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典故，详细故事内容。

Answer 1

　　其实三国正史中最早出现的说法是“毒士”贾诩向凉州军后期首领李傕提出的“奉国家以征天下”。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杀，其部将李傕等人便遣使诣长安求赦。当时掌权的司徒王允为人刚直，没有同意，李傕等人更加恐惧，不知所为，准备各自解散，逃回归乡里。贾诩当时因为是董卓所部的官吏，在李傕军中任职，为求自保，便出面阻止了他们，对李傕等人说：“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三国志·魏书·贾诩传》），此计为众人采纳。李傕等以替董卓报仇为名，联络西凉军诸将，率军昼夜兼程，奔袭长安，后击败吕布，杀死王允，挟持了汉献帝，控制了东汉政府。 　　后来，袁绍的谋士沮授向袁绍献计，让其“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可是袁绍手下其他的谋士不赞成，《后汉书·袁绍传》：沮授说绍曰：“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稸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曹操就比袁绍高明多了，曹操他不换皇帝，他利用这个现成的皇帝，而且把这个皇帝客客气气地供奉起来，利用皇帝这张牌来号令天下、号召诸侯，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这个说法是可以讨论的，曹操本人和曹操集团的人从来没有说过“挟天子以令诸侯”。 　　在《何去何从》一集中， 易中天先生告诉我们，曹操的谋士毛玠曾经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曹操采纳了谋士毛玠的建议，并予以实施。也就是说，曹操的路线和策略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说法是人家说曹操的，比方说诸葛亮就说过这个话，他的说法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意思一样的。也就是说“挟天子以令诸侯”这话是曹操的敌人说他的，敌人的话不怎么靠得住吧！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有没有人说过呢？有，谁呢？袁绍的谋士沮授，叫做“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可是袁绍手下其他的谋士不赞成，说这个皇帝现在是个废物啊，这么一个废物你把他接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呢？你是朝拜他呢还是不朝拜他呢？你是请示他呢还是不请示他呢？那你肯定要朝拜、要请示，我现在把他弄来以后大事小事我都要跟皇帝请示，皇帝万一意见和我们不一样怎么办呢？我是听他的呢还是不听他的呢？我听他的显得我们没分量，我不听他的我不又是违法吗？算了算了。袁绍怎么想呢？袁绍一想，这现任皇帝那是董卓扶起来的，而且董卓要废立皇帝的时候我袁绍是不干的，我现在又去尊奉他，我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当然我现在又不可能把我主张的那个皇帝再扶起来，那个已经被董卓谋杀了，拉倒吧。那么这个事情袁绍一犹豫，曹操就抢先了一步。 　　公元196年，被董卓劫持到西安的汉献帝在董卓死后，历尽千辛万苦，又回到了当时的首都洛阳。这时的洛阳已经是一片废墟，破败不堪，在洛阳，皇帝和百官的饮食起居甚至形同乞丐。曹操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果断地采纳谋士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想方设法把皇帝从洛阳接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县。
　　编辑本段历史经过
　　刘协从登基即位的那一天起，就是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但他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掌握了他，谁就能以皇帝的名义向其他地方割据政权发号施令。这个道理虽然简单，真正明白的人却不多，袁绍就不懂。 　　建安元年（196），袁绍谋臣沮授曾劝说他，如果能"西迎大驾，挟天子而令诸侯"，就会收到没有谁"能御之"的功效。袁绍偏偏不听，觉得献帝是个废物，把他弄来还得养着，怪麻烦的。可见袁绍根本不是个政治家，虽然空有雄兵猛将，却不懂军事不过是政治的工具，最后难免失败。 　　而曹操更是早有此识。初平二年（191），曹操做东郡太守不久，皇室刘邈在献帝面前称赞曹操忠诚，曹操为此十分感激。初平三年（192），治中从事毛玠向他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他觉得是说到了点子上。 　　献帝东迁后，曹操觉得机会来了，当时宫中食用困乏，曹操便经常向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献帝还在洛阳时，曹操就曾向他进献过缝帐2顶，丝线10斤，山阳郡所产的甜梨2箱，稗枣2箱。献帝都许后，曹操更是经常进献，其中有桓帝时赐给他祖父曹腾的家藏器物，也有属下陆续搜寻到的一些宫中流失的器物。 　　迎接汉献帝来许昌，是曹操的另一个杰作。他最初提起此议时，只有荀彧赞同，并极力说明迎献帝的迫切性和对今后斗争的有利性，说这是一件"大顺"、"大略"、"大德"的事。但最初的迎接由于董承等人的阻拦并未如愿。后来董承为抵抗韩暹的势力暗召曹操到洛阳。部下董昭又提醒他只有把献帝迎到他的地盘许昌，方可成就大业，万事无虞。这样，曹操借口京都无粮，要送献帝到鲁阳就食，把献帝安全转抵许昌。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迁都于许昌。 　　曹操对献帝的物质保障和适度尊重，果然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巨大回报。献帝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实际获取了高出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 　　汉献帝刘协在许都虽然衣食无忧，却也无所事事。特别是虽然是贵为天子，曹操也还算尊重自己，但他却时时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曹操不断地诛除公卿大臣，不断地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建安元年八月，曹操进驻洛阳，立刻趁张杨、杨奉兵众在外，赶跑了韩暹，接着做了三件事：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谓"讨有罪"；封董承、伏完等，谓"赏有功"；追赐射声校尉沮俊，谓"矜死节"。然后在第九天趁他人尚未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迁帝都许，使皇帝摆脱其他势力的控制。此后，他还加紧步伐剪除异己，提高自己的权势。他首先向最有影响力的三公发难，罢免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其次诛杀议郎赵彦；再次是发兵征讨杨奉，解除近兵之忧；最后是一方面以天子名义谴责袁绍，打击其气焰，另一方面将大将军让予袁绍，稳定大敌。

