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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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内容：
1.反映劳动生产的诗篇《芣苢》劳动过程《葛覃》终年农事活动《七月》
2.反映剥削与压迫的诗篇《硕鼠》《伐檀》
3反映征徭离乱的诗篇《君子于役》《东山》
4.爱国主义的诗篇《采薇》《无衣》
5反映婚姻爱情的诗篇《氓》
6反映社会黑暗腐败的政治讽刺诗《南山》
7祭歌史诗《民生》
【2】艺术特点：
1.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2.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3.复沓的章法
4.四言为主的句式
5.丰富生动形象的语言
扩展资料：
一、诗经的社会功用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
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二、历史与民俗价值
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
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诗，本是歌颂祖先的颂歌，属祭祖诗，记录了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到周灭商建国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辉煌功绩。这些诗篇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记录了周民族的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
记载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迁徙、大战争等重要历史条件，反映了周民族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多方面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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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内容：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西周、东周、东周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 》、《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 》、《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庸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艺术特点：
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一部分，与《国风》类似。但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说的“民歌”，只是一种泛指；其特点恰与上述《雅》、《颂》的特点相反，是由无名作者创作、在社会中流传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数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诗中自述者的身份作为作者的身份，则既包括劳动者、士兵，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属于“士”和“君子”阶层的人物。“士”在当时属于贵族最低的一级，“君子”则是对贵族的泛称。此外仍有许多无法确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说，这种民歌是社会性的群众性的作品。由于诗歌的性质不同，其描述的内容也相应有所不同。《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产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 《国风》中的民间歌谣（包括《小雅》中一部分类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纯粹出于社会上层的《雅》、《颂》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更为浓厚。《国风》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 《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
赋、比、兴的手法 句式的章法 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 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 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 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 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 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 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 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 诗人的情感，赋运用得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地叙述事物，抒写感情。如《七 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法。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 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赋可以叙事描写，也 可以议论抒情，比兴都是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的，在赋、比、兴三者中， 赋是基础。
《诗经》中比的运用也很广泛，比较好理解。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 情的比体诗，如《豳风·鸱鸮》、《魏风·硕鼠》、《小雅·鹤鸣》，独具特色； 而一首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更是丰富多彩。《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 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分别以柔嫩的白茅芽、冻结的油脂、白色长身的天牛幼虫、白而整齐的瓠子、宽 额的螓虫、蚕蛾的触须来比喻美人的手指、肌肤、脖颈、牙齿、额头、眉毛，形 象细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两句动态描写，又把这幅美人图变得生动鲜 活。《召南·野有死麕》则不从局部比喻，而以“有女如玉”作比，使人由少女 的美貌温柔联想到美玉的洁白、温润。以具体的动作和事物来比拟难言的情感和 独具特征的事物，在《诗经》中也很常见。“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王 风·黍离》），以“醉”、“噎”比喻难以形容的忧思；“巧言如簧”（《小雅 ·巧言》）、“其甘如荠”（《邶风·谷风》），“巧言”、“甘”这些不易描 摹的情态，表现为形象具体的“簧”、“荠”。总之，《诗经》中大量用比，表 明诗人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再现异彩纷呈的物象。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关起调节韵律、唤起 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 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意义 上的联系。《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 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 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 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 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郑风·野有蔓草》写情人在郊野“邂逅相遇”：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而绿意浓浓、生 趣盎然的景色，和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心情，正好交相辉映。再如《周南·桃夭》 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 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 、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 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 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 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 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 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 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 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 之，宛在水中沚。
“毛传”认为是兴，朱熹《诗集传》则认为是赋，实际二者并不矛盾，是起 兴后再以赋法叙写。河滨芦苇的露水凝结为霜，触动了诗人思念“伊人”之情， 而三章兴句写景物的细微变化，不仅点出了诗人追求“伊人”的时间地点，渲染 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而且烘托了诗人由于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 想“伊人”的心情。在铺叙中，诗人反复咏叹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 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心情，凄清的秋景与感伤的情绪浑然一体，构成 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 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 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 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 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 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
采采芣苡，薄言袺之。采采芣苡，薄言襭之。
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灵 活多样的用词，把采芣苡的不同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意义上形 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云：“读者试平 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 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除同一诗章重叠外，《诗经》中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叠章，如《郑风·丰》 共四章，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或是一篇之中， 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叠，后三章是重章。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四 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 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有的是在同一诗 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 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诗经》中的叠字，又称为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 以“丁丁”、“嘤嘤”摹伐木、鸟鸣之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以“依依”、“霏霏”，状柳、雪之态。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和 重言一样，双声叠韵也使诗歌在演唱或吟咏时，章节舒缓悠扬，语言具有音乐美。 《诗经》中双声叠韵运用很多，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 等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等，还有些双声叠韵 用在诗句的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炮 之燔之”（《小雅·瓠叶》）、“爰居爰处”（《邶风·击鼓》）、“婉兮娈兮” （《齐风·甫田》）等等。
《诗经》的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 韵脚在偶句上，这是我国后世诗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还有后世诗歌中不常见的 句句用韵。《诗经》中也有不是一韵到底的，也有一诗之中换用两韵以上的，甚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
