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光绪究竟是怎么死的

Answer 1

　　光绪死因分析

　　光绪帝38岁时驾崩，确属短命皇帝之列，为什么呢？
　　光绪34年10月21日（1908年11月14日）下午5时33分，龙驭上宝。10月20日仍由四位御医施焕、吕用宾、杜钟骏、周景涛先后诊疗，各书脉案，分处方药。其实，杜钟骏在10月17日已就病危“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发出警示，并就此可否写入脉案，探询内务府，军机处各位大臣。从减除自己之责任。各位大臣明示我们都知道了，但不可写入脉案。与此同时，各位御医在脉案中也都先后强调治疗“在在棘手”、“于棘手之际”、“殊深棘手”。显然，各位御医对光绪之病危已欲放弃治疗，束手无策，免强处方用药了。至10月21日晨零时，急请太医院院使与仲元、御医全顺、忠勋等诊疗，已是“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了。
　　光绪帝满含悲愤，怨恨告别人世，立即引起朝野绘纭议论，加之慈禧也在22日死亡，中外震惊，社会普遍认为，年仅38岁的光绪，却死在74岁慈禧的前面，这就怀疑光绪之死，是处心积虑的谋害，怎么谋害？是谁谋害？的议论便绘纷出笼。
　　例如：光绪帝的近臣、御史恽毓鼎，在其《崇陵（光绪地宫）传信录》中，徐珂的《清稗类钞》等，一致认为慈禧在自己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推翻她的既定朝政，平反由她一手制造的冤案，便令人狠下毒手将光绪害死。又如：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传》，德龄所著《瀛台泣血记》等，则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连英等，由于平日依仗主子慈禧皇太后的权势，经常中伤或愚弄光绪，他们在慈禧病危之际，十分惧怕一旦慈禧死亡，光绪重新执政，一定会一一清算他们经日的罪孽，便先下手将光绪毒死。更有颇富说服力的报道，这就是《逸经》杂志29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断言光绪是被害死的。这一报告所以更引人关注，因为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位曾给光绪看过病的御医亲眼所见的报道。这位御医名叫屈贵廷，他的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进宫为皇上看病时，发现光绪本来已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从而认为，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查光绪宣统两帝在位前后三四十年间为皇上、后妃等医疗病案，均未见有御医屈贵廷者，显然这一报道之可信性大成问题。而前述四人之记录也是推断猜想，并无真凭实据，所以光绪帝死于谋害、毒害之说，也就缺乏事实证据，或者基本上可以予以否定。值得肯定的事，是1980年清理崇陵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身长1.64米，并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头发，未见有中毒现象。如此，即可肯定，光绪之死因并非有人谋害。
　　那么，光绪年仅38岁死亡，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当然，回答为久病治而不效死亡的，虽然笼统，也不算有错。但人们若要深究，是什么病？那么多全国名医为其诊治十余年竟然最终未能治愈为什么？为什么究竟何原因致死？这就十分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明。一定要探索究竟，虽然有丰富脉案可供讨论，但这些脉案由于记录者在政治因素干涉下，不能真实书写，加之时代学术条件的限制难以诊查出疾病之实质。加之也难免预防性避重投轻、报喜不言忧的现象，这就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带来很大的困难，要做到确切几乎没有了可能。现仅一些可能分析如下，以供有趣想要了解光绪真实死因者作些参考。
　　1.光绪童年乃至长大都是处于孤独中既无母爱，也没有童年的欢乐，光绪近臣恽毓鼎认为：“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指出：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待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光绪童年体质素弱，生有若干慢性脾胃违和消化不良等病，成年前后又患极其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久治不效，19岁成婚又是“母后”慈禧以十分丑陋的侄女强迫为光绪皇后，藉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光绪心爱的珍妃，却被慈禧派人推入井中致死。长大的光绪，深感一国之君应有所作为，于1898年4月22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戊戌变法，推行新政。执行不到百日，慈禧就于8月4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与珍妃也被分地囚禁。悲愤、怨恨的十年，日夜担惊受怕。囚禁生活，特别那些奴才太监的奚落白眼，令他受到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不要说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光绪，即是健壮者，也难以遭受如此的折磨。
　　2.严重的疾病缠身，虽然经过数十位御医千方百计诊疗救治，也没有获得令人欣慰的效果，在十年囚禁生活中，疾病痛苦不断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情志影响疾病之治疗，疾病不愈加深情志之痛苦，形成恶性循环。从而不断加速着身体、脏腑的日渐衰弱，逐步步入衰竭而不治。
　　3.究竟是什么病呢？检阅诸御医之诊疗记录，是很难作出比较确切的诊断的。如果病案记录真实、全面。仅靠症状诊断学知识，尚可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诊断，但是，光绪的病案记录还不俱备真实，全面性要求。因为，一有慈禧对光绪疾病诊断与治疗方案的干涉，甚至必须遵从慈禧的主旨，慈禧以知医道自诩，而且十分霸道，御医多不得不从；二有光绪自己也以知医自诩，对自己的疾病也多加干预，甚至严励问责御医，除非御医有不怕掉头而敢于申述原变者；三是御医们的态度，他们在慈禧政变囚禁光绪的情况下，虽然是囚禁者与被囚禁者，但他们对御医们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都有着生杀大权，在触及其伤痛时都是不可理论的。对御医们而言都要以奴才称谓自己的情况下。论治其病之原则：必须遵从慈禧，光绪谕示，甚至有的御医将医疗原则方法放在次要而一味顺从讨好相关者，至于御医们在会诊中大多存在随大流，避免独挑责任者，亦常有之。所以在疾病病因病机之诊断，脉理证候、辨证论治等论述，很难说是真实、全面的。因此，依据如此丰富的医案记录作出诊断，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我们讨论光绪究竟是什么病，因何而死时，这些资料无疑还是我们珍贵的参考。
　　4.御医们诊疗记录摘要
　　光绪4-22年（1878-1896）年间，即8-26岁时，时有脾胃不和或时感风寒，或交替发作治多调理脾胃或清热化湿有验，但终未改变其虚弱的体质。
　　1897年12月始，御医们之诊疗始作肝、肺、胃三经之病证，用清解化湿类治疗。
　　1898年4月光绪实行变法，宣布明定国定诏，8月变法失败，慈禧发训政诏，复重帘听政，光绪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与皇权。
　　1898年5月7日，变法中之光绪由御医诊得：“系气虚阴亏，脾欠健运，不易化湿，肝旺郁热，肺金欠利，肾气不足，上焦易生浮火……腰腿时有疼痛，常有遗精之候。”在变法紧张之三个月间，上证未见完全治愈，其精神因素恐为诸证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1898年8月6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光绪被囚禁于瀛台。由于光绪疾病日益严重，或诸御医被禁与光绪接触，直到9月3日，才有御医卢秉政、朱焜、陈秉钧、庄守和、李德昌、范绍相等诊光绪病，提出肝肾久亏，脾胃均弱，是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认为：“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御医们之病因病机已在字里行间大胆指出了“肝气郁结”、“肝肾久亏”。但是，由于“肝郁”之诊断触及了慈禧的政治神经，自然难以通过，也就不会用其治法。
　　9月4日请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为光绪诊疗，按其所记医案，光绪全身似无一处没有病痛者，其诊断为“腰败”、“腰火长症”（肾炎），提出治疗原则“阻精之妄遗，宜先设法治腰，然后止遗精益易也”。此显然与光绪对自己之病证认识相违。
　　故此后御医们之诊疗在肝郁上逐渐淡化，参与会诊之御医也不断有所词。转而重视“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肾不足，虚火上炎，灼其肺金，木燥风生使然”。此后除“肝肾不足”之“肝”也不在诊断上出现外，其他认知则在变换中继续作为医疗之依据，一年多的治疗显然难见疗效。
　　1900年2月21日-7月1日从光绪医案资料看，御医诊疗记录十分稀少，不知是资料遗失不存，还是其病已有显著好转，或因列强入侵政局不稳，尚难作出判断。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直接危及北京，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直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慈禧回京，这期间光绪病情是医？是停？现无记录可循。光绪囚回北京，太医院已被侵占为俄驻华使馆，尚在的御医也没有了办公场所。显然在这些年月里，难以有规矩有秩序的由御医们为光绪医疗？
　　直到1907年7月20日才又有了脉案可作分析研究的依据，在些半年间，主要由力钧、陈秉钧等诊疗，力钧虽时有以西医解剖、生理、论病，但诊疗尚未离中体，如认为“病在肝气不舒，胃气不健”，中西汇通之气息较浓。月余后，逐渐转为以陈秉钧等领衔诊疗，恢复中医传统诊疗体系。
