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我国目前通货膨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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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年的巨额贸易顺差和金融账户顺差，加上我国的强制结汇政策，中央银行每年不得不拿出大量的人民币来购买外币，导致了本币发行量的超额增长；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和高于周边市场的回报率，大量的国际热钱涌入中国，这也迫使央行增加人民币的供给。这些都使得本次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的带有货币性的特征。一般来说，导致一般物价水平上升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总供给无法满足总需求的增加，“物以稀为贵”；二是商品生产成本增加，造成销售价格相应上升。新一轮物价上涨不能说是由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引起的,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和国际油价高涨的推动下，粮食、煤炭、电力、石油、运输等上游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其它食品及下游工业产品的价格回升。因此，新一轮的温和型通货膨胀是非总量性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这次价格上涨从性质上看，具有结构性特征，典型表现在部分要素市场失衡出现供需脱节引起的价格上涨。价格上涨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粮食和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上游产品价格带动下游产品价格上涨，三是大量土地批租和房地产开发过度需求导致土地交易价格上涨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上游产品价格上涨主要是投资品价格上涨带动的。近年来投资率过高，部分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带动生产资料整体价格上涨，部分原材料和能源出现瓶颈制约，价格涨势迅猛。如果深入分析一下本轮物价传导的过程，就会发现本轮物价上涨中暴露出来的上下游产业价格波动不匹配现象的根源在于经济运行中不合理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单纯地用行政调控手段或货币紧缩政策，不仅无法达到调控的目标，反而有可能加剧调控的负面效应，使温和型通货膨胀延续下去并进一步恶化。
因此，新一轮通货膨胀是由于制度性因素导致市场结构不平衡，由瓶颈部门的价格上涨而通过成本要素向前推进形成，并且这种结构失衡的主因不在投资，而在体制，它反映了市场发育、改革进度的不平衡，反映了垄断经济的危害性。
一般来说，产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固定，因此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在于供给弹性。而产品的供给弹性又与资源约束程度负相关，与市场竞争程度和国际化程度正相关。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产品供给弹性过低主要受制于资源约束。能源、资源等行业又几乎被国有企业垄断，非国有资本实际上还是很难进入，在供给缺口形成后也不能很快增加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大了通胀压力。但是从粮食缺口、投资膨胀到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源约束。如果说政府的不合理管制降低了短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能迅速增加的话，那么资源约束就制约了长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因此，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所导致资源约束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但资源约束的影响决不仅仅在于通货膨胀，它应该引发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深刻思考和战略转变。
怎样应对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由于本轮通货膨胀的特殊性，完全指望货币政策恐怕难以实现控制本轮结构型通胀的目标，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策组合，把重点放在结构性调整，放在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真正做到宏观调控与改革推进相结合，以改革实现调控目标。
就是要在保持现有的货币政策力度，侧重疏导信贷结构调节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改革，打破上游企业的垄断格局。在加强短线部门投资时，最重要的是要向内、外资开放上游产业。这样才能打破个别资本对基础部门的垄断，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原材料价格既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又不体现成本大小的问题，通过市场调节疏通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价格传导机制。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内资的开放尤为重要。这些年来，中国开放战略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从高到低，从大到小，总是把利润最大的市场份额控制在国有手里，有的甚至让外资进入，也不允许内资进入，这种政策应该改变。
