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丽娜朱莉的慈善故事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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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安吉丽娜·朱莉被任命为联合国亲善大使。
2003年，安吉丽娜·朱莉成为了第一个获得联合国记者协会颁发的世界公民奖的人。
2005 年，安吉丽娜·朱莉不仅被美国联合国协会授予全球人道主义奖，还赢得了柬埔寨公民的身份。后来她被商业杂志《价值》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25位慈善家之一。她创办了两个基金会——面向柬埔寨的“安慰马多克斯计划”（the Maddox Relief Project）和用来帮助孤儿院里儿童的“朱莉基金”（the Jolie Foundation)。
收养三个孩子，自己生了三个孩子，朱莉忙碌非凡，但在日前，她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自己会尽快复出。“不是在好莱坞片场，而是会回到慈善工作中去。”
朱莉说：“想到那些难民营里的孩子，我就揪心。”
在出演电影《通缉令》后，朱莉推掉了许多片约——母亲在前不久离世，她渴望做点事情来冲淡哀思。母亲的去世提醒了她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生中最快乐的，就是心甘情愿为孩子做事。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好像一直在动荡不安中度过，就像激流中的一片树叶。”朱莉的父母同为演员，她的父亲乔恩·沃特还大名鼎鼎——沃特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演戏，曾在《碟中谍》、《国家的敌人》中扮演角色，拿过奥斯卡奖。但是成功的演员未必有成功的婚姻，朱莉从小就失去家庭的温暖。
回忆那段岁月，朱莉很伤感。“我原来名叫安吉丽娜·朱莉·沃特，但父母离婚后，我母亲把‘沃特’两字去掉了，我小时候没有父爱。”
与第二任丈夫比利·鲍伯结婚后，朱莉爱上比利的儿子们，非常乐意孩子们成为她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我那时状态松弛，傻乎乎的。”她承认，同比利以及他的孩子们在一起时，她变成了一个小孩子。
收养孩子的念头在那时就埋下了种子，朱莉相当有信心，认为她的丈夫会支持她的全部希望和梦想。“我们两个人都想要收养更多的孩子。有些孩子没人要收养，或是被收养时无法和家人呆在一起。幸运的是，我们在经济方面有能力收养好几个孩子，这样他们就能与家人在一起。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大家是在彼此寻找，就像相爱的人找到彼此，丈夫和妻子找到彼此，然后就彼此照顾。我去过许多不同的国家和难民营，我非常清楚有一天我们会收养孩子。”
《古墓丽影》是让朱莉崭露头角的影片。为了拍摄《古墓丽影》，她来到了柬埔寨。这段经历给朱莉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她说那是她去过的最美丽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如此慷慨和坦率，善良且不物质”。
在这次旅行之前，她一点也不知道那里的孩子们依然每天踩在地雷上。朱莉对柬埔寨人民的可怕处境深感同情，她明白自己回到美国后必须立刻将这些感受付诸于行动。
朱莉向联合国难民署表示说，如果有什么她能做的事情，她愿意去做。她也聪明地意识到，她作为电影明星的身份一定会帮她做到无名小卒很难做到的一些事。“如果我以积极的方式利用名声，它或许就意味着可以影响年轻人使其参与进来，这么做很值得。”
除了《古墓丽影》，另一部影片的拍摄也同样触动了她——她和克里夫·欧文主演的电影《超越边界》。这部影片与她的私人心理历程非常相似——影片讲述了一名过着优越生活的美国人莎拉·乔丹在尼克·卡拉汉的影响下（欧文饰演的尼克是一位医生，他致力于救助饱经战争摧残的国家），思想发生转变的故事。朱莉在经历了多年的担心、焦虑和自我厌恶后，开始意识到，与非洲、埃塞俄比亚和柬埔寨人民相比，她自己青春期时的那些烦恼根本不算什么。“过去我花了太多时间在我自己狭小的世界里进行自我同情，而没有醒来看看自己拥有多少有利条件。”
与联合国难民署联系后不久，2001年7月，朱莉就远赴塞拉利昂和坦桑尼亚进行教育之旅。比利·鲍伯开始时是支持妻子的热情的，可他非常怀疑她到底希望在那些国家得到什么。如果她热心想要帮忙，那她为什么不能远距离援助呢？朱莉的回答很简单：“除非我乘上飞机，否则我无法明白情况究竟如何。”
启程去塞拉利昂前，她的母亲流着眼泪让她的哥哥捎来一个口信：“告诉安吉，我爱她，让她记住，当她觉得害怕、悲伤或愤怒时，就抬头看看夜空，找到后边的第二颗星星，并追随它直到黎明来临。”这些话出自《彼得·潘》，它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最喜欢的故事之一。
