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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服上的品级标记
在等级社会中，服饰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外在标志。“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贾谊《新书.服疑》）。
据说从舜时开始，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按汉代大儒孔安国的说法，十二章就是十二种图案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形）。天子之服十二种图案都全，诸侯之服用龙以下八种图案，卿用藻以下六种图案，大夫用藻火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兼上，界限十分分明。这些图案的意义，古人说法也不一致，估计和古代巫术有关。“日”、“月”、“星辰”代表天，“山”古人认为是登天之道，历代皇帝都要到泰山去封禅，因而这四种图案是皇帝独用的。“龙”是王权的象征，“华虫”近于凤，这两种图案按先秦古制是天子、三公诸侯才能用的，天子用升龙，三公诸侯只能用降龙。而平民穿衣，则不准有文饰，被称为白衣，所以后来称庶民为白丁。
春秋战国时礼崩乐坏，楚国令尹公子围参加几个诸侯国的盟会时，擅自用了诸侯一级的服饰仪仗，受到各国与会者的指责。鲁国的叔孙穆子说：“楚公子美极了，不像大夫了，简直就像国君了。一个大夫穿了诸侯的服饰，恐怕有篡位的意思吧？服饰，是内心思想的外在表现啊！”穆子预料得不错，公子围回国就弑了郏敖，自立为君，就是楚灵王。后来，历朝都把服饰“以下僭上”看作犯禁的行为，弄得不好会丢脑袋。有的朝代惩罚轻些，如元朝律令，当官的倘若服饰僭上，罚停职一年，一年后降级使用；平民如果僭越，罚打五十大板，没收违制的服饰。
历代官服上的等级标志标记不尽相同。“十二章”古制后来被改革掉了。如明代官员的公服用花来表示。一品官用圆径五寸的大独科花，二品用三寸的小独科花，三品用二寸没有枝叶的散花，四品五品用一寸半的小杂花，六品七品用一寸的小杂花。八品九品没有花，大约就是上海俗语所谓的“呒啥花头”了。这是上朝奏事、谢恩时穿的。官员平时办公穿的常服图案又有不同：文官一律用鸟类来区别等级高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一律用兽类来划分上下不同，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这倒真应了旧时文武百官无非都是皇帝羽翼爪牙之说了。除此之外，冠饰、束带、佩带物等等，在在都以不同形制作等级之分。如清朝冠顶上东珠的多少有无，宝石的颜色大小，从皇子亲王到七品芝麻官，都按身份的尊卑贵贱有严格的规定。八品以下，珠也没有，宝石也没有，只是个光顶子。
《红楼梦》的《好了歌》道：“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等级社会中透过服饰的变换，演出了多少人间悲喜剧。
戏装的夸张美
传统戏曲服装，俗称“行头”，是古代服饰的美化和艺术的再创造，它以明代服装为主，杂糅了上自唐代，下至清朝的各时代服饰式样。
中国传统戏曲服饰的特点之一就是套式化。上至皇帝，下至奴婢仆役、囚徒乞丐，各色人等，都有与角色身份、地位、职业、场合乃至性格相配的专门服饰套式。同是宰相，朝廷上要戴“相貂”，居家则戴“相巾”。《战宛城》中的曹操，“挟天子”的日子还不长，戴的是“相貂”；《逍遥津》中的曹操，“令诸侯”已近二十年，戴表示丞相身份的“相貂”已不够了，要戴金缕绒球、两侧金色如意翅的“文阳”了。这种戏装套式系列，主要是明清两代逐渐形成的，是许多艺人点滴创造的积累，这与二百年来京剧发展的关系尤为密切。
传统戏曲服装中的“蟒”，是帝王将相的官服，圆领大襟，上绣云龙等花纹，下摆及袖口绣海水的象征性纹饰，皇帝穿黄色团龙蟒，将相穿其他颜色的独龙蟒。还有“女蟒”，是后妃、诰命一品夫人、女将的朝服，上绣丹凤朝阳或凤凰牡丹等图案。历史上元、清两代帝王，对龙的垄断，不像宋、明那样严。元代把“真龙”的形象定为五爪二角，其他兴云布雨的龙和“混江龙”、“入云龙”之类只能是四爪或三爪的。明代就不一样了，为了避免混淆，除了把四爪、三爪的称为蟒，与五爪的龙加以区别外，还严禁臣民穿蟒衣。嘉靖十六年，兵部尚书张瓒穿了一件有点像蟒纹的衣服，明世宗大怒，谕阁臣夏言说：“尚书二品，何自服蟒？”夏言回答说：“张瓒穿的是一件钦赐的飞鱼服，色彩鲜明，有点像蟒罢了。”嘉靖皇帝说：“飞鱼为什么绣了两只角？”遂下令严禁。在这样的情况下，演戏怎么可能让帝王将相后妃贵妇一起穿上“蟒”呢？所以戏装系列中的“蟒”，是不可能在明代出现的。清代则不然，其朝服之制，皇帝、后妃、皇子、亲王都用龙袍，亲王世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文武三品都用蟒袍。比照戏剧服装系列把帝王将相的朝服统称为“蟒”，完全符合清代的服饰观念。至于戏中帝王的朝服不称龙袍而也称蟒，只是因为这“帝王”究竟是“戏子”扮的，有所避讳而已。