因此，新一轮通货膨胀是由于制度性因素导致市场结构不平衡，由瓶颈部门的价格上涨而通过成本要素向前推进形成，并且这种结构失衡的主因不在投资，而在体制，它反映了市场发育、改革进度的不平衡，反映了垄断经济的危害性。
一般来说，产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固定，因此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在于供给弹性。而产品的供给弹性又与资源约束程度负相关，与市场竞争程度和国际化程度正相关。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产品供给弹性过低主要受制于资源约束。能源、资源等行业又几乎被国有企业垄断，非国有资本实际上还是很难进入，在供给缺口形成后也不能很快增加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大了通胀压力。但是从粮食缺口、投资膨胀到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源约束。如果说政府的不合理管制降低了短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能迅速增加的话，那么资源约束就制约了长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因此，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所导致资源约束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但资源约束的影响决不仅仅在于通货膨胀，它应该引发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深刻思考和战略转变。
怎样应对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由于本轮通货膨胀的特殊性，完全指望货币政策恐怕难以实现控制本轮结构型通胀的目标，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策组合，把重点放在结构性调整，放在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真正做到宏观调控与改革推进相结合，以改革实现调控目标。
就是要在保持现有的货币政策力度，侧重疏导信贷结构调节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改革，打破上游企业的垄断格局。在加强短线部门投资时，最重要的是要向内、外资开放上游产业。这样才能打破个别资本对基础部门的垄断，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原材料价格既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又不体现成本大小的问题，通过市场调节疏通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价格传导机制。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内资的开放尤为重要。这些年来，中国开放战略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从高到低，从大到小，总是把利润最大的市场份额控制在国有手里，有的甚至让外资进入，也不允许内资进入，这种政策应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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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发生类似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风险，是当前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
近日，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教授、曾参与制定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经济政策的韩国银监会高级顾问韩文洙先生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金融安全等问题进行了专题演讲，并应邀接受了本报的专访，林毅夫、曹远征、李稻葵、陈平、左小蕾等中国经济学家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36期，本期推出的是罗伯特恩格尔教授的专访，其他讨论将在下期刊出。
“高增长低通胀可能要结束”
《21世纪》：据您看来，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罗伯特·恩格尔：我认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方面有了极大改变，对于国家来说，对冲基金成为强有力的工具。南非一些小国家就有对冲基金在运作。从全球经济来看，大多数国家都发展得很好。就生产力和发展速度而言，中国是很杰出的，当然也有其它国家做得很好。我认为这部分是由于金融市场造成的。
《21世纪》：“中国速度”的主要秘密可能是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您提到过中国已有市场经济，但很多方面是中国特色。你认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的“北京共识”吗？
罗伯特·恩格尔：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经济已经有了很多共同之处，但中国并不会也不希望失去自己独特的个性。中国会找到自己独特的位置。中国收购美国公司，美国收购中国公司，这是事实，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德国，法国也是一样。