《诗经》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对 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芣莒》， 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 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 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六个动词，鲜 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莒的图景。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中几乎都能找： 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 其行”（《卫风·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 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 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 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 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 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 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 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 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 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 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 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抒情诗传统 风雅与文学革新 比兴的垂范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 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 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诗经》 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 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 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 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 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 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 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 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 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 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 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 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 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 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 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 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 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 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 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 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 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 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 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 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 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 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 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 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 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 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 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 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 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西周、东周、东周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 》、《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 》、《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庸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艺术特点：
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一部分，与《国风》类似。但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说的“民歌”，只是一种泛指；其特点恰与上述《雅》、《颂》的特点相反，是由无名作者创作、在社会中流传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数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诗中自述者的身份作为作者的身份，则既包括劳动者、士兵，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属于“士”和“君子”阶层的人物。“士”在当时属于贵族最低的一级，“君子”则是对贵族的泛称。此外仍有许多无法确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说，这种民歌是社会性的群众性的作品。由于诗歌的性质不同，其描述的内容也相应有所不同。《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产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 《国风》中的民间歌谣（包括《小雅》中一部分类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纯粹出于社会上层的《雅》、《颂》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更为浓厚。《国风》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 《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
赋、比、兴的手法 句式的章法 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 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 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 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 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 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 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 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 诗人的情感，赋运用得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地叙述事物，抒写感情。如《七 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法。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 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赋可以叙事描写，也 可以议论抒情，比兴都是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的，在赋、比、兴三者中， 赋是基础。
《诗经》中比的运用也很广泛，比较好理解。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 情的比体诗，如《豳风·鸱鸮》、《魏风·硕鼠》、《小雅·鹤鸣》，独具特色； 而一首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更是丰富多彩。《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 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分别以柔嫩的白茅芽、冻结的油脂、白色长身的天牛幼虫、白而整齐的瓠子、宽 额的螓虫、蚕蛾的触须来比喻美人的手指、肌肤、脖颈、牙齿、额头、眉毛，形 象细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两句动态描写，又把这幅美人图变得生动鲜 活。《召南·野有死麕》则不从局部比喻，而以“有女如玉”作比，使人由少女 的美貌温柔联想到美玉的洁白、温润。以具体的动作和事物来比拟难言的情感和 独具特征的事物，在《诗经》中也很常见。“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王 风·黍离》），以“醉”、“噎”比喻难以形容的忧思；“巧言如簧”（《小雅 ·巧言》）、“其甘如荠”（《邶风·谷风》），“巧言”、“甘”这些不易描 摹的情态，表现为形象具体的“簧”、“荠”。总之，《诗经》中大量用比，表 明诗人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再现异彩纷呈的物象。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关起调节韵律、唤起 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 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意义 上的联系。《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 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 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 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 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郑风·野有蔓草》写情人在郊野“邂逅相遇”：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而绿意浓浓、生 趣盎然的景色，和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心情，正好交相辉映。再如《周南·桃夭》 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 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 、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 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 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 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 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 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 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 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 之，宛在水中沚。
“毛传”认为是兴，朱熹《诗集传》则认为是赋，实际二者并不矛盾，是起 兴后再以赋法叙写。河滨芦苇的露水凝结为霜，触动了诗人思念“伊人”之情， 而三章兴句写景物的细微变化，不仅点出了诗人追求“伊人”的时间地点，渲染 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而且烘托了诗人由于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 想“伊人”的心情。在铺叙中，诗人反复咏叹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 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心情，凄清的秋景与感伤的情绪浑然一体，构成 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 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 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 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 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 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
采采芣苡，薄言袺之。采采芣苡，薄言襭之。
