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怎么评价《寂静的春天》一书的价值

Answer 1

1.
　　1962 年，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通过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核知公司 出版了“Silent Spring”一书，中文译名为《寂静的春天》。
　　在这一版图书的书封和扉页上，卡逊是作为一位知名科学作家介绍给读者的。
　　在《寂静的春天》之前，她以《我们周围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一书而闻名全美。《我们周围的海洋》(1951)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曾获得 1952 年美国图书奖和伯洛兹奖，由其改编的同名纪录片获得 1953 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卡逊同时著有“《海风之下》(Under the Sea-wind)”，“《海洋的边缘》(The Edge of The Sea)”等畅销科学书籍。
　　事实上，卡逊在宾夕法尼亚女子学院(现 Chatham University)最早攻读的是文学专业，1929 年以优等成绩(magna cum laude)毕业。同年秋天，她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于 1932 年获得动物学硕士学位。
　　1935 年，出于经济压力，本孙氏笑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卡逊开始兼职为美国渔业局( U.S. Bureau of Fisheries)工作，撰写“水下罗曼史”为题的系列科学通讯。1936 年，卡逊通过考试，成为美国渔业局聘用的第二位全职女性工作人员，从此开始了她作为海洋生态学家兼作家的职业人生。到了 1949 年，她晋升为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署(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前身为美国渔业局)的出版物总编。1952 年，由于《我们周围的海洋》一书成功所带来的经济条件改善，她辞去了管理署的工作，成为一名全职作家。
　　从卡逊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生态学家或作家这样的头衔都不足以完全说明她的工作，更适合她的头衔，或许是海洋生态科学作家。应该说，卡逊或许是一个“海洋生态学家中最会写文章的，作家中最了解海洋生态学的”复合型学者。
　　如果了解了这点，那么，我们对于《寂静的春天》中，作者会用优美的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有些煽情的文字来陈述一些科学原理和事实的情形，就应该不用那么奇怪了。
　　2.
　　1940 年代中期开始，卡逊就开始关注以 DDT(知乎日报注：化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 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有机氯类杀虫剂)为代表的化学杀虫剂滥用问题。
　　到了 1958 年，卡逊决定为这一问题专门写一本书。可以说，从这一年开始，卡逊就公开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只是此时公众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1959 年，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所(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USDA)公布了科普影片《火蚁测试》(Fire Ants on Trial)。这使 Carson 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指责，称如此喷洒化学杀虫剂的行为具有罔顾人类与野生动物利益的风险。
　　在收集和整理相关的科学素材后，《寂静的春天》主要部分于 1960 年完成，但由于卡逊的疾病拖延了完成书稿的进程，直至 1962 年才得以付梓出版。在此之前，卡逊已经参与了一部分关于化学杀虫剂的科学与政策讨论，并把自己的观点发表在诸如《华盛顿邮报》之类的公开媒体上。与其说《寂静的春天》是一部蓄谋已久的重磅炸弹，不如说是作者对于自己观点的系统性论述。在 368 页的书稿中，第 301 页至 368 页是参考文献。除了第一章《明日的寓言》(A Fable for Tomorrow)属于文学性的虚构描写外，第二章至第十七章的科学内容均有引用的出处。在优雅的文辞修饰之下，我想，卡逊是在力图撰写一部严肃而认真的科则含学作品，以面对来自于反对者的无数质疑。
　　3.