《21世纪》：近五年来，中国经济以10%的平均速度增长。在宏观看好的前提下，是否潜存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前30年，东亚也保持了同样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罗伯特·恩格尔：总体上来说，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我不认为存在着潜在的危机。我认为，中国可以向下一个阶段发展，不仅仅是靠出口发展经济，而是全方面地融入全球经济。
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可能要结束。我认为中国很聪明，几乎把所有事情都做对了。但是当经济体变得如此之大时，就很难有效地管理得面面俱到了。你必须让市场来决定。
开放的风险要小一些
《21世纪》：在汇率方面，您也认为市场应当起更大的作用，政府应当减少干预，在汇率波动性增强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对中国“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您是否支持？对中国目前的汇率水平来说，如果由市场起更大作用，如何防范面临的风险？
罗伯特·恩格尔：从全球经验来看，汇率肯定会有变动，但不会有急剧波动。我想中国开放金融系统会面临的风险是，有外部资金流入，想要在国内投资，国内也有资金想流出。
但是我想这些风险需要与不开放金融系统所带来的风险结合起来看。不开放金融系统也会带来很多风险，有一些就像我们现在在沪市A股中所看到的一样，由于股价的大幅变动，投资于沪市的许多家庭最近有很大的经济损失。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多样化投资组合的渠道。所以，我认为开不开放金融系统都是有风险的，但是开放的风险要小一些。
《21世纪》：如果短时间完全开放金融系统，很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快速升值。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大量失业，因为出口将会减少。
罗伯特·恩格尔：中国是一个生产大国，具有很好的出口能力，所以应该会保持这种能力。同时，中国在国际市场出售的农产品( 21.90,0.00,0.00%)可能会减少，但是可能会在国内市场出售的更多，因为中国人民的收入是在不断提高的。我不认为会带来大规模失业。
同时，我也不认为如果开放金融体系，汇率波动会那么大。
《21世纪》：但金融安全可能还是需要被考虑。也许加强股市的治理和银行系统的监管，然后考虑金融市场更大程度的开放才不会重蹈东亚金融危机的覆辙。您对此怎么看？
罗伯特·恩格尔：如果市场更开放，它就会更加稳定，应该让国内和国外的投资人都参与整个市场，国内的投资者也应该走出去投资一些非中国公司。如果市场当中的投资人都是不成熟的，那这个市场的波动性一定大。
有人说，目前的中国市场已经出现了泡沫，可能明年或者是后年市场就会崩溃，如果到那个时候，中国将会认为自由市场不行。但我不这样看，自由市场要求市场开放，能够让资金更加流动，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这方面我的确有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关注。
国内的投资人在不久的未来一定会有更加成熟的对国际市场的投资经验，这对中国投资市场地位的增强有一定帮助。如果投资的工具多了，情况会更好。到时候人们会觉得，不一定把钱放在这个投资工具上，还可以放在其它投资工具上。
《21世纪》：国内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虽然是在调外部汇率，但可以通过调内部汇率入手，即提高商品的价格，比如资源和服务。你怎样看待这种手段？如何平抑有可能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
罗伯特·恩格尔：我认为通货膨胀是人们应该预期到的后果之一。即使人民币不升值的话，对中国商品的过度需求，即大量商品出口和大量资金流入，也会使商品价格和工人工资上升。看到这点，我并不惊讶。
《21世纪》：对汇率问题背后的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你如何分析？这可能是美国与整个亚洲地区的贸易不平衡。
罗伯特·恩格尔：关于中美贸易差额究竟是不是一个大问题，这是见仁见智的。中国实际上是在补贴美国的，从经济意义上来讲，我认为中国没有理由继续这样做。
最终，中国会开放资本市场，向世界各地投资。因为中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如果美国公司的价格足够低，我认为中国应该去收购它们。
《21世纪》：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热钱流入，促使楼市、股市过快上涨，使泡沫膨胀，可能被国际金融炒家冲击中国经济提供机会和条件。
罗伯特·恩格尔：我认为美国是希望人民币升值的，但是更希望美国公司能更加容易地在中国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许多产业都想在中国进一步发展。我认为汇率的开放，并不是所想的那样危险，而是对投资带来便利。
如何让中国股市平稳成长？
《21世纪》：你在对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世界上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50个国家的股市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后，按非稳定性程度由高到低进行了排序——中国恰好处于中间位置，即非稳定性较高时期。中国股市高涨的根本原因在于流动性过剩，近期加息和调高印花税也是平抑手段之一。您认为，怎样设计配套政策来平抑过多资金涌入股市的现状？能否、如何避免市场的大起大落？
罗伯特·恩格尔：如果股市高涨，这应该是由基本面决定的，但我不确定中国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多高才算过高，因为不清楚中国公司的盈利情况。
如何使股市平静下来？我不知道短期内应该怎样做。但在长期内，应该做到如下几点：首先，如果一公司股价上升，它应该有机会再发售新股，从而募集更多资金，能够进行再投资。某一家公司股价上升，那是因为它具有较多的投资机会，这也是股市的功能，把投资者的钱用在最具潜力的公司上。但是公司发售新股很不易，所以这种手段可能不太有效。但如果公司可以发行新股的话，是可以避免股价过度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应该使公司更容易发行新股。