　　1907年8月19日至9月25日陈秉钧、曹元恒等继力钧等之诊疗2月余之后，诸症更感辣手，主要由于“温则防口疮遗泄，清则防脑响腹泻，补则中央不运，散则腠理更疏”。光绪也谕：“药力过热，平素气体本上盛下虚，若多服补剂，徒助上热，于下元之虚弱毫无裨益。嗣后用药总宜详细斟酌，勿使虚热上攻，仍须引火归元。”同时指责御医“方剂杂投，非但无效，而且他病丛生。”甚至指名斥责陈秉钧“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
　　御医们自然遵旨以为诊疗之指针，但光绪之病不但不见好转，病情反而日渐加重。
　　1908年3月始，又更换御医，或请各省举荐名医参加会诊治疗，此刻即由忠勋与曹元恒，或陈秉钧与曹元恒诊治，旧症不减，新症丛生，光绪情绪苦闷，厌药更趋严重向御医，提出“能否用外治法或〇（左火右腾去月）洗或贴膏药，酌一妥法备用”，故有东安门内大街万安堂药铺“百效膏”之用。此后光绪又强调：“当另拟便方或外治诸法，以免服药过多，毫无裨益”。由于光绪疾病日益加重，长期服药无效而产生的烦恼更加情绪激动，不断“指导”御医诊疗。因此，在御医的医案中，更多出现了“伏乞圣裁”之用语。
　　陈秉钧诊疗虽遭光绪严责，但仍不断启用，直到9月2日。光绪之病可以说是百法用尽，终未能有好转之良策。从此，外地举荐之名医，更多来至皇宫，光绪之诊疗逐渐转由张彭年，施焕，以及屈永秋、关景贤，乃至吕用宾、周景涛等诊疗。虽经多次换医，但光绪在意识尚清时，不断斥责“其疾已日甚一日，方药总无寸效”，甚至于9月24日悲观指出：“难望见愈也”。此后已不再看到光绪对自己疾病诊疗谕示意见了。
　　进入光绪在世的最后一个月，虽然日日有御医诊疗，甚至一日同时有四御医诊疗，各书脉案，这些几乎相同或类似的长篇累牍的诊疗记录，其参考价值已十分有限了。但能明显体察到御医们各怀心思，对预后责任之担当上均有所关注。例如：杜钟骏在10月18日脉案中强调：“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其《德宗请脉记》更记录他曾向内务府、军机处请示是否将光绪病不过四日之预见写入脉案；19日吕用宾也书明“棘手”之意，而杜钟骏进而强调“殊深棘手”；20日施焕在脉案中首先指出“且睑微启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之危相；10月21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诊得光绪“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
　　21日酉时二刻三分，回事庆恒奉旨“皇上六脉已绝”，“龙驭上宝”。
　　综览光绪之医案，实难作出何藏何府或何系统之疾病而最终造成不治而死亡的结论。但究竟因何而引起诸藏府功能之衰败而引致死亡，确也应该有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法。对此，的确应该关注“心身疾病”，最终可以导致阴亡或阳亡而终的后果。现仅就此，作一些讨论，或能对光绪被囚10年终致死亡的病因获得一个比较可信的意见。可惜，诸御医们虽然注意到“情志因素”，但因政治干预，未能按情志诊治。其实，诊治情志病本是中医学之所长。例如：《黄帝内经》早就严肃指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的严重后果，难道光绪不正是由此而造成之悲剧吗？
　　情志为内因，首先伤肝，所谓肝郁，其次伤心，即为心身疾病，肝伤则脾胃失和，消化系各种证候日益明显，心气伤则心肾失调，精神生殖泌尿系统诸证日趋严重，肝脾心肾均显失衡证候，肺气亦难独健，终致“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五脏皆败，神仙难医。
　　光绪之病，病在其皇帝已成年而力求改变大清国运之变法，成功在即兴致勃勃之时，慈禧等突然袭南昌，发动政变，不但杀死光绪变法所依之安臣，而且自己也被囚禁失去自由，悲愤、恼怒之情思无人可诉说，只能独自感受，如此郁闷一位健康之人也难能忍耐，况且像光绪从小虚弱之体，怎能适应如此严励的打击。这是光绪被囚禁之后发病的根本原因。
　　1898年8月光绪变法失败，被慈禧发动政变而囚禁，直到1908年10月22日死于囚所，整整10年零两个多月，10年铁窗，使光绪完全失去与知心人谈吐的可能，御医诊疗也只能在慈禧所能允许的情况下施治。慈禧深知光绪疾病之根是情志肝郁，却偏偏不许御医以此立论，其恶毒如此。治不能对证，必然导致迁延不愈，从而正中慈禧之下怀，光绪终于因肝郁而逐渐波及五脏，致使脏腑相继受损，发病而衰败，乃至最后阴阳离决而死亡。
　　光绪之疾病，按10年中御医们的诊疗记录，仍然可以明显察觉出内伤七情终致死亡的写照（西方称这种病为心理生理性疾病，日本人称之为心身疾病，中国西医曾延用神经官能症）。或可认为是一部典型的病史记录，尽管奉慈禧谕示，不敢明言“肝郁”之病因。

Answer 2

大家好，今天我讲光绪。光绪皇帝名载湉，4岁登极，在位34年，享年38岁。光绪是清朝非皇子入继大统的第一个皇帝，是清朝第十一位皇帝。今天我要讲，我是想按照光绪皇帝自然的生命历程来讲。就是光绪皇帝38年的生命历程，一共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出生到4岁，就是醇亲王王子时期，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第二就是从4岁到亲政这十二三年的时间。幼帝，就是少年天子，幼帝时期。第三段，就是从亲政到被囚禁十年的时间，我说这叫做囚帝时期。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同治崩驾了。同治死在皇宫养心殿东暖阁，戌时，两宫太后就在养心殿的西暖阁召集大臣会议。在这次两宫太后召见王公大臣的时候，宣布同治皇帝故去了。谁继承大统？考虑到年纪太大的不合适，要年纪小一点儿的好教育，谁继承大统？太后宣布：“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著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就是说，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继承咸丰皇帝为子，入承大统做嗣皇帝，他不是继承同治而是继承咸丰。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慈禧为什么选载湉来入承大统？
大家知道，乾隆定下来辈分的排，叫“永、绵、奕、载”四辈，道光又接续了四个字，叫“溥、毓、恒、启”。同治叫载淳，“载”字辈。他死了以后，应当是“溥”字辈来继承。你没有儿子过继，应当是找“溥”字辈，“溥”字辈这时候有谁呢？就是道光的一个长孙，叫溥伦，但是溥伦这一年17岁。如果溥伦继承皇位的话，最晚18岁要亲政，那“太后垂帘”这一说就没了，所以，就没有选“溥”字辈，就选“载”字辈。“载”字辈，道光皇帝有9个儿子，老大奕纬，老二奕继，老三奕纲，都死的早，老四奕詝，就是咸丰。咸丰就一个儿子，没谈过继的事情。老五奕誴过继出去了，过继给敦亲王。老六就是奕欣，奕欣有两个儿子。这个时候一个叫载徵，一个叫载漪。载徵这个时候没有儿子，载漪这个时候也没有儿子。往下就是老七，就是醇亲王奕譞，奕譞他有四个福晋，有七个儿子。奕譞的儿子里面选谁？奕譞跟慈禧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就是咸丰十年，这一年奕譞19岁。慈禧她是兄弟俩、姐妹俩，慈禧要考虑到她妹妹想法要嫁给皇室。慈禧在宫里面很少接触男人，经常接触的也就是这几个小叔子，奕欣、奕譞等等。这个时候就是咸丰十年，奕欣已经结婚了，所以不能再考虑了。那老七呢？奕譞19岁没有结婚，奕譞这个人比较厚道，也比较实在，慈禧看上了，就撺掇这门婚事，就把她妹妹嫁给了奕譞。那奕譞的儿子呢？老大早死了，老二就是载湉，这一年到同治死这年，载湉4岁，再往下就太小了，所以选来选去就选了载湉。
载湉对慈禧来说，有两重关系：从皇家来说，是她亲侄子，从她娘家来说是她亲外甥，两重关系。所以慈禧就选载湉来继承皇位。还有一点，就是同治死了之后，“辛酉政变”这一年奕譞20岁，奕譞带了人，到密云半壁店抓了谁呢？抓了肃顺，奕譞是跟咸丰灵柩回京。走到密云半壁店的时候，肃顺熟睡了，突然闯进门里把肃顺抓起来。抓到北京之后，不久就把肃顺就杀了，所以在“辛酉政变”这个过程当中，奕譞对慈禧来说，有重大贡献，为慈禧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慈禧就选定奕譞来继承咸丰的帝统，做了清朝的第十一任皇帝。
慈禧这样做，是一个重大的改制：第一，慈禧改变皇位父死子继的祖制，努尔哈赤死了，由儿子皇太极继承。皇太极死了之后有争论，是弟弟继承，还是儿子继承，最后顺治继承。顺治死了，儿子康熙继承。康熙死了，儿子雍正继承。雍正死了，儿子乾隆继承。乾隆死了，儿子嘉庆继承。嘉庆死了，儿子道光继承。道光死了，儿子咸丰继承。咸丰死了，儿子同治继承，到这儿改了，也可以过继过去也算儿子继承，这是一个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一个重大改制。第二，慈禧改变皇位继承程序的祖制，皇位继承它有一个程序，清太祖太宗死了之后皇位继承，由贵族会议集体讨论决定，顺治死了之后，皇位怎么办？是顺治死之前由皇太后和顺治共同商量，用顺治的名义发布了一个遗诏，就是康熙继位，没有用皇太后的名义，是顺治的遗诏来决定的。康熙的遗位怎么办？官书说是康熙有遗诏，雍正继位，雍正之后改了个办法，叫秘密立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是秘密立储，也还是皇帝决定的，同治死了之后，是太后决定的，整个皇位继承的决定的程序改制了。所以我说，是慈禧一言定大统。
第三，慈禧改变幼帝大臣辅政的祖制，第一个幼帝是顺治，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两位亲王辅政，叫“辅政王”，后来改名叫“摄政王”，第二个幼帝是康熙，8岁，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个大臣辅政。咸丰死了之后，同治6岁，遗命八大臣，就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端华的弟弟大学士肃顺，还有御前大臣额驸景寿，还有四位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位顾命大臣，也叫赞襄政务大臣辅政。后来发生“辛酉政变”，“辛酉政变”之后，还是恭亲王奕欣，做议政王辅政，但是，到了光绪的时候，4岁做皇帝，没有亲王，也没有大臣辅政，权力完全抓到皇太后手里。这是慈禧对清朝幼帝王大臣辅政的一个重大的改制。这三条就把皇位继承制度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慈禧宣布这个消息之后，29个大臣没有一个提出异议的，事情就这么定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慈禧一言定大统。
下面我讲第二个部分，就是光绪皇帝的少帝生活，少年天子生活，光绪皇帝的少帝生活。初五同治死了，夜里头把手续都办完了，初六就把4岁的光绪在家里面哭哭啼啼的声中，用个小轿抬到了皇宫，抬到了养心殿，先到西暖阁，向两宫皇太后跪拜行了大礼。然后又到东暖阁，到同治的遗体的旁边，叩拜祭奠，然后“剪发成服”，继了皇帝位。光绪做皇帝4岁，实际上3周岁多一点，这么点一个小孩抱到皇宫里头怎么办？他哭啊，没有亲人，就得找他爸爸，把醇亲王奕譞叫到皇宫里头，醇亲王奕譞这个人，很有城府。
