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篇江西省情教育—悠久历史的文章，500—6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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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明之光照赣鄱
赣江——鄱阳湖地区在石器时代已经露出了文明的曙光,至商周时代已是光芒四射,耀眼夺目.可以说,赣鄱大地存在着悠久璀璨的历史文化.
1,石器时代的江西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显示,江西最早的原始文化是安义和新余两地发现的平原型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推论其时代距今约四万至五万年.也就是说,至迟从那个时期开始,江西地区开始有了人类生存,江西的历史也由此开端.
2,商周时代的江西
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中国青铜时代最发达时期.代表江西这一时期最高水平的有樟树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遗址,瑞昌铜岭遗址,鹰潭角山遗址等.此外,新干牛头城遗址和中陵遗址也是重要的代表.
富饶的赣江鄱阳湖平原上,分布着众多商周遗址,樟树吴城遗址是已经发现的商代遗址中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一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遗址决不是一座普通的村落和聚邑,而是商代一处都邑.城邑是早期国家形态及其权力结构的物化形式,统治者以其凌驾于全体社会成员之上的地位,修筑高城深壕,表明它们是国家权力的集中代表,将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共同标志. 吴城文化的居民选择吴城作为城邑,是经过精心规划的,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原则.如果把赣鄱平原比喻为一个"斗"形的向北开口的大盆地,吴城正好处于向南通道的"斗"口,故而成为古代南北交通要道,水陆交通极为便利,是建立中心都邑的理想环境.从大环境来讲,北有长江天险,南有南岭阻隔,西有罗霄山,东有武夷山,四面有天然屏障,尤其是北面的长江,阻止了当时势力最大的政治集团--商人的南进,地形安全,为军事上的进攻,防守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赣鄱平原地势平坦,水网密布,气候湿热,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是天然的农业区.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吴城发展成为吴城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表示,由于面积过于庞大,这次发掘仅仅是试掘阶段.今后3年至5年内,将对角山窑址进行全面发掘,以了解其文化堆积状况,并结合古水文,古地层,古气候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以全面,科学揭示其空间分布以及历史,逻辑演进过程.
,回首江西
江西历史的发展是与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南方的开发进程同步的.
江西在先秦时代并没有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区域,它夹在吴越,荆楚之间,受着两大地域文化的挤压和争夺.说是"吴头楚尾",其实既非吴又非楚(指吴与楚的中心地带),既是吴又是楚(指吴与楚的边缘地带),部分地区属吴,部分地区属楚.虽说现今江西这块地区的先民已有自身的辉煌文化,但这些文化还没有来得及相互碰撞,融合,就被吴,楚两大文化撕裂了.几乎可以断言,如果不是公元前三世纪秦的统一,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讨论的江西文化.我们生活的这块地区,或者被吴文化,楚文化乃至岭南文化所瓜分,或者被完全融合于吴文化或楚文化之中.
秦朝的统一尤其是汉朝豫章郡的设立,使得江西历史文化的形成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受法律承认的地区载体.但这个载体的出现,既较齐鲁,巴蜀,吴越等晚了好几个世纪,而且还是由中央根据地理形势通过行政手段划定的,这就决定了江西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央有更为强烈的依附关系,决定了江西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更为密切的传承关系.
唐末五代以后江西经济社会的发展,既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结果,又是其重要内容.其间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中心的东移和运河的开通,使赣江水道成为南北物质交流的主要通道.
大运河开凿之前,中国南北水路交通的最长航道为汉水――长江――湘江,沅江,汉水――长江――赣江.灵渠的开凿以及秦岭和大庾岭山路的开通,使这两条航道在陆路的连接下向北延伸到了黄河水系的渭水和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并进而沟通了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自秦汉到隋唐,由于政治中心一直在关中,所以从西北政治中心地区到东南经济重心地区的水路沟通主要是由汉水和长江完成的;而与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对接的内河交通,则是汉水――长江――湘江――西江――珠江.
两汉时期,关中地区财力已表现出难以支持全国政治中心的无奈.从隋文帝带领官员和关中百姓"就食"洛阳,到隋炀帝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实质上反映了西部政治中心从被动到主动向东部经济重心靠拢的趋势.从五代到北宋,完成了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过程;元,明,清的定都北京,更巩固了中国政治中心东移的格局.虽然比起开封,北京距离东南经济发达区更为遥远,运河的全线开通,却将这一空间距离大大缩短.政治中心东移及大运河开通之后,汉水――长江――湘江――西江――珠江这一南北交通要道失去了往昔的地位;而运河——长江——赣江——北江――珠江则成为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这条通道全长两千多公里,贯穿北京,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广东七省市,在江西境内则占三分之一.
二是江西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农业生产而且较少成为兵家争夺之地故而远离战乱.
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中原地区发生的三次大的长时期战乱关系密切.第一次是两晋之际"永嘉之变"后发生的在中国历史上称为"五胡乱华"的事件,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北方的长期战乱和中国境内南北政权的对峙;第二次是唐天宝年间开始发生的安史之乱,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北方陷入长时间的动荡和藩镇割据;第三次是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宋室的南渡和宋金之间的持续战争及对峙.三次战乱都导致了北方居民的大规模举族南迁.北方居民迁徙的落脚点,总是在那些既远离战场又便于返回中原的地区.于是,当战乱发生在黄河流域时,移民便主要迁移至江淮之间,九江便开始接纳移民;当战乱延伸到淮河一线,移民便迁移至长江以南,南昌,鄱阳,宜春也有了移民;当战乱蔓延到长江两岸,移民便被迫继续南移,吉安,抚州乃至赣州也就有大量移民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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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江——鄱阳湖地区在石器时代已经露出了文明的曙光,至商周时代已是光芒四射,耀眼夺目.可以说,赣鄱大地存在着悠久璀璨的历史文化.
1,石器时代的江西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显示,江西最早的原始文化是安义和新余两地发现的平原型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推论其时代距今约四万至五万年.也就是说,至迟从那个时期开始,江西地区开始有了人类生存,江西的历史也由此开端.