　　《寂静的春天》出版后所取得的巨大社会反响，一大部分应当归功于诸如杜邦公司这样的化学工业巨头的激烈反应。
　　事实上，在出版前，关于该书的争议就已经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在出版之前，卡逊预先考虑了可能遭遇到的批评甚至是法律官司，并和出版商一起进行了事先的公关，包括向在白宫参加自然保育会议的代表赠送书稿小样，以及提前在《纽约客》上连载删减版的《寂静的春天》。彼时，《纽约客》有约 50 万名订阅读者。
　　DDT 的主要生产商杜邦公司和生产氯丹、七氯的维尔斯科尔化学公司闻讯后，反应十分强烈，用一系列的报告和文章来反驳卡逊的观点，甚至以法律诉讼来威胁出版商霍顿米夫林公司取消出版计划。
　　一些知名的科学家也被卷入这场讨论，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不同的阵营并深化了这一科学问题的矛盾。
　　此前的 1957 年至 1959 年，美国发生了所谓的蔓越橘丑闻(Great Cranberry Scandal)。这三年里，在蔓越橘作物中发现了高浓度的除草剂“杀草强(氨基)”，而这已在实验中被证明是一种致癌物。现在，一方面是 Carson 在《纽约客》上连载精简版的关于 DDT 滥用的《寂静的春天》，一方面是知名化学巨头的强力反击，这自然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兴趣。
　　在反对者的质疑声中，《寂静的春天》最终如期于 1962 年 9 月 27 日问世。
　　由于学术界对《寂静的春天》一书科学性的正面支持和化学工业界的过激反应，促使公众最终倒向了卡逊的一边。一年多以后，针对该书和作者本人的批评基本上消声匿迹了。
　　出于身体的原因，《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卡逊很难大量参与政治活动和媒体宣传 -- 虽然她或许很想尽量推广自己的观点。在该书出版十八个月后的 1964 年春天，与乳腺癌抗争多年的卡逊 n 因为突发心肌梗塞而离开了人间。
　　4.
　　《寂静的春天》，到底有什么意义?
　　教科书上曾经介绍过工业化以来世界著名的环境公害事件，其中最早的是 1930 年的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在 1962 年之前，按年代排序，还有 1948 年的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 年的英国伦敦烟雾事件，1952 年和 1955 年重复发生的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61 年的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
　　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前，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环境问题已经在世界各地反复出现，但是，它们以一种简单粗暴的形式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工厂的烟囱或者汽车排出了有毒的烟雾，被人体吸入后导致明显的呼吸系统损伤甚至是死亡。看得见的污染，看得见的疾病，两者之间的逻辑就像喝脏水会拉肚子一样简洁明了。
　　然后，在晴朗有风的天气，空气的问题解决了。这就是发达国家也经历过的“环保基本靠风”的黑历史。
　　可以说，Rachel Carson 改变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寂静的春天》描写的是“看不见”的污染，看得见的问题。
　　曾经被认为是安全无害的杀虫剂，诸如用飞机大范围喷洒这样的滥用，不仅会杀灭害虫，同时也会杀灭其他的有益昆虫、小型动物和植物。其中部分种类的化学杀虫剂通过食物链的作用进行富集，最终将积聚在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体内，为人类带来重大的健康风险。
　　在蕾切尔卡逊通过《寂静的春天》强调这种事实上的污染之前，它们看不见。虽然在书中也描写了部分受害者通过直接接触部分有毒化学杀虫剂而患病甚至死亡的案例，但相信无论是当事人还是读者，都会认为那是少数而极端的“误用”而已。
　　如果说《寂静的春天》最基本的贡献，那就是她简洁明了地把人类活动和狭义的“环境”问题同广泛的生态系统影响联系起来。环境问题不是简单的有毒 - 损害响应，它与我们人类的每一种行为，每一寸赖以生存的土地息息相关。这是美国的生态学家们正在关注的科学事实，作者用优美的文字把这一信息传递给了公众。
　　在书中，作家用许多地区的案例证明，虽然“污染”看不见，但是听得见、看得见的问题发生了。加利福尼亚清水湖(第四章)中使用的 DDD 在很短时间内“离奇”地消失了，但是水鸟大量死亡，再也没有小鸟被孵化。食物链的富集作用“神奇”地“净化”了水体中的 DDD，但同时也将它们积累到水鸟的体内。
　　鸟儿如此，那么其他的物种呢?还有我们人类呢?