　　编辑本段历史分析
　　曹操就比袁绍高明多了，曹操他不换皇帝，他利用这个现成的皇帝，而且把这个皇帝客客气气地供奉起来，利用皇帝这张牌来号令天下、号召诸侯，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这个说法是可以讨论的，曹操本人和曹操集团的人从来没有说过“挟天子以令诸侯”。 　　在《何去何从》一集中， 易中天先生告诉我们，曹操的谋士毛玠曾经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曹操采纳了谋士毛玠的建议，并予以实施。也就是说，曹操的路线和策略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说法是人家说曹操的，比方说诸葛亮就说过这个话，他的说法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意思一样的。也就是说“挟天子以令诸侯”这话是曹操的敌人说他的，敌人的话不怎么靠得住吧！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有没有人说过呢？有，谁呢？袁绍的谋士沮授，叫做“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可是袁绍手下其他的谋士不赞成，说这个皇帝现在是个废物啊，这么一个废物你把他接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呢？你是朝拜他呢还是不朝拜他呢？你是请示他呢还是不请示他呢？那你肯定要朝拜、要请示，我现在把他弄来以后大事小事我都要跟皇帝请示，皇帝万一意见和我们不一样怎么办呢？我是听他的呢还是不听他的呢？我听他的显得我们没分量，我不听他的我不又是违法吗？算了算了。袁绍怎么想呢？袁绍一想，这现任皇帝那是董卓扶起来的，而且董卓要废立皇帝的时候我袁绍是不干的，我现在又去尊奉他，我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当然我现在又不可能把我主张的那个皇帝再扶起来，那个已经被董卓谋杀了，拉倒吧。那么这个事情袁绍一犹豫，曹操就抢先了一步。 　　公元196年，被董卓劫持到西安的汉献帝在董卓死后，历尽千辛万苦，又回到了当时的首都洛阳。这时的洛阳已经是一片废墟，破败不堪，在洛阳，皇帝和百官的饮食起居甚至形同乞丐。曹操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果断地采纳谋士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想方设法把皇帝从洛阳接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县。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Answer 2