2,商周时代的江西
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中国青铜时代最发达时期.代表江西这一时期最高水平的有樟树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遗址,瑞昌铜岭遗址,鹰潭角山遗址等.此外,新干牛头城遗址和中陵遗址也是重要的代表.
富饶的赣江鄱阳湖平原上,分布着众多商周遗址,樟树吴城遗址是已经发现的商代遗址中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一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遗址决不是一座普通的村落和聚邑,而是商代一处都邑.城邑是早期国家形态及其权力结构的物化形式,统治者以其凌驾于全体社会成员之上的地位,修筑高城深壕,表明它们是国家权力的集中代表,将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共同标志. 吴城文化的居民选择吴城作为城邑,是经过精心规划的,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原则.如果把赣鄱平原比喻为一个"斗"形的向北开口的大盆地,吴城正好处于向南通道的"斗"口,故而成为古代南北交通要道,水陆交通极为便利,是建立中心都邑的理想环境.从大环境来讲,北有长江天险,南有南岭阻隔,西有罗霄山,东有武夷山,四面有天然屏障,尤其是北面的长江,阻止了当时势力最大的政治集团--商人的南进,地形安全,为军事上的进攻,防守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赣鄱平原地势平坦,水网密布,气候湿热,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是天然的农业区.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吴城发展成为吴城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表示,由于面积过于庞大,这次发掘仅仅是试掘阶段.今后3年至5年内,将对角山窑址进行全面发掘,以了解其文化堆积状况,并结合古水文,古地层,古气候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以全面,科学揭示其空间分布以及历史,逻辑演进过程.
,回首江西
江西历史的发展是与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南方的开发进程同步的.
江西在先秦时代并没有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区域,它夹在吴越,荆楚之间,受着两大地域文化的挤压和争夺.说是"吴头楚尾",其实既非吴又非楚(指吴与楚的中心地带),既是吴又是楚(指吴与楚的边缘地带),部分地区属吴,部分地区属楚.虽说现今江西这块地区的先民已有自身的辉煌文化,但这些文化还没有来得及相互碰撞,融合,就被吴,楚两大文化撕裂了.几乎可以断言,如果不是公元前三世纪秦的统一,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讨论的江西文化.我们生活的这块地区,或者被吴文化,楚文化乃至岭南文化所瓜分,或者被完全融合于吴文化或楚文化之中.
秦朝的统一尤其是汉朝豫章郡的设立,使得江西历史文化的形成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受法律承认的地区载体.但这个载体的出现,既较齐鲁,巴蜀,吴越等晚了好几个世纪,而且还是由中央根据地理形势通过行政手段划定的,这就决定了江西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央有更为强烈的依附关系,决定了江西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更为密切的传承关系.
唐末五代以后江西经济社会的发展,既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结果,又是其重要内容.其间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中心的东移和运河的开通,使赣江水道成为南北物质交流的主要通道.
大运河开凿之前,中国南北水路交通的最长航道为汉水――长江――湘江,沅江,汉水――长江――赣江.灵渠的开凿以及秦岭和大庾岭山路的开通,使这两条航道在陆路的连接下向北延伸到了黄河水系的渭水和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并进而沟通了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自秦汉到隋唐,由于政治中心一直在关中,所以从西北政治中心地区到东南经济重心地区的水路沟通主要是由汉水和长江完成的;而与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对接的内河交通,则是汉水――长江――湘江――西江――珠江.
两汉时期,关中地区财力已表现出难以支持全国政治中心的无奈.从隋文帝带领官员和关中百姓"就食"洛阳,到隋炀帝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实质上反映了西部政治中心从被动到主动向东部经济重心靠拢的趋势.从五代到北宋,完成了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过程;元,明,清的定都北京,更巩固了中国政治中心东移的格局.虽然比起开封,北京距离东南经济发达区更为遥远,运河的全线开通,却将这一空间距离大大缩短.政治中心东移及大运河开通之后,汉水――长江――湘江――西江――珠江这一南北交通要道失去了往昔的地位;而运河——长江——赣江——北江――珠江则成为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这条通道全长两千多公里,贯穿北京,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广东七省市,在江西境内则占三分之一.
二是江西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农业生产而且较少成为兵家争夺之地故而远离战乱.
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中原地区发生的三次大的长时期战乱关系密切.第一次是两晋之际"永嘉之变"后发生的在中国历史上称为"五胡乱华"的事件,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北方的长期战乱和中国境内南北政权的对峙;第二次是唐天宝年间开始发生的安史之乱,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北方陷入长时间的动荡和藩镇割据;第三次是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宋室的南渡和宋金之间的持续战争及对峙.三次战乱都导致了北方居民的大规模举族南迁.北方居民迁徙的落脚点,总是在那些既远离战场又便于返回中原的地区.于是,当战乱发生在黄河流域时,移民便主要迁移至江淮之间,九江便开始接纳移民;当战乱延伸到淮河一线,移民便迁移至长江以南,南昌,鄱阳,宜春也有了移民;当战乱蔓延到长江两岸,移民便被迫继续南移,吉安,抚州乃至赣州也就有大量移民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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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开发的历史，从出土文物考证，可以上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而江西作为明确的行政区域建制，则始于汉高帝初年（约于公元前202年）。时设豫章郡，郡治南昌，下辖18县，分别为南昌、庐陵、彭泽、鄱阳、馀汗、柴桑、赣、新淦、南城、宜春、雩都、艾、安平、海昏、历陵和建成等，分布地域为赣江、盱江、信江、修水、袁水沿岸，即与后来的江西省区大致相当。汉武帝时划全国为13个监察区，称13部州，此时的江西属杨州部。