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上《豫杜妄论》密书，秘密的这么一个奏书，上给慈禧，上给两宫太后，为什么上了这个奏书？这里头有个历史典故，是明朝正德皇帝，明武宗正德皇帝死了之后没有儿子，让他堂弟，就是嘉靖帝朱厚熜继承皇位。他这个弟弟当时在哪儿呢？在湖北的安陆，明朝的规定，王不能在北京，都要分在外地，清朝不，清朝王府就在北京，就把他接到北京来，就继承了皇位。继承皇位之后，就发生一个争议，叫“大礼仪”，就是嘉靖称他这个父亲叫什么？继承那个父亲叫什么？这不有个礼仪问题吗？朝廷官员分为两派：一派说，你亲生的父亲叫“本生父”，亲生了你，本生父。继承那个父亲，叫“皇伯父”。另一些大臣不干，说不能这样子，你已经过继过去了。嘉靖很拧，就是要称我的父亲是“本生父”。这一来事情就闹大了，何孟春等135个大臣，到金水桥的南面跪着哭，叫“憾门大哭，声震阙廷”，就是声震庙堂，憾门大哭。声震殿堂，哭了两个时辰，嘉靖火了，让他们退，不退，就把编修王相等大约有180人，拉到午门前廷杖，因为打伤致病，死了17个人，大臣廷杖打死17个人，这是轰动朝野的叫做“大礼仪”的案子。醇亲王奕譞他知道历史，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称呼，所以他预先写了一个叫《豫杜妄论》书，明朝这个“大礼仪”这个案子重演。果然，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官员叫吴大徵就提出这个问题。慈禧就把醇亲王奕譞这个秘密的奏书拿出来了，做回应，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奕譞的第一件事情。
奕譞第二件事情，请求免去一切职务。奕譞职务很多，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御前领侍卫内大臣等等。他儿子做了皇帝了，他就请求免去这些职务。慈禧不同意，他再申请，同意了，就是把醇亲王奕譞所有的职务都免了，就是保留了一条，就是亲王双俸，就是加一倍，双倍的俸禄，这个倒不过分。就负责一个事情，在毓庆宫照顾他的儿子光绪皇帝读书，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闲话。
第三严于律己，奕譞日日敬敬慎慎，夜夜乾乾翼翼。小心翼翼，夜夜乾乾翼翼，他把自己那个正堂挂了个匾，叫“谦思堂”，谦逊的“谦”，把自己书斋也有个斋号，叫“退省斋”，他这个几案上放了一个欹器。我解释一下，“欹器”是一种巧器，装上水，“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这个罐装上水，没装满的时候它是歪的，装到中间的时候，这罐是正的，装满了倒过去，水全洒了。这罐是叫“欹器”。孔子听说这个器让他弟子亲自实验，果然如此，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典故，叫“欹器”，这个欹器的特点，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奕譞把这个欹器摆在他案子上，还题上字，“满招损，谦受益”。醇亲王奕譞把他儿子闺女的房子，每一个房子亲自写一个联，每一个屋都挂上。这个联很有意思，很值得我们思考，醇亲王奕譞，他写的联是这样子，他说：“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如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这个醇亲王奕譞他脑子想，醇亲王府旁边不有个太平湖吗？湖的名“太平”，家就要过一种太平的生活，他认为荣华富贵已经享尽了，就是要求太平了，醇亲王这三件事情，可以看出醇亲王的为人，和对子女的教育。
醇亲王的儿子载湉就是光绪，到了皇宫之后，在养心殿，这时候是4岁，第二年，5岁了，就要讨论要上学了。清朝皇室的规定，皇子6岁上学，因为他入皇宫这年是同治13年，第二年就是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继位大典第二年，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这是一个吉日子，光绪皇帝开始上学读书，这一年虚岁是6岁，我算了一下，周岁4岁半。上学的地点在毓庆宫，6岁的小光绪上学，环境生，师傅生，伴读也生，一切都生，不习惯。给他选了师傅，一个是翁同龢，署侍郎，内阁学士，和侍郎夏同善。翁同龢和夏同善是同科的进士，翁同龢主要教给他书，识字，四书，夏同善这个时候主要教给他写仿格，写字。还有御前大臣，主要教他学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刚一上学的时候，他不习惯，他就哭、闹、发脾气，翁同龢、夏同善哄也不好哄，近了不是，远了不是，就报告慈禧了。慈禧说你们再好好开导一下皇上，开导还是不听，发了脾气以后就摔书本。小孩嘛，四周半。所以把他爸爸找来了，就让醇亲王奕譞到毓庆宫来帮着照顾小皇帝读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光绪就比较习惯了，就习惯读书生活。学习很用功，光绪还是比较聪明的，不像同治那么顽皮，不好好念书，字写得也可以，也能做诗，后来文章也行，因为他受了一种帝王教育，特别要强调“仁爱”之心。
光绪十一年，这一年他15岁，虚岁15岁，写了一篇御制文，这篇文章里头有几句话，我读一下，也还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个老百姓饥饿了，就是等于我也饥饿，一个老百姓寒冷了，等于我也寒冷了。这就是15岁的时候，有一点爱民之心，他还写诗，写了一首诗叫《围炉》诗，诗有四句话：“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边塞下大雪，老百姓很冷，但是在皇宫里头，炉火通红暖洋洋的，就是他还思念边塞，思念贫民的辛苦，寒苦。光绪上学的时候是比较用功，学习也还可以。但是光绪的性格我看和他父亲不一样，可能受他母亲的遗传因素比较多，他母亲的性格没有见到官方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从他姨慈禧的性格联想到光绪母亲的性格，慈禧是好强争胜，我行我素，我想光绪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受了他母亲的遗传因素的影响。当然，也还有教育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的影响等等。光绪逐渐逐渐就长大了，顺治是14岁亲政，康熙也是14岁亲政，到了14岁了，按说光绪应该亲政了，慈禧说再等一等，等到光绪十三年，虚岁17岁了，不能再拖了，所以光绪十三年，光绪亲政，亲政之后，两宫太后就要撤帘，退政，不能再听政了，所以光绪从亲政开始，到戊戌变法失败，这之间十年多一点的时间，是他做皇帝的时间。
光绪在少帝时期有三件大事情，第一件大事情，就是对外关系的大事情，就是发生了中法战争，法国向中国驻在越南的军队发起了进攻，引起的中法战争，法国的军队曾经打到台湾，在淡水被刘铭传给打败了，又北上到了镇江，清朝在中法战争中，叫做“不败而败”，签订了《中法新约》，这个历史责任还不是光绪，因为他还是没有亲政。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国内台湾设立行省，因为台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光绪十一年，清朝正式设立台湾省，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归闽浙总督管辖，《清国史•刘铭传》记载说，他是安徽合肥人，后来参加了淮军，后期在淮军为诸将之冠，他在台湾抗击法国的侵略有功，后来就任命他为台湾的巡抚，这个人思想比较开明，他提议要修铁路，所以《清史稿•刘铭传传》记载：“中国铁路之兴，实自刘铭传始”。他做了台湾巡抚之后，在台湾修铁路，架电线，整顿吏治发展生产，最近上映电视剧叫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讲的这个事情。
第三件事就是宫廷里头的，就是慈安太后故去了。慈安的死，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病死，一种说法是慈禧害死。这里面有一个事情，有的书记载，慈禧害了一场大病，病好了，慈安去看她，慈禧也很高兴，就招待慈安吃点心，就是慈禧娘家做的点心送到宫里。慈安这个人有个习惯，睡午觉，午觉醒了之后要吃点心，正好她到慈禧这个地方去吃点心，看着点心做得很漂亮，也很好，她就吃点心。慈禧问怎么样，她说这个点心很好吃，说这是我娘家做的，过几天我让他们做，我再给你送去。慈安也很受感动，有的书说，慈安就跟慈禧说，说我们姐妹俩已经二十年了，就是从同治死，同治十三年，现在是光绪七年，一共二十年，一直都很好，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没说，就是当年这个咸丰皇帝死之前，留了一个手谕给我，我给你看一下，慈禧一看以后非常之惊讶，手谕大概内容就是说，如果慈禧跋扈无法，用手谕处置，慈安说既然我们姐妹俩二十年了也都很好，你把这手谕给我，慈禧当着蜡烛就烧了，慈禧是又惊讶又感动。过了几天之后，慈禧就派人送点心给慈安吃，里面下了毒，头一天慈安还挺好，第二天慈安突然就死了。这件事情正史没有记载，慈安是不是慈禧害死的，咸丰临终之前有没有给慈安手谕，正史都没有记载，都是野史小说里头写的。我在这么提一句，跟大家说，这是野史小说记载，正史没有记载这两个事情。慈安死了之后，慈禧就一个人垂帘听政，独掌天下。
第三个问题，就是光绪生命历程的第三个时期，亲政时期。光绪在这个时期，碰到的大事情两件，现在我讲第一个问题：甲午战争，光绪主战。
中法战争之后，清朝吃了亏，发现海军不行，就成立了水师衙门，逐渐建立起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水师，有一支可观的舰队。但是这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和同治新政的时候不一样，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开始向朝鲜向中国东北扩张，俄国也向远东扩张，向中国的东北和西北侵略扩张，英国、法国等西方殖民者也从陆上和海上频频地对中国侵略，其中最严重一件事情，就是中日甲午战争。这场战争的经过，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说了，结果签订了《马关条约》。清朝割去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及其附近岛屿等给日本，赔款白银两万万两。这一场战争的胜败原因是非功过，史学界里种种的讨论，今天我不说，今天我就说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撤帘的慈禧做什么？慈禧在准备她的六十大寿，慈禧撤帘之后，大修清漪园，把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慈禧六十大寿，她想仿造当年乾隆给她母亲庆贺七十大寿的那个规模来做。时代不同了，乾隆的时候，是叫做“府库丰盈，富有四海”，乾隆自己还说花钱多。你慈禧这个时候已经是国贫民弱，外敌欺辱，没有这个条件，这么大规模来庆寿。花了多少钱呢？有一本书叫《藏园群书题记》，说花了七百万两银子，户部国库出四百万两，京官捐了121万两，外官捐了167万两，两淮盐商各捐40万两，宫女太监也都要捐银子，要摆饽饽桌，北京城里摆到颐和园，摆饽饽桌，摆850桌，张灯结彩，红的绸缎十万匹，红的地毯五十万尺。大家注意，这个时候北方闹灾荒，哀鸿遍野，北京城多处设粥厂，救济灾民，后来慈禧也看到问题的严重，有所收敛。我在这里面插一点事情，有人说，慈禧这个人，每逢甲年她就不利。甲戌年，同治13年，她独子爱子死了；甲申年，光绪十年，发生了中法战争；甲午年，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这是她六十大寿，中法战争，是她五十大寿；甲辰年，光绪三十年，她七十大寿，发生日俄战争。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了，这是第一件大事甲午战争。