为了给观众更多的美感享受，戏曲服装多缀美丽饰物，如珠花、绒球、丝绦、雉尾等。像舞台上吕布、周瑜在紫金冠上插两根长长的雉尾，为演员演活角色增加了许多做戏的机会。这是生活中所没有的。《明史?舆服志三》说，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有公、侯、伯爵位的出席典礼，冠上要插雉尾。但那是公、侯、伯，而且只在典礼上用，武将或都督在军中是没有这种装束的。吕布和周瑜生活的时代，有一种武冠，“加双�尾，竖左右”（《后汉书.舆服志下》）。但舞台上的“翎子”比实际上的�尾长了起码有四五倍。这就是艺术的夸张。
传统戏曲服装中有些类型也来自生活而异于生活，如剧中后妃贵妇穿的便服叫“帔”，名称也来自生活中的“帔”，可是形制完全不同。《说文》收有“帔”字，段玉裁注以为“今男子妇人披肩是其遗意”。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中，虢国夫人的帔正规地披在肩上，从胸前垂至腰际；而周�《调琴品茗图》中的贵妇，那帔已不是披在肩上，而是十分洒脱地卸落到腰背部，仅两端挽在手腕上了。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中有“虹裳霞帔步摇冠”，用“霞”来形容帔之多彩而美者。从此，“霞帔”成为专名，成了命妇品级的标志。
衣料杂谈
从远古以来，中国的衣料，特别在丝织品领域，曾长期领先于世界。
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向我们提供的最早家蚕丝织品的出土实物，是四千七百年前的绢片、丝带和丝线，这些东西都放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个竹筐里。
绮是代表丝织物的词中，少数几个有“美丽”之类转义的词之一。除“锦心绣口”、“锦绣河山”等比喻用法外，“绮”的转义更为活跃多见，有“绮年”、“绮思”、“绮语”、“绮梦”，等等。绮是一种平地上起斜花的美丽、轻柔、令三千多年前的人叹为观止的衣料。古代波斯人称中国为Cini，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这是今天英文中China的起源。外国人首先认识中国，是从惊叹于绮的神奇美丽开始的，Cini就是“绮”的对音，波斯人和印度都知道在他们东方有一个“绮”国（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个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西方学者看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艺术中一些雕塑女神像和彩绘像，所穿衣服都是细薄柔软透明的丝质衣料，从而断定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丝绸已辗转传到地中海畔。这正当中国的春秋末年、战国初年。从战国楚墓出土的实物看，那时已有三色龙凤纹锦，这在当时确是一种高贵华丽的衣料。
三国时，诸葛亮治蜀，大力发展蚕桑，蜀锦名闻一时。魏文帝曹丕对其花纹新颖赞叹不已，诏群臣说：“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蜀国用它搞外交，《吴记》中说：“蜀遣使吴，赍重锦千端。”即以蜀锦为其联吴拒曹战略目标所用。诸葛亮南征，把织锦的方法传授给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以苗族把自己织的五彩锦称为“武侯锦”，而侗族妇女织的侗锦又称“诸葛锦”。古来传说，蜀锦历久不褪色。原因在于蜀地养蚕的方法与他处方法不同，“当其眠将起时，以桑灰喂之”，还有人认为是锦江（今成都南）的水质特别好，用它染丝、濯锦，能使色泽分外鲜明。蜀汉时管理织锦的官就驻在此地。杜甫《蜀相》诗云：“锦官城外柏森森”。彼时成都被称为锦官城，原因即在此。
从宋元到明清，丝织品不断扩大和优化品种，如北宋创制了缂丝，南宋出现了织锦缎，明代又锦上添花，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妆花缎。《金瓶梅词话》四十回写西门庆用“南边织造的夹板罗缎尺头”，叫赵裁缝替妻妾“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这“妆花”就是当时的时新衣料妆花缎。
