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的夫人是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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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锷家谱上,记载着:
“原配刘氏,清光绪11年乙酉9月16日(公元1885年10月13日)酉时生,生一女闺字菊莲,适石台白。
刘氏即刘侠贞。蔡锷7岁时在山门镇的大地主刘辉阁家中私塾发蒙。刘辉阁看出此子根器不凡,不但主动提供学费、书籍和食宿,还做主将弟弟的女儿刘森英许配给蔡锷。这时他俩还小,成婚可能是在蔡锷去长沙时务学堂之前,也可能是东渡日本之前。结婚后,蔡锷给刘森英改了个名字,叫刘侠贞,从中可见他对刘氏的期许。婚后夫妻离别,蔡锷外出求学,刘侠贞在家中侍侯公婆。蔡锷的父亲于1901年病逝,此时蔡锷还在日本。蔡锷学成归国后,任职于广西,回家将母亲王太夫人和刘侠贞接了过来。后来蔡锷调往云南,又把母亲和妻子送回湖南。云南光复之后,蔡锷派专人回湖南接母亲。但王太夫人很不习惯城市里的生活,又兼云南路途遥远,不愿前去。刘侠贞虽然盼望跟蔡锷相聚,但也只能遵循婆婆的意愿,陪着她在山门镇。直到蔡锷往北京任职,再次派人回乡接母亲。王太夫人这次被说动了,带着刘侠贞和长孙女菊莲(又名铸莲)进京享将军儿子的福。但这福没能享多久。因为老袁要做皇帝,蔡锷决心反袁,当然先得把家属安顿好。他先是跟刘侠贞上演了一出双簧,为小凤仙的事大吵大闹,然后以老母思乡为名,派张亦斋护送王太夫人和刘侠贞,还有长女、次女和大儿子返回湖南。此后直到蔡锷逝世,刘侠贞都没和老公再见过面。她跟蔡锷一生聚少离多,在蔡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服侍王太夫人和照看小孩。
又配潘氏,清光绪20年甲午12月18日(公元1895年1月13日)午时生,生二子泽琨、泽珂;生女一,闺字淑莲。”
前面说过,王太夫人进京的时候,带着长孙女菊莲,回乡的时候,却多出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这后面两位小朋友是潘惠英生的。潘惠英是云南人,出生于一个士绅之家。父亲潘延权在昆明城里有些名望,曾担任过普济堂堂长。潘延权思想开明,在爱女年幼时便送她进女子私塾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稍长后又接受西式教育。潘慧英非但聪慧好学,而且娇小玲珑,貌美如花,自然成为了昆明城中的名媛,追求者如过江之鲫。但她眼界很高,等闲之辈不可能获得她的青睐。直到1911年,蔡锷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从广西来到云南,潘惠英才等到她理想中的郎君。虽然蔡锷比她大十三岁,而且已经有了家室,但这并不能阻挡潘惠英对蔡锷倾心相恋。也许受到的西式教育让这位云南佳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找到真爱才是最重要的,其它都可以不去计较。面对潘惠英的温柔、美貌和深情,蔡锷无法不动心,最难以让他抗拒的,乃是这位宛如明珠的女子受过高等教育,能够站在平等的精神高度上,和他进行深入的交流,理解他,安慰他。大约在1912年夏天(也有人说是1911年10月),蔡锷与潘惠英办了一场简单的婚宴。除了都督府的几位重要人物和有关职员外,蔡锷并没有惊动其他人。婚后潘惠英绝无一般高官眷属的张扬,她低调、安静,很少和蔡锷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蔡锷生活简朴,身为都督,主动把月俸减到60元,以至于潘惠英身边没有服侍的丫头。当家中来客人时,潘惠英会亲自下厨。教育家董泽年轻时受到蔡锷赏识,把他选派为云南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临行前,蔡锷设家宴为他饯行。餐前是一杯清茶、一碟炒豆,正餐则是潘惠英烹饪的几个家常菜。这场简单的饯行餐让董泽终身难忘,因为他后来再也遇不到如此清廉的都督和如此贤惠的都督夫人。在朱德的回忆中,蔡锷在公务时间之外,几乎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用今天的时髦话语来说,蔡锷是个宅男。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上就和老婆腻在一起。而潘惠英恰好是个宅女。两人真称得上是天作之合,感情之好,可以用如胶似漆来形容。