公元291年，即西晋元康元年，改设江州，其主体为江西地区原有郡县。隋时曾作行政区划调整，州的级别降与郡同，因而隋代的江西地区设有7郡24县。至唐时增加到8州37县，分别为洪州、饶州、虔州、吉州、江州、袁州、抚州和信州。贞观元年唐太宗划全国为10道监察区，玄宗时增为15道，洪、饶、虔、吉、江、袁、抚、信8州隶属于江南西道监察区。
五代时期，江西地区辖南唐（南唐前期称吴）。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相当于下等州的新的行政区划6州、4军、55县。交泰元年，南唐中主决定建南都于洪州，并因此升洪州为南昌府。宋代在州之上改道为路，江西地区被置9州、4军、68县，其大部分隶属于江南西路，另有一部分隶属于江南东路。
元朝开始确立行中书省制度（简称行省或省）。江西行省辖区远远大于今天的江西省区。除包括了今江西绝大部分地区外（原江西东北地区隶属于江浙行省），还包括了今天广东省的大部分。元行省下设路、直隶州、州（同县级行政机构）和县。江西行省下辖龙兴、吉安、南康、赣州、建昌、江州、南安、瑞州、袁州、临江、抚州、饶州、信州等13路和南丰、铅山2直隶州以及48个县、16个县级州。
明朝虽然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省区建制，但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然称省)，改路为府和改州为县。江西布政使司辖南昌、瑞州、饶州、南康、九江、广信、抚州、建昌、吉安、袁州、临江、江西省，简称赣。因公元733年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为省名，又因为江西省最大河流为赣江而得简称，“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别称江右。自古以来江西人文荟萃、物产富饶，有“文章节义之邦，白鹤鱼米之国”的美誉。
江西省地处中国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西靠湖南，北毗湖北、安徽而共接长江。江西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区的腹地，与上海、广州、厦门、南京、武汉、长沙、合肥等各重镇、港口的直线距离，大多在六百至七百公里之内。古称江西省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乃“形胜之区”。
赣州、南安13府，下辖78县，地域基本等同今天的江西省区。其时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为江西布政使司的最高行政机关，三司分别由中央直接节制，分权而治，互不统属。
清代改江西布政使司为江西省，行政区域基本承袭明建制。另在吉安府增设莲花、南昌府增设铜鼓、赣州府增设虔南等3个县级厅，同时升宁都县为省辖直隶州。巡抚成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下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民政、财政与司法监察。
民国时期，清朝的府、州、厅一律改为县。江西省共辖81县。至1926年北伐军进驻南昌时正式设南昌市。1934年从安徽划婺源县入江西，1947年划回安徽，1949年再次划归江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县和吉安、安福、遂川与湖南酃县的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包括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的21县（包括江西的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等11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故瑞金有红都之称。[江西人文】
概述：
江西素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赣文化的精髓所在，核心奥义为：“文、章、节、义”。可以说自古以来文章与节义并重，不仅是对赣文化主体精神的评判之一，而且是江西人士遵循的人生信条和追求目标。
在宋代以前，江西所出人才并不突出，除陶渊明之外几乎举不出其他有份量的文化名人，但在北宋中后期迅速崛起并完全取代了河南作为文化中心的位置（单就诗家而言，唐时“唐诗大家胥出中州”，至宋时，则转而为“宋诗大家胥出江西了”，唐有“李杜韩白”，三位中州人一位蜀人；宋有“欧王苏黄”，三位江西人一位蜀人），并且一直保持到明代中前期。况且宋朝是华夏文化的造极之世，宋明时期又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第二个诸子百家时代，江西文化人无疑是其中的主角。两宋时期，众多文化巨子从江右喷薄而出,叱咤风云，开宗立派，引领潮流，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李觏、曾巩、王安石、黄庭坚、陆九渊、杨万里、姜夔、周必大、文天祥等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这一时期也无疑是江西人文辉煌灿烂、如日中天的极盛之期，并且为华夏文化之登峰造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对中华文化的进程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元代至明初，江西文人承宋代之余烈，在正统的文化领域里，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仍然首屈一指，之后也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运行。元代以来江西所产的著名文化名人有马端临、虞集、揭傒斯、刘时中、吴澄、罗钦顺、解缙、魏良辅、汤显祖、宋应星、王猷定、魏禧、朱耷、蒋士铨、陈三立、文廷式、李瑞清、陈寅恪、萧公权、傅抱石、梅汝璈、程懋筠、胡先骕、黄秋园、古龙、公刘等等，亦可称得上超超玄箸矣！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化极盛之期取得最高成就的省份应该占据其中之一席。
公元291年，即西晋元康元年，改设江州，其主体为江西地区原有郡县。隋时曾作行政区划调整，州的级别降与郡同，因而隋代的江西地区设有7郡24县。至唐时增加到8州37县，分别为洪州、饶州、虔州、吉州、江州、袁州、抚州和信州。贞观元年唐太宗划全国为10道监察区，玄宗时增为15道，洪、饶、虔、吉、江、袁、抚、信8州隶属于江南西道监察区。
五代时期，江西地区辖南唐（南唐前期称吴）。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相当于下等州的新的行政区划6州、4军、55县。交泰元年，南唐中主决定建南都于洪州，并因此升洪州为南昌府。宋代在州之上改道为路，江西地区被置9州、4军、68县，其大部分隶属于江南西路，另有一部分隶属于江南东路。
元朝开始确立行中书省制度（简称行省或省）。江西行省辖区远远大于今天的江西省区。除包括了今江西绝大部分地区外（原江西东北地区隶属于江浙行省），还包括了今天广东省的大部分。元行省下设路、直隶州、州（同县级行政机构）和县。江西行省下辖龙兴、吉安、南康、赣州、建昌、江州、南安、瑞州、袁州、临江、抚州、饶州、信州等13路和南丰、铅山2直隶州以及48个县、16个县级州。
明朝虽然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省区建制，但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然称省)，改路为府和改州为县。江西布政使司辖南昌、瑞州、饶州、南康、九江、广信、抚州、建昌、吉安、袁州、临江、江西省，简称赣。因公元733年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为省名，又因为江西省最大河流为赣江而得简称，“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别称江右。自古以来江西人文荟萃、物产富饶，有“文章节义之邦，白鹤鱼米之国”的美誉。