　　1968 年，水俣病被日本政府正式确认。水俣病，包括熊本水俣病和新潟水俣病，是由无机汞进入自然界后，通过贝类等低级生物作用形成以甲基汞为代表的有机汞，经过生物富集作用而影响人类或猫、鸟等高级生物神经系统的恶性疾病。熊本国立大学医学研究院于 1956 年确认了该病的病因，但日本政府一直掩盖事实，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污染企业排污，更没有进行全国性的预防措施，导致 1965 年在新潟县再次出现水俣病。直到 1968 年，水俣病的公开震惊世界。
　　同年，日本厚生省确认了由重金属镉中毒导致的富山“痛痛病”。“痛痛病”患者最早出现于 1931 年，是由矿山冶金工厂的污水长期污染下游水体和土壤，居民长期食用当地“镉米”、“镉水”和其他含镉农产品引起的恶性疾病。
　　依然是 1968 年，日本爆发了由多氯联苯污染造成的“米糠油事件”。多氯联苯(PCBs)是一类具有致癌性的含氯有机物，化学性质稳定并易溶于脂肪，意味着它易于累积在人体脂肪内，并造成持久伤害。多氯联苯和 DDT，氯丹，二恶英等拥有同一个标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
　　如果站在 1968 年的日本，回顾 1962 年的《寂静的春天》，或许更能体会到 Rachel Carson 的工作之贡献。
　　5.
　　很多人对蕾切尔卡逊和《寂静的春天》评价非常之高。
　　比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伯特戈尔(Albert Gore)说，“(《寂静的春天》种下了新运动的种子，而后它成为了一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力量“(Silent Spring planted the seeds of a new activism that has grown into one of the great popular forces of all time)。
　　我认为，Rachel Carson 的成功，一部分在于她本人的杰出工作，《寂静的春天》确实是一部语言优美而表述简洁的著作;另一部分，多少有点“时势造英雄”。
　　美国不是伊甸园，它也曾经历过严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
　　和伦敦烟雾事件类似，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多次反复发生，受害者人数以千计。五大湖的污染可以与沦为欧洲下水道的莱茵河相比。直到 21 世纪，伊利湖的水华依然严重影响着周围居民的自来水水质。
　　在 1962 年《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先行工业国家已经开始尝试控制污染，特别是那些“看得见”的污染。
　　事实上，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约翰缪尔(John Muir)，吉福特平肖(Gifford Pinchot )和西德罗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it)等人已经发起过一场环境保护运动。(经网友 @qjjyanlei 指教，这次运动是美国环保运动的第一个高峰。)
　　1936 年，英国《公共卫生法》已经赋予了地方政府控制烟雾的权力。1955 年《清洁空气条例》文本问世。同年，1955 年，美国通过了《清洁空气法》。
　　1950 年，莱茵河沿岸各国(及卢森堡)成立了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ICPR)，1963 年签署了整治莱茵河框架协议。
　　到蕾切尔卡逊借助于生物学家、生态学家们的学术成果撰写《寂静的春天》书稿时，一些其他学术领域的专家已经或正在思考人与环境之间的相处之道。
　　比如“生态伦理之父”Aldo Leopold 的《沙乡年鉴》(1949)，以及新制度经济学鼻祖 Ronald Coase 的《社会成本问题》(1960)。
　　《寂静的春天》出版时，社会上的环保思潮已经得到预热，而借助着该书的争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系统性地了解生态与环境问题。人们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
　　《寂静的春天》一书的主要直接贡献，是推动了 DDT 的限制使用。1967 年，环境保护基金(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的成立标志着抵制 DDT 运动的初步成功。
　　然而，我认为，《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既不是各国进一步推进环境治理的主因，也没能成功阻碍各国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在 1962 年以后，还发生了什么?