中国服饰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衣料也是如此。毛织物和棉布，最早就是少数民族作出的贡献。迄今可知的中国境内最早的毛织品，是1960年在青海省兰诺木洪出土的四千年前的毛布和毛毯残片。这个地区，当时在华夏文化圈外。但周代大夫已经能穿上色彩鲜艳的毛料衣服了。
华夏民族经历过渔猎生活，早就懂得利用兽皮做衣料。古代的裘，是连皮带毛一起处理制作的，而且毛是向外的。《周礼?天官》有司裘之职，管理为周王、诸侯、公卿大夫制作裘皮大衣的事。据《礼记?玉藻》云，狐白裘为君所服，虎裘、狼裘为左右卫士之服，大夫服狐裘镶豹袖、羔裘镶豹饰，士以下则服犬、羊之裘。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对什么样的人不能服用什么样的裘皮有一项规定：“貉裘、猞猁狲非亲王大臣不得服，天马、狐裘、妆花缎非职官不得服，貂帽、貂领、素花缎非士子不得服……染色鼠狐帽非良家不得服，所不禁者獭皮、黄鼠帽……而已。”（叶梦珠《阅世编》）。
中原古代没有棉花。棉布是从南方少数民族那儿传来的，当时按当地的语言音译为“白叠”。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可知，在今云南境内的哀牢夷人能制作“帛叠”（即白叠），还能“染采文绣”，“织成文章如绫锦”。还有今为海南省的珠崖郡，出产一种“广幅布”，一般认为也是棉布。从《太平御览》卷八一二引《晋令》“士卒百工不得服越叠”来看，棉布的确还没有普及到民间。但到唐朝似乎逐渐多起来了，白居易有《新制布裘》诗云：“桂布白如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桂布就是白叠，今广西一带产的棉布；吴绵则是江南的丝绵。棉花约在十三世纪末在江南普遍种植。松江妇女黄道婆年轻时漂流到海南岛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了棉纺技术后，经过三十多年重返家乡，革新了纺车，使棉纺织业在汉族地区中迅速发展起来。棉布取代了麻布的地位，成为中国人主要的衣料之一。从此麻布退居为夏天的专用布。
在等级社会中，服饰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外在标志。“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贾谊《新书.服疑》）。
据说从舜时开始，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按汉代大儒孔安国的说法，十二章就是十二种图案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形）。天子之服十二种图案都全，诸侯之服用龙以下八种图案，卿用藻以下六种图案，大夫用藻火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兼上，界限十分分明。这些图案的意义，古人说法也不一致，估计和古代巫术有关。“日”、“月”、“星辰”代表天，“山”古人认为是登天之道，历代皇帝都要到泰山去封禅，因而这四种图案是皇帝独用的。“龙”是王权的象征，“华虫”近于凤，这两种图案按先秦古制是天子、三公诸侯才能用的，天子用升龙，三公诸侯只能用降龙。而平民穿衣，则不准有文饰，被称为白衣，所以后来称庶民为白丁。
春秋战国时礼崩乐坏，楚国令尹公子围参加几个诸侯国的盟会时，擅自用了诸侯一级的服饰仪仗，受到各国与会者的指责。鲁国的叔孙穆子说：“楚公子美极了，不像大夫了，简直就像国君了。一个大夫穿了诸侯的服饰，恐怕有篡位的意思吧？服饰，是内心思想的外在表现啊！”穆子预料得不错，公子围回国就弑了郏敖，自立为君，就是楚灵王。后来，历朝都把服饰“以下僭上”看作犯禁的行为，弄得不好会丢脑袋。有的朝代惩罚轻些，如元朝律令，当官的倘若服饰僭上，罚停职一年，一年后降级使用；平民如果僭越，罚打五十大板，没收违制的服饰。
历代官服上的等级标志标记不尽相同。“十二章”古制后来被改革掉了。如明代官员的公服用花来表示。一品官用圆径五寸的大独科花，二品用三寸的小独科花，三品用二寸没有枝叶的散花，四品五品用一寸半的小杂花，六品七品用一寸的小杂花。八品九品没有花，大约就是上海俗语所谓的“呒啥花头”了。这是上朝奏事、谢恩时穿的。官员平时办公穿的常服图案又有不同：文官一律用鸟类来区别等级高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一律用兽类来划分上下不同，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这倒真应了旧时文武百官无非都是皇帝羽翼爪牙之说了。除此之外，冠饰、束带、佩带物等等，在在都以不同形制作等级之分。如清朝冠顶上东珠的多少有无，宝石的颜色大小，从皇子亲王到七品芝麻官，都按身份的尊卑贵贱有严格的规定。八品以下，珠也没有，宝石也没有，只是个光顶子。