江西省地处中国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西靠湖南，北毗湖北、安徽而共接长江。江西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区的腹地，与上海、广州、厦门、南京、武汉、长沙、合肥等各重镇、港口的直线距离，大多在六百至七百公里之内。古称江西省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乃“形胜之区”。
赣州、南安13府，下辖78县，地域基本等同今天的江西省区。其时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为江西布政使司的最高行政机关，三司分别由中央直接节制，分权而治，互不统属。
清代改江西布政使司为江西省，行政区域基本承袭明建制。另在吉安府增设莲花、南昌府增设铜鼓、赣州府增设虔南等3个县级厅，同时升宁都县为省辖直隶州。巡抚成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下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民政、财政与司法监察。
民国时期，清朝的府、州、厅一律改为县。江西省共辖81县。至1926年北伐军进驻南昌时正式设南昌市。1934年从安徽划婺源县入江西，1947年划回安徽，1949年再次划归江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县和吉安、安福、遂川与湖南酃县的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包括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的21县（包括江西的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等11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故瑞金有红都之称。[江西人文】
概述：
江西素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赣文化的精髓所在，核心奥义为：“文、章、节、义”。可以说自古以来文章与节义并重，不仅是对赣文化主体精神的评判之一，而且是江西人士遵循的人生信条和追求目标。
在宋代以前，江西所出人才并不突出，除陶渊明之外几乎举不出其他有份量的文化名人，但在北宋中后期迅速崛起并完全取代了河南作为文化中心的位置（单就诗家而言，唐时“唐诗大家胥出中州”，至宋时，则转而为“宋诗大家胥出江西了”，唐有“李杜韩白”，三位中州人一位蜀人；宋有“欧王苏黄”，三位江西人一位蜀人），并且一直保持到明代中前期。况且宋朝是华夏文化的造极之世，宋明时期又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第二个诸子百家时代，江西文化人无疑是其中的主角。两宋时期，众多文化巨子从江右喷薄而出,叱咤风云，开宗立派，引领潮流，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李觏、曾巩、王安石、黄庭坚、陆九渊、杨万里、姜夔、周必大、文天祥等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这一时期也无疑是江西人文辉煌灿烂、如日中天的极盛之期，并且为华夏文化之登峰造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对中华文化的进程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元代至明初，江西文人承宋代之余烈，在正统的文化领域里，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仍然首屈一指，之后也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运行。元代以来江西所产的著名文化名人有马端临、虞集、揭傒斯、刘时中、吴澄、罗钦顺、解缙、魏良辅、汤显祖、宋应星、王猷定、魏禧、朱耷、蒋士铨、陈三立、文廷式、李瑞清、陈寅恪、萧公权、傅抱石、梅汝璈、程懋筠、胡先骕、黄秋园、古龙、公刘等等，亦可称得上超超玄箸矣！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化极盛之期取得最高成就的省份应该占据其中之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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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贯穿近代江西历史的主线有两条，一条是民族矛盾构成江西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另一条是江西经济、政治及文化地位的逐渐下降乃至边缘化。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吞食中国，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化，产生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中英《天津条约》使九江被列为通商口岸，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通过九江逐渐渗透到江西内腹地区，冲击了江西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了传统手工业、船运业的破产，造成大量的失业农民和手工业者，使江西陷入空前的经济危机。教堂的设立和传教的自由，使基督教势力和西方文化渗透到江西各地，尤其是传教士凌驾于中国官府和法律之上的特权和不少教民的为非作歹，造成江西教案风波迭起，以两次南昌教案为中心的反洋教斗争，在江西表现得既频繁又猛烈。
与此同时，中国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江西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重新组合过程中，从原来的中心逐渐走向了边缘。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从一口通商到五口通商，再到长江流域的全面开放，全国经济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就商路而言，已由以前南北纵向的商路转到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东西横向商路的格局，传统社会时期江西的过境贸易遭遇致命的打击，江西传统的独特优势逐渐丧失。商路变迁引起货流的逆转及传统商镇的衰落。正如清末官员傅春官《江西商务说略》所言：“昔之所谓樟树、吴城最盛之埠，其商业十减八九。盖自天津条约立，长江轮船通行，洋货之由粤入江，由江复出口者，悉由上海径运内地；而江西商人之往来汉口、金陵，不过本地土产，为数无多，输出输入之货减，故商埠寥落之形见”。樟树、吴城的衰落实际上代表了江西传统商业的衰落。以往“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的大庾岭商道顿显冷落，赣关亦随之衰落。这种变化直接引起江西经济社会的边缘化。
其二，就江西自身而言，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随着长江流域的全面开放尤其是九江的开埠通商，江西的贸易格局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以前具有重要地位的玉山—河口—赣江—梅岭—广州商道衰败，逐渐转向以九江为中心、面向长江流域的新格局。至1916年，南浔铁路告成，南昌成为内销货物的中心点，而九江则为进出口商品的总汇。此时江西境内主要的进出货物运输线路，虽仍走赣江水系，但已形成了以九江为中枢的赣州—吉安—樟树—南昌—吴城—湖口—九江的基本构架。这一变化，使得赣北在江西的地位逐渐加重。但由于九江只是次一级的口岸，深受长江流域其他口岸的制约，故江西总体经济形势处于边缘化的态势。