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灵 活多样的用词，把采芣苡的不同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意义上形 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云：“读者试平 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 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除同一诗章重叠外，《诗经》中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叠章，如《郑风·丰》 共四章，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或是一篇之中， 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叠，后三章是重章。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四 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 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有的是在同一诗 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 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诗经》中的叠字，又称为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 以“丁丁”、“嘤嘤”摹伐木、鸟鸣之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以“依依”、“霏霏”，状柳、雪之态。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和 重言一样，双声叠韵也使诗歌在演唱或吟咏时，章节舒缓悠扬，语言具有音乐美。 《诗经》中双声叠韵运用很多，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 等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等，还有些双声叠韵 用在诗句的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炮 之燔之”（《小雅·瓠叶》）、“爰居爰处”（《邶风·击鼓》）、“婉兮娈兮” （《齐风·甫田》）等等。
《诗经》的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 韵脚在偶句上，这是我国后世诗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还有后世诗歌中不常见的 句句用韵。《诗经》中也有不是一韵到底的，也有一诗之中换用两韵以上的，甚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
《诗经》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对 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芣莒》， 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 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 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六个动词，鲜 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莒的图景。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中几乎都能找： 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 其行”（《卫风·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 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 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 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 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 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 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 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 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 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 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 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抒情诗传统 风雅与文学革新 比兴的垂范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 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 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诗经》 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 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 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 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 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 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 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 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 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 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 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 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 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 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 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 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 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 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 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 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 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 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 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 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 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 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 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 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 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 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 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 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 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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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内容：
1.反映劳动生产的诗篇《芣苢》劳动过程《葛覃》终年农事活动《七月》
2.反映剥削与压迫的诗篇《硕鼠》《伐檀》
3反映征徭离乱的诗篇《君子于役》《东山》
4.爱国主义的诗篇《采薇》《无衣》
5反映婚姻爱情的诗篇《氓》
6反映社会黑暗腐败的政治讽刺诗《南山》
7祭歌史诗《民生》
艺术特点：
1.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2.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3.复沓的章法
4.四言为主的句式
5.丰富生动形象的语言
1.反映劳动生产的诗篇《芣苢》劳动过程《葛覃》终年农事活动《七月》
2.反映剥削与压迫的诗篇《硕鼠》《伐檀》
3反映征徭离乱的诗篇《君子于役》《东山》
4.爱国主义的诗篇《采薇》《无衣》
5反映婚姻爱情的诗篇《氓》
6反映社会黑暗腐败的政治讽刺诗《南山》
7祭歌史诗《民生》
艺术特点：
1.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2.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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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内容：《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西周、东周、东周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 》、《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 》、《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庸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艺术特点：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一部分，与《国风》类似。但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说的“民歌”，只是一种泛指；其特点恰与上述《雅》、《颂》的特点相反，是由无名作者创作、在社会中流传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数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诗中自述者的身份作为作者的身份，则既包括劳动者、士兵，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属于“士”和“君子”阶层的人物。“士”在当时属于贵族最低的一级，“君子”则是对贵族的泛称。此外仍有许多无法确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说，这种民歌是社会性的群众性的作品。
由于诗歌的性质不同，其描述的内容也相应有所不同。
《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产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
《国风》中的民间歌谣（包括《小雅》中一部分类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纯粹出于社会上层的《雅》、《颂》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更为浓厚。《国风》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
《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 》、《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庸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艺术特点：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一部分，与《国风》类似。但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说的“民歌”，只是一种泛指；其特点恰与上述《雅》、《颂》的特点相反，是由无名作者创作、在社会中流传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数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诗中自述者的身份作为作者的身份，则既包括劳动者、士兵，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属于“士”和“君子”阶层的人物。“士”在当时属于贵族最低的一级，“君子”则是对贵族的泛称。此外仍有许多无法确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说，这种民歌是社会性的群众性的作品。
由于诗歌的性质不同，其描述的内容也相应有所不同。
《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产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
《国风》中的民间歌谣（包括《小雅》中一部分类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纯粹出于社会上层的《雅》、《颂》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更为浓厚。《国风》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
《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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