同样担忧的父亲竟然亲自打电话给联合国难民署，恳求他们取消他女儿的旅程。但朱莉已是成年人了，她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决定
2003年，安吉丽娜·朱莉成为了第一个获得联合国记者协会颁发的世界公民奖的人。
2005 年，安吉丽娜·朱莉不仅被美国联合国协会授予全球人道主义奖，还赢得了柬埔寨公民的身份。后来她被商业杂志《价值》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25位慈善家之一。她创办了两个基金会——面向柬埔寨的“安慰马多克斯计划”（the Maddox Relief Project）和用来帮助孤儿院里儿童的“朱莉基金”（the Jolie Foundation)。
收养三个孩子，自己生了三个孩子，朱莉忙碌非凡，但在日前，她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自己会尽快复出。“不是在好莱坞片场，而是会回到慈善工作中去。”
朱莉说：“想到那些难民营里的孩子，我就揪心。”
在出演电影《通缉令》后，朱莉推掉了许多片约——母亲在前不久离世，她渴望做点事情来冲淡哀思。母亲的去世提醒了她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生中最快乐的，就是心甘情愿为孩子做事。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好像一直在动荡不安中度过，就像激流中的一片树叶。”朱莉的父母同为演员，她的父亲乔恩·沃特还大名鼎鼎——沃特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演戏，曾在《碟中谍》、《国家的敌人》中扮演角色，拿过奥斯卡奖。但是成功的演员未必有成功的婚姻，朱莉从小就失去家庭的温暖。
回忆那段岁月，朱莉很伤感。“我原来名叫安吉丽娜·朱莉·沃特，但父母离婚后，我母亲把‘沃特’两字去掉了，我小时候没有父爱。”
与第二任丈夫比利·鲍伯结婚后，朱莉爱上比利的儿子们，非常乐意孩子们成为她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我那时状态松弛，傻乎乎的。”她承认，同比利以及他的孩子们在一起时，她变成了一个小孩子。
收养孩子的念头在那时就埋下了种子，朱莉相当有信心，认为她的丈夫会支持她的全部希望和梦想。“我们两个人都想要收养更多的孩子。有些孩子没人要收养，或是被收养时无法和家人呆在一起。幸运的是，我们在经济方面有能力收养好几个孩子，这样他们就能与家人在一起。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大家是在彼此寻找，就像相爱的人找到彼此，丈夫和妻子找到彼此，然后就彼此照顾。我去过许多不同的国家和难民营，我非常清楚有一天我们会收养孩子。”
《古墓丽影》是让朱莉崭露头角的影片。为了拍摄《古墓丽影》，她来到了柬埔寨。这段经历给朱莉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她说那是她去过的最美丽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如此慷慨和坦率，善良且不物质”。
在这次旅行之前，她一点也不知道那里的孩子们依然每天踩在地雷上。朱莉对柬埔寨人民的可怕处境深感同情，她明白自己回到美国后必须立刻将这些感受付诸于行动。
朱莉向联合国难民署表示说，如果有什么她能做的事情，她愿意去做。她也聪明地意识到，她作为电影明星的身份一定会帮她做到无名小卒很难做到的一些事。“如果我以积极的方式利用名声，它或许就意味着可以影响年轻人使其参与进来，这么做很值得。”
除了《古墓丽影》，另一部影片的拍摄也同样触动了她——她和克里夫·欧文主演的电影《超越边界》。这部影片与她的私人心理历程非常相似——影片讲述了一名过着优越生活的美国人莎拉·乔丹在尼克·卡拉汉的影响下（欧文饰演的尼克是一位医生，他致力于救助饱经战争摧残的国家），思想发生转变的故事。朱莉在经历了多年的担心、焦虑和自我厌恶后，开始意识到，与非洲、埃塞俄比亚和柬埔寨人民相比，她自己青春期时的那些烦恼根本不算什么。“过去我花了太多时间在我自己狭小的世界里进行自我同情，而没有醒来看看自己拥有多少有利条件。”
与联合国难民署联系后不久，2001年7月，朱莉就远赴塞拉利昂和坦桑尼亚进行教育之旅。比利·鲍伯开始时是支持妻子的热情的，可他非常怀疑她到底希望在那些国家得到什么。如果她热心想要帮忙，那她为什么不能远距离援助呢？朱莉的回答很简单：“除非我乘上飞机，否则我无法明白情况究竟如何。”
启程去塞拉利昂前，她的母亲流着眼泪让她的哥哥捎来一个口信：“告诉安吉，我爱她，让她记住，当她觉得害怕、悲伤或愤怒时，就抬头看看夜空，找到后边的第二颗星星，并追随它直到黎明来临。”这些话出自《彼得·潘》，它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最喜欢的故事之一。
同样担忧的父亲竟然亲自打电话给联合国难民署，恳求他们取消他女儿的旅程。但朱莉已是成年人了，她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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