其三，经济的落后带来政治、文化的衰败。步入近代以来，上层统治集团中没有江西的代表，任职于江西的官员不是缺乏贤能，就是无所作为，尤其对于如何发展江西经济，兴办新型企业，更是一筹莫展，碌碌无为。清前期江西有状元4人，宰辅6人，延至晚清，江西无一人中状元（光绪十八年，状元为江西庐陵人刘福姚，但刘氏当时寄籍广西，不属江西考额），无一人居相位。特别是同治以后，“垂三十年，江西无三品京官”，较有名的陈宝箴，位居二品而官湖南；文廷式颇受光绪帝赏识，也只位居四品；陈炽备受帝党青睐，却只是从五品。李烈钧振起于辛亥革命，虽一度主赣，但为时短暂。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和李纯的镇压，严重地摧残了江西的民主革命力量，全省社会精英或死或逃，受到沉重的打击。这是此后江西政治、经济和社会长期无大起色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勋复辟的失败，则彻底终结了江西旧官僚士大夫们重返权力中枢的梦幻。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熊式辉主赣，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初步建立起近代政治、社会的框架，不少行政措置走在全国的前列，取得不俗的成绩。1940年，江西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中正大学的创建，是江西文化教育复兴的一大契机。中正大学首任校长、国际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博士在就职演说中描绘了远大的前景：“从校长以至同学，每一个人就应有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要使本校成为国内一个最好的大学，在‘三中’（按：指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与中正大学）中取得最高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欺盼已久、振聋发聩的声音。在他的感召下，大批江本籍及外省学者云集中正大学。中正大学的开办及其后的建设，填补了民国时期江西国立综合大学的空白，提升了江西的高等教育水平，培养了众多具有较高素养的人才。该大学的创办，是全省近代教育事业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飞跃，在江西近代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但就整体而言，民国时期虽有一批著名的江西籍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而其地位和影响已不及江浙、广东、湖南、四川等省人物。近代江西不仅经济实力下降，政治、文化地位也无可讳言地边缘化。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吞食中国，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化，产生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中英《天津条约》使九江被列为通商口岸，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通过九江逐渐渗透到江西内腹地区，冲击了江西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了传统手工业、船运业的破产，造成大量的失业农民和手工业者，使江西陷入空前的经济危机。教堂的设立和传教的自由，使基督教势力和西方文化渗透到江西各地，尤其是传教士凌驾于中国官府和法律之上的特权和不少教民的为非作歹，造成江西教案风波迭起，以两次南昌教案为中心的反洋教斗争，在江西表现得既频繁又猛烈。
与此同时，中国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江西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重新组合过程中，从原来的中心逐渐走向了边缘。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从一口通商到五口通商，再到长江流域的全面开放，全国经济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就商路而言，已由以前南北纵向的商路转到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东西横向商路的格局，传统社会时期江西的过境贸易遭遇致命的打击，江西传统的独特优势逐渐丧失。商路变迁引起货流的逆转及传统商镇的衰落。正如清末官员傅春官《江西商务说略》所言：“昔之所谓樟树、吴城最盛之埠，其商业十减八九。盖自天津条约立，长江轮船通行，洋货之由粤入江，由江复出口者，悉由上海径运内地；而江西商人之往来汉口、金陵，不过本地土产，为数无多，输出输入之货减，故商埠寥落之形见”。樟树、吴城的衰落实际上代表了江西传统商业的衰落。以往“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的大庾岭商道顿显冷落，赣关亦随之衰落。这种变化直接引起江西经济社会的边缘化。
其二，就江西自身而言，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随着长江流域的全面开放尤其是九江的开埠通商，江西的贸易格局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以前具有重要地位的玉山—河口—赣江—梅岭—广州商道衰败，逐渐转向以九江为中心、面向长江流域的新格局。至1916年，南浔铁路告成，南昌成为内销货物的中心点，而九江则为进出口商品的总汇。此时江西境内主要的进出货物运输线路，虽仍走赣江水系，但已形成了以九江为中枢的赣州—吉安—樟树—南昌—吴城—湖口—九江的基本构架。这一变化，使得赣北在江西的地位逐渐加重。但由于九江只是次一级的口岸，深受长江流域其他口岸的制约，故江西总体经济形势处于边缘化的态势。
其三，经济的落后带来政治、文化的衰败。步入近代以来，上层统治集团中没有江西的代表，任职于江西的官员不是缺乏贤能，就是无所作为，尤其对于如何发展江西经济，兴办新型企业，更是一筹莫展，碌碌无为。清前期江西有状元4人，宰辅6人，延至晚清，江西无一人中状元（光绪十八年，状元为江西庐陵人刘福姚，但刘氏当时寄籍广西，不属江西考额），无一人居相位。特别是同治以后，“垂三十年，江西无三品京官”，较有名的陈宝箴，位居二品而官湖南；文廷式颇受光绪帝赏识，也只位居四品；陈炽备受帝党青睐，却只是从五品。李烈钧振起于辛亥革命，虽一度主赣，但为时短暂。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和李纯的镇压，严重地摧残了江西的民主革命力量，全省社会精英或死或逃，受到沉重的打击。这是此后江西政治、经济和社会长期无大起色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勋复辟的失败，则彻底终结了江西旧官僚士大夫们重返权力中枢的梦幻。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熊式辉主赣，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初步建立起近代政治、社会的框架，不少行政措置走在全国的前列，取得不俗的成绩。1940年，江西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中正大学的创建，是江西文化教育复兴的一大契机。中正大学首任校长、国际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博士在就职演说中描绘了远大的前景：“从校长以至同学，每一个人就应有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要使本校成为国内一个最好的大学，在‘三中’（按：指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与中正大学）中取得最高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欺盼已久、振聋发聩的声音。在他的感召下，大批江本籍及外省学者云集中正大学。中正大学的开办及其后的建设，填补了民国时期江西国立综合大学的空白，提升了江西的高等教育水平，培养了众多具有较高素养的人才。该大学的创办，是全省近代教育事业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飞跃，在江西近代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但就整体而言，民国时期虽有一批著名的江西籍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而其地位和影响已不及江浙、广东、湖南、四川等省人物。近代江西不仅经济实力下降，政治、文化地位也无可讳言地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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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历史：