曹操，是三国时期地主阶级中颇有才干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对曹操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五十年代末，史学界对曹操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为曹操翻案。近年来，有的同志又对曹操的评价提出了新的看法，本文拟就新近对曹操的评价问题的论讨作一概述。
一、关于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的问题
刘知渐在《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指出曹操镇压黄巾起义并未“继承了黄巾的事业”。黄巾起义的主要目的是要推翻东汉政权。而曹操则代表着东汉统治阶级的利益，全力镇压黄巾，致使黄河南北的黄巾军主力很大部分都葬送在他的手里。他还利用阴谋手段把投降的黄巾余众三十余万变成维护东汉王朝的地主武装。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他就是以此而登上当时的历史舞台的。周桓《再论曹操》（《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也认为，曹操不仅镇压黄巾，而且对黄巾起义的余波——屯田民起义也不手软，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高光复在《曹操评价中的两个问题》（《北方论丛》1984年第6期）一文中则认为，就曹操一生来说，他的主要活动不是打黄巾，而是消灭群雄，统一北方。他崛起之时，黄巾起义的主流早已扑灭。他虽接受青州黄巾军降众，但不是消灭他们，而是加以改编，使他们为自己的统一事业服务。以后他讨伐的对象已不是农民军，而是那些分裂割据势力。
二、曹操与曹魏屯田制
刘知渐认为，“曹操的屯田是倒退的，因为曹操的屯田和西周封建主的井田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曹操在其《度关山》诗中公开歌颂井田制，司马朗也曾向他建议恢复井田制。他屯田的做法，是镇压黄巾起义中夺占的“资业”，强迫失败的起义战士耕种；同时又借“招募”为名，强征自由民作屯田客。在当时“客”、“奴”同义。屯田客实质上就是曹魏政权的官有农奴，毫无人身自由，故客多逃亡。由上可见。曹操的屯田是历史的倒退，不值得赞扬。
高光复则认为，曹操屯田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军粮，兼并群雄，克平天下。他把失败的起义农民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解决了汉末以来严重存在的流民问题，使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发，有利于水利事业的兴修，对汉末经济的恢复有重要意义。他不同意刘知渐对曹魏屯田制的看法。指出“井田制偏重于劳动力对土地的依附，曹操的屯田偏重于国家对劳动力的控制”，二者不能相混。而且，屯田制之外还有大量的自耕农经济，它并不能确定一个朝代生产方式的性质。韩国磬《曹魏的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强调不能忽视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完全否定曹魏的屯田制。曹操实行屯田。制，其目的固然在于把劳动力束缚在农业生产上，以利于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但其作用是巨大的（作用同前）。
高敏在《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中认为，曹魏屯田制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应过高估计。他指出，在屯田制度下，农民阶级除纳高额地租外，还得服役甚而纳税。他们并没有因为屯田而得到任何好处。他们被严格束缚于土地之上，无人身自由，因而“民不乐，多逃亡”；同时，屯田民还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反对曹操的屯田制。黎虎在《略论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一文中也同样指出，不应该过高评价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他认为，屯田对支援战争，安置流民，保证曹魏政权的财政收入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支持曹操克服群雄并最后统一北方的，更重要的还是州郡编户。真正解决流民归农问题也有赖于州郡编户。
三、曹操政权的性质及其阶级基础
过去一般认为，曹操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唯才是举，打击豪强，抑制兼并，诛杀世族名士，是庶族或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其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中小地主。
柯友根在《世族地主是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是世族地主，而不是中小地主。世族地主势力自东汉以来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经黄巾起义的打击，但已根深蒂固，到东汉末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了能够在群雄逐鹿的战争中夺取胜利，统一北方，曹操对世家大族采取了争取、依靠的方针和策略。他笼络、擢用了一批世家地主，充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有效地稳定了统治秩序。在他属下，名士儒者是他的谋略智囊，豪强地主是其集团的军事骨干因此，曹操集团是以世族地主为主、包括庶族豪强在内的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其政权主要是维护这些大地主的利益。杨德炳《试论曹操政权的性质》（《中国古代史论丛》1985年第二辑）也持类似看法。他指出，曹操虽选用寒人，但其政权的核心是高门，代表的是世家的利益。
漆泽邦《驳“四人帮”在评价曹操问题上的几个谬论》（《西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认为，曹操的统治集团既不只是中小地主，也不只是豪强地主，而是一切地主，代表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曹操提倡“唯才是举”，是针对整个地主阶级，并未有中小地主与豪强地主之分。曹操集团中，担任各种官职的有中小地主，有豪强世族地主，曹操对他们全部加以利用。他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只是迫于农民反抗而作的一点让步，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稳定封建秩序。