其次，A股和B股市场应该合并，对所有人公平开放。
当日本股市崩盘后，需要十年的时间才恢复正常。美国股市在2000年崩盘后，需要四年时间恢复。中国的股市规模目前还不算很大，但会越来越大。应该通过多样化投资组合的方式，使其成为全球股市的一部分，而非仅仅是中国内部的市场。
《21世纪》：您认为中国如何避免发生“日本问题”？
罗伯特·恩格尔：1990年代的日本好像是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我记不太清楚了。它的股市一路高涨，部分原因是过低的利率导致的。那时，日本的家庭主妇会把全家的财富用来炒股。
《21世纪》：您的ARCH模型有什么样的结论？具体应用到中国，您认为中国宏观经济与股市的相关性如何？
罗伯特·恩格尔：关于ARCH模型(编按：见“相关”)的那篇论文有一个重要结论就是金融市场的波动程度是与宏观经济表现相关的，经济发展得越快，金融市场波动越小；通货膨胀率越高，金融市场波动越大；宏观经济越不稳定，金融市场波动越大。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通过稳定宏观经济发展，来稳定金融市场。
结论也适用于中国。但对中国股市来说，A股市场波动要大一些，尽管是同样的公司。
我对中国宏观经济与股市目前的相关性也不好做太多的评论。因为我对中国的一些数据只是两年前才积累的，差不多从2003年才开始有一些研究。当时中国股市还是比较低，还没有往上升。
近日，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教授、曾参与制定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经济政策的韩国银监会高级顾问韩文洙先生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金融安全等问题进行了专题演讲，并应邀接受了本报的专访，林毅夫、曹远征、李稻葵、陈平、左小蕾等中国经济学家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36期，本期推出的是罗伯特恩格尔教授的专访，其他讨论将在下期刊出。
“高增长低通胀可能要结束”
《21世纪》：据您看来，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罗伯特·恩格尔：我认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方面有了极大改变，对于国家来说，对冲基金成为强有力的工具。南非一些小国家就有对冲基金在运作。从全球经济来看，大多数国家都发展得很好。就生产力和发展速度而言，中国是很杰出的，当然也有其它国家做得很好。我认为这部分是由于金融市场造成的。
《21世纪》：“中国速度”的主要秘密可能是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您提到过中国已有市场经济，但很多方面是中国特色。你认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的“北京共识”吗？
罗伯特·恩格尔：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经济已经有了很多共同之处，但中国并不会也不希望失去自己独特的个性。中国会找到自己独特的位置。中国收购美国公司，美国收购中国公司，这是事实，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德国，法国也是一样。
《21世纪》：近五年来，中国经济以10%的平均速度增长。在宏观看好的前提下，是否潜存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前30年，东亚也保持了同样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罗伯特·恩格尔：总体上来说，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我不认为存在着潜在的危机。我认为，中国可以向下一个阶段发展，不仅仅是靠出口发展经济，而是全方面地融入全球经济。
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可能要结束。我认为中国很聪明，几乎把所有事情都做对了。但是当经济体变得如此之大时，就很难有效地管理得面面俱到了。你必须让市场来决定。
开放的风险要小一些
《21世纪》：在汇率方面，您也认为市场应当起更大的作用，政府应当减少干预，在汇率波动性增强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对中国“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您是否支持？对中国目前的汇率水平来说，如果由市场起更大作用，如何防范面临的风险？
罗伯特·恩格尔：从全球经验来看，汇率肯定会有变动，但不会有急剧波动。我想中国开放金融系统会面临的风险是，有外部资金流入，想要在国内投资，国内也有资金想流出。
但是我想这些风险需要与不开放金融系统所带来的风险结合起来看。不开放金融系统也会带来很多风险，有一些就像我们现在在沪市A股中所看到的一样，由于股价的大幅变动，投资于沪市的许多家庭最近有很大的经济损失。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多样化投资组合的渠道。所以，我认为开不开放金融系统都是有风险的，但是开放的风险要小一些。
《21世纪》：如果短时间完全开放金融系统，很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快速升值。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大量失业，因为出口将会减少。
罗伯特·恩格尔：中国是一个生产大国，具有很好的出口能力，所以应该会保持这种能力。同时，中国在国际市场出售的农产品( 21.90,0.00,0.00%)可能会减少，但是可能会在国内市场出售的更多，因为中国人民的收入是在不断提高的。我不认为会带来大规模失业。
同时，我也不认为如果开放金融体系，汇率波动会那么大。
《21世纪》：但金融安全可能还是需要被考虑。也许加强股市的治理和银行系统的监管，然后考虑金融市场更大程度的开放才不会重蹈东亚金融危机的覆辙。您对此怎么看？