　　以 1968 年这个日本的多事之秋为例，同一年，英国修订了《清洁空气法》，对 1956 年的版本做了极大完善，直接推动了英国空气污染治理的进程;还是在 1968 年，德国曾经的煤炭和钢铁城市鲁尔区开始转型。
　　1969 年，流入伊利湖的凯霍家河(Cuyahoga River)上再次燃烧起熊熊大火。这一事件引发了美国全社会的关注，尼克松总统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研究政府设置环境机构方面的问题。同年，美国出台了《国家环境政策法》。
　　1970 年，美国成立联邦环境保护署(EPA)，日本内阁设立公害对策本部。4 月 22 日确立为世界地球日。
　　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同一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6 月 5 日确立为世界环境日。
　　《寂静的春天》出版整整十年后，才开启了公认的全球环境保护的时代，但讽刺的是，1984 年，设在印度博帕尔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Co. )农药厂发生严重的化学品泄漏事故;1986 年，莱茵河发生剧毒化学品污染。
　　我们必须肯定蕾切尔卡逊在警示化学杀虫剂滥用风险，普及生态学知识等方面的贡献;我们必须肯定蕾切尔卡逊的精神鼓舞始终着人们加入到环境保护的努力中来;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把她过度神化。她和《寂静的春天》是环境保护浪潮中一朵漂亮的大浪花，她的身前，平静的水面已经荡漾着涟漪;她的身后，大大小小的浪花汹涌而来，直到如今。
　　6.
　　有人说蕾切尔卡逊“是恶魔，是导致非洲数十万人死于疟疾的罪魁祸首，比希特勒杀的人还要多。”
　　这种观点，在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爱因斯坦、海森伯格和奥本海默为什么不为广岛和长崎数十万死于原子弹的平民受害者负责?
　　威尔勃兰德和诺贝尔为什么不为死于 TNT 炸药和油炸药的无数平民受害者负责?
　　是的，他们都没有必要负责。
　　科学和科学家可以影响世界发展，但决策权，在民众和政治家的手中。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当然是科学的一种。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生态学家和环境学家，包括理论学派和应用学派，大家所作的，不过是向司机警示着爆胎的风险，并努力地探索着修理轮胎和制造备胎的技术，当然，全部轮胎都换成新的，或许能让车跑得好。
　　反对者把数以万计的非洲疟疾患者生命的代价“归功”到 Rachel Carson 的身上，其实也是高度肯定她影响力的一种表示吧?
　　7.
　　环境保护的内核，一点也不极端。
　　1987 年《我们共同的未来》说的好，“可持续发展”。
　　要发展，要可持续地发展。我们要发展，子孙后代也要发展。回到游牧农耕时代的“桃花源”不是发展。烟熏火燎的大烟囱不是发展。
　　人类有史以来的发展历程，就是在不断地适应环境，改变环境，再适应环境。
　　桑基鱼塘的江南和像画一样美的梯田农庄是经历了长期的，高度的人工改造后的人工 - 半自然生态系统，并且是无数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优胜者。
　　天知道多少人 Duang 地一声就挂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发展的道路上。
　　比如那个悲催的复活节岛。没有化工厂，没有原子弹，他们还是挂了。
　　平衡的核心是适量，是“势均力敌"。
　　资源开发利用这把刀切下去的力度要适量。
　　生态环境保护这面盾往上顶的力度也要适量。
　　当然，鉴于对“公地的悲剧”这样的社会事实的认知，以及目前攻守双方力量悬殊的现实，我个人认为，全社会还需要多多为环境保护这棵绿色的小苗培土施肥。
　　(就像影视作品里的腹黑邪恶大 boss，拆散一对双胞胎把他们往死里练，他们越强越势均力敌，这戏就越精彩，不是吗?)(大误...)
　　每一块木板都够长，水桶才能装越多的水，是吧?
　　8.
　　培土施肥，不等于“矫枉必须过正”。
　　在 DDT 的问题上，让我们看看蕾切尔卡逊是怎么说的吧。
　　以下是 1962 年版"Silent Spring"第二章“The Obligation to Endure”的最后几段话(P12-13)。鄙人手录，有误见谅。
　　It is not my contention that chemical insecticides must never be used. I do contend that we have put poisonous and biologicallly potent chemicals indiscriminately into the hands of persons largely or wholly ignorant of their potentials for harm. We have subjected enormous numbers of people to contact with these poisons, without their consent and often without their knowledge. If the Bill of Rights contains no guarantee that a citizen shall be secure against lethal poisons distributed either by private individuals or by public offcials, it is surely only because our forefathers, despite their considerable wisdom and foresight, could conceive of no such problem.