四、曹操与“唯才是举”
成新文、王怀中在《略论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晋阳学刊》1981年第1期）中认为，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为了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在割据混战中扫除群雄，冲破了东汉以来“以位命贤”的察举、征辟制的束缚，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大量提拔地主阶级中一切有才之士，对他们加以笼络利用，使曹操集团中出现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曹操依靠这些人最终统一了北方。
李则纲在其遗作《曹操的翻案与定案》（《江淮论坛》1981年第2期）中认为，曹操并没有真正唯才是举，破格用人。在曹操手下的人，顺他则生，逆他则死。曹操本人就曾杀死了许多有才之士。特别是他称为“吾之子房”的荀彧也因持有不同意见而被逼死。许多号称才智之士，有功于他，也因一言见疑而被他所残杀。他还设立“校事”特务组织，刺探吏民情事，任情诬陷、杀害士人。
五、曹操是否为杰出的军事家
钟文在《军事家曹操》（《文史知识》198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曹操是“亡国时第一流的军事家”。曹操一生戎马生涯，东征西讨，荡平天下，克成洪业，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北方，而且在军事上也取得了赫赫战绩，他曾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术、韩遂、袁绍等军阀割据势力。他还为《孙子兵法》作注，发挥或补充了其中的一些作战指挥原则。他善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取得了很多胜利。赤壁之战的失败主要在于他的骄傲自满。他在军事上取得的重大成就应给予肯定。
吴荣政《关于曹操军事才能的评价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认为，曹操在军事上有一定的才能、但并没有杰出的军事天才，称不上是一个大军事家。曹操在一般战争中，不仅有投降、逃跑的打算，而且有多次冒险的表现。由曹操指挥的对统一全局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战争，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汉中之战等等，只有官渡之战获得胜利，其余二役都以失败告终。官渡之战中，曹操表现了一定的军事才能，但他获胜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他的军事天才，而是袁绍内部产生了致命的弱点。他注释《孙子兵法》虽有贡献，却不能以理论指导实践。李则纲也认为，曹操只能称得上一般的军事家，而不是杰出的军事家。他固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也吃了不少败仗。他所以能够统一中国，并非完全是由于他的军事上的胜利，给他有利的重要条件，还和迁主刘协，建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关。
六、曹操与建安文学
刘知渐在《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以及后来发表的《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二文中认为，曹操的作品“糟粕多于精华”，“曹操对建安文学的消极作用是多于积极作用的”。他指出，建安七子早在没有依附曹操以前，就已成名，并非曹操培养了他们。相反，曹操对文人的网罗，使得建安七子培养和影响了曹丕、曹植的写作；同时也给他们的写作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使他们脱离实际，远离生活，只能写出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了。李则纲也认为，不应该把曹操对建安文学的作用估计过高。当时的建安文学集团对民生疾苦等并未有多大补益。曹操虽然在他的诗中描绘了一些人民的痛苦，但他本身就是造成人民痛苦的根源。他对他所笼络的文人也多有残杀，如孔融就因讥讽他而被杀。
胡世厚等在《曹操与建安文学——兼与刘知渐同志商榷》（《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一文中不同意刘知渐的观点。他们认为，曹操是个杰出的诗人和作家，他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推动了建安文学的积极发展。曹操注重真才实学，轻视儒家仁孝道德，提倡活跃思想，使文学脱离经学而得到发展。他十分重视文学，延揽和招集了大批文人团结在他周周，并鼓励他们创作。他自己的诗风和文风对“建安风骨”的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他对乐府诗歌的改造也作出了贡献。
七、曹操的思想
漆泽邦认为，曹操的思想是懦法杂用，二者结合。他采用法家思想，一是为了消灭割据，统一全国；二是为了加强对农民阶级的镇压以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他十分推崇儒术。北方统一后，他下令兴办学校，传播儒家思想，他的儒法并用思想是两汉以来封建统治者采用的传统手段。
柳轩《从曹操的诗文看他的政治思想》（《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认为曹操的思想以儒家为主。他为父报仇，屠杀徐州人民，是他尽“孝”的表现。他不是法家，因为他不可能象法家那样废除宗法制度，反对儒家的“亲亲”观点。不管在教育思想上，还是人才问题上，他都以儒家思想为标准。
吴其昌在《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曹操思想中包括儒、法、道、兵、名等各家思想，他是杂家的代表人物。曹操在运用这些思想时，能够根据不同的形势变化，把它们区分为主次两个方面。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深刻矛盾。这应该从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中去解释。
曹操（155—220），又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统帅。