蔡锷去北京,潘惠英便跟着去北京。蔡锷决定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逃亡之路,潘惠英便把女儿淑莲和还没满一岁的长子端生(即族谱上所载的泽琨)托付给婆婆和刘侠贞,并且不顾自己已有身孕,执意要陪伴蔡锷。蔡锷一方面是拗她不过,一方面也是舍不得跟她分离,只有先派人送她到天津。蔡锷赴津后入住共和医院,这可不是装病,而是真的有病要治。虽然医院有护士,但潘惠英还是以有孕之身服侍蔡锷。直到蔡锷决定从天津奔赴日本,再转道香港、越南进入云南,万里辗转,于胎儿不利,潘惠英才被说服,由蔡锷派人护送她先回云南。蔡锷到云南之后,没能停留多久,便带兵入川做战。军务繁忙之中,他还不断给留守昆明的潘惠英写信,有时一天会写两封,思念之殷切,于此可见一斑。在1916年1月26日的信中蔡锷写道:“十六日启行,按站北进,沿途俱安适。”这是在向爱人报告自己的行踪。1月31号到了四川毕节后,他写下了给潘惠英众多书信中最有名的一封:“……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但自度生平无刚愎暴厉之行,而袁氏有恶贯满盈之象,天果相中国,其必以福国者而佑余也。……”这样的肺腑之言,只有对能够高度理解自己的人,才会倾吐。由此可见,在蔡锷心中,是把潘惠英当作红颜知己的。有读者看到这里,也许会大嚷起来,人家是夫妻,怎么会不是知己呢?这大惊小怪的读者肯定还没结婚。要晓得夫妻之间,到白头仍如陌路的并不罕见,相互之间不能理解的更是常见,真正是夫妻又为知己的,少之又少,是要修五百年才能修来的福分。蔡锷鏖战川南,退守纳溪永宁河的时候,潘惠英在昆明城中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消息传来,蔡锷即给小儿子取名永宁(即族谱上所载的泽珂),除了表示儿子是川南之战时所生外,还含有祝愿战事早平,家国永远安宁之意。倒袁成功后,潘惠英即带着永宁赶往四川,与夫君相聚。不久后,又陪着蔡锷远渡重洋,赴日本就医。蔡锷逝世后,潘惠英将他的一缕头发加入自己的发髻中,以示永不相忘。由于蔡锷一生清廉,没有留下任何遗产,21岁的潘惠英从此以教书为生,守寡到老。
毫无疑问,潘惠英才是蔡锷一生中爱得最深的女子。可笑后人,津津乐道于蔡锷与小凤仙的萍水姻缘,却让这段真正生死相许的爱情传奇,尘封在了历史深处。如今,我要大声地说出来,与周瑜小乔,李靖红拂相并列的名字,应该是蔡锷潘惠英。我相信,松坡先生九泉之下,如果能听到我这样说,应该会倍感欣慰、频频点头吧。
“原配刘氏,清光绪11年乙酉9月16日(公元1885年10月13日)酉时生,生一女闺字菊莲,适石台白。
刘氏即刘侠贞。蔡锷7岁时在山门镇的大地主刘辉阁家中私塾发蒙。刘辉阁看出此子根器不凡,不但主动提供学费、书籍和食宿,还做主将弟弟的女儿刘森英许配给蔡锷。这时他俩还小,成婚可能是在蔡锷去长沙时务学堂之前,也可能是东渡日本之前。结婚后,蔡锷给刘森英改了个名字,叫刘侠贞,从中可见他对刘氏的期许。婚后夫妻离别,蔡锷外出求学,刘侠贞在家中侍侯公婆。蔡锷的父亲于1901年病逝,此时蔡锷还在日本。蔡锷学成归国后,任职于广西,回家将母亲王太夫人和刘侠贞接了过来。后来蔡锷调往云南,又把母亲和妻子送回湖南。云南光复之后,蔡锷派专人回湖南接母亲。但王太夫人很不习惯城市里的生活,又兼云南路途遥远,不愿前去。刘侠贞虽然盼望跟蔡锷相聚,但也只能遵循婆婆的意愿,陪着她在山门镇。直到蔡锷往北京任职,再次派人回乡接母亲。王太夫人这次被说动了,带着刘侠贞和长孙女菊莲(又名铸莲)进京享将军儿子的福。但这福没能享多久。因为老袁要做皇帝,蔡锷决心反袁,当然先得把家属安顿好。他先是跟刘侠贞上演了一出双簧,为小凤仙的事大吵大闹,然后以老母思乡为名,派张亦斋护送王太夫人和刘侠贞,还有长女、次女和大儿子返回湖南。此后直到蔡锷逝世,刘侠贞都没和老公再见过面。她跟蔡锷一生聚少离多,在蔡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服侍王太夫人和照看小孩。
又配潘氏,清光绪20年甲午12月18日(公元1895年1月13日)午时生,生二子泽琨、泽珂;生女一,闺字淑莲。”