第二戊戌变法，光绪主变。中法战争的失败，甲午战争的失败，就看到清朝必须要变革，要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积极变法，从光绪二十四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到同年的八月初六，一共103天，所以叫做“百日维新”。具体过程我都不说大家都很熟悉了。因为这次变法，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侵害了一部分特权人的权利地位和利益，他们就结成一伙，所谓“后党”。另外组成所谓“帝党”，慈禧发动了一个“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残遭杀害，光绪帝变成了囚徒，监禁在西苑瀛台，或颐和园的玉澜堂。大家到颐和园可以看，完全是一个死院，东西两厢的墙是一个暗墙，不能从窗户跑，皇后住后院也不能到前院来，完全面对一个囚徒的生活，从光绪24年到34年光绪死，整整十年。“戊戌变法”是清朝五次历史机遇当中的最后一次，这五次历史机遇我最后还要说，最后一讲还要说，就是清朝丧失了最后一次改革变法的机会，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清朝的灭亡。清朝灭亡，戊戌变法失败，固然是人民的损失，国家的损失，首先深受其害的是清代的皇室贵族，是八旗。因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首先矛头指向的是皇亲贵族，他们由天皇贵胄变成普通的平民。这个问题我在最后一讲还要再提到，这里就不多提，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光绪皇帝就开始了十年的囚帝生活。
光绪皇帝一生政治生活可以做出一个结论是悲剧，但是光绪的家庭生活也是悲剧。光绪只有一后二妃，这在清朝皇帝里面是独一无二的，那有人说宣统呢？宣统不算，因为他3岁做皇帝，6岁就退位了，还没成年呢，就不能算。就成年皇帝来说，清朝没有一后二妃的，他这一后二妃还不幸福，我数了一下，说光绪皇帝的家庭悲剧有八个不幸。
第一，父亲。他的父亲是醇亲王奕譞，他和父亲是个什么关系呢？是君君臣臣，然后才父父子子。乾隆和他父亲雍正就是父子关系，又是君臣关系，他父亲是皇帝，乾隆就是臣，父亲是君，他是臣，他父亲就是父，乾隆就是子，这个关系也单纯。光绪他父亲是臣，他是君，他父亲在他面前跪着称臣，就家庭生活来说，是一种悲剧，他父亲跟光绪不能和正常父子关系这样，敞开心扉来交谈，不可以。
第二母子关系，乾隆和他母亲可以一块吃饭，可以请安，可以陪着他母亲下江南，光绪可以吗？不可以，他母亲在醇亲王府，光绪想看看他妈妈行吗？不可以，他妈妈想要看看他，不经过特殊的手续，特殊的批准不可以，见了面之后，像普通的母子关系拉拉家常，随便谈一谈可以吗？不可以，作为一种家庭生活来说，这种母子关系是悲剧。
第三，皇后。皇后和光绪一方面是夫妻，另一方面皇后，不是普通的人，是慈禧的亲侄女，有些话他不敢说，说了以后，怕她报告到慈禧那儿，这个关系很难处，慈禧指定他和她的侄女皇后结婚，光绪又不喜欢，作为家庭生活来说，也是一个悲剧。
第四，跟他妃子。对珍妃，他喜欢，圣母太后又不喜欢，远了不是，因为他喜欢珍妃，近了也不是，因为皇后和慈禧不同意。一会儿我还单讲珍妃，作为家庭生活来说也是悲剧。
第五，兄弟，光绪也是普通的人，他有兄弟，他和兄弟之间的关系不能像常人家的兄弟之间关系这样，不能享受常人的兄弟手足之情。
第六对母后，就是对慈禧叫“圣母皇太后”，慈禧又把他抚养大，应当说慈禧是他的亲人，慈禧点的名让他继承皇位，应当说慈禧是他的恩人。但是在政治上，慈禧又是他的仇人和敌人，慈禧既是光绪的亲人、恩人，又是光绪的仇人、敌人，这是一个矛盾，作为家庭生活来说，也是悲剧。
第七，光绪无儿无女，身边没有子女的家庭欢乐。
第八，自己长期过着一种囚徒的生活，没有任何人跟他来往几乎，孤苦伶仃，寂寞寡人，对个人生活来说也是一种悲剧。光绪作为皇帝来说，他有皇帝的地位，我说作为一个人来说，他也是人，皇帝也是人，他的家庭生活有八种不幸。可以肯定地说，光绪的家庭生活是悲剧。
光绪结婚比较晚，你像康熙12岁就结婚了，光绪是13年亲政，17岁了，18岁才结婚，比较晚，结婚之前要选后妃呢？就愿意把自己的亲侄女也是叶赫那拉氏给光绪做皇后，将来有了孩子她死了之后，她侄女又可以垂帘听政。另外还介绍了四个女孩子，其中两个就是瑾妃和珍妃，一共五个人。慈禧还不错，还让光绪来挑选，就是都在场挑选，慈禧事先准备了一个如意给光绪，就是你看好了谁，你就把如意递给谁，谁得到这如意，就是日后的皇后。选吧，光绪这时候18了，他就看了看叶赫那拉氏，慈禧这侄女，就不大喜欢。另外两个女孩子比较喜欢，还有两个女孩子比珍妃就又差一点，光绪就想把如意递给比较喜欢的，慈禧在旁边，慈禧就使了一个眼色，就警告光绪。光绪跟慈禧身边长大的，慈禧的意图他是了解的，他就不得已把这个如意就递给了叶赫那拉氏，就是慈禧的侄女，慈禧看出来了，光绪比较喜欢的两个孩子，就没选上，免得进来之后，夺了她侄女的爱。把另外两个就是瑾妃和珍妃作为陪衬。之后，光绪就举行了大婚典礼，非常之隆重，明媒正娶了叶赫那拉氏，你尽管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亲侄女，由大清门抬进来的，到了坤宁宫，但是光绪你不喜欢。这个皇后，长得不漂亮，略微有点驼背，才能也平庸，再仗着她有慈禧这层关系，又比较骄横，后来一直他们关系不好。关系不好了，这个小皇后比光绪大三岁，也还算小皇后，她也要哭诉啊，她也不满意呀，找谁哭呀？就找她姑姑，又是皇太后，到慈禧那儿哭吧，慈禧当然心疼这个亲侄女，那这股火往哪儿发呀？只有往光绪那儿发，往瑾妃和珍妃那儿发了。同时定的还有两位，一个就是瑾妃，一个是珍妃，瑾妃和珍妃是姐俩，同父异母，虽然是姐俩，长得不太像，性格差别也很大。瑾妃进宫的时候，算嫔，叫瑾嫔，性格比较沉稳，表现比较平庸，瑾妃的日子很难过。后来因为她妹妹连带的关系，戊戌变法失败了以后，瑾妃被贬就贬成贵人，慈禧六十大寿高兴的时候，把瑾嫔晋升为瑾妃，后来慈禧又不高兴的时候，又把她贬，贬成瑾贵人，到宣统的时候，又追封她瑾贵妃，那是追封的不是实封的。这个瑾妃的日子是最难过的，因为皇后尽管皇帝不太喜欢，但是她跟她婆婆关系比较好，她婆婆是慈禧又是她亲姑姑，有一些不高兴的话，可以到她姑姑面前哭诉一下。珍妃因为跟光绪有一段缠缠绵绵的关系，尽管短，总还是有一些，瑾妃恰好夹在皇后跟珍妃之间，既没有得到爱情，又没有得到个人生活的幸福，应当说瑾妃也是一个悲剧。
接下来就是珍妃，珍妃和瑾妃一样姓他他拉氏，和瑾妃同时进宫，进宫的时候，珍嫔，慈禧六十大寿的时候，张灯结彩庆祝，慈禧一高兴，就封她为珍妃，很多小说、电视剧说珍妃长得如何漂亮，如何参与光绪的戊戌变法，给人一种感觉，珍妃既是大美人又是政治家，实际情况不是，珍妃长得一般，又偏胖，她姐姐瑾妃很胖，好在有照片，这个时候有照片了，不是画像，画像可以美化，瑾妃留下来的照片很胖。珍妃在宫里面性格比较活泼，比较热情，年龄也小，无忧无虑，喜欢打扮，甚至于女扮男装，穿上男人的衣服。珍妃喜欢照相，照相刚传到宫廷，所以珍妃的相片留下来少，因为她给别人照，但是她自己的相片少，但是也有，后来宫廷下了禁令，不许在宫里照相，据说，她用一个太监在城里开一个照相馆照相，后来被慈禧发现了。这个太监姓旦，因为违反了家法，下令把姓旦那个太监处死，但是，珍妃留下了真实的照片，可以看到珍妃的真实的形象。这个珍妃，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叫裕宽，他想谋一个职务就是福州将军，他先托人找李莲英，想走李莲英的后门，来谋这个缺，李莲英要价太高，他没有接受，他就跟珍妃家里面有一点关系，就托珍妃来办这个事。结果，被李莲英察觉到了，就报告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知道这个事情，非常生气。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八这天，光绪以依例到慈禧太后那儿请安，跪下请安，慈禧不搭理他，头不抬，眼不睁，光绪跪了很长的时间，也不敢起来，也不敢问。慈禧就甩出一句话来，说你那个珍妃、瑾妃，你不管，我可得要管一管了。光绪就退出，光绪回到他的宫里之后，一会儿太监就跟他报告，非常慌张地报告，说出事了，珍妃遭到了廷杖。
我在这儿简单说一下，这个廷杖在清朝很少用，明朝经常用廷杖，有的书记载，说慈禧下令对珍妃褫衣廷杖，褫衣就是脱了衣服，这对一个妃子来说，既是肉体上的痛苦，又是精神上的羞辱。但是这件事情正史没有记载，正史没有记载说慈禧对珍妃实行廷杖，这件事情有没有？清宫有档案，就是在这一天，御医给珍妃看病，记载珍妃受到惊吓，浑身肌肉颤动，夜里十点、十二点，几次紧急召太医到珍妃那儿，有的诊断记载，说是珍妃昏迷，深夜把太医召到珍妃住的地方，从这个诊断来看，珍妃可能是真的受到了廷杖，这个事情传到光绪这儿，光绪自己是皇帝，连自己的爱妃的利益、权利都不能保障，这个皇帝也是太窝囊了，他的内心痛苦是可以想像到的。
我再补充一点

Answer 3

光绪死因分析

光绪帝38岁时驾崩，确属短命皇帝之列，为什么呢？
光绪34年10月21日（1908年11月14日）下午5时33分，龙驭上宝。10月20日仍由四位御医施焕、吕用宾、杜钟骏、周景涛先后诊疗，各书脉案，分处方药。其实，杜钟骏在10月17日已就病危“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发出警示，并就此可否写入脉案，探询内务府，军机处各位大臣。从减除自己之责任。各位大臣明示我们都知道了，但不可写入脉案。与此同时，各位御医在脉案中也都先后强调治疗“在在棘手”、“于棘手之际”、“殊深棘手”。显然，各位御医对光绪之病危已欲放弃治疗，束手无策，免强处方用药了。至10月21日晨零时，急请太医院院使与仲元、御医全顺、忠勋等诊疗，已是“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了。
光绪帝满含悲愤，怨恨告别人世，立即引起朝野绘纭议论，加之慈禧也在22日死亡，中外震惊，社会普遍认为，年仅38岁的光绪，却死在74岁慈禧的前面，这就怀疑光绪之死，是处心积虑的谋害，怎么谋害？是谁谋害？的议论便绘纷出笼。
