛇神”期间,他以为又要划右派了,就作好将来当右派的准备,并盘算着把一个月24元的工资,给母亲12元作生活费,自己留8元钱的生活费,剩下的4元钱总要留出买一些洋蜡火柴之类,以便将来被劳改时晚上看书用。104天之后,他稀里糊涂地被“解放”了。此后是两派的斗争不断升级,直到发展为武斗,也就没有人去注意他的“白专”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抓紧时间读完了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五卷十余册的全部内容。其中涉及泛函分析、代数、拓扑学等内容,并认真写下了读书笔记。
从1958年大学毕业到1978年,王国俊在中学执教整整20年。这20年正值他精力充沛、风华正茂的美好年华。在此期间他虽身处逆境,历经磨难,但王一直不向命运低头,信念未泯,坚持不懈地搞数学研究。同时,他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用知识为人民群众服务。学校办教具厂,他带领学生制作了大批立体几何模型,并利用一切生产实践给学生讲几何知识。他建立起无线电修理部,向学生传授无线电制作技术,他还自制了音频信号发生器和导线测断仪,为方圆几十里的农民服务。他给农民修理了多台扩大机和收音机。他还带领学生制作了一台扩大机,作为学校工厂的产品支援附近的生产队。他在和学生参加农村生产队平整土地、修水渠等劳动时,一边劳动一边给学生讲测量方法,教给学生丈量土地的口诀。他还为农村培养了不少电工。“文革”期间,很多学术杂志被迫停刊,他的一些学术论文无法发表。由于不愿虚度光阴,他就改写数学教学方面的文章,前后共发表7篇。在中学的20年间,他不只教过数学,还教过物理、化学乃至音乐、体育等课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科学、教育带来了春天,改革开放给教学、科研带来了生机。1978年4月王国俊调回陕西师大数学系,高校优越的教学和研究环境,为他施展才华创造了条件和良机。他如鱼得水,尽情在科学的海洋里遨游。1978年至1985年的7年间,王先后在《中国科学》、《科学通报》、《数学学报》、美国《数学分析与应用》等国内外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4次获得陕西省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其中“拓扑分子格(Ⅰ)”、“一种比较理想的Fuzzy紧性和“Fuzz上的序同态”3篇论文均被国家科委列为我国重大科技成果。
改革开放的浪潮把王国俊推到了校长的位置。从1986年5月起,他担任陕西师范大学代校长、校长。王深感校长任务的艰巨,因为它不仅依赖于个人的才智和辛勤,还需要社会的积极支持和领导班子的同心协力。在出任校长期间,为振兴教育,把陕西师大办好,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王国俊多年来一直为提高师范院校生源质量而奔走呼吁。他逢会必讲,在各地的招生会议上游说,到省内外重点中学演讲,在百所大学校长联席会上慷慨陈词。他在《光明日报》、《河南教育》、《陕西招生报》等报刊上撰文,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师范教育。他提出“教师地位真正提高之日,就是中华民族振兴之时”。他的倡议和呼吁得到了广泛响应和支持,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陕西师大新生的素质。王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坚持抽暇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在当校长的同时,仍带博士生和硕士生多名,而且坚持为研究生、本科生上课。在这期间发表学术论文20篇,出版了两本学术专著。
1994年10月,王从校长位置上退下来。这时他把全部精力用在科研和教学上。他带博士生、硕士生、访问学者及课题组的青年教师,组织学术讨论班,坚持每周一次。短短的几年时间,在非经典数理逻辑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发表在《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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