公元291年，即西晋元康元年,改设江州,其主体为江西地区原有郡县。隋时曾作行政区划调整，州的级别降与郡同，因而隋代的江西地区设有7郡24县。至唐时增加到8州37县，分别为洪州、饶州、虔州、吉州、江州、袁州、抚州和信州。贞观元年唐太宗划全国为10道监察区，玄宗时增为15道，洪、饶、虔、吉、江、袁、抚、信8州隶属于江南西道监察区。
五代时期，江西地区先辖于吴后辖于南唐。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相当于下等州的新的行政区划6州、4军、55县。交泰元年，南唐中主决定建南都于洪州，并因此升洪州为南昌府。宋代在州之上改道为路，江西地区被置9州、4军、68县，其大部分隶属于江南西路，另有一部分隶属于江南东路。
元朝开始确立行中书省制度（简称行省或省）。江西行省辖区远远大于今天的江西省区。除包括了今江西绝大部分地区外（原江西东北地区隶属于江浙行省），还包括了今天广东省的大部分。元行省下设路、直隶州、州（同县级行政机构）和县。江西行省下辖龙兴、吉安、南康、赣州、建昌、江州、南安、瑞州、袁州、临江、抚州、饶州、信州等13路和南丰、铅山2直隶州以及48个县、16个县级州。
明朝虽然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省区建制，但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然称省)，改路为府和改州为县。江西布政使司辖南昌、瑞州、饶州、南康、九江、广信、抚州、建昌、吉安、袁州、临江、赣州、南安13府，下辖78县，地域基本等同今天的江西省区。其时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为江西布政使司的最高行政机关，三司分别由中央直接节制，分权而治，互不统属。
清代改江西布政使司为江西省，行政区域基本承袭明建制。另在吉安府增设莲花、南昌府增设铜鼓、赣州府增设虔南等3个县级厅，同时升宁都县为省辖直隶州。巡抚成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下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民政、财政与司法监察。
民国时期，清朝的府、州、厅一律改为县。江西省共辖81县。至1926年北伐军进驻南昌时正式设南昌市。1934年从安徽划婺源县入江西，1947年划回安徽，1949年再次划归江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县和吉安、安福、遂川与湖南酃县的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包括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的21县（包括江西的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等11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故瑞金有红都之称。
公元291年，即西晋元康元年,改设江州,其主体为江西地区原有郡县。隋时曾作行政区划调整，州的级别降与郡同，因而隋代的江西地区设有7郡24县。至唐时增加到8州37县，分别为洪州、饶州、虔州、吉州、江州、袁州、抚州和信州。贞观元年唐太宗划全国为10道监察区，玄宗时增为15道，洪、饶、虔、吉、江、袁、抚、信8州隶属于江南西道监察区。
五代时期，江西地区先辖于吴后辖于南唐。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相当于下等州的新的行政区划6州、4军、55县。交泰元年，南唐中主决定建南都于洪州，并因此升洪州为南昌府。宋代在州之上改道为路，江西地区被置9州、4军、68县，其大部分隶属于江南西路，另有一部分隶属于江南东路。
元朝开始确立行中书省制度（简称行省或省）。江西行省辖区远远大于今天的江西省区。除包括了今江西绝大部分地区外（原江西东北地区隶属于江浙行省），还包括了今天广东省的大部分。元行省下设路、直隶州、州（同县级行政机构）和县。江西行省下辖龙兴、吉安、南康、赣州、建昌、江州、南安、瑞州、袁州、临江、抚州、饶州、信州等13路和南丰、铅山2直隶州以及48个县、16个县级州。
明朝虽然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省区建制，但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然称省)，改路为府和改州为县。江西布政使司辖南昌、瑞州、饶州、南康、九江、广信、抚州、建昌、吉安、袁州、临江、赣州、南安13府，下辖78县，地域基本等同今天的江西省区。其时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为江西布政使司的最高行政机关，三司分别由中央直接节制，分权而治，互不统属。
清代改江西布政使司为江西省，行政区域基本承袭明建制。另在吉安府增设莲花、南昌府增设铜鼓、赣州府增设虔南等3个县级厅，同时升宁都县为省辖直隶州。巡抚成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下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民政、财政与司法监察。
民国时期，清朝的府、州、厅一律改为县。江西省共辖81县。至1926年北伐军进驻南昌时正式设南昌市。1934年从安徽划婺源县入江西，1947年划回安徽，1949年再次划归江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县和吉安、安福、遂川与湖南酃县的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包括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的21县（包括江西的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等11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故瑞金有红都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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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江西人不会忘记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是他用“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这样经典的语汇慷慨赞美了江西，以致他乡他处的
人使用这两个成语“非常贴切”地描述一地绝胜时，也似乎有一种“剽窃
”之嫌。其实，成语是公共性的。
虽然，“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确可以说明江西优越的自然禀
赋和璀璨的历史文化，但是在事物发展变化中逐步显露的另一种情势，恰
恰是省情研究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就如早些年我们习惯使用“幅员广大，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之类的语言描述我们的祖国一样，但当