例如：光绪帝的近臣、御史恽毓鼎，在其《崇陵（光绪地宫）传信录》中，徐珂的《清稗类钞》等，一致认为慈禧在自己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推翻她的既定朝政，平反由她一手制造的冤案，便令人狠下毒手将光绪害死。又如：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传》，德龄所著《瀛台泣血记》等，则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连英等，由于平日依仗主子慈禧皇太后的权势，经常中伤或愚弄光绪，他们在慈禧病危之际，十分惧怕一旦慈禧死亡，光绪重新执政，一定会一一清算他们经日的罪孽，便先下手将光绪毒死。更有颇富说服力的报道，这就是《逸经》杂志29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断言光绪是被害死的。这一报告所以更引人关注，因为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位曾给光绪看过病的御医亲眼所见的报道。这位御医名叫屈贵廷，他的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进宫为皇上看病时，发现光绪本来已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从而认为，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查光绪宣统两帝在位前后三四十年间为皇上、后妃等医疗病案，均未见有御医屈贵廷者，显然这一报道之可信性大成问题。而前述四人之记录也是推断猜想，并无真凭实据，所以光绪帝死于谋害、毒害之说，也就缺乏事实证据，或者基本上可以予以否定。值得肯定的事，是1980年清理崇陵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身长1.64米，并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头发，未见有中毒现象。如此，即可肯定，光绪之死因并非有人谋害。
那么，光绪年仅38岁死亡，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当然，回答为久病治而不效死亡的，虽然笼统，也不算有错。但人们若要深究，是什么病？那么多全国名医为其诊治十余年竟然最终未能治愈为什么？为什么究竟何原因致死？这就十分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明。一定要探索究竟，虽然有丰富脉案可供讨论，但这些脉案由于记录者在政治因素干涉下，不能真实书写，加之时代学术条件的限制难以诊查出疾病之实质。加之也难免预防性避重投轻、报喜不言忧的现象，这就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带来很大的困难，要做到确切几乎没有了可能。现仅一些可能分析如下，以供有趣想要了解光绪真实死因者作些参考。
1.光绪童年乃至长大都是处于孤独中既无母爱，也没有童年的欢乐，光绪近臣恽毓鼎认为：“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指出：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待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光绪童年体质素弱，生有若干慢性脾胃违和消化不良等病，成年前后又患极其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久治不效，19岁成婚又是“母后”慈禧以十分丑陋的侄女强迫为光绪皇后，藉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光绪心爱的珍妃，却被慈禧派人推入井中致死。长大的光绪，深感一国之君应有所作为，于1898年4月22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戊戌变法，推行新政。执行不到百日，慈禧就于8月4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与珍妃也被分地囚禁。悲愤、怨恨的十年，日夜担惊受怕。囚禁生活，特别那些奴才太监的奚落白眼，令他受到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不要说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光绪，即是健壮者，也难以遭受如此的折磨。
2.严重的疾病缠身，虽然经过数十位御医千方百计诊疗救治，也没有获得令人欣慰的效果，在十年囚禁生活中，疾病痛苦不断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情志影响疾病之治疗，疾病不愈加深情志之痛苦，形成恶性循环。从而不断加速着身体、脏腑的日渐衰弱，逐步步入衰竭而不治。
3.究竟是什么病呢？检阅诸御医之诊疗记录，是很难作出比较确切的诊断的。如果病案记录真实、全面。仅靠症状诊断学知识，尚可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诊断，但是，光绪的病案记录还不俱备真实，全面性要求。因为，一有慈禧对光绪疾病诊断与治疗方案的干涉，甚至必须遵从慈禧的主旨，慈禧以知医道自诩，而且十分霸道，御医多不得不从；二有光绪自己也以知医自诩，对自己的疾病也多加干预，甚至严励问责御医，除非御医有不怕掉头而敢于申述原变者；三是御医们的态度，他们在慈禧政变囚禁光绪的情况下，虽然是囚禁者与被囚禁者，但他们对御医们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都有着生杀大权，在触及其伤痛时都是不可理论的。对御医们而言都要以奴才称谓自己的情况下。论治其病之原则：必须遵从慈禧，光绪谕示，甚至有的御医将医疗原则方法放在次要而一味顺从讨好相关者，至于御医们在会诊中大多存在随大流，避免独挑责任者，亦常有之。所以在疾病病因病机之诊断，脉理证候、辨证论治等论述，很难说是真实、全面的。因此，依据如此丰富的医案记录作出诊断，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我们讨论光绪究竟是什么病，因何而死时，这些资料无疑还是我们珍贵的参考。
4.御医们诊疗记录摘要
光绪4-22年（1878-1896）年间，即8-26岁时，时有脾胃不和或时感风寒，或交替发作治多调理脾胃或清热化湿有验，但终未改变其虚弱的体质。
1897年12月始，御医们之诊疗始作肝、肺、胃三经之病证，用清解化湿类治疗。
1898年4月光绪实行变法，宣布明定国定诏，8月变法失败，慈禧发训政诏，复重帘听政，光绪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与皇权。
1898年5月7日，变法中之光绪由御医诊得：“系气虚阴亏，脾欠健运，不易化湿，肝旺郁热，肺金欠利，肾气不足，上焦易生浮火……腰腿时有疼痛，常有遗精之候。”在变法紧张之三个月间，上证未见完全治愈，其精神因素恐为诸证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1898年8月6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光绪被囚禁于瀛台。由于光绪疾病日益严重，或诸御医被禁与光绪接触，直到9月3日，才有御医卢秉政、朱焜、陈秉钧、庄守和、李德昌、范绍相等诊光绪病，提出肝肾久亏，脾胃均弱，是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认为：“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御医们之病因病机已在字里行间大胆指出了“肝气郁结”、“肝肾久亏”。但是，由于“肝郁”之诊断触及了慈禧的政治神经，自然难以通过，也就不会用其治法。
9月4日请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为光绪诊疗，按其所记医案，光绪全身似无一处没有病痛者，其诊断为“腰败”、“腰火长症”（肾炎），提出治疗原则“阻精之妄遗，宜先设法治腰，然后止遗精益易也”。此显然与光绪对自己之病证认识相违。
故此后御医们之诊疗在肝郁上逐渐淡化，参与会诊之御医也不断有所词。转而重视“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肾不足，虚火上炎，灼其肺金，木燥风生使然”。此后除“肝肾不足”之“肝”也不在诊断上出现外，其他认知则在变换中继续作为医疗之依据，一年多的治疗显然难见疗效。
1900年2月21日-7月1日从光绪医案资料看，御医诊疗记录十分稀少，不知是资料遗失不存，还是其病已有显著好转，或因列强入侵政局不稳，尚难作出判断。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直接危及北京，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直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慈禧回京，这期间光绪病情是医？是停？现无记录可循。光绪囚回北京，太医院已被侵占为俄驻华使馆，尚在的御医也没有了办公场所。显然在这些年月里，难以有规矩有秩序的由御医们为光绪医疗？
直到1907年7月20日才又有了脉案可作分析研究的依据，在些半年间，主要由力钧、陈秉钧等诊疗，力钧虽时有以西医解剖、生理、论病，但诊疗尚未离中体，如认为“病在肝气不舒，胃气不健”，中西汇通之气息较浓。月余后，逐渐转为以陈秉钧等领衔诊疗，恢复中医传统诊疗体系。
1907年8月19日至9月25日陈秉钧、曹元恒等继力钧等之诊疗2月余之后，诸症更感辣手，主要由于“温则防口疮遗泄，清则防脑响腹泻，补则中央不运，散则腠理更疏”。光绪也谕：“药力过热，平素气体本上盛下虚，若多服补剂，徒助上热，于下元之虚弱毫无裨益。嗣后用药总宜详细斟酌，勿使虚热上攻，仍须引火归元。”同时指责御医“方剂杂投，非但无效，而且他病丛生。”甚至指名斥责陈秉钧“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
御医们自然遵旨以为诊疗之指针，但光绪之病不但不见好转，病情反而日渐加重。
1908年3月始，又更换御医，或请各省举荐名医参加会诊治疗，此刻即由忠勋与曹元恒，或陈秉钧与曹元恒诊治，旧症不减，新症丛生，光绪情绪苦闷，厌药更趋严重向御医，提出“能否用外治法或〇（左火右腾去月）洗或贴膏药，酌一妥法备用”，故有东安门内大街万安堂药铺“百效膏”之用。此后光绪又强调：“当另拟便方或外治诸法，以免服药过多，毫无裨益”。由于光绪疾病日益加重，长期服药无效而产生的烦恼更加情绪激动，不断“指导”御医诊疗。因此，在御医的医案中，更多出现了“伏乞圣裁”之用语。
陈秉钧诊疗虽遭光绪严责，但仍不断启用，直到9月2日。光绪之病可以说是百法用尽，终未能有好转之良策。从此，外地举荐之名医，更多来至皇宫，光绪之诊疗逐渐转由张彭年，施焕，以及屈永秋、关景贤，乃至吕用宾、周景涛等诊疗。虽经多次换医，但光绪在意识尚清时，不断斥责“其疾已日甚一日，方药总无寸效”，甚至于9月24日悲观指出：“难望见愈也”。此后已不再看到光绪对自己疾病诊疗谕示意见了。
进入光绪在世的最后一个月，虽然日日有御医诊疗，甚至一日同时有四御医诊疗，各书脉案，这些几乎相同或类似的长篇累牍的诊疗记录，其参考价值已十分有限了。但能明显体察到御医们各怀心思，对预后责任之担当上均有所关注。例如：杜钟骏在10月18日脉案中强调：“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其《德宗请脉记》更记录他曾向内务府、军机处请示是否将光绪病不过四日之预见写入脉案；19日吕用宾也书明“棘手”之意，而杜钟骏进而强调“殊深棘手”；20日施焕在脉案中首先指出“且睑微启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之危相；10月21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诊得光绪“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