　　I contend, furthermore, that we have allowed these chemicals to be used with little or no advance investigation of their effect on soil, water, wildlife, and man himself. Future generations are unlikely to condone our lack of prudent concern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natural world that supports all life.
　　There is still very limited awareness of the nature of the threat. This is an era of specialists, each of whom sees his own problem and is unaware of or intolerant of the larger frame into which it fits. It is also an era dominated by industry, in which the right to make a dollar at whatever cost is seldom challenged. When the public protests, confronted with some obvious evidence of damaging results of pesticide applications, it is fed little tranquilizing pills of half truth. We urgently need an end to these false assurances, to the sugar coating of unpalatable facts. It is the public that is being asked to assume the risks that the insect controllers calculate. The public must decide whether it wishes to continue on the present road, and it can do so only when in full possession of the facts. In the words of Jean Rostand, "The obligation to endure gives us the right to know."
　　试译如下，水平见谅。
　　“我的观点不是说化学杀虫剂完全不能使用。我的论点是我们把有毒和对生物有效的化学品不加区分地、大量地、完全地交到人们手中，并且对它潜在的危害一无所知。我们让许多人去和接触这些有毒物质，却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甚至经常不让他们知道。如果说，《权利法案》(鸣谢 @万世尘 )没有条例提到公民有权保证免受由私人或公共部门播洒的致命毒药的危险的话，那确实只是因为我们的先辈在他们的智慧和预见能力下，不能想象到这样的问题。
　　我想进一步强调的是，我们己经允许这些化学品使用，然而却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它们对土壤、水、野生生物和人类自身的作用进行调查。未来的人们未必乐意宽恕我们，自然界是所有生命的支撑，但我们却对它的完整性疏于关注。
　　我们对自然所受的威胁依然所知寥寥。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只看到自己的问题，却不会意识到，也无法容忍问题所属的那个更大的框架。这也是一个由工业统治的时代，不管用什么代价来换取每一个美元的权力很少受到质疑。面对着一些由使用杀虫剂造成破坏性结果的鲜明证据，当民众们开始抗议时，得到的是一颗小小的只有一半真话的镇静药丸。我们急需结束这些虚假的保证，急需剥开包裹在苦涩真相之外的糖衣。是公众而不是别人在被要求去承担昆虫控制者们所估计的风险。公众应该自己决定是否愿意继续这样的道路，而只有在知道全部事实的情况下，公众才能去做出这样的决定。就如让.罗斯坦德所说，‘忍耐的义务赋予我们知道的权利'。”
　　生态环境学家们只是那个告诉我们，行驶着的车胎或许有条缝的那个人。
　　是不管这个消息继续走，还是停下来补一补，或者彻底换个备胎，一切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
　　蕾切尔卡逊生前和身后的故事，都很好地解释了上面的这两句话。
　　这或许是她和《寂静的春天》在抵制 DDT 滥用之外的更大贡献。
　　补充：
　　蕾切尔卡逊的原文，指责的是 DDT 这样的化学品的“飞机喷撒”式的滥用。从批评滥用到完全禁用，这种矫枉过正的态度，不是卡逊所支持的，也不是她所能预料的。这个锅，我觉得不能扣给她背。
　　在反对者的故事里，蕾切尔卡逊说，DDT 是有害的;然后有人说，那我们完全禁用 DDT、氯丹之类的持久性有机物吧;然后非洲因为 DDT 全部禁用而导致疟疾流行;然而非洲数以万计的人因为疟疾死亡...
　　你咋不批评屠呦呦先生不早点发现青蒿素早点让它被全球推广呢?
　　你咋不批评先是全部禁用然后又自己打脸的决策者“脑残”呢?
　　你咋不批评 DDT 生产商在禁止化学品的政治游说中败下阵来呢?
　　从《寂静的春天》，到非洲疟疾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中间隔了一百个美国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