我们进入另一种语境后，蓦然回首，却发现我们的资源和能源其实十分紧
张，而庞大的人口基数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沉重负荷……
从总体特征来说，江西特殊的地理面貌决定了江西具有典型的大流域
生态系统特征，具有相对的整体性和统一性。非常有趣的是，整个江西省
域实际上可以简明地表述为一个完整的鄱阳湖流域。整个流域的总面积占
全省国土面积的94.1％。一省的生态系统与整个流域的生态系统几乎完全
重合。大山与河谷呈向心状排列，山、江、湖一体性贯通。有关专家认为
，江西“这种地理上自成体系，结构上相对完整，功能上相对独立的封闭
的复合生态系统，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江西生态的完整性以及相对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使江西的生态系统保
持了较高的稳定性。来自系统外的以及人为的干扰因素较少，系统的自我
调节和自我修复能力保护良好，系统内各种生态因子能够相互协调配套，
不同于我国北方土地资源丰富，但水资源奇缺，也不同于南方的其他省区
水资源虽然丰富，却又人口密度过高，土地压力过大。在中国，江西是生
态环境总体优越、水土资源配套基本平衡的少数区域之一。
至今，江西的生态环境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状态。据统计，江西的区域
生态水平排全国第6位，区域环境水平居全国第8位，工业“三废”排放总
量是全国较少的几个省份之一。但是，江西生态环境局部的脆弱性以及发
展中日益显现的问题，却无时不在困扰我们。
江西气候条件良好，但一年内降雨量分布的不均匀常常造成洪涝或干
旱，有时并发相应的地质灾害；由于地形的北低南高，北面开敞，大风长
驱直入，时而造成风灾，早春和晚秋季节甚至会酿成寒灾或冰冻。
江西的红壤广泛分布在丘陵低山地区，大都有一定坡度，甚至很大坡
度。由于红壤土质具有酸、瘦、板、黏的特性，在植被遭遇破坏失去表层
保护时，很容易受到水的侵蚀，造成水土流失。经科学测评，江西生态环
境土壤侵蚀大体为中等敏感度，而土壤侵蚀高度敏感区和极度敏感区占全
省总面积的50％以上，发生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的可能性很大。
江西水土流失的历史长达300多年，至今还是我国南方水土流失严重的
省份之一。每年，江西水土流失的总量达1.65亿吨，相当于8333.33公顷耕
地上20厘米厚的耕作层完全流失：土地损失的养分折合有机质计算，约达
200万吨，氮、磷、钾等无机肥逾225万吨，其中仅无机肥的损失量就相当
于全省3年的需用总量。
经过漫长时间的努力，昔日的荒山披上了绿装，森林覆盖率上升至
60.05％，跃居全国第二位，远远高于全国13.9％的平均水平，也远远高于
世界26％的平均水平。大山、丘陵和河谷平原地带，森林拉起了绿色的生
态屏障。江西全省的水土流失面积进一步由20世纪80年代末4.62万平方公
里，减少到现在的3.35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曾经引起世界瞩目的巨大成
果。但是，由于自然因素和历史上形成的天然阔叶林的破坏、单一人工针
叶林的局限、不合理的耕作与开发方式等人为因素的惯性作用，水土流失
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水土保持，任重而道远。
江西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大宗用量的矿物储量不足。煤矿资源逐
渐枯竭；钢铁工业铁矿石的自给率仅在30％以下，绝大部分依赖进口；锰
矿为缺口资源：陶瓷生产的主要原料高岭土矿石供应已现紧张；锡矿、金
银矿、钽铌矿、稀土矿，按2005年产量计算，大约只能满足二三十年的开
采需求。
人地矛盾在时间的流移和社会的流变中愈益突出。年复一年耕地的锐
减，导致江西人均耕地面积逐年下降。2004年，江西人均占有耕地只有
0.76亩，落在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确定的0.795亩的警戒线之下。粮食安全
的警钟，已经敲响。
我们说江西有丰富的淡水资源，人均占有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
，在全球“排行榜”上并不起眼??不到世界人均的1／2。江河湖泊的水
质虽然总体良好，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局部的水体污染
已经呈现蔓延之势，部分河段的水质较十年前有所下降。
江西相对独立与封闭的生态系统，表面上看似乎同外界关涉不大，事
实上江西局部的生态危机，足以撼动东南部中国的生态安全。
??以三百山、丫髻钵山为中心的赣南安远、定南、寻乌三县地界，
是重要的东江源水源保护区，它的每一根神经末梢都牵动着香港和深圳地
区的用水安全和社会稳定。
??江西的山山岭岭，葱郁的森林守护着江河的澄澈，澄澈的河水维
持着湖水的清纯，青春的湖水为长江输送着活力。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人口最为密集、城市最为集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地
区。由于鄱阳湖入江的巨大水量直接关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用水安全和生
态环境安全，因而作为长江水系重要因子的鄱阳湖一旦发生“病变”，中
国东南地区就可能“半身不遂”！
??在江西的生态系统中，亚热带森林和鄱阳湖湿地两大生态系统具
有突出的主体地位，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区域和敏感区域。江西
的山林川泽，繁衍着大量的珍稀动植物，在世界生物界区中占有不可替代
的地位；而作为中国最大淡水湖泊和亚洲最大淡水湿地的鄱阳湖，栖息了
全球近95％的白鹤种群以及大量的鸿雁、天鹅等越冬候鸟，从来是国际环
保视野中的焦点之一。
局部性、区域性江西的全国意义和世界意义，应当成为我们思考江西
的发展模式和未来经济与社会走向的重要背景之 。在这样一个宏阔的视
境中，我们可以更加真切、更加透彻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更加
深刻地理解当代江西经济施为中的深谋与远虑。
从20世纪80年代，江西实施“山江湖工程”，提出“治湖必须治江，
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的方略，到2003年以来，江西省委、省政
府明确提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确立“生态立省、绿色发
展”的战略，再到2008年，进一步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
构想……科学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弦从来没有松弛！
大自然的恩赐赋予江西优越的生存与发展条件，江西人民也在分享与
感恩中学会了珍惜和敬畏。在现代社会经济快车一路飞奔卷起一路尘埃，
地球环境污染日趋严峻的今天，江西人民更在一种感恩与感悟、责任与使
命的理性认识中，懂得环境就是财富，环境就是生产力、就是区域竞争力
的道理。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努力创造一流的水质、一流
的空气、一流的生态、一流的人居环境，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努力走出一
条经济发展、城乡协调、生活富裕、生态优良的科学发展之路，已经不仅
仅是省委、省政府的一种定位性、理论性表述，而愈益成为全省人民的共
同意识和共同意志。
天宝”、“人杰地灵”这样经典的语汇慷慨赞美了江西，以致他乡他处的
人使用这两个成语“非常贴切”地描述一地绝胜时，也似乎有一种“剽窃
”之嫌。其实，成语是公共性的。
虽然，“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确可以说明江西优越的自然禀
赋和璀璨的历史文化，但是在事物发展变化中逐步显露的另一种情势，恰