21日酉时二刻三分，回事庆恒奉旨“皇上六脉已绝”，“龙驭上宝”。
综览光绪之医案，实难作出何藏何府或何系统之疾病而最终造成不治而死亡的结论。但究竟因何而引起诸藏府功能之衰败而引致死亡，确也应该有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法。对此，的确应该关注“心身疾病”，最终可以导致阴亡或阳亡而终的后果。现仅就此，作一些讨论，或能对光绪被囚10年终致死亡的病因获得一个比较可信的意见。可惜，诸御医们虽然注意到“情志因素”，但因政治干预，未能按情志诊治。其实，诊治情志病本是中医学之所长。例如：《黄帝内经》早就严肃指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的严重后果，难道光绪不正是由此而造成之悲剧吗？
情志为内因，首先伤肝，所谓肝郁，其次伤心，即为心身疾病，肝伤则脾胃失和，消化系各种证候日益明显，心气伤则心肾失调，精神生殖泌尿系统诸证日趋严重，肝脾心肾均显失衡证候，肺气亦难独健，终致“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五脏皆败，神仙难医。
光绪之病，病在其皇帝已成年而力求改变大清国运之变法，成功在即兴致勃勃之时，慈禧等突然袭南昌，发动政变，不但杀死光绪变法所依之安臣，而且自己也被囚禁失去自由，悲愤、恼怒之情思无人可诉说，只能独自感受，如此郁闷一位健康之人也难能忍耐，况且像光绪从小虚弱之体，怎能适应如此严励的打击。这是光绪被囚禁之后发病的根本原因。
1898年8月光绪变法失败，被慈禧发动政变而囚禁，直到1908年10月22日死于囚所，整整10年零两个多月，10年铁窗，使光绪完全失去与知心人谈吐的可能，御医诊疗也只能在慈禧所能允许的情况下施治。慈禧深知光绪疾病之根是情志肝郁，却偏偏不许御医以此立论，其恶毒如此。治不能对证，必然导致迁延不愈，从而正中慈禧之下怀，光绪终于因肝郁而逐渐波及五脏，致使脏腑相继受损，发病而衰败，乃至最后阴阳离决而死亡。
光绪之疾病，按10年中御医们的诊疗记录，仍然可以明显察觉出内伤七情终致死亡的写照（西方称这种病为心理生理性疾病，日本人称之为心身疾病，中国西医曾延用神经官能症）。或可认为是一部典型的病史记录，尽管奉慈禧谕示，不敢明言“肝郁”之病因。

Answer 4

光绪34年10月21日（1908年11月14日）下午5时33分，龙驭上宝。10月20日仍由四位御医施焕、吕用宾、杜钟骏、周景涛先后诊疗，各书脉案，分处方药。其实，杜钟骏在10月17日已就病危“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发出警示，并就此可否写入脉案，探询内务府，军机处各位大臣。从减除自己之责任。各位大臣明示我们都知道了，但不可写入脉案。与此同时，各位御医在脉案中也都先后强调治疗“在在棘手”、“于棘手之际”、“殊深棘手”。显然，各位御医对光绪之病危已欲放弃治疗，束手无策，免强处方用药了。至10月21日晨零时，急请太医院院使与仲元、御医全顺、忠勋等诊疗，已是“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了。
光绪帝满含悲愤，怨恨告别人世，立即引起朝野绘纭议论，加之慈禧也在22日死亡，中外震惊，社会普遍认为，年仅38岁的光绪，却死在74岁慈禧的前面，这就怀疑光绪之死，是处心积虑的谋害，怎么谋害？是谁谋害？的议论便绘纷出笼。
例如：光绪帝的近臣、御史恽毓鼎，在其《崇陵（光绪地宫）传信录》中，徐珂的《清稗类钞》等，一致认为慈禧在自己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推翻她的既定朝政，平反由她一手制造的冤案，便令人狠下毒手将光绪害死。又如：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传》，德龄所著《瀛台泣血记》等，则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连英等，由于平日依仗主子慈禧皇太后的权势，经常中伤或愚弄光绪，他们在慈禧病危之际，十分惧怕一旦慈禧死亡，光绪重新执政，一定会一一清算他们经日的罪孽，便先下手将光绪毒死。更有颇富说服力的报道，这就是《逸经》杂志29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断言光绪是被害死的。这一报告所以更引人关注，因为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位曾给光绪看过病的御医亲眼所见的报道。这位御医名叫屈贵廷，他的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进宫为皇上看病时，发现光绪本来已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从而认为，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查光绪宣统两帝在位前后三四十年间为皇上、后妃等医疗病案，均未见有御医屈贵廷者，显然这一报道之可信性大成问题。而前述四人之记录也是推断猜想，并无真凭实据，所以光绪帝死于谋害、毒害之说，也就缺乏事实证据，或者基本上可以予以否定。值得肯定的事，是1980年清理崇陵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身长1.64米，并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头发，未见有中毒现象。如此，即可肯定，光绪之死因并非有人谋害。
那么，光绪年仅38岁死亡，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当然，回答为久病治而不效死亡的，虽然笼统，也不算有错。但人们若要深究，是什么病？那么多全国名医为其诊治十余年竟然最终未能治愈为什么？为什么究竟何原因致死？这就十分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明。一定要探索究竟，虽然有丰富脉案可供讨论，但这些脉案由于记录者在政治因素干涉下，不能真实书写，加之时代学术条件的限制难以诊查出疾病之实质。加之也难免预防性避重投轻、报喜不言忧的现象，这就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带来很大的困难，要做到确切几乎没有了可能。现仅一些可能分析如下，以供有趣想要了解光绪真实死因者作些参考。
1.光绪童年乃至长大都是处于孤独中既无母爱，也没有童年的欢乐，光绪近臣恽毓鼎认为：“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指出：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待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光绪童年体质素弱，生有若干慢性脾胃违和消化不良等病，成年前后又患极其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久治不效，19岁成婚又是“母后”慈禧以十分丑陋的侄女强迫为光绪皇后，藉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光绪心爱的珍妃，却被慈禧派人推入井中致死。长大的光绪，深感一国之君应有所作为，于1898年4月22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戊戌变法，推行新政。执行不到百日，慈禧就于8月4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与珍妃也被分地囚禁。悲愤、怨恨的十年，日夜担惊受怕。囚禁生活，特别那些奴才太监的奚落白眼，令他受到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不要说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光绪，即是健壮者，也难以遭受如此的折磨。
2.严重的疾病缠身，虽然经过数十位御医千方百计诊疗救治，也没有获得令人欣慰的效果，在十年囚禁生活中，疾病痛苦不断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情志影响疾病之治疗，疾病不愈加深情志之痛苦，形成恶性循环。从而不断加速着身体、脏腑的日渐衰弱，逐步步入衰竭而不治。
3.究竟是什么病呢？检阅诸御医之诊疗记录，是很难作出比较确切的诊断的。如果病案记录真实、全面。仅靠症状诊断学知识，尚可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诊断，但是，光绪的病案记录还不俱备真实，全面性要求。因为，一有慈禧对光绪疾病诊断与治疗方案的干涉，甚至必须遵从慈禧的主旨，慈禧以知医道自诩，而且十分霸道，御医多不得不从；二有光绪自己也以知医自诩，对自己的疾病也多加干预，甚至严励问责御医，除非御医有不怕掉头而敢于申述原变者；三是御医们的态度，他们在慈禧政变囚禁光绪的情况下，虽然是囚禁者与被囚禁者，但他们对御医们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都有着生杀大权，在触及其伤痛时都是不可理论的。对御医们而言都要以奴才称谓自己的情况下。论治其病之原则：必须遵从慈禧，光绪谕示，甚至有的御医将医疗原则方法放在次要而一味顺从讨好相关者，至于御医们在会诊中大多存在随大流，避免独挑责任者，亦常有之。所以在疾病病因病机之诊断，脉理证候、辨证论治等论述，很难说是真实、全面的。因此，依据如此丰富的医案记录作出诊断，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我们讨论光绪究竟是什么病，因何而死时，这些资料无疑还是我们珍贵的参考。
4.御医们诊疗记录摘要
光绪4-22年（1878-1896）年间，即8-26岁时，时有脾胃不和或时感风寒，或交替发作治多调理脾胃或清热化湿有验，但终未改变其虚弱的体质。
1897年12月始，御医们之诊疗始作肝、肺、胃三经之病证，用清解化湿类治疗。
1898年4月光绪实行变法，宣布明定国定诏，8月变法失败，慈禧发训政诏，复重帘听政，光绪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与皇权。
1898年5月7日，变法中之光绪由御医诊得：“系气虚阴亏，脾欠健运，不易化湿，肝旺郁热，肺金欠利，肾气不足，上焦易生浮火……腰腿时有疼痛，常有遗精之候。”在变法紧张之三个月间，上证未见完全治愈，其精神因素恐为诸证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1898年8月6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光绪被囚禁于瀛台。由于光绪疾病日益严重，或诸御医被禁与光绪接触，直到9月3日，才有御医卢秉政、朱焜、陈秉钧、庄守和、李德昌、范绍相等诊光绪病，提出肝肾久亏，脾胃均弱，是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认为：“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御医们之病因病机已在字里行间大胆指出了“肝气郁结”、“肝肾久亏”。但是，由于“肝郁”之诊断触及了慈禧的政治神经，自然难以通过，也就不会用其治法。