前面说过,王太夫人进京的时候,带着长孙女菊莲,回乡的时候,却多出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这后面两位小朋友是潘惠英生的。潘惠英是云南人,出生于一个士绅之家。父亲潘延权在昆明城里有些名望,曾担任过普济堂堂长。潘延权思想开明,在爱女年幼时便送她进女子私塾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稍长后又接受西式教育。潘慧英非但聪慧好学,而且娇小玲珑,貌美如花,自然成为了昆明城中的名媛,追求者如过江之鲫。但她眼界很高,等闲之辈不可能获得她的青睐。直到1911年,蔡锷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从广西来到云南,潘惠英才等到她理想中的郎君。虽然蔡锷比她大十三岁,而且已经有了家室,但这并不能阻挡潘惠英对蔡锷倾心相恋。也许受到的西式教育让这位云南佳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找到真爱才是最重要的,其它都可以不去计较。面对潘惠英的温柔、美貌和深情,蔡锷无法不动心,最难以让他抗拒的,乃是这位宛如明珠的女子受过高等教育,能够站在平等的精神高度上,和他进行深入的交流,理解他,安慰他。大约在1912年夏天(也有人说是1911年10月),蔡锷与潘惠英办了一场简单的婚宴。除了都督府的几位重要人物和有关职员外,蔡锷并没有惊动其他人。婚后潘惠英绝无一般高官眷属的张扬,她低调、安静,很少和蔡锷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蔡锷生活简朴,身为都督,主动把月俸减到60元,以至于潘惠英身边没有服侍的丫头。当家中来客人时,潘惠英会亲自下厨。教育家董泽年轻时受到蔡锷赏识,把他选派为云南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临行前,蔡锷设家宴为他饯行。餐前是一杯清茶、一碟炒豆,正餐则是潘惠英烹饪的几个家常菜。这场简单的饯行餐让董泽终身难忘,因为他后来再也遇不到如此清廉的都督和如此贤惠的都督夫人。在朱德的回忆中,蔡锷在公务时间之外,几乎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用今天的时髦话语来说,蔡锷是个宅男。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上就和老婆腻在一起。而潘惠英恰好是个宅女。两人真称得上是天作之合,感情之好,可以用如胶似漆来形容。蔡锷去北京,潘惠英便跟着去北京。蔡锷决定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逃亡之路,潘惠英便把女儿淑莲和还没满一岁的长子端生(即族谱上所载的泽琨)托付给婆婆和刘侠贞,并且不顾自己已有身孕,执意要陪伴蔡锷。蔡锷一方面是拗她不过,一方面也是舍不得跟她分离,只有先派人送她到天津。蔡锷赴津后入住共和医院,这可不是装病,而是真的有病要治。虽然医院有护士,但潘惠英还是以有孕之身服侍蔡锷。直到蔡锷决定从天津奔赴日本,再转道香港、越南进入云南,万里辗转,于胎儿不利,潘惠英才被说服,由蔡锷派人护送她先回云南。蔡锷到云南之后,没能停留多久,便带兵入川做战。军务繁忙之中,他还不断给留守昆明的潘惠英写信,有时一天会写两封,思念之殷切,于此可见一斑。在1916年1月26日的信中蔡锷写道:“十六日启行,按站北进,沿途俱安适。”这是在向爱人报告自己的行踪。1月31号到了四川毕节后,他写下了给潘惠英众多书信中最有名的一封:“……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但自度生平无刚愎暴厉之行,而袁氏有恶贯满盈之象,天果相中国,其必以福国者而佑余也。……”这样的肺腑之言,只有对能够高度理解自己的人,才会倾吐。由此可见,在蔡锷心中,是把潘惠英当作红颜知己的。有读者看到这里,也许会大嚷起来,人家是夫妻,怎么会不是知己呢?这大惊小怪的读者肯定还没结婚。要晓得夫妻之间,到白头仍如陌路的并不罕见,相互之间不能理解的更是常见,真正是夫妻又为知己的,少之又少,是要修五百年才能修来的福分。蔡锷鏖战川南,退守纳溪永宁河的时候,潘惠英在昆明城中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消息传来,蔡锷即给小儿子取名永宁(即族谱上所载的泽珂),除了表示儿子是川南之战时所生外,还含有祝愿战事早平,家国永远安宁之意。倒袁成功后,潘惠英即带着永宁赶往四川,与夫君相聚。不久后,又陪着蔡锷远渡重洋,赴日本就医。蔡锷逝世后,潘惠英将他的一缕头发加入自己的发髻中,以示永不相忘。由于蔡锷一生清廉,没有留下任何遗产,21岁的潘惠英从此以教书为生,守寡到老。
毫无疑问,潘惠英才是蔡锷一生中爱得最深的女子。可笑后人,津津乐道于蔡锷与小凤仙的萍水姻缘,却让这段真正生死相许的爱情传奇,尘封在了历史深处。如今,我要大声地说出来,与周瑜小乔,李靖红拂相并列的名字,应该是蔡锷潘惠英。我相信,松坡先生九泉之下,如果能听到我这样说,应该会倍感欣慰、频频点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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