《红楼梦》的《好了歌》道：“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等级社会中透过服饰的变换，演出了多少人间悲喜剧。
戏装的夸张美
传统戏曲服装，俗称“行头”，是古代服饰的美化和艺术的再创造，它以明代服装为主，杂糅了上自唐代，下至清朝的各时代服饰式样。
中国传统戏曲服饰的特点之一就是套式化。上至皇帝，下至奴婢仆役、囚徒乞丐，各色人等，都有与角色身份、地位、职业、场合乃至性格相配的专门服饰套式。同是宰相，朝廷上要戴“相貂”，居家则戴“相巾”。《战宛城》中的曹操，“挟天子”的日子还不长，戴的是“相貂”；《逍遥津》中的曹操，“令诸侯”已近二十年，戴表示丞相身份的“相貂”已不够了，要戴金缕绒球、两侧金色如意翅的“文阳”了。这种戏装套式系列，主要是明清两代逐渐形成的，是许多艺人点滴创造的积累，这与二百年来京剧发展的关系尤为密切。
传统戏曲服装中的“蟒”，是帝王将相的官服，圆领大襟，上绣云龙等花纹，下摆及袖口绣海水的象征性纹饰，皇帝穿黄色团龙蟒，将相穿其他颜色的独龙蟒。还有“女蟒”，是后妃、诰命一品夫人、女将的朝服，上绣丹凤朝阳或凤凰牡丹等图案。历史上元、清两代帝王，对龙的垄断，不像宋、明那样严。元代把“真龙”的形象定为五爪二角，其他兴云布雨的龙和“混江龙”、“入云龙”之类只能是四爪或三爪的。明代就不一样了，为了避免混淆，除了把四爪、三爪的称为蟒，与五爪的龙加以区别外，还严禁臣民穿蟒衣。嘉靖十六年，兵部尚书张瓒穿了一件有点像蟒纹的衣服，明世宗大怒，谕阁臣夏言说：“尚书二品，何自服蟒？”夏言回答说：“张瓒穿的是一件钦赐的飞鱼服，色彩鲜明，有点像蟒罢了。”嘉靖皇帝说：“飞鱼为什么绣了两只角？”遂下令严禁。在这样的情况下，演戏怎么可能让帝王将相后妃贵妇一起穿上“蟒”呢？所以戏装系列中的“蟒”，是不可能在明代出现的。清代则不然，其朝服之制，皇帝、后妃、皇子、亲王都用龙袍，亲王世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文武三品都用蟒袍。比照戏剧服装系列把帝王将相的朝服统称为“蟒”，完全符合清代的服饰观念。至于戏中帝王的朝服不称龙袍而也称蟒，只是因为这“帝王”究竟是“戏子”扮的，有所避讳而已。
为了给观众更多的美感享受，戏曲服装多缀美丽饰物，如珠花、绒球、丝绦、雉尾等。像舞台上吕布、周瑜在紫金冠上插两根长长的雉尾，为演员演活角色增加了许多做戏的机会。这是生活中所没有的。《明史?舆服志三》说，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有公、侯、伯爵位的出席典礼，冠上要插雉尾。但那是公、侯、伯，而且只在典礼上用，武将或都督在军中是没有这种装束的。吕布和周瑜生活的时代，有一种武冠，“加双�尾，竖左右”（《后汉书.舆服志下》）。但舞台上的“翎子”比实际上的�尾长了起码有四五倍。这就是艺术的夸张。
传统戏曲服装中有些类型也来自生活而异于生活，如剧中后妃贵妇穿的便服叫“帔”，名称也来自生活中的“帔”，可是形制完全不同。《说文》收有“帔”字，段玉裁注以为“今男子妇人披肩是其遗意”。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中，虢国夫人的帔正规地披在肩上，从胸前垂至腰际；而周�《调琴品茗图》中的贵妇，那帔已不是披在肩上，而是十分洒脱地卸落到腰背部，仅两端挽在手腕上了。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中有“虹裳霞帔步摇冠”，用“霞”来形容帔之多彩而美者。从此，“霞帔”成为专名，成了命妇品级的标志。
衣料杂谈
从远古以来，中国的衣料，特别在丝织品领域，曾长期领先于世界。
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向我们提供的最早家蚕丝织品的出土实物，是四千七百年前的绢片、丝带和丝线，这些东西都放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个竹筐里。