9月4日请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为光绪诊疗，按其所记医案，光绪全身似无一处没有病痛者，其诊断为“腰败”、“腰火长症”（肾炎），提出治疗原则“阻精之妄遗，宜先设法治腰，然后止遗精益易也”。此显然与光绪对自己之病证认识相违。
故此后御医们之诊疗在肝郁上逐渐淡化，参与会诊之御医也不断有所词。转而重视“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肾不足，虚火上炎，灼其肺金，木燥风生使然”。此后除“肝肾不足”之“肝”也不在诊断上出现外，其他认知则在变换中继续作为医疗之依据，一年多的治疗显然难见疗效。
1900年2月21日-7月1日从光绪医案资料看，御医诊疗记录十分稀少，不知是资料遗失不存，还是其病已有显著好转，或因列强入侵政局不稳，尚难作出判断。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直接危及北京，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直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慈禧回京，这期间光绪病情是医？是停？现无记录可循。光绪囚回北京，太医院已被侵占为俄驻华使馆，尚在的御医也没有了办公场所。显然在这些年月里，难以有规矩有秩序的由御医们为光绪医疗？
直到1907年7月20日才又有了脉案可作分析研究的依据，在些半年间，主要由力钧、陈秉钧等诊疗，力钧虽时有以西医解剖、生理、论病，但诊疗尚未离中体，如认为“病在肝气不舒，胃气不健”，中西汇通之气息较浓。月余后，逐渐转为以陈秉钧等领衔诊疗，恢复中医传统诊疗体系。
1907年8月19日至9月25日陈秉钧、曹元恒等继力钧等之诊疗2月余之后，诸症更感辣手，主要由于“温则防口疮遗泄，清则防脑响腹泻，补则中央不运，散则腠理更疏”。光绪也谕：“药力过热，平素气体本上盛下虚，若多服补剂，徒助上热，于下元之虚弱毫无裨益。嗣后用药总宜详细斟酌，勿使虚热上攻，仍须引火归元。”同时指责御医“方剂杂投，非但无效，而且他病丛生。”甚至指名斥责陈秉钧“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
御医们自然遵旨以为诊疗之指针，但光绪之病不但不见好转，病情反而日渐加重。
1908年3月始，又更换御医，或请各省举荐名医参加会诊治疗，此刻即由忠勋与曹元恒，或陈秉钧与曹元恒诊治，旧症不减，新症丛生，光绪情绪苦闷，厌药更趋严重向御医，提出“能否用外治法或〇（左火右腾去月）洗或贴膏药，酌一妥法备用”，故有东安门内大街万安堂药铺“百效膏”之用。此后光绪又强调：“当另拟便方或外治诸法，以免服药过多，毫无裨益”。由于光绪疾病日益加重，长期服药无效而产生的烦恼更加情绪激动，不断“指导”御医诊疗。因此，在御医的医案中，更多出现了“伏乞圣裁”之用语。
陈秉钧诊疗虽遭光绪严责，但仍不断启用，直到9月2日。光绪之病可以说是百法用尽，终未能有好转之良策。从此，外地举荐之名医，更多来至皇宫，光绪之诊疗逐渐转由张彭年，施焕，以及屈永秋、关景贤，乃至吕用宾、周景涛等诊疗。虽经多次换医，但光绪在意识尚清时，不断斥责“其疾已日甚一日，方药总无寸效”，甚至于9月24日悲观指出：“难望见愈也”。此后已不再看到光绪对自己疾病诊疗谕示意见了。
进入光绪在世的最后一个月，虽然日日有御医诊疗，甚至一日同时有四御医诊疗，各书脉案，这些几乎相同或类似的长篇累牍的诊疗记录，其参考价值已十分有限了。但能明显体察到御医们各怀心思，对预后责任之担当上均有所关注。例如：杜钟骏在10月18日脉案中强调：“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其《德宗请脉记》更记录他曾向内务府、军机处请示是否将光绪病不过四日之预见写入脉案；19日吕用宾也书明“棘手”之意，而杜钟骏进而强调“殊深棘手”；20日施焕在脉案中首先指出“且睑微启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之危相；10月21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诊得光绪“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
21日酉时二刻三分，回事庆恒奉旨“皇上六脉已绝”，“龙驭上宝”。
综览光绪之医案，实难作出何藏何府或何系统之疾病而最终造成不治而死亡的结论。但究竟因何而引起诸藏府功能之衰败而引致死亡，确也应该有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法。对此，的确应该关注“心身疾病”，最终可以导致阴亡或阳亡而终的后果。现仅就此，作一些讨论，或能对光绪被囚10年终致死亡的病因获得一个比较可信的意见。可惜，诸御医们虽然注意到“情志因素”，但因政治干预，未能按情志诊治。其实，诊治情志病本是中医学之所长。例如：《黄帝内经》早就严肃指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的严重后果，难道光绪不正是由此而造成之悲剧吗？
情志为内因，首先伤肝，所谓肝郁，其次伤心，即为心身疾病，肝伤则脾胃失和，消化系各种证候日益明显，心气伤则心肾失调，精神生殖泌尿系统诸证日趋严重，肝脾心肾均显失衡证候，肺气亦难独健，终致“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五脏皆败，神仙难医。
光绪之病，病在其皇帝已成年而力求改变大清国运之变法，成功在即兴致勃勃之时，慈禧等突然袭南昌，发动政变，不但杀死光绪变法所依之安臣，而且自己也被囚禁失去自由，悲愤、恼怒之情思无人可诉说，只能独自感受，如此郁闷一位健康之人也难能忍耐，况且像光绪从小虚弱之体，怎能适应如此严励的打击。这是光绪被囚禁之后发病的根本原因。
1898年8月光绪变法失败，被慈禧发动政变而囚禁，直到1908年10月22日死于囚所，整整10年零两个多月，10年铁窗，使光绪完全失去与知心人谈吐的可能，御医诊疗也只能在慈禧所能允许的情况下施治。慈禧深知光绪疾病之根是情志肝郁，却偏偏不许御医以此立论，其恶毒如此。治不能对证，必然导致迁延不愈，从而正中慈禧之下怀，光绪终于因肝郁而逐渐波及五脏，致使脏腑相继受损，发病而衰败，乃至最后阴阳离决而死亡。
光绪之疾病，按10年中御医们的诊疗记录，仍然可以明显察觉出内伤七情终致死亡的写照（西方称这种病为心理生理性疾病，日本人称之为心身疾病，中国西医曾延用神经官能症）。或可认为是一部典型的病史记录，尽管奉慈禧谕示，不敢明言“肝郁”之病因。

Answer 5

光绪死因分析

光绪帝38岁时驾崩，确属短命皇帝之列，为什么呢？
光绪34年10月21日（1908年11月14日）下午5时33分，龙驭上宝。10月20日仍由四位御医施焕、吕用宾、杜钟骏、周景涛先后诊疗，各书脉案，分处方药。其实，杜钟骏在10月17日已就病危“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发出警示，并就此可否写入脉案，探询内务府，军机处各位大臣。从减除自己之责任。各位大臣明示我们都知道了，但不可写入脉案。与此同时，各位御医在脉案中也都先后强调治疗“在在棘手”、“于棘手之际”、“殊深棘手”。显然，各位御医对光绪之病危已欲放弃治疗，束手无策，免强处方用药了。至10月21日晨零时，急请太医院院使与仲元、御医全顺、忠勋等诊疗，已是“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了。
光绪帝满含悲愤，怨恨告别人世，立即引起朝野绘纭议论，加之慈禧也在22日死亡，中外震惊，社会普遍认为，年仅38岁的光绪，却死在74岁慈禧的前面，这就怀疑光绪之死，是处心积虑的谋害，怎么谋害？是谁谋害？的议论便绘纷出笼。
例如：光绪帝的近臣、御史恽毓鼎，在其《崇陵（光绪地宫）传信录》中，徐珂的《清稗类钞》等，一致认为慈禧在自己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推翻她的既定朝政，平反由她一手制造的冤案，便令人狠下毒手将光绪害死。又如：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传》，德龄所著《瀛台泣血记》等，则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连英等，由于平日依仗主子慈禧皇太后的权势，经常中伤或愚弄光绪，他们在慈禧病危之际，十分惧怕一旦慈禧死亡，光绪重新执政，一定会一一清算他们经日的罪孽，便先下手将光绪毒死。更有颇富说服力的报道，这就是《逸经》杂志29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断言光绪是被害死的。这一报告所以更引人关注，因为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位曾给光绪看过病的御医亲眼所见的报道。这位御医名叫屈贵廷，他的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进宫为皇上看病时，发现光绪本来已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从而认为，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查光绪宣统两帝在位前后三四十年间为皇上、后妃等医疗病案，均未见有御医屈贵廷者，显然这一报道之可信性大成问题。而前述四人之记录也是推断猜想，并无真凭实据，所以光绪帝死于谋害、毒害之说，也就缺乏事实证据，或者基本上可以予以否定。值得肯定的事，是1980年清理崇陵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身长1.64米，并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头发，未见有中毒现象。如此，即可肯定，光绪之死因并非有人谋害。
那么，光绪年仅38岁死亡，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当然，回答为久病治而不效死亡的，虽然笼统，也不算有错。但人们若要深究，是什么病？那么多全国名医为其诊治十余年竟然最终未能治愈为什么？为什么究竟何原因致死？这就十分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明。一定要探索究竟，虽然有丰富脉案可供讨论，但这些脉案由于记录者在政治因素干涉下，不能真实书写，加之时代学术条件的限制难以诊查出疾病之实质。加之也难免预防性避重投轻、报喜不言忧的现象，这就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带来很大的困难，要做到确切几乎没有了可能。现仅一些可能分析如下，以供有趣想要了解光绪真实死因者作些参考。
