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李大钊与党的重要事件

Answer 1

　　李大钊与党的成立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17年春，蔡元培先生应聘做北京大学校长。他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吸引了许多学术造诣深、思想进步的人士到北大任教。李大钊受聘为图书馆主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还将其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一并从上海迁至北京，并邀请李大钊等人共同主办。随着《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文章的刊发，《新青年》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阵地，成为当时最著名的革命刊物。同时，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友谊也在共同的交往中进一步加深。他们虽然性格迥异、年龄相差10岁，但理想信念确是相通的。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陈独秀也完成了由一个民主斗士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不久，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每周评论》又应运而生，它与《新青年》互为补充，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1919年5月4日，在李大钊、陈独秀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为了使各界联合起来，进行爱国斗争，陈独秀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印成传单，同李大钊等人分头到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和城南的游艺园向市民散发。当陈独秀在新世界游艺场五楼向人群抛撒传单时被巡警、密探当场逮捕。在李大钊的全力营救和社会各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反动当局被迫释放了陈独秀，但仍有密探时刻监视。李大钊遂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

　　1920年2月9日清晨，寒风瑟瑟，又因年关将至，守城巡警放松了警惕，对一辆用布幔罩着的骡车连看都没看一眼就放行了。在北京到天津的路上，坐在这辆骡车上的“守常先生”和“仲甫兄”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讨论了如何使中国摆脱贫困的问题，交换了各自的想法，并最终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组织起来，在中国组成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党。

　　在天津与陈独秀话别后，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虽是天各一方，但他们时常有书信往来，共商建党大计。

　　点亮“亢幕义斋”的灯火

　　在北大红楼，李大钊曾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多次商讨建党问题。他们决定，首先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1920年3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一批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年轻人很快加入这个组织。他们寻找和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德文、英文、俄文版著作，一面传阅，一面翻译。同时，采用演讲的形式，共同探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蔡元培校长为此特批了两间平房以供专用，这两间平房被冠以“亢幕义斋”的雅号。在外人看来，“亢幕义斋”不过是读书人的书舍，只有“斋”内人才知道其中的奥秘，“亢幕义斋”——COMMUNISM——共产主义，这才是它真正的含义。这个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着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日益发展，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正当李大钊在北京积极筹备建立正式的党组织的时候，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秘书马马耶夫及翻译杨明斋秘密来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此前两个月，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以后，觉得有必要与俄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于是在天津俄租界找到了共产国际驻天津通讯社的鲍立维，他们交换了对中国形势和革命的看法。一个月后，鲍立维又介绍了另一位俄共党员到北京大学与李大钊联系，共同商量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这次维经斯基到来后，李大钊向他介绍了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现状、中国的革命组织、建党的过程、进展情况，并回答了他所提出的有关问题。临别时，李大钊将陈独秀在上海的地址交给了维经斯基，并安排他去上海与陈独秀会面。

　　“就叫共产党！”

　　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壮举就这样在北京和上海之间进行着。其间，李大钊与陈独秀联系频繁。陈独秀特地寄信给李大钊，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或是叫民主党？李大钊在回信中果断地写道：“就叫共产党！”。

　　这年9月，从上海返京的张申府、张国焘向李大钊汇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情况。10月的一天，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内作出了庄严的决定，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小组成立后，无政府主义分子黄凌霜等人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被吸收加入小组。不久，小组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等人加入。在讨论制定临时纲领时，小组内的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就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最终因信仰不同，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小组。在进一步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北京党小组成员积极走进工人群众当中，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出版《劳动音》等刊物，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不久，在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帮助下，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力量。

　　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决定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北京共产党小组已有包括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等人在内的党员十余人。从此，北大红楼的星星之火，以更快的速度向外延伸、扩展。

　　英名永驻

　　1921年7月，北京支部派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当时，李大钊领导北京八校教职员与反动军阀政府展开“索薪斗争”，刚刚有了较为满意的结果，北京的知识界确实离不开他；而此时的陈独秀正在广州联系革命活动，也未能回到上海。这样，李大钊和陈独秀二人都没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便如此，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名字一样，永远地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紧紧连在了一起。(晓柯编辑)

　　毛泽东心中的李大钊

　　毛泽东最初是通过阅读《新青年》知道李大钊的。1918年8月，毛泽东陪同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同学从长沙到北京。杨昌济把毛泽东介绍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每天在北大红楼第二阅览室登记与管理新到的报刊。工作之余，毛泽东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更为难得的是，他能与李大钊朝夕相处，从李大钊那里借来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阅读，并利用工作之便向李大钊请教，还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正是在这时开始，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后来曾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还说过：“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当时的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后来曾回忆说：“‘五四’前夕，毛泽东、蔡和森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

　　李大钊则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并亲自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于1919年7月主编出版了《湘江评论》，受到李大钊的热切关注，并在由他主办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介绍过这份刊物。《湘江评论》第二至第四期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进步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李大钊于同年12月在《新青年》第十九期发表《大联合》的短评，采用了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主张。1919年12月底，为了组织驱张运动，毛泽东再次到达北京，并特地拜访了他的老师李大钊，向他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情况。为进一步引导青年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李大钊特意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等。这些书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促使他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0年4月，毛泽东、易礼容在长沙组织文化书社，专门推销新式书报。李大钊得知后，又给予热情支持，主动承担该社在京的信用介绍。文化书社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对与李大钊有关的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特别是李大钊著的《五月一日》单行本，给以着重介绍，广泛传播。

　　中共建党以后，毛泽东与李大钊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或接近，如国共合作和重视农民问题，他们的想法很接近。1926年，毛泽东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就亲自将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一文编入他主编的《农民问题丛书》中。李大钊对毛泽东的才干非常赏识，他曾对将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李波涛说：“毛泽东同志学识渊博，很有独特见解，你去以后自然会体会到的。”

　　李大钊的壮烈牺牲，毛泽东为之悲痛，并始终对他深深地敬仰与怀念。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曾谈到他；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谈到他：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是代表左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即将抵达北平时，心中不胜感慨，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