罗伯特·恩格尔：如果市场更开放，它就会更加稳定，应该让国内和国外的投资人都参与整个市场，国内的投资者也应该走出去投资一些非中国公司。如果市场当中的投资人都是不成熟的，那这个市场的波动性一定大。
有人说，目前的中国市场已经出现了泡沫，可能明年或者是后年市场就会崩溃，如果到那个时候，中国将会认为自由市场不行。但我不这样看，自由市场要求市场开放，能够让资金更加流动，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这方面我的确有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关注。
国内的投资人在不久的未来一定会有更加成熟的对国际市场的投资经验，这对中国投资市场地位的增强有一定帮助。如果投资的工具多了，情况会更好。到时候人们会觉得，不一定把钱放在这个投资工具上，还可以放在其它投资工具上。
《21世纪》：国内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虽然是在调外部汇率，但可以通过调内部汇率入手，即提高商品的价格，比如资源和服务。你怎样看待这种手段？如何平抑有可能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
罗伯特·恩格尔：我认为通货膨胀是人们应该预期到的后果之一。即使人民币不升值的话，对中国商品的过度需求，即大量商品出口和大量资金流入，也会使商品价格和工人工资上升。看到这点，我并不惊讶。
《21世纪》：对汇率问题背后的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你如何分析？这可能是美国与整个亚洲地区的贸易不平衡。
罗伯特·恩格尔：关于中美贸易差额究竟是不是一个大问题，这是见仁见智的。中国实际上是在补贴美国的，从经济意义上来讲，我认为中国没有理由继续这样做。
最终，中国会开放资本市场，向世界各地投资。因为中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如果美国公司的价格足够低，我认为中国应该去收购它们。
《21世纪》：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热钱流入，促使楼市、股市过快上涨，使泡沫膨胀，可能被国际金融炒家冲击中国经济提供机会和条件。
罗伯特·恩格尔：我认为美国是希望人民币升值的，但是更希望美国公司能更加容易地在中国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许多产业都想在中国进一步发展。我认为汇率的开放，并不是所想的那样危险，而是对投资带来便利。
如何让中国股市平稳成长？
《21世纪》：你在对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世界上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50个国家的股市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后，按非稳定性程度由高到低进行了排序——中国恰好处于中间位置，即非稳定性较高时期。中国股市高涨的根本原因在于流动性过剩，近期加息和调高印花税也是平抑手段之一。您认为，怎样设计配套政策来平抑过多资金涌入股市的现状？能否、如何避免市场的大起大落？
罗伯特·恩格尔：如果股市高涨，这应该是由基本面决定的，但我不确定中国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多高才算过高，因为不清楚中国公司的盈利情况。
如何使股市平静下来？我不知道短期内应该怎样做。但在长期内，应该做到如下几点：首先，如果一公司股价上升，它应该有机会再发售新股，从而募集更多资金，能够进行再投资。某一家公司股价上升，那是因为它具有较多的投资机会，这也是股市的功能，把投资者的钱用在最具潜力的公司上。但是公司发售新股很不易，所以这种手段可能不太有效。但如果公司可以发行新股的话，是可以避免股价过度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应该使公司更容易发行新股。
其次，A股和B股市场应该合并，对所有人公平开放。
当日本股市崩盘后，需要十年的时间才恢复正常。美国股市在2000年崩盘后，需要四年时间恢复。中国的股市规模目前还不算很大，但会越来越大。应该通过多样化投资组合的方式，使其成为全球股市的一部分，而非仅仅是中国内部的市场。
《21世纪》：您认为中国如何避免发生“日本问题”？
罗伯特·恩格尔：1990年代的日本好像是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我记不太清楚了。它的股市一路高涨，部分原因是过低的利率导致的。那时，日本的家庭主妇会把全家的财富用来炒股。
《21世纪》：您的ARCH模型有什么样的结论？具体应用到中国，您认为中国宏观经济与股市的相关性如何？
罗伯特·恩格尔：关于ARCH模型(编按：见“相关”)的那篇论文有一个重要结论就是金融市场的波动程度是与宏观经济表现相关的，经济发展得越快，金融市场波动越小；通货膨胀率越高，金融市场波动越大；宏观经济越不稳定，金融市场波动越大。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通过稳定宏观经济发展，来稳定金融市场。
结论也适用于中国。但对中国股市来说，A股市场波动要大一些，尽管是同样的公司。
我对中国宏观经济与股市目前的相关性也不好做太多的评论。因为我对中国的一些数据只是两年前才积累的，差不多从2003年才开始有一些研究。当时中国股市还是比较低，还没有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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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的多次加息只是限制了银行资金的流动性，房价依然坚挺，呵呵，而实际上现在充斥国内市场的资金大多是个人手中或是地下钱庄的资金,还有国际上投机资金，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回落并不代表通货膨胀的解决，相应的游资都投机炒作到黄金白银上，而现在金银价格的回落更是体现了以前炒作者急于出手，呵呵，个人认为，存贷款利率还会进一步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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