恰是省情研究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就如早些年我们习惯使用“幅员广大，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之类的语言描述我们的祖国一样，但当
我们进入另一种语境后，蓦然回首，却发现我们的资源和能源其实十分紧
张，而庞大的人口基数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沉重负荷……
从总体特征来说，江西特殊的地理面貌决定了江西具有典型的大流域
生态系统特征，具有相对的整体性和统一性。非常有趣的是，整个江西省
域实际上可以简明地表述为一个完整的鄱阳湖流域。整个流域的总面积占
全省国土面积的94.1％。一省的生态系统与整个流域的生态系统几乎完全
重合。大山与河谷呈向心状排列，山、江、湖一体性贯通。有关专家认为
，江西“这种地理上自成体系，结构上相对完整，功能上相对独立的封闭
的复合生态系统，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江西生态的完整性以及相对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使江西的生态系统保
持了较高的稳定性。来自系统外的以及人为的干扰因素较少，系统的自我
调节和自我修复能力保护良好，系统内各种生态因子能够相互协调配套，
不同于我国北方土地资源丰富，但水资源奇缺，也不同于南方的其他省区
水资源虽然丰富，却又人口密度过高，土地压力过大。在中国，江西是生
态环境总体优越、水土资源配套基本平衡的少数区域之一。
至今，江西的生态环境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状态。据统计，江西的区域
生态水平排全国第6位，区域环境水平居全国第8位，工业“三废”排放总
量是全国较少的几个省份之一。但是，江西生态环境局部的脆弱性以及发
展中日益显现的问题，却无时不在困扰我们。
江西气候条件良好，但一年内降雨量分布的不均匀常常造成洪涝或干
旱，有时并发相应的地质灾害；由于地形的北低南高，北面开敞，大风长
驱直入，时而造成风灾，早春和晚秋季节甚至会酿成寒灾或冰冻。
江西的红壤广泛分布在丘陵低山地区，大都有一定坡度，甚至很大坡
度。由于红壤土质具有酸、瘦、板、黏的特性，在植被遭遇破坏失去表层
保护时，很容易受到水的侵蚀，造成水土流失。经科学测评，江西生态环
境土壤侵蚀大体为中等敏感度，而土壤侵蚀高度敏感区和极度敏感区占全
省总面积的50％以上，发生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的可能性很大。
江西水土流失的历史长达300多年，至今还是我国南方水土流失严重的
省份之一。每年，江西水土流失的总量达1.65亿吨，相当于8333.33公顷耕
地上20厘米厚的耕作层完全流失：土地损失的养分折合有机质计算，约达
200万吨，氮、磷、钾等无机肥逾225万吨，其中仅无机肥的损失量就相当
于全省3年的需用总量。
经过漫长时间的努力，昔日的荒山披上了绿装，森林覆盖率上升至
60.05％，跃居全国第二位，远远高于全国13.9％的平均水平，也远远高于
世界26％的平均水平。大山、丘陵和河谷平原地带，森林拉起了绿色的生
态屏障。江西全省的水土流失面积进一步由20世纪80年代末4.62万平方公
里，减少到现在的3.35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曾经引起世界瞩目的巨大成
果。但是，由于自然因素和历史上形成的天然阔叶林的破坏、单一人工针
叶林的局限、不合理的耕作与开发方式等人为因素的惯性作用，水土流失
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水土保持，任重而道远。
江西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大宗用量的矿物储量不足。煤矿资源逐
渐枯竭；钢铁工业铁矿石的自给率仅在30％以下，绝大部分依赖进口；锰
矿为缺口资源：陶瓷生产的主要原料高岭土矿石供应已现紧张；锡矿、金
银矿、钽铌矿、稀土矿，按2005年产量计算，大约只能满足二三十年的开
采需求。
人地矛盾在时间的流移和社会的流变中愈益突出。年复一年耕地的锐
减，导致江西人均耕地面积逐年下降。2004年，江西人均占有耕地只有
0.76亩，落在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确定的0.795亩的警戒线之下。粮食安全
的警钟，已经敲响。
我们说江西有丰富的淡水资源，人均占有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
，在全球“排行榜”上并不起眼??不到世界人均的1／2。江河湖泊的水
质虽然总体良好，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局部的水体污染
已经呈现蔓延之势，部分河段的水质较十年前有所下降。
江西相对独立与封闭的生态系统，表面上看似乎同外界关涉不大，事
实上江西局部的生态危机，足以撼动东南部中国的生态安全。
??以三百山、丫髻钵山为中心的赣南安远、定南、寻乌三县地界，
是重要的东江源水源保护区，它的每一根神经末梢都牵动着香港和深圳地
区的用水安全和社会稳定。
??江西的山山岭岭，葱郁的森林守护着江河的澄澈，澄澈的河水维
持着湖水的清纯，青春的湖水为长江输送着活力。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人口最为密集、城市最为集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地
区。由于鄱阳湖入江的巨大水量直接关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用水安全和生
态环境安全，因而作为长江水系重要因子的鄱阳湖一旦发生“病变”，中
国东南地区就可能“半身不遂”！
??在江西的生态系统中，亚热带森林和鄱阳湖湿地两大生态系统具
有突出的主体地位，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区域和敏感区域。江西
的山林川泽，繁衍着大量的珍稀动植物，在世界生物界区中占有不可替代
的地位；而作为中国最大淡水湖泊和亚洲最大淡水湿地的鄱阳湖，栖息了
全球近95％的白鹤种群以及大量的鸿雁、天鹅等越冬候鸟，从来是国际环
保视野中的焦点之一。
局部性、区域性江西的全国意义和世界意义，应当成为我们思考江西
的发展模式和未来经济与社会走向的重要背景之 。在这样一个宏阔的视
境中，我们可以更加真切、更加透彻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更加
深刻地理解当代江西经济施为中的深谋与远虑。
从20世纪80年代，江西实施“山江湖工程”，提出“治湖必须治江，
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的方略，到2003年以来，江西省委、省政
府明确提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确立“生态立省、绿色发
展”的战略，再到2008年，进一步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
构想……科学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弦从来没有松弛！
大自然的恩赐赋予江西优越的生存与发展条件，江西人民也在分享与
感恩中学会了珍惜和敬畏。在现代社会经济快车一路飞奔卷起一路尘埃，
地球环境污染日趋严峻的今天，江西人民更在一种感恩与感悟、责任与使
命的理性认识中，懂得环境就是财富，环境就是生产力、就是区域竞争力
的道理。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努力创造一流的水质、一流
的空气、一流的生态、一流的人居环境，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努力走出一
条经济发展、城乡协调、生活富裕、生态优良的科学发展之路，已经不仅
仅是省委、省政府的一种定位性、理论性表述，而愈益成为全省人民的共
同意识和共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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