绮是代表丝织物的词中，少数几个有“美丽”之类转义的词之一。除“锦心绣口”、“锦绣河山”等比喻用法外，“绮”的转义更为活跃多见，有“绮年”、“绮思”、“绮语”、“绮梦”，等等。绮是一种平地上起斜花的美丽、轻柔、令三千多年前的人叹为观止的衣料。古代波斯人称中国为Cini，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这是今天英文中China的起源。外国人首先认识中国，是从惊叹于绮的神奇美丽开始的，Cini就是“绮”的对音，波斯人和印度都知道在他们东方有一个“绮”国（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个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西方学者看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艺术中一些雕塑女神像和彩绘像，所穿衣服都是细薄柔软透明的丝质衣料，从而断定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丝绸已辗转传到地中海畔。这正当中国的春秋末年、战国初年。从战国楚墓出土的实物看，那时已有三色龙凤纹锦，这在当时确是一种高贵华丽的衣料。
三国时，诸葛亮治蜀，大力发展蚕桑，蜀锦名闻一时。魏文帝曹丕对其花纹新颖赞叹不已，诏群臣说：“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蜀国用它搞外交，《吴记》中说：“蜀遣使吴，赍重锦千端。”即以蜀锦为其联吴拒曹战略目标所用。诸葛亮南征，把织锦的方法传授给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以苗族把自己织的五彩锦称为“武侯锦”，而侗族妇女织的侗锦又称“诸葛锦”。古来传说，蜀锦历久不褪色。原因在于蜀地养蚕的方法与他处方法不同，“当其眠将起时，以桑灰喂之”，还有人认为是锦江（今成都南）的水质特别好，用它染丝、濯锦，能使色泽分外鲜明。蜀汉时管理织锦的官就驻在此地。杜甫《蜀相》诗云：“锦官城外柏森森”。彼时成都被称为锦官城，原因即在此。
从宋元到明清，丝织品不断扩大和优化品种，如北宋创制了缂丝，南宋出现了织锦缎，明代又锦上添花，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妆花缎。《金瓶梅词话》四十回写西门庆用“南边织造的夹板罗缎尺头”，叫赵裁缝替妻妾“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这“妆花”就是当时的时新衣料妆花缎。
中国服饰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衣料也是如此。毛织物和棉布，最早就是少数民族作出的贡献。迄今可知的中国境内最早的毛织品，是1960年在青海省兰诺木洪出土的四千年前的毛布和毛毯残片。这个地区，当时在华夏文化圈外。但周代大夫已经能穿上色彩鲜艳的毛料衣服了。
华夏民族经历过渔猎生活，早就懂得利用兽皮做衣料。古代的裘，是连皮带毛一起处理制作的，而且毛是向外的。《周礼?天官》有司裘之职，管理为周王、诸侯、公卿大夫制作裘皮大衣的事。据《礼记?玉藻》云，狐白裘为君所服，虎裘、狼裘为左右卫士之服，大夫服狐裘镶豹袖、羔裘镶豹饰，士以下则服犬、羊之裘。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对什么样的人不能服用什么样的裘皮有一项规定：“貉裘、猞猁狲非亲王大臣不得服，天马、狐裘、妆花缎非职官不得服，貂帽、貂领、素花缎非士子不得服……染色鼠狐帽非良家不得服，所不禁者獭皮、黄鼠帽……而已。”（叶梦珠《阅世编》）。
中原古代没有棉花。棉布是从南方少数民族那儿传来的，当时按当地的语言音译为“白叠”。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可知，在今云南境内的哀牢夷人能制作“帛叠”（即白叠），还能“染采文绣”，“织成文章如绫锦”。还有今为海南省的珠崖郡，出产一种“广幅布”，一般认为也是棉布。从《太平御览》卷八一二引《晋令》“士卒百工不得服越叠”来看，棉布的确还没有普及到民间。但到唐朝似乎逐渐多起来了，白居易有《新制布裘》诗云：“桂布白如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桂布就是白叠，今广西一带产的棉布；吴绵则是江南的丝绵。棉花约在十三世纪末在江南普遍种植。松江妇女黄道婆年轻时漂流到海南岛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了棉纺技术后，经过三十多年重返家乡，革新了纺车，使棉纺织业在汉族地区中迅速发展起来。棉布取代了麻布的地位，成为中国人主要的衣料之一。从此麻布退居为夏天的专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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