曹操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宦官家庭。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中的一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嵩的出身，当时就搞不清楚，所以陈寿称他：“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夏侯氏之子。曾先后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太尉等官。

曹操是曹嵩的长子，他“少机警，有权数”，自幼博览群书，善诗词，通古学。曹操也有过人的武艺。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未被时人所重，但素以知人名世的太尉桥玄一见曹操就大为惊奇，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随之，桥玄又让曹操去拜访汉末主持“月旦评”的名士许子将，许子将评价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由此，曹操渐知名于世。

灵帝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势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立即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

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农民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斩首数万级。随之迁为济南相。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今山东济南一带）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长吏八名，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

中平五年（188），汉灵帝为巩固统治，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因其家世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

中平六年（189），董卓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相国，专擅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不愿与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

曹操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组织起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准备讨伐董卓。

献帝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牧守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以行奋武将军的身份，参加讨董军。二月，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自己留居洛阳抵御关东军。董卓之凉州军骁勇善战，关东军十余万人驻酸枣（今河南延津北）一带，无人敢向洛阳推进。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趁机与之决战，遂独自引军西进。曹操行至荥阳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与董卓军遭遇，大败，士卒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回至酸枣，曹操建议诸军各据要地，再分兵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围困董卓，关东诸将不肯从。

关东诸军名为讨董卓，实际各自心怀鬼胎，意在伺机发展自己势力。不久，诸军之间发生摩擦，相互火并。

初平三年，司徒王允与吕布在长安定计杀掉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攻陷长安，杀王允，进攻吕布，关中也陷入战乱。是时，州郡牧守各据一方，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连破兖州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迎曹操任兖州牧。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鲍信战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终于将黄巾击败。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

献帝初平四年（193）秋，曹操进兵徐州（治郯，今山东郯城），向东南扩展势力。徐州牧陶谦退守郯县。不久曹操军粮将尽，撤围回军。次年夏，曹操再征徐州，略地至东海。曹操征徐州期间，所过大肆杀戮，一路上“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曾参加讨董卓之战的陈留太守和曹操部将陈宫对曹操不满，遂叛操，迎吕布为兖州牧。吕布为当时名将，先为董卓部将，曾与王允定计诛杀董卓。

当时只有鄄城（今属山东）和东郡的范（今山东范县东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两县尚在曹操掌握之中，分别由司马荀彧和寿张令程昱、东郡太守夏侯敦等坚守，形势异常危急。曹操从徐州赶回，听说吕布屯于濮阳，遂进军围攻濮阳。二军相持百余日，蝗灾大起，双方停战，曹操军还鄄城。

兴平二年（195）夏，曹操整军再战吕布，于巨野（今山东巨野南）大破吕布军，吕布逃往徐州投靠刘备。

曹操从陈留起兵到兴平二年将吕布、张邈赶出兖州，经过六年的经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根据地。曹操起兵之初，仅有数千人，出任东郡太守前后，他陆续延揽一些拥有宗族、部曲等家兵的豪强地主归附自己，后击溃青州黄巾军，又收其精锐组成“青州兵”。这样，曹操又有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根据地和军队，是曹操得以成事的基本条件。

献帝刘协自被董卓劫至长安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建安元年七月，献帝终于回到洛阳，洛阳经董卓之乱，已是一片废墟。百官没有地方居住，“披荆棘，依丘墙间”，洛阳也没有粮食，“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

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的谋士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献帝。随即挟持汉帝迁都许昌。从此，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是曹操政治上的一大成功。

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建安元年，曹操采纳部下枣只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200），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