1.光绪童年乃至长大都是处于孤独中既无母爱，也没有童年的欢乐，光绪近臣恽毓鼎认为：“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指出：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待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光绪童年体质素弱，生有若干慢性脾胃违和消化不良等病，成年前后又患极其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久治不效，19岁成婚又是“母后”慈禧以十分丑陋的侄女强迫为光绪皇后，藉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光绪心爱的珍妃，却被慈禧派人推入井中致死。长大的光绪，深感一国之君应有所作为，于1898年4月22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戊戌变法，推行新政。执行不到百日，慈禧就于8月4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与珍妃也被分地囚禁。悲愤、怨恨的十年，日夜担惊受怕。囚禁生活，特别那些奴才太监的奚落白眼，令他受到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不要说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光绪，即是健壮者，也难以遭受如此的折磨。
2.严重的疾病缠身，虽然经过数十位御医千方百计诊疗救治，也没有获得令人欣慰的效果，在十年囚禁生活中，疾病痛苦不断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情志影响疾病之治疗，疾病不愈加深情志之痛苦，形成恶性循环。从而不断加速着身体、脏腑的日渐衰弱，逐步步入衰竭而不治。
3.究竟是什么病呢？检阅诸御医之诊疗记录，是很难作出比较确切的诊断的。如果病案记录真实、全面。仅靠症状诊断学知识，尚可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诊断，但是，光绪的病案记录还不俱备真实，全面性要求。因为，一有慈禧对光绪疾病诊断与治疗方案的干涉，甚至必须遵从慈禧的主旨，慈禧以知医道自诩，而且十分霸道，御医多不得不从；二有光绪自己也以知医自诩，对自己的疾病也多加干预，甚至严励问责御医，除非御医有不怕掉头而敢于申述原变者；三是御医们的态度，他们在慈禧政变囚禁光绪的情况下，虽然是囚禁者与被囚禁者，但他们对御医们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都有着生杀大权，在触及其伤痛时都是不可理论的。对御医们而言都要以奴才称谓自己的情况下。论治其病之原则：必须遵从慈禧，光绪谕示，甚至有的御医将医疗原则方法放在次要而一味顺从讨好相关者，至于御医们在会诊中大多存在随大流，避免独挑责任者，亦常有之。所以在疾病病因病机之诊断，脉理证候、辨证论治等论述，很难说是真实、全面的。因此，依据如此丰富的医案记录作出诊断，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我们讨论光绪究竟是什么病，因何而死时，这些资料无疑还是我们珍贵的参考。
4.御医们诊疗记录摘要
光绪4-22年（1878-1896）年间，即8-26岁时，时有脾胃不和或时感风寒，或交替发作治多调理脾胃或清热化湿有验，但终未改变其虚弱的体质。
1897年12月始，御医们之诊疗始作肝、肺、胃三经之病证，用清解化湿类治疗。
1898年4月光绪实行变法，宣布明定国定诏，8月变法失败，慈禧发训政诏，复重帘听政，光绪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与皇权。
1898年5月7日，变法中之光绪由御医诊得：“系气虚阴亏，脾欠健运，不易化湿，肝旺郁热，肺金欠利，肾气不足，上焦易生浮火……腰腿时有疼痛，常有遗精之候。”在变法紧张之三个月间，上证未见完全治愈，其精神因素恐为诸证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1898年8月6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光绪被囚禁于瀛台。由于光绪疾病日益严重，或诸御医被禁与光绪接触，直到9月3日，才有御医卢秉政、朱焜、陈秉钧、庄守和、李德昌、范绍相等诊光绪病，提出肝肾久亏，脾胃均弱，是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认为：“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御医们之病因病机已在字里行间大胆指出了“肝气郁结”、“肝肾久亏”。但是，由于“肝郁”之诊断触及了慈禧的政治神经，自然难以通过，也就不会用其治法。
9月4日请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为光绪诊疗，按其所记医案，光绪全身似无一处没有病痛者，其诊断为“腰败”、“腰火长症”（肾炎），提出治疗原则“阻精之妄遗，宜先设法治腰，然后止遗精益易也”。此显然与光绪对自己之病证认识相违。
故此后御医们之诊疗在肝郁上逐渐淡化，参与会诊之御医也不断有所词。转而重视“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肾不足，虚火上炎，灼其肺金，木燥风生使然”。此后除“肝肾不足”之“肝”也不在诊断上出现外，其他认知则在变换中继续作为医疗之依据，一年多的治疗显然难见疗效。
1900年2月21日-7月1日从光绪医案资料看，御医诊疗记录十分稀少，不知是资料遗失不存，还是其病已有显著好转，或因列强入侵政局不稳，尚难作出判断。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直接危及北京，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直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慈禧回京，这期间光绪病情是医？是停？现无记录可循。光绪囚回北京，太医院已被侵占为俄驻华使馆，尚在的御医也没有了办公场所。显然在这些年月里，难以有规矩有秩序的由御医们为光绪医疗？
直到1907年7月20日才又有了脉案可作分析研究的依据，在些半年间，主要由力钧、陈秉钧等诊疗，力钧虽时有以西医解剖、生理、论病，但诊疗尚未离中体，如认为“病在肝气不舒，胃气不健”，中西汇通之气息较浓。月余后，逐渐转为以陈秉钧等领衔诊疗，恢复中医传统诊疗体系。
1907年8月19日至9月25日陈秉钧、曹元恒等继力钧等之诊疗2月余之后，诸症更感辣手，主要由于“温则防口疮遗泄，清则防脑响腹泻，补则中央不运，散则腠理更疏”。光绪也谕：“药力过热，平素气体本上盛下虚，若多服补剂，徒助上热，于下元之虚弱毫无裨益。嗣后用药总宜详细斟酌，勿使虚热上攻，仍须引火归元。”同时指责御医“方剂杂投，非但无效，而且他病丛生。”甚至指名斥责陈秉钧“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
御医们自然遵旨以为诊疗之指针，但光绪之病不但不见好转，病情反而日渐加重。
1908年3月始，又更换御医，或请各省举荐名医参加会诊治疗，此刻即由忠勋与曹元恒，或陈秉钧与曹元恒诊治，旧症不减，新症丛生，光绪情绪苦闷，厌药更趋严重向御医，提出“能否用外治法或〇（左火右腾去月）洗或贴膏药，酌一妥法备用”，故有东安门内大街万安堂药铺“百效膏”之用。此后光绪又强调：“当另拟便方或外治诸法，以免服药过多，毫无裨益”。由于光绪疾病日益加重，长期服药无效而产生的烦恼更加情绪激动，不断“指导”御医诊疗。因此，在御医的医案中，更多出现了“伏乞圣裁”之用语。
陈秉钧诊疗虽遭光绪严责，但仍不断启用，直到9月2日。光绪之病可以说是百法用尽，终未能有好转之良策。从此，外地举荐之名医，更多来至皇宫，光绪之诊疗逐渐转由张彭年，施焕，以及屈永秋、关景贤，乃至吕用宾、周景涛等诊疗。虽经多次换医，但光绪在意识尚清时，不断斥责“其疾已日甚一日，方药总无寸效”，甚至于9月24日悲观指出：“难望见愈也”。此后已不再看到光绪对自己疾病诊疗谕示意见了。
进入光绪在世的最后一个月，虽然日日有御医诊疗，甚至一日同时有四御医诊疗，各书脉案，这些几乎相同或类似的长篇累牍的诊疗记录，其参考价值已十分有限了。但能明显体察到御医们各怀心思，对预后责任之担当上均有所关注。例如：杜钟骏在10月18日脉案中强调：“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其《德宗请脉记》更记录他曾向内务府、军机处请示是否将光绪病不过四日之预见写入脉案；19日吕用宾也书明“棘手”之意，而杜钟骏进而强调“殊深棘手”；20日施焕在脉案中首先指出“且睑微启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之危相；10月21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诊得光绪“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
21日酉时二刻三分，回事庆恒奉旨“皇上六脉已绝”，“龙驭上宝”。
综览光绪之医案，实难作出何藏何府或何系统之疾病而最终造成不治而死亡的结论。但究竟因何而引起诸藏府功能之衰败而引致死亡，确也应该有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法。对此，的确应该关注“心身疾病”，最终可以导致阴亡或阳亡而终的后果。现仅就此，作一些讨论，或能对光绪被囚10年终致死亡的病因获得一个比较可信的意见。可惜，诸御医们虽然注意到“情志因素”，但因政治干预，未能按情志诊治。其实，诊治情志病本是中医学之所长。例如：《黄帝内经》早就严肃指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的严重后果，难道光绪不正是由此而造成之悲剧吗？
情志为内因，首先伤肝，所谓肝郁，其次伤心，即为心身疾病，肝伤则脾胃失和，消化系各种证候日益明显，心气伤则心肾失调，精神生殖泌尿系统诸证日趋严重，肝脾心肾均显失衡证候，肺气亦难独健，终致“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五脏皆败，神仙难医。
光绪之病，病在其皇帝已成年而力求改变大清国运之变法，成功在即兴致勃勃之时，慈禧等突然袭南昌，发动政变，不但杀死光绪变法所依之安臣，而且自己也被囚禁失去自由，悲愤、恼怒之情思无人可诉说，只能独自感受，如此郁闷一位健康之人也难能忍耐，况且像光绪从小虚弱之体，怎能适应如此严励的打击。这是光绪被囚禁之后发病的根本原因。
1898年8月光绪变法失败，被慈禧发动政变而囚禁，直到1908年10月22日死于囚所，整整10年零两个多月，10年铁窗，使光绪完全失去与知心人谈吐的可能，御医诊疗也只能在慈禧所能允许的情况下施治。慈禧深知光绪疾病之根是情志肝郁，却偏偏不许御医以此立论，其恶毒如此。治不能对证，必然导致迁延不愈，从而正中慈禧之下怀，光绪终于因肝郁而逐渐波及五脏，致使脏腑相继受损，发病而衰败，乃至最后阴阳离决而死亡。
光绪之疾病，按10年中御医们的诊疗记录，仍然可以明显察觉出内伤七情终致死亡的写照（西方称这种病为心理生理性疾病，日本人称之为心身疾病，中国西医曾延用神经官能症）。或可认为是一部典型的病史记录，尽管奉慈禧谕示，不敢明言“肝郁”之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